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是充满想象力和魅力的栩栩如生的东西。音乐是如何成为商品的？美国音乐的商业进化是怎样发生和发展的？在《贩卖音乐(美国音乐的商业进化)》一书中，作者大卫·伊斯曼用通俗易懂的文字为读者介绍了早期美国音乐产业（十九世纪下半叶至二十世纪上半叶）的起源、发展和变革等历史。

音乐是充满想象力的艺术，是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并对人类产生深远影响的文化。在美国，音乐是如何成为商品的？音乐的商业进化是怎样发生和发展的？音乐出版商是如何宣传音乐产品的？艺人在音乐的商业进化中扮演了什么角色？《贩卖音乐(美国音乐的商业进化)》作者大卫·伊斯曼在《贩卖音乐：美国音乐的商业进化》 一书中，用通俗易懂的文字讲述了美国镀金时代与进步时代音乐产业的起源、发展和变革等历史。

第1章 音乐成为商业的时代

第2章 风靡一时

第3章 没有艺人的音乐

第4章 声音贸易

第5章 音乐财产

第6章 完美音调

第7章 黑天鹅

第8章 音乐背景的现代性

后记

致谢

音乐成为商业的时代

俄国作家赫尔岑曾有过这样的问题：“歌曲在唱之前是什么样子的呢？”任何地方都没有他渴望得到的答案。赫尔岑逝世于1870年，他没有生活在现代音乐产业的时代，在这个时代，写歌和音乐出版已经成为一种复杂的商业。南北战争后的几十年，一项新的音乐产品改变了美国的音乐文化。它是一种非常有趣、廉价、便携的音乐产品，以至于人们在任何一个地方都可以享受，无论是在棒球比赛中还是在街角抑或是在中学的个人休息室。这个产品就是流行音乐。根据商业不可变更的逻辑来说，流行音乐的产生标志着音乐政治经济学中一个新时代的到来，这是通过改变最基本最普遍的音乐文化形式之一——歌曲来实现的。

在此之前，“流行”音乐也确实存在，但是在那时，“流行音乐”大都是指本土的音乐。正如在1890年关于美国音乐的一份调查中提到的那样，当时的流行音乐类似于摇滚歌曲，按当今的说法应该是——“来自于人们生活当中的产物”。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流行歌曲被重新定义，它开始指那些在乐坛上被商业化的美国人越来越广泛收听的新的听觉产品。当然，这并不是说其他的歌曲形式完全消失了，艺术歌曲、宗教歌曲和劳动号子都存在于人们的生活中，但是，流行歌曲奠定了新音乐文化的基础。这时，不仅是人们所制作的和聆听的音乐发生了改变，被编织到人们生活中的音乐也发生了改变。流行音乐对于人们的耳朵来说是一个消费品。在音乐上，它是一种灵活易变的在任何时候都会有众多的风格和体裁的类型，这种类型随着时间的推移其自身就会发生变化。在商业上，它产生于工业生产和市场营销的过程中，在这个过程中最成功的产品往往貌似简单，却能够吸引不同阶级、不同种族以及不同宗教的人们。流行音乐是一个国际化的现象，在美国社会中，流行音乐是伴随着文化的转换产生的。

