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怪教授”陈寅恪
“盖世奇才”“最好的教授”“教授的教授”“太老师”，这是20世纪30年代国内外学术界对清华大学陈寅恪教授常用的尊誉。据当年清华大学出版的《清华暑期周刊·教授印象记》一文说：“清华园内有趣的人物真多，但其中最有趣的，要算陈寅恪先生了。”为此，清华园内有些学生便总是称他为“怪教授”。
堂堂正正的大教授，“怪”在哪里？人们都知道，这位先生曾留学欧美十多年，对西学十分精熟，然而他的衣着却着实“土气”，没有半点洋味儿：夏季一袭长衫、布裤、布鞋；冬季则一顶“三块瓦”皮帽、长围巾、棉袍，再加羊皮为褂、棉裤扎腿带、一双厚棉鞋；戴上一副近视眼镜，完全是“三家村”里老学究的模样。
他的住所离教室有很长一段路，每次去上课，他总要将备用的书籍讲义用一块蓝方布包好，挟在右腋之下，一步一颠儿地低头走路。因为近视，所以走路只看脚下而从不旁观，也从不与旁人打招呼。
另外，陈寅恪在课堂上也有些“怪”。总见他吃力地把一包教孝才挟进教室，绝对不要助教帮忙。讲课时，他老是闭目而思，端坐而讲，滔滔不绝，全堂肃静。每讲到需要引证的时候，他就打开带来的参考书，把资料抄在黑板上，同样不需要助教代劳。他讲课的内容，都是他的心彳写和卓见，所以每门课听上好几次，仍有新鲜之感。他教学认真负责，绝少缺席，有人听了他四年课，没记得他请过假。
陈寅恪的记忆力是极为惊人的。那时候在国学方面。一般读书人能背诵四书五经就很不错了，而他却可以背诵十三经，而且对每字必求正解，不可谓不怪。
还有，陈寅恪十二岁就随兄衡恪（师曾）东渡日本留学。之后，又先后赴德国、瑞士、法国、美国等国留学。但他学习的目的不在于取得文凭或学衔，而在于真正获得学问。所以，他犹如天马行空，时来时往，听到哪里有好大学，便赶去听课和研究，并观察当地的风土人情。他在国外断断续续二十年，不曾听到他在哪里得过“博士”“硕士”学位，甚至连个名牌大学的文凭也没拿过。然而，就是这个学识渊博，没有什么学衔的人，却由梁启超极力推荐，被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聘为四大导师之一。稍后，他又成为清华大学中文系和历史系唯一的合聘教授，还兼有有一位听陈寅恪课的清华学生曾不无感慨地说：“陈先生讲课也够怪的，讲白居易的《长恨歌》时，第一句‘汉皇重色思倾国’，为了考证一个‘汉’字，旁征博引竞讲了四堂课。低年级学生听他的课，自然难以消受！”他这种教学方式自然也让人们认为他“怪”。
陈寅恪治学涉及面很广，文学、史学、宗教学、语言学、人类学、校勘学等均有独到的研究和见解，而尤以中古史之研究而闻名海内外。其外语，英文、法文、德文、俄文、意大利文、日文自不必说，就是蒙古文、满文、阿拉伯文、印度梵文、巴利文、突厥文、波斯文、希腊文、拉丁文、土耳其文，以及许多中亚细亚现有的或已经消亡的文字，他都通晓。这简直是教授中稀有的“一大怪”了。
有一次，他到西单牌楼一家西药店买胃药。当时西药店药品绝大部分是洋货。店员取出德国货、美国货和日本货，每种药的说明书上都是洋文。他将每个药瓶上的说明与盒内说明书都仔细看过，然后选购了一种。店员根据他的外貌，看到他自言自语的样子，把他当成了精神病患者。当随行人员在一旁解释说“他懂各种洋文”时，所有在场的人都向他投以惊异的目光。
民国二十六年（1937），抗战爆发不久，陈寅恪父亲陈三立在京逝世。家中几位长辈都主张依习俗请僧众唪经，但他却坚决反对，并对众人说，各种佛经他都读遍了，所有佛经都是骗人的。为此，他最后竞未参加为父亲诵经的丧仪，一个人随着清华的师生南下去了长沙。
陈寅恪1926年7月进入清华后，清华园里不论学生还是教授，凡有文史方面疑难的，都向他请教，因而被大家奉为“活字典”“活辞书”。陈寅恪讲课时，研究院主任吴宓是风雨无阻，堂堂必到的；其他经常前往听课的，还有朱自清、冯友兰等名教授。P3－6
虽然在我九十年的岁月中，七十年是住在北京的……但这几卷里的掌故、风土、艺文、名胜、人情等，大都是我所不知道的。
——冰心
