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园（汪曾祺精品文集）》收入汪曾祺的优秀短篇散文和小说作品，时间跨度几乎贯穿作者整个创作生涯。作品可谓短小精悍，或记人物，或写事件，或描摹景色、物件，或谈一个见解一个学问，都是寥寥几笔即能够写出其内在的精神或实质，不拘一格却妙趣横生，从容道来但是却十分生动活泼。书中包括汪曾祺写他的旧人旧事、旅行见闻、各地风土人情、花鸟虫鱼的多篇散文，也包括反应时代特色的小说作品。字里行间充分流露出他对凡人小事和乡土名俗的深深眷恋和对旧日生活情景的缅怀。

《花园（汪曾祺精品文集）》记述了父亲与自己，自己与儿子之间那种亲近、温馨、平等的关系，文章提出了许多颇具教益的观点，对于招待人们如何“做父亲”，如何处理好家庭父子关系提供了良好的借鉴。语言生动、简练，体现了“短篇高手”汪曾祺先生一贯的幽默风趣风格。此外，本书还收录了其他的短篇散文。

我的家乡

我的家

我的祖父祖母

我的父亲

我的母亲

大莲姐姐

我的小学

我的初中

多年父子成兄弟

花园

下水道和孩子

跑警报

泡茶馆

沈从文先生在西南联大

闻一多先生上课

金岳霖先生

老舍先生

念德熙

夏天

冬天

夏天的昆虫

昆虫备忘录

五味

故乡的食物

说“怪”

对读者的感谢

附录

我的家

十年前我回了一次家乡，一天闲走，去看了看老家的旧址，发现我们那个家原来是不算小的。我家的大门开在科甲巷（不知道为什么这条巷子起了这么个名字，其实这巷里除了我的曾祖父中过举人，我的祖父中过拔贡外，没有别的人家有过功名），而在西边的竺家巷有一个后门。我的家即在这两条巷子之间，临街是铺面。从科甲巷口到竺家巷口，计有这么几家店铺：一家豆腐店，一家南货店，一家烧饼店，一家棉席店，一家药店，一家烟店，一家糕店，一家剃头店，一家布店。我们家在这些店铺的后面，占地多少平米我不知道，但总是不小的，住起来是相当宽敞的。

这所老宅子分作东西两截，或两区。东边住着祖父母（我们叫“太爷”“太太”）和大房——大伯父一家。西边是二房（我的二伯母）和三房——我父亲的一家。东西地势相差约有三尺，由东边到西边要上几层台阶。

正屋的东边的套间住着太爷、太太，西边是大伯父和大伯母（我们叫“大爷”“大妈”）。当中是一个堂屋，因为敬神祭祖都在这间堂屋里，所以叫作“正堂屋”。正堂屋北面靠墙是一个很大的“老爷柜”，即神案，但我们那里都叫作‘‘老爷柜”。这东西也确实是一个很长的大柜，当中和两边都有抽屉，下面还有钉了铜环的柜门。老爷柜上，当中供的是家神菩萨，左边是文昌帝君神位，右边是祖宗龛——一个细木雕琢的像小庙一样的东西，里面放着祖宗的牌位——神主。这正堂屋大概是我的曾祖父手里盖的，因为两边板壁上贴着他中秀才、中举人的报条，有年头了。原来大概是相当恢宏的。庭柱很粗，是“布灰布漆”的——木柱外涂瓦灰，裹以夏布，再施黑漆。到我记事时漆灰有多处已经剥落。这间老堂屋的铺地的箩底砖（方砖）的边角都磨圆了，而且特别容易返潮。天将下雨，砖地上就是潮乎乎的。若遇连阴天，地面简直像涂了一层油，滑的。我很小就知道“础润而雨”。用不着看柱础，从正堂屋砖地就知道雨一时半会晴不了。一想到正堂屋，总会想到下雨，有时接连下几天，真是烦人。雨老不停，我的一个堂姐就会剪一个纸人贴在墙上，这纸人一手拿着簸箕，一手拿笤帚，风一吹，就摇动起来，叫“扫晴娘”。也真奇怪，扫晴娘扫了一天，第二天多少会放晴。