流行音乐诞生于何方？

十九世纪末，很多音乐风格都在美国销声匿迹了。上万个军事乐队走遍了美洲，表演了全部行军过程中令人激动的节目，包括欧洲和美洲的交响乐和前奏曲、歌剧式的咏叹调、舞蹈和圣歌。意大利的和德国的赞美社会的歌剧，交响乐音乐会的声音和街头乐队的音乐声，充斥在城市中。音乐剧和轻歌剧吸引了城市里的中产阶级；各种各样的歌舞剧、杂耍表演、艺人表演吸引了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一些观众。美国南部的黑人，白天可能会听到一些劳动号子，晚上则可能会听到后来被称为蓝调的音乐。在阿巴拉契亚，民歌总是被传唱，而在西部，人们能听到牛仔歌曲。宗教歌曲包括穆迪和桑基的圣歌、会众歌唱的福音和在美国黑人中由奴隶圣歌中流传下来的歌曲。然而，所有这些音乐形式中，没有任何一种音乐形式在美国自然音乐文化中发挥的作用和流行音乐产业一样大。  流行音乐的商业化是在音乐艺术处于上升期这个大环境下发展起来的。这个上升期是指，在十九世纪人们总体上认为音乐是一种提升士气、塑造个人性格和提高民族精神的东西。在家里表达音乐理想的东西就是一个带键盘的乐器、一架钢琴或一台风琴。在十九世纪，这些乐器变成了中层阶级用来表明身份的东西，这为欧洲音乐艺术地位的提升奠定了基础。在十九世纪末，由于不同价位和不同质量的乐器被大规模地生产，美国社会的所有阶层都能拥有一件自己的乐器。从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末拥有至少四架钢琴的白宫到布克·华盛顿拜访过的一个亚拉巴马的乡村家庭都拥有自己的乐器。这个乡村家庭太穷了以至于没有一套完整的餐具，但是却拥有一架风琴。在1894年，《莱文沃思先驱报》的一位作家报道说：“一个极度贫穷的黑人家庭才没有现在称之为钢琴的一些东西。”

在像约翰·沙利文德·怀特这样的人的引领下，一个布鲁克农场的超验主义者成为了那个时代美国音乐的首席评论员，欧洲作曲家的作品被赞扬成“正统音乐”，而大部分其他形式的音乐都由于偶然原因或是必然的人为原因消失了，尤其是德国的。在十九世纪末，亨利·希金森、利奥波德、瓦尔特·达姆罗斯、安东赛都和亨利克·雷比尔等人正在奠定美国音乐文化的制度基础。随着这种“正统音乐”被神圣化，并成为一件资产阶级社会要求的有教养的人的外衣，流行音乐成为了一种陪衬，流行音乐与“正统音乐”截然不同。在一份1895年的杂志中，流行音乐被看作是一些朝生暮死的、关于琐碎事的和几乎没有任何音乐价值的歌曲，是唱上或是吹上几周至多几个月，然后就会被遗忘了的东西。但是，流行歌曲不仅仅是与正统歌曲相反的东西，它本身是一个区别于其他音乐类型的独特创造。P1-4

马库斯·维特马克与用他的名字命名的被称作“维特马克先生和他的儿子们”的出版公司的运作没有任何的关系。他是来自干普鲁士的移民，也是美国南北战争前佐治亚州的奴隶主，还是南方同盟军的一位老兵，而且在葛底斯堡战役中受过伤。在美国南北战争后，他搬到了纽约。在1883年年底，他那11岁的既阳光又任性的儿子杰伊在学校获得了算术比赛的冠军。为了对儿子表示鼓励，他允许儿子从印刷机、自行车、小型工具箱和棒球服中选择一件作为奖励。杰伊在听取了他14岁的哥哥伊西多尔的建议后，选择了印刷机。在他们家的厨房里，这两个男孩和杰伊的另一个13岁的哥哥朱利叶斯开始印刷新年贺卡和商业名片这些东西。之后，因为印刷机的效率较低，他们失去了一份印刷业务。于是，他们立马说服了他们的父亲帮他们买了一台蒸汽驱动的打印机。到1885年，维特马克家的兄弟们已经在第四十街的西边拥有了一间小型的家庭式的商业公司。

