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牌是一种中国独有的文化符号，它蕴涵着丰富的文化信息和美的张力，“菩萨蛮”、“浣溪沙”、“忆江南”、“念奴娇”、“沁园春”……这一个个奇妙的汉字组合，构成了极具想象空间与艺术韵味的意象，能够使人产生无穷的遐思与审美的愉悦。以散文笔法写学术文章，形成一种既有散文的文采飞扬又有论文的学术味与厚重感的文体（或可称之为学术散文），是周伟励著的这本《前世今生话词牌－－唐宋词演义》的一个新巧之处。读者在阅读这些文字时，会觉得不是在读学术文章，而是在欣赏一篇篇优美的散文。

周伟励著的这本《前世今生话词牌－－唐宋词演义》从词牌的角度切入，追溯词牌的源头，深入挖掘词牌所蕴含的文化信息，牵联起与之相关的故事、人物、名篇，展现晚唐五代至两宋那段风流香艳和铁血烈火并存的文人生存状态。书中写到的每一个词牌，都被作者创作成一篇优美的散文。谈诗论词的文章很多，但以词牌为线索连缀人物故事作品展现历史的却迄今未见，本书可谓开先河之作。

开篇：风流的岁月

菩萨蛮

更漏子

杨柳枝

女冠子子

忆江南

浪淘沙

清平乐

浣溪沙

江城子

采桑子

何满子

临江仙

虞美人

渔父

木兰花

忆秦娥

蝶恋花

踏莎行

破阵子

西江月

渔家傲

鹊桥仙

鹧鸪天

卜算子

如梦令

南乡子

诉衷情

点绛唇

阮郎归

醉花阴

青玉案

念奴娇

满江红

水调歌头

贺新郎

水龙吟

摸鱼儿

雨霖铃

声声慢

永遇乐

满庭芳

望海潮

八声甘州

烛影摇红

兰陵王

沁园春

跋语

词本身就是风流的产物，是伴随着宴饮歌舞的欢乐与浪漫而登上文明舞台的精灵。当那些来自西部的“菩萨蛮”在大唐首都长安翩翩起舞的时候，恐怕没有人会想象得到，一个新的艺术精灵即将诞生，在此后的一千多年间，它的光焰照亮了整个东方时空。

千年词史上的第一首作品就是托名为李白所作的《菩萨蛮》。据宋僧文莹《湘山野录》载，此词最早见于鼎州沧水驿楼，不知是何人题写，更不知是何人所撰。有个叫魏道辅的人偶然见到这首词，十分喜爱。后来他到了长沙，在大文学家曾巩的弟弟、翰林学士曾布的家里见到了一本古诗集子，才知道此词为李白所作云云。这首词与另一首也托名为李白所作的《忆秦娥》，分别载于宋人所编的《尊前集》和《绝妙词选》，但并未见于唐代的典籍，故后人多有怀疑者。有人根据上引苏鹗《杜阳杂编》，认为《菩萨蛮》的曲调在唐宣宗时才传人中土，李白为玄宗时人，岂能作《菩萨蛮》词。但又有人指出唐开元时人崔令钦所著的《教坊记》中已有此曲名，因此李白仍有可能是该词的作者。

尽管存在很多疑问，但是很多人仍然愿意将这样一个“第一”的荣誉给予最伟大的诗人李白。有学者认为，这两首格调高绝、气象阔大的天才之作，如果不属于天才的诗人李白，那该算作谁的作品为好呢？这话似乎有点无奈，也有点“无理”，但的确说出了很多人的愿望，代表了很多人的想法。既然迄今为止仍没有确凿的证据证明这两首词一定是李白所作，也没有过硬的证据断定它们一定不是李白所作，我们就姑且当它们是李白所作好了。让我们这样想象：当天才李白的浪漫飘逸与如同敦煌“飞天”般飞旋舞蹈的“菩萨蛮”在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里相遇时，历史便在这一刻绽放出绚丽夺目的光芒。从“菩萨蛮”到《菩萨蛮》，这是一个奇妙的过渡，尽管我们已经不可能明晰这两者之间是如何完成这一过渡的，但是我们仍能感受这一过渡所蕴含的文化内涵与信息。