这间正堂屋的用处是：过年时敬神，清明祭祖。祭祖时在正中的方桌上放一大碗饭，这碗特别的大，有一个小号洗脸盆那样大，很厚，是白色的古瓷的，除了祭祖装饭外，不作别的用处。饭压得很实，鼓起如坟头，上面插了好多双红漆的筷子。筷子插多少双，是有定数的，这事总是由我的祖母做。另有四样祭菜。有一盘白切肉、一盘方块粉——绿豆粉，切成名片大小，三分厚。这方块粉在祭祖后分给两房，这粉一点味道都没有，实在不好吃，所以我一直记得。其余两样祭菜已无印象。十月朝（旧历十月初一）“烧包子”，即北方的“送寒衣”。一个一个纸口袋，内装纸钱，包上写明各代考妣冥中收用，一袋一袋排在祭桌前，下面铺一层稻草。磕头之后，由大爷点火焚化。每年除夕，要在这方桌上吃一顿团圆饭。我们家吃饭的制度是：一口锅里盛饭，大房、二房都吃同一锅饭，以示并未分家；菜则各房自炒，又似分爨。但大年三十晚上，祖父和两房男丁要同桌吃一顿。菜都是太太手制的，照例有一大碗鸭羹汤，鸭丁、山药丁、慈姑丁合烩。这鸭羹汤很好吃，平常不做，据说是徽州做法。我们的老家是徽州（姓汪的很多人的老家都是徽州），我们家有些菜的做法还保持徽州传统。比如肉丸蘸糯米蒸熟，有些地方叫珍珠丸子或蓑衣丸子，我们家则叫“徽团”。

我对大堂屋有一点特殊的记忆，是我曾在这里当过一回孝子。我的二伯父（二爷）死得早，立嗣时经过一番讨论，按说应该由长房次子，我的堂弟曾炜过继，但我的二伯母（二奶）不同意，她要我，因为她和我的生母感情很好，从小喜欢我。我是次房长子，长子过继，不合古理。后来是定了一个折中方案，曾炜和我都过继给二妈，一个是“派继”，一个是“爱继”。二妈死后，娘家提了一些条件，一是指定要用我的祖父的寿材盛殓。太爷五十岁时就打好了寿材，逐年加漆，漆皮已经很厚了。因为二妈是年轻守节，娘家提出，不能不同意。一是要在正堂屋停灵，也只好同意了（本来上有老人，是不该在正屋停灵的）。我和曾炜于是履行孝子的职责，亲视含殓（围着棺材走一圈），戴孝披麻，一切如制。最有意思的是逢七的时候得陪张牌李牌吃饭。逢七，鬼魂要回来接受烧纸，由两个鬼役送回来，这两个鬼役即张牌李牌。一个较大的方杌凳，两副筷子，一碟白肉，一碟豆腐，两杯淡酒，我和曾炜各用一个小板凳陪着坐一会。陪鬼役吃饭，我还是头一回。六七开吊，我是孝子一直在场，所以能看到全部过程。家里办丧事，气氛和平常全不一样，所有的人都变得庄严肃穆起来。开吊像是演一场戏，大家都演得很认真。“初献”“亚献”“终献”，有条不紊，节奏井然。

P11-14

写在前面的话

——与中小学生谈汪曾祺

汪曾祺先生是一位创作风格十分独特的作家。

他1920年出生于江苏高邮，从小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十岁左右随祖父读《论语》、写大字，小学时从韦子廉先生读桐城派，临《多宝塔》和《张猛龙碑》（见《自得其乐》），随高北溟先生读柳宗元、归有光（《寻根》），看他的画家父亲作画（《我的父亲》）。1939年赴昆明，考入西南联大，师从朱自清、闻一多和沈从文诸先生，是沈从文先生的高足。年轻时读了不少翻译小说，受西方意识流影响，写一些自己不懂别人也看不懂的诗。解放前曾从事过中学教员和博物馆员工作，1948年出版第一本小说集《邂逅集》。解放后，在赵树理和老舍先生手下当编辑，编过《说说唱唱》和《民间文学》。1958年被打成右派，下放张家口沙岭子农业科学研究所劳动。1961年写了小说《羊舍一夕》（又名《四个孩子和一个夜晚》），后由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1963年后一直在北京京剧院当编剧，是现代京剧《沙家浜》的主要执笔人。他说：“中国的说唱文学、民歌和民间故事、戏曲，对我的小说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寻根》）

