第一章 走上军人之路
故乡与家世
中国的许多地名，是以方位来命名的。除了中国意为天下之中外，还有以山为界的山东、山西；以河为界的河北、河南，以湖为界的湖北、湖南；不知以何为界的广东、广西。此外，方位不仅用以确定地理的自然物状，也用以确定地理的人文状况。如在中国古代，称天子教化之地为中土，中土之外，有东夷、西狄、南蛮、北胡。由此可见，所谓方位，里面也夹杂了名位的含义。在同样的心理作用下，’中国人还有一个习惯，就是很看重人的出身地域。早在魏晋至隋唐时，就开始盛行郡望的风气。凡达官贵人，必考其世居何郡而为当地所仰望。这种风气，一直影响到中国近代。如清末北洋大臣李鸿章，出身安徽合肥，被称之为李合肥；两广总督张之洞，出身直隶（今河北）南皮，人称张南皮；戊戌变法的首领康有为，出身广东南海，人称康南海；民国初年窃国大盗袁世凯，出身河南项城，号称袁项城；广西军阀陆荣廷，出身广西武鸣，自称陆武鸣……另外，还有那些为霸一方的大小枭雄，大家也往往以他们起家的地名来称呼，如老军阀中有所谓直系、皖系、奉系等称呼，新军阀中有所谓粤系、桂系、滇系、川系、晋系等称呼。即使他们有人曾问鼎中原，权握中央，但在人们的心目中，标明他们出身地域的名称却是不会改变的。
本书的主人公是桂系首脑，他自然是在广西起家的。既然他是广西人士，就不能不首先介绍一下他的故乡，看看广西的自然环境、社会人文，对他的成长和后来的发迹，是否产生过影响。
广西在中国的正南部，从中国地图的形状看，它恰好位于鸡足处。准确地说，它位于东经104°-12°、北纬20°-26°之间。它南临北部湾，有1500余公里的海岸线；它东部与广东贯通，南部与越南交界，西部与云南毗邻，北部和东北部与贵州、湖南相接。
在广西来宾县的麒麟山和柳江县通天岩，曾发现旧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因而考古学中有“麒麟山人”和“柳江人”的名字。在南宁豹子头贝丘和桂林甑皮岩洞穴，又曾发现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出土的石制工具，反映出人类生产活动已经有了农业与手工业的初步分工。这些发现说明，早在远古时代，广西就是中华民族祖先生息繁衍的地方。
但由于中国的中央政权最早是建立在黄河流域的，因此，包括广西在内的岭南地区，长期被视为南蛮化外之地。这也许正是以两广为主的岭南地区，在历史上经常与中央产生离心力的一个远因。中国第一个建立大一统王朝的秦始皇，就已经敏锐地注意到了岭南地区与中央政权离心的危险。公元前214年，他派尉屠睢率领大军统一岭南百粤，设立了桂林、南海、象郡。桂林郡全部、象郡一部及南海郡小部，即为今日广西地。广西称“桂”，亦由桂林郡的设置始。
为了平定岭南，防范当地人民“作乱”，秦始皇还采取了后来对广西政治、经济、军事产生长远影响的两个重要措施：
第一是开凿灵渠。岭南两广，广西比广东通向中原的交通更加困难。秦始皇发兵岭南时，即令史禄在广西东北部的兴安县境开凿运河，建立珠江水系与长江水系间的水上通道，以通湘桂。经过五六年的艰苦开凿，灵渠终于凿通。这条运河全长30余公里，贯通了漓江与湘江。开凿灵渠，首先是出于军事上的需要，它便利了人马与粮草的运送，使得中央武力可以随时进出广西。但开凿灵渠的结果，也促进了广西经济的发展。灵渠竣工后，方便了来往商旅，也使湘漓两江的水量得到调节，为农业灌溉与防止旱涝提供了有利条件。
另外，据李宗仁自己回忆，他的家世渊源似也与秦始皇开凿灵渠沾些关系。相传，李宗仁的祖先原是陇西人。秦始皇派史禄开凿灵渠时，史禄手下有两位李姓将军，灵渠修成后，他们没有返回陇西，而是在新辟的桂林郡落户了。他们就是桂林李氏的始祖。（P001-003）
序言