李白以他的豪迈与天纵给我们留下带着愁怨然不失盛唐高远气象的《菩萨蛮》。他笔下的女人和女人的愁怨是明朗的、单纯的，没有晚唐五代那种阴郁、繁冗与隐晦，深深打上了时代的印记。二十来岁便“仗剑去国，辞亲远游”的李白终其一生都在不停地漂泊，他的漂泊似乎是主动的、自愿的，漂泊是他多姿多彩的生命的一部分，漂泊成就了他大气磅礴变幻莫测的瑰丽诗篇，因此，他的行吟没有愁苦之音。我们可以想象李白式的风流一定是随意潇洒的，我们可以想象李白邂逅的女子一定是气度豁朗的，没有肝肠寸断的伤痛，没有镂骨铭心的悲苦——“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正如秦少游在《鹊桥仙》中所说的：“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正如现代前卫男女的情爱表白：“只求曾经拥有，不求天长地久。”不要说不可能，不要问为什么，因为那是李白，因为那是盛唐，盛唐李白给我们展现的是青春的放纵与明媚。

青春短暂，欢乐与美丽稍纵即逝，无情岁月给曾经意气风发的大唐帝国镀上了一层落日的憔悴——“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是的，大唐的国运已是暮色四合，晚唐诗人李商隐发出的这一声沉重叹息在千年的时空中悠悠回响，至今仍强烈地震撼着我们的心灵。与李商隐同时的温庭筠当然也感受到这种夕阳黄昏的冷清与寂寞，即便在他那些以描写美人醇酒为主要内容的《菩萨蛮》中，这种感受也是存在的，只不过是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存在罢了；那些金碧灿烂的铺陈，那些富丽精工的刻绘，那些色彩斑斓的描画，全都浸融在一种无可奈何的末世的苟且与伤感之中。既然没有办法可以改变世界，既然没有办法可以改变命运，那么，干脆就放弃吧，干脆就及时行乐吧。于是，在一个风和日丽的春日，风流公子温庭筠登上了长安平康里的“玉楼”，开始了他纵情声色放浪形骸的狎妓生涯。温庭筠的狎妓具有典型的晚唐特色：狎妓已经不是文人偶尔为之的风流之举，而是他们日常生活的一项重要内容；娼家妓院已经不是文人间或出入的风月场所，而是他们终日眠宿喝酒打牌过日子的“家”；妓女也已经不单纯是出卖色相提供性服务的“工具”，而有可能是生活的伴侣、感情的寄托与描写的对象。与李商隐甚至杜牧相比，温庭筠跟妓女的关系要更密切。李杜二人好歹是“朝廷命官”，虽然以风流自命，但也不得不有所顾忌；不似温庭筠屡试不第，落魄江湖，破罐破摔。温庭筠的词作，写的大多是女人，而这些女人又大概都是些妓女。“鬓云欲度香腮雪”，美艳之极，但这只能是娼妓之美；“水精帘里颇黎枕，暖香惹梦鸳鸯锦”，华美之极，但这只能是娼家之美；“杨柳又如丝，驿桥春雨时”，凄美之极，但这只能是与妓伤别时的意境之美……“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杜牧弃世时唐朝尚有五十多年天下，但是他的这两句著名的诗句却分明带有浓重的国破家亡的不祥之音。商女者，妓女也；《玉树后庭花》为南朝陈后主所制，亡国之音也。妓女似乎总与气息奄奄的末世结下不解之缘。温庭筠生当末世，末世的歌吟自然不会再有青春的欢乐与美丽。尽管他也能把妓女写得很美，但这种美是苍凉的、凄婉的，与活泼明媚的青春生命无关。温庭筠的词，温庭筠的《菩萨蛮》，为我们展现的就是这种末世的凄美！

P18-20

风流的岁月——公元十世纪前后中国文人的生存状态

晚唐五代无疑是一个血腥的年代，将乱世的血雨腥风转化为风流绮靡的是徜徉于“花间”流连于“尊前”的中国文人。

大唐帝国的气数差不多是在落第文人的手中折腾完的。公元八八一年，落第后曾经怨气“冲天”地写下“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不第后赋菊》）这样一首“反诗”的冲天大将军黄巢带兵攻入长安，把曾经产生过唐太宗武则天李太白杜子美的光焰万丈不可一世的唐王朝冲了个稀巴烂，虽然距公元九。七年朱温灭唐还有二十七年的光景，可明眼人都清楚，大唐帝国在那个时候就画上了句号。

另一个落第文人用香艳绮靡的形式与格调取代了大气磅礴气象万千的唐诗的辉煌。温庭筠是词史上当仁不让的第一位大家。在温氏之前也不乏人作词，如李白、刘禹锡、白居易等，但大多只是偶尔为之，唯有温氏全力经营，使之蔚为大观，成为真正具有独立美学价值的文学新样式。