公司在1886年开始出版活页乐谱，并且，伊西多尔为总统即将举行的婚礼而谱写的《总统格罗弗·克利夫兰的婚礼进行曲》取得了极大的成功。从这个时期的一张照片中可以看到，朱利叶斯和杰伊站在他们的商店前，他们的两个弟弟弗兰克和爱迪位于两侧(这两个弟弟是没过多久自愿加入公司的)。在照片中，朱利叶斯和爱迪拿着样板，杰伊穿着满是油墨的围裙，活页乐谱的封面被挂在窗户上展览。这些孩子们严肃地、毫无表情地盯着照相机。大一点的两个男孩占据了进屋通道的三分之二。此后不久，这个公司就被命名为“维特马克先生和他的儿子们”，因为马库斯能够使这个未成年企业家们的公司合法化。由于他们很年轻，出版界的很多人起初不把他们当回事儿。然而，他们的成熟和经验却超越了他们的年龄。伊西多尔从9岁起就已经工作了，因此他急切地想创业。在他开始从事出版这一冒险的行业之前，他曾经卖过皮面装订的相册、饮用水过滤器、帽子、女士手包和多彩石印版的印刷品，还在他父亲的公司里当过投递员，学过钢琴，在一个钢琴制作工厂当过学徒。第二个孩子朱利叶斯是他们和商业娱乐世界的桥梁。他是一个很有天赋的歌手，这个“高音男孩”(有时他也会收费演出)和那个时期的一些著名歌手所在的歌唱团一起演出，交了很多朋友，接触到了那些日后将可能和维特马克家族的商业成功相关的人。和家里的其他人不同，第三个孩子对音乐一窍不通，但是他能够熟练地掌握商业和金融事务，完美地填补了其他兄弟们的才华上的空白。所以，他们的公司开始运营了。伊西多尔负责写歌并监管整个公司，朱利叶斯和那两个最小的弟弟负责执行和歌曲的改进，杰伊处理生意上的具体事务。

尽管维特马克家族的公司只是产生了家庭式工业的劳动分工，但是它依旧具有意义深远的影响，它为整个音乐商业建立了一种新的模式。经过45年的发展，也就是到了二十世纪中期，维特马克家族起到了引领性的作用。尽管维特马克兄弟们的作品包含了所有的音乐形式，但是他们尤其注重流行音乐，而恰恰是流行音乐提升了他们在美国文化中的声望和地位。在伊西多尔的带领下，维特马克家族改变了在美国写作、改编、销售歌曲的方式。在这一过程中，公司吞并了其他十个已注册的出版公司，然后建立了歌手表演推广部门、给专业音乐家提供歌曲的部门，还将办事处从巴黎一路开到了墨尔本。在与十九世纪末涌现出的其他出版商的合作中，“维特马克先生和他的儿子们”也开始用著作权来保护音乐的知识产权，而且带头推动关于表演的法律的讨论。维特马克家族管理下的公司对音乐界来说，不仅是一次商业革命。在美国社会步入二十世纪的时候，音乐作为一种文化、日常必需品和无形财产具有了新的功能和意义。结果，音乐根植在了这个民族之中，这在之前是从未有过的。

在维特马克家族从事活页乐谱生意两年后，另一个普鲁士移民，埃米尔·玻里纳，从他的家乡华盛顿来到费城，在富兰克林研究所……好者——希望有更多的机会去聆听和享受音乐，但是我们对他们拥有主动权的证据的寻找一无所获，对于推动这一变化的音乐家的搜寻也是一无所获。音乐家是不制作唱片的，音乐家制作的音乐是被唱片公司复制下来变成唱片，然后推销、出售的音乐。美国音乐文化主要的改变是由音乐制作人这一新的商业阶层带动的，他们可能是企业家、发明家、制造商、出版商、销售代理、广告人、评论员、零售商、教育家或立法者。他们中的一些同时也是音乐家，另一些则不是；一些人深切地关心音乐文化，另一些人却漠不关心。可是他们共同运用了音乐家的创造性才能，然后把音乐变成一种多样性的有价值的商品。科技的发展推动了这个过程，但是科技的发展不能决定这个过程。科技不可能创造出诸如“嘻哈歌曲”这样的发明，也不能决定向中产阶级推销重新包装的歌剧音乐、音乐对教育的作用、广告的发展、音乐产业中的相关法律的发展，等等。

埃米尔·玻里纳在1929年的夏天去世，两个月后股市暴跌。朱利叶斯·维特马克——往昔的“高音男孩”先他五周去世。这些人物的离去恰巧与现代音乐商业形成时期的结束一致。截至这个时候，无数新情况包括无线电通讯和有声电影的到来已经预示着商业娱乐新局面的到来。据估计，到2005年，核心版权出版公司的出版物占了美国国内总产量的6．6％。事实上，不包括音乐在电影中、电视节目中或其他产品中的价值，单独的音乐录制，就使得出版公司的海外税收达到了82．6亿美元。《我听见美国在歌唱》已经变成《我们就是全世界》。