重视名位，是中华民族的心理特点之一。所谓名位，简单地讲，就是名分与位置，它既包容了中国哲学思想中的深奥玄机，又涵盖了日常生活中被广泛认可的浅显道理。如果仔细考察一下中国的历史，我们便不难发现，无论是对于自然万物，还是对于社会人事，我们的祖先在很大程度上是把名位作为认识事物、解释事物的一种尺度。当然，由于认识的对象不同，认识的主体不同，更由于社会时代的不同，名位可以有各种各样的甚至是相反的含义。但是，无论名位的含义有多大的差异，作为一种认识事物的心理习惯，人们却总是在有意或无意地按照自己的方式，在认识事物的过程中，不断地确定或变化着被认知事物的名位。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名位的具体含义并不重要，重要的却是这种世代承袭的认知事物的方式本身，它明显地反映出中国文化的一个特色，这就是孔老夫子所说的：“名不正则言不顺”。
名，可以是自然物状，也可以是社会法理。所谓男女长幼，是名的自然物状，而所谓尊卑贵贱，则是名的社会法理。名，决定了位，中国之谓中，意乃天下之中，这是老祖宗们综合了自然物状与社会法理之后，给自己国家的命名定位。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称中国为“瓷器”（China），实在是洋人对中国的不恭。位，亦可以表名，席不正不坐，割不正不食，这是孔夫子教导人们以物状见法理，是用日常生活中的位，来表道德规范的名。至于人们在社会中的所属境地，或君或臣，或父或子，或居庙堂之高，或处江湖之远，每个人都有其社会认可的名位。
显而易见，在中国封建社会里，注重名位的现象，反映出的不仅仅是一种无处不在、无所不包的文化心理，它也反映出统治者为维护统治秩序而强加给人们的一种意志。如果仍要从文化的角度来说，它似乎又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了血缘文化的痕迹。当了皇上，活着是真命天子，死了叫龙驭上宾，子孙可以龙脉相承，即使改朝换代了，或许也可弄张丹书铁券护佑身家。天子之下，官宦可以世袭，耕读可以传家，即所谓“官有簿状，家有谱系”，这在封建宗法社会里，在以血缘文化为内核的名位心态下，似乎也是天经地义的事情。甚至，由于对名位的极端重视，中国还出现了一门世界上绝无仅有的学问——谱牒学，它专门研究人的血缘家世。皇上有《玉牒》，官宦有《世谱》，百姓有《家乘》，什么《宗谱》《族谱》《房谱》《全谱》《分谱》《支谱》等等，名称无以计数，数量之多，超出正史典册何止十百千倍。仅美国犹他家谱学会，就搜罗了中国谱书万种以上，至于民间所藏，更是汗牛充栋。更值得人们思索的现象是，直到人类文明发展到今天的信息时代，续谱之风不仅没有在中国绝迹，反而死灰复燃，渐成风气。这难道不正说明，从老祖宗那里承袭而来的以血缘文化为内核的名位心理，至今还发生着影响吗? 然而，随着世道的变化，物境的迁移，名位又不是一成不变的东西。活着的人，或天资分别，或勤惰不同，或机遇有异，人一生中可以大起大落，不断改变他在社会中所处的位置。或许昨天高居庙堂可以呼风唤雨，今天却远处江湖而难以立命安身。在中国历史上，不是既有当过讨饭和尚的皇上，又有过捧着金碗要饭的“宰相”吗?可见，人活着，名位是可以不断变化的。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事情已经屡见不鲜了。