面目丑陋的温庭筠偏偏是个喜欢在风月场中厮混的风流才子，他的生存方式与晚唐风雨飘摇的景况形成了令人触目惊心的反差。也许是政治的黑暗与社会的颓败更容易使人产生及时行乐的作为，屡试不第的温庭筠终日与美人醇酒为伴，在风光旖旎的温柔乡中抚平功业未建壮志难酬的创痛，销蚀放浪形骸的肉体与灵魂。他喜欢美丽的女人，他笔下的女子是何等的明艳照人，令人心旌摇荡：“小山重叠金明灭，鬓云欲度香腮雪。”（《菩萨蛮》）这首列于《花间集》卷首的温氏代表作所描写的就是一种“温庭筠式的美丽”。这是一种裱艳的美、妆饰的美，一种雍容华贵流光溢彩的美，虽然略显繁复，然并不使人觉得腻味与俗气；也许有人不喜欢，但却自有其美学上的存在价值，能把一种美丽写到如此境界，不能不说是一种大本事。

又八次手就能吟成八韵的才华横溢的温八叉居然是个科场考试的失败者，当然也是个仕途上的失败者，然而他却是个欢场上的得意者！深情绵邈的温飞卿将他的绝世才华和至情至性完全倾注在他所熟悉所爱怜的众多女子身上：“梳洗罢，独倚望江楼。过尽千帆皆不是，斜晖脉脉水悠悠，肠断白藏洲。”（《梦江南》）“独倚望江楼”的“青楼女”是温氏作品中永恒的主人公，温庭筠用绮丽繁密的笔调描写她们，描写她们的容貌、她们的体态、她们的心理、她们的服饰、她们所居处的环境。她们的形象斑斓而又鲜艳，闪动着金玉与锦绣般的光华。她们是一群憧憬爱情而又被爱情折磨的人，相思断肠念远盼归是她们日复一日的功课，她们被珠翠钗钿胭脂粉黛深深庭院重重帘帷层层包裹，为春花秋月伤心，为莺啼燕语落泪。

流连欢场沉湎酒色的温庭筠简直就是晚唐五代文人风流放荡形象的一个缩影。温氏之前的杜牧自然是风流狂放得可以：“落魄江湖载酒行，楚腰纤细掌中轻。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遣怀》）纵酒狎妓是风流杜郎重要的生活内容，自然也是晚唐五代文人重要的生活内容。温氏之后的韩僵也不遑多让。韩氏之诗极写艳情，人称“香奁体”：“鬓垂香颈云遮藕，粉着兰胸雪压梅”（《席上有赠》）；“扑粉更添香体滑，解衣唯见下裳红”（《昼寝》）；“春楼处子倾城，金陵狎容多情。朝云暮雨会合，罗袜绣被逢迎”（《六言三首》之一）。这等香艳腻滑的诗，与《花间集》中的艳词相比，可说是如出一辙，毫不逊“色”。晚唐五代文人似乎就是这样一群终日混迹于秦楼楚馆的风流快活的“狎客”。当然，唐代乃是一个豪迈开放的朝代，男女关系较为随意放纵，青楼狎妓实在是当时文人骚客的普遍现象，而且往往被视为一种风流雅事；狎妓冶游的内容在唐人的诗歌中所在多有、屡见不鲜，大诗人元稹、白居易等，也曾与当时的名妓薛涛过从甚密，时有诗歌唱和，可见其时世风如此。但是，晚唐五代的放荡应该说已到了病态的地步，这当然是病态的社会在文人身上的一种病态的折射。晚唐五代诗人喜欢在他们的作品中喋喋不休不厌其烦地描述香艳绮靡的情事，作品数量之多，刻绘之具体形象细腻露骨，都是前所未有的。如果把这种肆无忌惮的放荡置于晚唐五代战乱频仍兵连祸结白骨成丘血流成河的大背景下审视，则更能凸现出弥漫充溢于其时的中国文人畸形的生存状态与社会文化心态。

五代短暂，五个朝代的轮替只不过才用了五十余年的光景，国祚长者十余年，短者仅四年；而南方各国一般都有三十几年的寿命，国祚长者如吴越竟享国七十二年，因此，五代十国时期总的形势是：北方动荡，南方相对平静。于是，中国文人都跑到南方享福来了！南唐有冯延巳与中主后主等等，西蜀有韦庄、薛昭蕴、牛峤、张泌、牛希济、鹿虔扆、欧阳炯等“花间派”诸人，这些都是中国文学史上响当当的名字；而整个北方却似乎只有一个名叫和凝的家伙在苦苦撑持着，勉强挣回些许面子。