他的主要作品都是写在新时期以后，1980年发表短篇小说《受戒》《大淖记事》，在文坛引起巨大反响，之后一发而不可收，先后创作《异秉》《岁寒三友》《陈小手》和《天鹅之死》等名篇。他的散文写作也成就显著，写了大量散文，有《葡萄月令》《跑警报》《泡茶馆》《多年父子成兄弟》《昆明的雨》等名篇。生前出版过《汪曾祺短篇小说选》《晚饭花集》《晚翠文谈》和《蒲桥集》等小说散文集，被誉为“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中国当代最后一个文人”。

他的创作的主要特点，大致可概括为：

一、他是一个中国式的抒情的人道主义者。1983年他在《我是一个中国人》一文中说：“有人让我用一句话概括出我的思想，我想了想说，我大概是一个中国式的抒情的人道主义者。”“我的气质，大概是一个通俗抒情诗人。”（《<晚翠文谈>自序》）他从感情上接受儒家思想，是一种富于人情味的思想，他是一个乐观主义者。

二、他是一个文体家。一个法国记者到他家采访，问汪先生在中国文学里的位置。他想了想说：“我大概是一个文体家。”（《认识到的和没有认识到的》）他年轻的时候，想打破小说、散文和诗的界限，追求散文化的小说。“散文化小说的作者十分潜心语言。他们深知，除了语言，小说就不存在了。”（《小说的散文化》）

三、他特别重视语言，视语言为内容。他说：“我很重视语言，也许过分重视了。”（《自报家门》）“语言不仅是形式，也是内容。语言和内容（思想）是同时存在，不可剥离的。语言不只是载体，是本体。”甚至说：“写小说就是写语言。”（《思想·语言·结构》）他认为语言有四性：内容性（世界上没有没有思想的语言，也没有没有语言的思想）、文化性（语言后面都有文化的积淀，古人说“无一字无来历”）、暗示性（要使语言有暗示性唯一的办法是少写，不写的，让读者去写）和流动性（语言是活的，滚动的；语言是树，是长出来的；一枝动，百枝摇）。（《思想·语言·结构》）他学习语言的方式，是向古人学习、向民间学习、向群众学习。语言的标准只有一个：准确。

四、他的作品充满趣味。他的散文《夏天》一开头就写道：“夏天的早晨真舒服。空气很凉爽，草上还挂着露水（蜘蛛网上也挂着露水），写一张大字，读古文一篇。夏天的早晨真舒服。”——多么的朗朗上口呀！在《下大雨》中又写：“雨真大，下得屋顶上起了烟。大雨点滴在天井的积水里，砸出一个一个丁字泡。我用两手捂着耳朵，又放开，听雨声：呜——哇，呜——哇。下大雨，我常这样听雨玩。”是不是很有趣？他对生活中的一切手艺和美都充满了热情，对戏曲、书画、诗赋、民间文学、美食和花草虫鱼都感兴趣（他写了那么多谈草木、谈美食的文章）。他曾在《（旅食与文化）题记》一文中说：活着多好呀。我写这些文章的目的也就是使人觉得：活着多好呀！

他谈到自己时说：“我的小说在中国文坛可视为‘别裁伪体’，年轻时‘领异标新’，中年时说过‘凡是别人那样写过了，我就绝不再那样写’。现在我老了，我已无意把自己的作品区别于别人的作品。我的作品倘与别人有什么不同，只是因为我不会写别人那样的作品。”（《<茱萸集>题记》）他说过：“有年轻同志问我修养是怎么形成的，我告诉他：古今中外，乱七八糟。”（《小说创作随谈》）

文学评论家李建军曾这样概括：“汪曾祺淹通古今，知悉中外，出而能人，往而能返，最终还是将自己的精神之根，深深地扎在了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古典文学的土壤里，使自己成为一个纯粹意义上的中国作家。”

以上是我研读汪曾祺多年的一点体会，供同学们参考。同时，由于本人水平所限，在编选的过程中，错误和疏漏再所难免，敬请各位专家和读者批评指正。

苏北

2016年11月10日

若世界真还公平，他（汪曾祺）的文章应当说比几个大师都还认真而有深度，有思想也有文才！“大器晚成”，古人早已言之最可爱还是态度，“宠辱不惊”！

——沈从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