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地上的影子
物质文明的进步给人们带来了极大的满足，与此同时，一种不幸和抑郁的气氛也在全世界先进的市场民主制度之中弥漫开来。这种气氛对于“市场能够使幸福最大化”这一理念来说是一个莫大的讽刺，同时也是对18世纪“由人民自选政府以充分实现追求幸福的权利”这一设想的嘲弄。这种气氛表现在方方面面，具体来说：战后(指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人当中认为自己幸福的人越来越少；所有发达国家中罹患抑郁症和焦虑症的人(尤其是年轻人)越来越多；人们对彼此、对政治制度及对其他制度越来越不信任；人们对于“大多数人的状况正在改善”这一说法越来越难以相信(见第二章)；家庭和睦与社会和谐很难得到保障，朋友之间的亲密关系也大不如前(见第六章)。
我们并不是开始怀疑彼此的第一代人(此前斐迪南·滕尼斯提出的“社区”概念对此已有充分的揭示)，当然我们也不是开始怀疑制度的第一代人(曾经的俄国人民和魏玛人民可能怀疑得更多)，但是我们可能是第一代如此忧心忡忡地坐视这些困扰出现，却又如此漫不经心地坐视它们积聚的人。由于坚信制度本身的合理性是现代市场民主制度的核心信条，因此当我们审视当前的这股不幸和抑郁时，我们并不能发现某些态度方面的标志性转变。但是，现今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可能正以一种微妙的方式薄近虞渊，与此同时，另一个时代正孜孜然，砣砣然，向我们走来。
难道此前我们就没有经历过类似的情况吗？显然不是。举个例子来说：20世纪60年代，无论是法兰克福学派(以马克斯·霍克海默、西奥多·阿多诺为代表)及其海外分支(以埃里希·弗洛姆、赫伯特·马尔库塞、利奥·洛文塔尔为代表)，还是反现代主义者(以汉娜·阿伦特为代表)、美学批判主义者(以刘易斯·芒福德、西奥多·罗斯扎克为代表)、存在主义者(以让一保罗·萨特为代表)、新马克思主义者(以李维斯·阿尔都塞为代表)、心理马克思主义者(以亨德里克·瑞坦比克为代表)、街头颓废派及诗人(以艾伦·金斯伯格为代表)，都曾对社会上普遍存在的情感疏离现象进行过批判与声讨。除此之外，值得一提的是：1968年，高达45％的美国民众(尤其是右派成员)认为自己生活在一个病态社会。在此，我实在不希望这种社会性悲剧在今天继续上演。
一方面，先进的市场民主制度带给人们的是物质上的绝对满足；另一方面，这一制度带给人们的却是日益增长的不幸和抑郁、对人和对制度的不信任以及不断淡化的情谊。对此，我们又该如何解释呢？这些国家的公民不再受制于自身的资源；物质文明的进步使他们比上一代人更加长寿，晚年生活也能得到很好的照料；如果失业或生病，则会有相应的保障部门为他们提供社会保障；子女早夭这种不幸几乎不太可能发生在他们身上，并且其子女能够获得相比他们那一代人更多的教育资源。在政治方面，他们被赋予了许多上一代人听都没听过的权利；他们并非生活在一个极权国家，而是生活在一个正当法律程序受到保障的国家；他们拥有充分的机会参与到那些影响自己命运的政治决策过程中去。除此之外，我认为让人们倍感快乐的还有一点，即生态末日论调替代了神学末日论调(因为前者相对不那么令人反感，产生的负罪感也相对少一些)。
财富值一增长，幸福感就下降，图1．1反映的正是这一悖论。从图中我们可以看出：在美国，随着真实收入的不断增长，人们的主观幸福指数(即主观报告称自己感到“非常幸福”的比例)也在逐渐下降。对于这一奇怪且看似矛盾的模式，我将在本书后面用几个章节的篇幅(见第八章到第十章)对其合理性，即为何在发达的经济体内金钱并不能买到幸福，进行详细阐述。
图1．1 1946—1990年美国国家统计中的“非常幸福”指数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资料来源：“非常幸福”指数的拟合线是根据各类调查中得到的统计数据绘制而成的，由埃德·迪纳提供；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拟合线则是以1987年的美元价值为标准，对美国经济分析局、美国统计摘要1995、华盛顿特区人口统计局1995年公布的数据进行统计分析，而后绘制得到的。
这本书的意义就在于初步解释了市场民主制度发展的现状为何会与其初衷南辕北辙。具体来讲：一方面，我们知道发展市场是为了使效用最大化(这一点将在后面作具体解释)和满足人类社会产生的各种需求，后一条也正是加林·库普曼所说的积极经济的主题1；另一方面，发展民主的目的正在于为追求幸福提供便利，这一点也是詹姆斯·麦迪逊和托马斯·杰斐逊为美国的民主所制定的议题。然而在当前的市场民主制度之下，我们看到的却是与其目的背道而驰的不幸和抑郁的增长。在此，尽管我仍需对抑郁和不幸的起因进行阐述，但这并非我所关注的重点。我主要关心的是：市场和民主这两种主要制度分别在多大程度上对人们的幸福感和不幸感产生影响。我的主要论据并非战后那段时期顺势增长的不幸感(这可能只是长期曲线上的一点小波动)。因为在我看来，即便自那时起不幸感并没有增长，即便现在的大多数美国人认为自己是幸福的，现有的痛苦也足够我们进行一次核算了。P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