如果说人的沉浮是由个人的原因和社会的条件造成的一种客观结果，那么人的名位的变化，又不完全是这样，尤其是死了的人，社会对其名位的确定，很大程度上只是一种主观的评价。当然，对于多数人来说，身后并无改变名位的问题，因为随着他的死亡，他便失去了社会属性的名位，仅仅保留了用以确定他是某某的子孙、某某的先人的自然属性的名位，而这种自然属性的名位，除了他的后人，恐怕不会有更多的人去注意，因而也就没有什么变换名位的问题。但就整个社会而言，有些人身后的名位，却经常引起人们的关注，或出于这样与那样的原因，对他们的生平作出各种不同的评判，因而，在不同的社会背景下，他们身后的社会名位，可能会有很大的改变。这些人，就是通常被人们称为历史人物的人。
当然，历史人物也是一个逻辑上很不严密的概念。在人类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每一个有过生命历程的人都应该算是历史人物。但是，对于人类社会的发展，每个人所起的作用却有很大差别。这个差别既表现在性质上的进步与反动，又表现在程度上的大与小。一般说来，性质上的差别并不决定这个人是否人们关注的历史人物，而程度上的差别，即无论是进步也好反动也好，他对社会产生的影响的大小，往往才是他是否被称为历史人物的决定因素。成为历史人物的人，必然是在社会发展的历史过程中产生过重大影响的人。从这点来看，历史人物又是一个被限定了的概念。而我们所说的人的名位的变化，也主要是对这些人而言的，因为只有他们，才是人们关注和愿意评判的对象。一个在历史上曾经风云过的人物，也许他的影响早已在岁月中消失，但是他所留下的历史，却永远会受到后人的评判和褒贬，名位的变化便也从这种评判和褒贬中而产生。
确定人的名位，是人们评价历史人物的一种习惯方法，但却不是一种科学方法。为了确定名位，有所谓盖棺论定，也有所谓平反正名。有时，它可以简单到非法即儒的地步；有时，它又也可以复杂到对刽子手也要找出他是善人的无数根据的程度。于是，圣人与小丑，暴君与英雄，他们之间的位置可以被颠来倒去，可以根据社会的或是评判者个人的不同需要，给他们加上不同的名头。这样一来，因为确定名位而混淆历史实际的事情就难于避免了。而笔者以为，评判历史人物，由于受到社会环境与个人认识方面的种种影响，难免会有一些近于结论性的褒贬之词，这是正常的也是应当允许的；但是在褒贬的同时，评判者也应该努力摆脱注重名位的心理习惯，既不要把被评判者一下子送上天堂，也不要把他一下子打人地狱。尤其是给历史人物立传，为的是给人们评判历史人物提供依据，因而，叙述历史更应该努力尊重事实，不要受任何主观因素的干扰。
发了一通议论，似乎有些不着边际，但是笔者写作此书愿意努力遵循的一个原则——维护历史的本来面目，却是从这里引发而来的。
本书的传主李宗仁先生，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的风云人物。他为官一方，做过省长；他带兵打仗，是国民党军队的上将。因此，按照一般的名位观念，他称得上是尊者。而人们更为看重他的还有一个原因，这就是他做过中华民国的代总统，不管他是否真正掌握了号令天下的实权，按照中国人的传统心理，从名位上讲，他也算是当过“一国之君”了，当然也可以算是王者了。然而，他一生中多遇坎坷，几经落魄，生命未以尊者始，亦未以王者终。
李宗仁的一生，是在风雨磨难中度过的。在他的生命旅程中，既有过辉煌时光，亦有过暗淡岁月。他出身寒微，切身体会过平民之苦，而他又曾位极人臣，做过人民的统治者；他镇压过共产党，又与共产党携手抗日，为中华民族立下过显赫战功；他指挥过与共产党争夺江山的战争，曾被列为共产党通缉的二号战犯，而最后他又成了共产党的座上宾，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大地上享有殊荣；他是蒋介石的把兄弟，又曾与蒋介石枪炮相向；他曾是国民党中央政府通缉的要犯，又曾坐过国民党中央政府的头把交椅；他热爱自己的祖国，却曾经离开中国，既没有留在大陆，也没有跑到台湾，而是远渡重洋在美国当了多年的寓公；他娶过三位妻子，却一直有两位太太与他并存于世……