不论是对像我这样怀念老北京，一心希望重温一下故都旧梦的老年人，还是对那些急于了解昨天的青年人来说，这都是一套可心的书，可以放在枕边或揣在旅行包里随身携带的好书。篇幅都不长，既能解闷儿又长知识，必然会越看越有滋味儿。
——萧乾
作者在这里谈文化，不是蛾冠博带，威仪俨然，不是高头讲章，而是涉笔成趣，理路天成，于琐细中见精神，于微末处见全面，让你读了以后，如食橄榄，回味无穷，陶冶性灵，增长见识。这种精神的享受，是别的文章无法代替的。
——季羡林
老报人周简段先生，曾是我的同事，因长我十多岁，而且知识渊博、采编经验丰富，所以我一直把他奉若长辈。
周简段先生是个“老北京”，青少年时代在北京读书、工作、生活，对北京的名人轶事、名胜古迹、文物珍宝、文史掌故、艺苑趣闻，以及民情风俗都了如指掌。他曾和我谈起早年间与张恨水一起办报的时候，常常逛天桥，游故宫，访名胜；还谈到抗战末期到香港去办《星岛日报》；当闻讯共和国诞生，欣喜若狂，马上回到祖国的怀抱，返回朝夕思念的北京，又干起了轻车熟路的老本行——新闻工作。孰料，1957年反右时他被打成“右派”，“文化大革命”中，他又蹲了“牛棚”。凭着一个老知识分子的一颗正直、善良、爱国的心，他总是充满信心地说：“祖国将来肯定会繁荣富强的！”
1976年以后，周先生到香港去继承遗产，便在那里定居了。从1980年1月起，他在香港《华侨日报》副刊开辟了“京华感旧录”专栏，每日一篇，千字左右，一直到1992年该报易主改版方罢。一人主持一个专栏能持续十多年不辍，这在中外新闻史上实属罕见。
中间，他经常回北京，每次见面，我们总是畅饮畅聊。他拿出香港报刊对他文章的评介给我看：有的报章称赞他“知识渊博，·文笔优美，是写老北京的权威”；有的刊物评介他“以古都北京为经，短小精炼的文字为纬，系统地缕述京华旧日，细说当年，使昔日事像重现读者眼前，又具探源究始之功，兼且披露不少鲜为人知的重要史事，对保存历史文化贡献殊大”；还说，读了周先生的文章，“备觉亲切，似与周氏把臂遨游，细诉从前，令人低徊不已”。
他还拿出不少读者的来信。尤其是三四十年代著名明星夏霞女士在读了他写的《夏霞演（人之初）》之后，给他写的一封上千字热情洋溢的信，对文章中提到她结婚四十周年的纪念照非常感动。信中说：“由于这段旧闻，把我的思潮又带回四十年前的上海去了。”接着她回顾了20世纪40年代演《赛金花》和《人之初》话剧的详细情况。最后她感慨地写道：“人年纪大起来，总喜欢怀旧、回忆，如果能找个对象谈谈往事，温温旧梦，实在是人生一大乐事。”另外，周先生的不少文章，如《宋哲元及其大刀队》《抗战殉国的张自忠将军》等，被马来西亚、新加坡、美国以及中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的报纸转载，在华人中影响很大。
周先生的专栏文章，1986年曾由香港南粤出版社结集出版，书名《京华感旧录》，由溥杰先生题签，梁漱溟先生作序，分《艺文篇》《风土篇》《人情篇》《掌故篇》和《名胜篇》五卷，附历史照片多帧，印刷精美，弥足珍贵。书中文章短小精练，兴味盎然，于茶余饭后，品读一番，实是美不胜收的艺术享受。该书成为当时香港十大畅销书之一，周先生由此一跃成为香港著名的文史作家。
此后，周先生越写思路越宽，逐渐取材已不限于京城一隅，而是遍及神州大地。内容也不再是单纯的感旧，而是忆旧述新，加上一些现实的见闻和感受，使台、港、澳和海外读者更感亲切和感慨。
1992年，北京的华文出版社要将周先生十几年的专栏文章辑录成书，周先生找我来选编。因全部文章有4000篇之多，我只好精选一下，分成六卷出版，定名“神州轶闻录”。请冰心先生写了总序，请萧乾、季羡林、候仁之、胡絮青、于若木诸先生为各分册作序，封面请启功先生题签。
书出版后，社会效益颇佳。《文汇报》《新闻出版报》《人民政协报》《中国艺术报》等竞相转载其中的文章，影响愈大。周先生也接到大量读者来信，有赞扬，有鼓励，更多的是希望周先生笔耕不辍，给读者更多的精神食粮。此后，周先生又先后以周彬、周续端、司马庵等笔名在香港的《大公报》开辟了“神州拾趣”专栏，在《港人日报》开辟了“京华内外”专栏，在台湾的《世界论坛报》开辟了“神州感旧”专栏等。