没有任何其他东西比录制的声音对美国音乐商业不断增长的国际影响力更重要。音乐商业产品起源于美国，但是在二十世纪初期已经有了跨国的发展。在1929年，经济危机前夕，美国的唱片业生产了10500万张唱片，制造了75万台留声机，两者总价值超过了一亿美元。在同一年，大概在英国卖出去5000万张唱片，在德国卖出3000万张，甚至在诸如秘鲁、芬兰、埃及和马来西亚这些地方一年的销量都达到100万张或更多。尤其在美国，音乐与科学技术密不可分。同时，录音节目的普及使得美国钢琴行业陷入极度的低谷。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钢琴演奏的热情已经退去。当时，美国还剩下81家钢琴制造商，从1909年接近300家的顶峰时期回落了下来。到1933年，就仅剩了36家。尽管钢琴制造业下滑了，然而音乐商业和文化产业在持续发展。音乐产业使生活中充斥的音乐越多，音乐似乎就越普通而无处不在。现代这种独特状况是在二十世纪初期建立，在那时，音乐产业逐渐扩大了生产和消费之间以及制作音乐和听音乐之间的不同，以一种掩盖了新文化要求的商业方式去投资音乐。音乐以令人兴奋的方式进入了人们的家庭和生活，但是这种扩展依赖于社会和文化复杂的变化，这种变化的意义远远超过了音乐本身。那么，为了评价音乐的商业革命的影响，我们必须知道它是如何发生的。

在1996年，概念艺术家维塔利·柯玛、阿莱克斯·梅拉和作曲家戴夫·叟哲进行了一项关于人们音乐喜好的调查，以受访者对音乐的喜恶因素为基础，叟哲和另外一个合作者设计了两部分内容。第一部分“最想听的歌曲”，是由男性和女性用摇滚和节奏蓝调风格演唱的一个小合奏的情歌，有适度的持续时间、节奏、音高及音量范围。根据他们的数据，这个录音受到了72％的听众的“喜欢”，标准偏差为12％。另一部分“最不想听的歌曲”结合了受访者最不喜欢的音乐元素。这是一段时长超过二十分钟的录音，这段录音在噪音与轻柔音量、高音与低音、快节奏与慢节奏之间冲撞。这是大合奏，用最不流行的乐器(风笛、手风琴、大号、班卓琴和长笛)演奏，伴随着女高音歌剧歌手的歌唱和说唱音乐、政治口号、押韵的广告词、背景音乐等。

这个专题研究是由相对应的一组“最想听的”和“最不想听”的歌曲组成的，但是该项目最具有实质意义的部分是“最不想听”的部分。“最想听的歌曲”就是流行元素的混合物，几乎与我们常在流行音乐电台听到的没有区别——那些不具反讽意义的歌曲，其目的是为了吸引尽可能广泛的市场。同样的原则在叮砰巷的老牌音乐人查尔斯·K·哈里斯和哈利·冯·提利尔一个世纪前写的关于歌曲创作指导性的书籍中也有阐述。相比之下，该项目中“最不想听的歌曲”包含了非常多的不被喜欢的元素，沉闷的、忧郁的元素却关系到流行的核心。“最不想听的歌曲”贴切地模仿音乐业务的实际工作；“最不想听的歌曲”模仿的不是基于创造性表达的独特需求，而是基于客观的汇总数据。这个项目的名称——“人们选择的音乐”，强调了对于“流行音乐”的定义是多么有问题。

在这样一个世界，音乐在如此多样的空间中呈现了如此多的种类，关于我们生存的听觉环境，人们通过选择音乐含蓄地提出了另一些问题：是谁让音乐出现在我们周围，为什么？什么样的条件使音乐在一个特定的时间和地点进入我们的耳朵？在这地球上有这么多种声音中，为什么是这些声音？因为音乐是个人化的，这样的问题很容易阐述。我们每个人与音乐都有自己独特的、自成一格的关系——我们都有自己的喜好、自己的记忆。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我们的音乐喜好帮助我们定义我们是谁。然而，这种个人的、个体的联系，会模糊我们分享音乐文化起源、功能和影响的问题。为了阐明这些问题，首先要承认，音乐是一个社会建构，也是一个具有历史性的社会建构。我们对于音乐的常识和理解常常是归纳性的，是基于具体的例子的。音乐不是抽象存在的。通常来说，思考音乐时，要有一些特别的音乐在脑海中，这就意味着，音乐是创造于特定历史条件下并且是为了特定历史条件而创造的。