由于社会背景的区别，也由于认识角度的不同，对于李宗仁一生的是非功过，自然也会有不同的评说。但是，无论是怎样的评说，总要以史实为据。而人们对李宗仁的真实历史有多少了解呢?大概每个人都不尽相同。李宗仁命运多变，一生动荡，起落无定，因而即使是与他有直接社会关系的人，虽然其中有人与之荣辱与共，过从甚密，但却无人与之相伴终生。于是，有人对李宗仁一生某个阶段的历史，可以了如指掌，而对他另一阶段的历史却不完全清楚。所幸，李宗仁曾留下口述自传一部，为人们更多地了解他的生平提供了线索。但是，与任何自传一样，作者叙事难免带有感情色彩，因此而掩盖了历史的真实；也难免因岁月的流逝而冲淡了记忆，因此而误记了历史。这对于作者，不应该苛求，对于读者，却应该留意。也有人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述及李的故事，但由于每个人掌握的史料不同，或是出于其他一些原因，说法容易出现歧异，这也是读者可以谅解的。 从历史研究者的角度来看，为历史人物写传，自然要评判笔下人物，但这不应该是作者的主要目的。经验已经告诉我们，无论是盖棺定论，还是平反正名，它所反映的仅仅是人们在某个社会背景下对评判对象的认识程度，而不能把它看成是对历史人物的最后结论。如果刻意为历史人物讨个说法，往往容易受到名位观念的影响，或者因循守旧，或者标新立异，反而难以得出正确的结论。这当然是历史研究者应该极力避免的。为李宗仁写传也是一样，书中免不了要对传主发些议论。同时，因为笔者也有自己的立场和情感，所以议论中也会带出有主观倾向的褒贬。但是，这并不是笔者写作此书的主要目的，笔者所力求达到的目的，是希望通过自己的写作，尽可能准确地表述历史的真实，为他人了解李宗仁的生平，进而对其作出个人的评判，提供一些素材。笔者还希望，读者能够像宽宥李宗仁的口述著作和其他人的有关著述中出现的差错一样，对这本书中可能出现的错误也予以宽宥。笔者更希望，李宗仁的亲朋好友和对李先生的历史素有研究的专家，能够对这本书有所指正，以使笔者增长知识，得到教益。
李宗仁是中国近代史上的著名人物，其平生所为在许多历史事件中发生过重要影响。他出身微寒，切身体会过平民之苦，而他又曾位极人臣，做过人民的统治者；他镇压过共产党，又与共产党携手抗日，为中华民族立下过显赫战功；他指挥过与共产党争夺江山的战争，曾被列为共产党通辑的第二号战犯，而最后他又成为了共产党的座上宾，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享有殊荣；他是蒋介石的把兄弟，又曾与蒋介石枪炮相向；他曾是国民党中央政府通辑的要犯，又曾坐过国民党中央政府的头把交椅；他热爱自己的祖国，却曾离开中国，既没有留在大陆，也没有跑到台湾，而是远渡重洋在美国当了多年寓公。正由于李宗仁的人生历史如此坎坷复杂，自然引来了人们对其人生历史的关注。而由荣维木所著的《李宗仁评传》一书的内容不仅是尽量客观地描述李宗仁人生的上述传奇经历，也包括了以他的经历所反映出来的近代中国社会历史进程发展的规律，所谓“评传”，便也由此而来。
李宗仁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重要人物，也是重要的抗战将领，在纪念抗日战争全面爆发80周年之际，将他的传奇人生展现给读者，描绘出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一个地方军阀转变为抗日名将的人生轨迹。由荣维木所著的《李宗仁评传》一书是李宗仁评传集。全书分为十一个篇章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