1997年香港回归，周先生更是精神振奋，壮心不已，笔耕愈勤。先生之作与日俱增，影响愈大。今将其二十多年来之全部著作，重新进行分类精选，按十卷出版，书名分别为《字里乾坤》《朝野遗事》《民俗话旧》《文坛忆往》《大戏台》《画坛旧事》《故都文化趣闻》《美食妙谈》《名胜游记》《武林拾趣》。除保留冰心、萧乾、季羡林、胡絮青、侯仁之和于若木诸先生的序文外，又请了著名作家钱世明、赵云声、昌沧、书画家米景扬、民俗学家成善卿等先生分别为新增书作序。从整体看，比之前的版本更全面地展现了周先生二十多年来文史专栏写作的成绩。从内容看，蕴涵的民族韵味和时代精神更丰富、更有深度。
《神州轶闻录》中的文章，虽然篇幅不长，内容也都是轶闻琐事，看似细碎平淡，然皆韵味悠长。现在引当代哲人季羡林先生在原《文化篇》序言中的一段话作为本文的结尾吧：
“哲学家们常说：于一滴水中见大海，于一粒沙中．见宇宙。难道在我们这些小的文章中不能见到大的文化吗？所有这些戏曲、文玩、学府逸事等等，又哪一个与文化无关呢？只不过在这里谈文化，不是峨冠博带，威仪俨然，不是高头讲章，而是涉笔成趣，理路天成，于琐细中见精神，微末处见全面，让你读了以后，如食橄榄，回味无穷，陶冶性灵，增长见识。”
冯大彪
2017年6月修订于北京
“文化”是一个很大的词儿，而本书中所选的文章却是短而又短，几乎都是身边琐事，细碎平淡，小到不能再小了。这与“文化”不是有很大的矛盾吗？
我认为，关键在于如何看待文化。
我们语言中有许多最常见的词儿，一看便明白，一问便糊涂。“文化”就属于这一类。一提到“文化”，谁不明白呢？然而，为什么据说世界各国学者对“文化”下的定义竟有五六百种之多，而且谁也说服不了谁呢？个中消息，耐人寻味。这就充分说明，“文化”是根本没有法子下定义的。
然而，我们用不着为此伤心失望。我们生活，我们读书，绝不是遵守某一个定义的。尽管学者用心良苦，下定义煞费精神，我们可以置之不理而心安理得地按照自己的常识去理解文化。
如果你同意我这个看法的话，那么你就会在本书所有的文章中发现文化。本书共分五个部分，哪一部分里没有文化呢？各文中所讲的故事，都看似烦琐细碎，平淡无奇；如果你愿意当作“闲书”来看，仅供茶余酒后消遣之用，从中寻求那么一点点儿小小的乐趣，你有这个权利，我也表示赞同。因为，不管这点乐趣多么渺小，它也能让你去除精神和体力的疲惫，重新抖擞精神，投入人生的或大或小的事业的搏斗中去。贤于博弈多矣。
然而，哲学家们常说：于一滴水中见大海，于一粒沙中见宇宙。难道在我们这些小的文章中不能见到大的文化吗？所有这一些戏曲、文玩、学府逸事等，又哪一个与文化无关呢？只不过在这里谈文化，不是峨冠博带，威仪俨然，不是高头讲章，而是涉笔成趣，理路天成，于琐细中见精神，于微末处见全面，让你读了以后，如食橄榄，回味无穷，陶冶性灵，增长见识。这种精神的享受，是别的文章无法代替的。难道不是这样子吗？
我就是本着这一点小小的想法，写了这一篇小序。
季羡林
1991年6月23日
《文坛忆往》作者周简段是著名文史作家、专栏作家。早年生活在北京数十年，交游广阔，熟读前贤文章，博物强记，广泛涉猎北京的文史掌故、艺苑趣闻、名人轶事和文物珍宝，对风土民情了如指掌。1976年定居香港后，来往于香港和北京之间。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以周续端、周彬、司马庵等笔名，在香港《华侨日报》《大公报》、台湾《世界论坛报》等多家报纸开设“京华感旧录”“九州逸趣”“神州拾趣”等专栏，琐谈社会轶闻和文史掌故，深受读者欢迎；之后谈及内容遍及全国各地，专栏易名为“神州轶闻录”。本书是神州轶闻录中的一本，生动披露鲜为人知的文豪文坛史事。
风皱柔怀，蝉鸣寂寥。文坛豪客，学界巨擘，其人生之丰富与孤寂，甚于普通人数里至数万里之遥。阅读他们，是参照，是补充，是启发；是怀旧与追思，是祭奠与眺望。三百年后谁健？读者心中各自有数。
《文坛忆往》作者周简段在这里谈文化，不是蛾冠博带，威仪俨然，不是高头讲章，而是涉笔成趣，理路天成，于琐细中见精神，于微末处见全面，让你读了以后，如食橄榄，回味无穷，陶冶性灵，增长见识。这种精神的享受，是别的文章无法代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