现代音乐产业的成就就是提高了人们所能听到的音乐的数量和种类，但同时，它引入了社会和经济的新形式。事实上，音乐产业的崛起导致了现代音乐文化的巨大悖论：一方面，观众和音乐作品的范围在不断扩大；另一方面，资本雄厚的公司的权力在不断增长，并且参与进来的生产关系在不断减少。消费者享受更大的选择范围，但只要音乐活动与消费相关联，音乐的界限就越来越依赖于是什么行业决定市场。就是说，在大多数人的日常经验中的音乐范围，基本上是由产业决定的。在产业内，音乐的商业价值优先于审美价值；产业内的利益就是避免挑战现有的社会秩序。产业内不断增长的优势使文化生产的替代模式日益稀缺。当短的、合唱型的歌曲更容易出售时，较长的叙事歌谣变得过时了。版权的价值使得新歌比旧歌更赚钱，行业推广不断出现新的制度，并控制演员远离传统的材料。当业界对非裔美国人怀有敌意的时候，种族主义的漫画是司空见惯的，黑人音乐家需奋力去找好工作。

在美国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成形的音乐文化从来不是孤立的，它……

在纽约联合广场南侧，有一个梦幻般的商场称为维珍大卖场，是这个城市这一地区最大的零售场所之一。在一个新的音乐时代的风口浪尖，这样的地方越来越少。门内出售娱乐商品，有DVD、书籍、时尚杂志，在咖啡馆里还有软饮料。现场销售数以十万计的音乐唱片的声音太繁多，不可胜数。当你在过道里走动，你满耳朵充斥的都是内部的音响设备里的声音，并且当低音足够强时，你感觉声音穿透你的身体。在你周围有无数唱片，它们的来源遍布全球、穿越时间，可追溯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到八十年代或更久前。你的耳朵正常的节奏和在你的指尖上的标准化包装模糊了这些唱片所代表的惊人的多样性。在这样的环境中它们汇聚在一起，唱片变成可互换的。从实地录音到电子工作室手法的一切都是出售的，录音是人类文化的最低共同标准。在这里，小甜甜布兰妮的音乐、巴尔干半岛的《葬礼进行曲》、后殖民时期的非洲节拍、印度拉格和伦敦爱乐乐团的音乐，每张唱片都价值17．98美元。出售音乐唱片只是这个专卖店的功能之一。另一个功能是，简单地宣传维珍品牌，它是多媒体商业集团的标志，目前包括一家航空公司、一家医疗保健公司、手机和可乐饮料的一条生产线。这一切都始于音乐，尽管是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于英国成立的一个小唱片公司和音乐出版公司。

维珍大卖场以西过几个门，穿过第十四街，就是维特马克家的音乐出版公司在1888年离开家乡后，开的第一家办事处的所在地。在那时，联合广场是该市的主要娱乐区，充斥着各种声音。这些声音包括了从音乐学院的歌剧到史坦威音乐厅的钢琴音乐会，再到基思和阿尔比联盟广场剧院的杂耍表演的一切。“严肃的”欧洲音乐旋律、音乐剧和游吟诗人的喧闹的本土影响混合在一起。音乐产业的商业成功通过平衡这些元素使它们交织在一起，利用它们并从中获利，以及用巧妙的方式营销来获得增长。经过这么多年，维特马克家的公司还有其他的一些出版公司，首先从百老汇迁移到第二十八街，后来迁移到时代广场，最终迁到好莱坞甚至更远的地方。它们的音乐世界重新想象了声音制造和聆听之间的关系、意识和美之间的关系。它们的歌曲仍然在回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