这是一个奇特的现象。公元九。七年后的中国，北方是赳赳武夫在厮打、在角逐，杀人如麻，尸横遍野；南方是风流文人在快活、在享受，夜夜笙歌，朝朝管弦，倚红偎翠，怜香惜玉。

这是中国历史最黑暗的年代。

这是中国武人最跋扈的年代。

这是中国文人最放纵的年代。

中国文人在这一年代集体失去了知识分子应有的责任感。

……

美丽的花蕊夫人在亡国之后曾有诗云：“君王城上竖降旗，妾在深宫那得知。十四万人齐解甲，更无一人是男儿。”诗中透露出对后蜀将士不战而降的怨气。可是冰肌玉骨清凉无汗的夫人不知想过没有，与她在摩诃水殿风流快活的孟昶又何尝是男儿？在风流的后蜀，在风流的五代，又有几个真正的男儿？！在五十余年的漫长岁月中，只有杀人如麻的屠夫、荒淫无耻的君臣和沉湎酒色及时行乐的文人，又到哪里去找热血男儿？！

我终于知道宋代理学兴盛的原因了！

“存天理，灭人欲”的宋代难道不是对寡廉鲜耻人欲横流的五代的一种“反动”吗？

“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宋代难道不是对淫佚放荡娼风炽盛的五代的一种矫枉过正吗？

当然，这也只是宋代的一面。宋代也仍然是风流绮靡的。

文天祥《正气歌》日：“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下则为河岳，上则为日星。于人日浩然，沛乎塞苍冥。皇路当清夷，含和吐明庭。时穷节乃见，一一垂丹青……”

公元十世纪前后，在中国，所缺的就是这样的浩然正气！

我的职业是编辑，我的兴趣是写作。

这二者其实是有冲突的。

编辑是个既费时又耗神的职业，写作亦然，把二者搅在一起，似乎有点跟自己过不去。

数十年编书无数，写作成果却寥寥可数：一本诗集，三本散文集。

但当编辑有个好处，就是知识博杂，思路开阔，如此，方能编各种各样的书；体现在写作上，就是能写跨度大的书稿。我写新诗，也写学术文化散文，这样的“跨界写作”，可能与我的编辑职业有关。

本书的写作，首先源自我对唐宋词的偏爱，我的大学毕业论文是关于李清照和婉约词的，工作之后编辑过不少唐宋词选本图书，也曾经注释评点过《花间集》；但最直接最根本的动因，则是对词牌所蕴含的文化信息和神秘性的兴趣。

词牌是中国独有的文化符号，“菩萨蛮”“更漏子”“浣溪沙”“念奴娇”“烛影摇红”“兰陵王”“沁园春”……这一个个奇妙的汉字组合，构成了极具想象空间与艺术韵味的意象，能够使人产生无穷的遐思与审美愉悦；解剖一个词牌，追溯其来龙去脉，挖掘蕴藏其中的丰富信息，串连起有关的故事、人物、名篇等，能写出生动有趣并兼有学术意蕴的文字，这正是我所极力追求的。

将散文与诗歌的笔法加之于古典的材料上，会产生什么样的效果？为了追求新奇，满足标新立异的自我承诺，我往往会陷入苦思，这样一种散文化或诗化的写作，耗去我大量的时间与心血。

选择词牌也颇费踌躇。康熙五十四年（1715）编成的《词谱》，收入词牌八百二十六个（据说仍有遗漏），面对如此大的量，写什么样的词牌，写多少个词牌，是一个问题。

本书写了四十六个词牌，所写词牌大抵依据以下原则：常用的；有名人名作的、影响大的；有故事的、传奇性强的；可以追根溯源、有文化意蕴的；早期的、能体现词草创时期风貌的。应该说，符合上述条件的词牌还有很多，但限于篇幅，只能忍痛割爱。

尽管有了所谓的“原则”，但在写作过程中往往还是会陷入困惑。比如说，有些词牌很有名，应该说影响也大，但却没几首作品；有些词牌可以追根溯源，也有故事，但却没有什么好作品，这就给写作增添了难度。很难想象，像《雨霖铃》这样的既有故事又有名家名作的词牌，《全宋词》只录得七首作品，作品太少，能写的东西不多，写作时就得开拓思路，发挥想象力，从别的地方挖掘材料，如此成篇，难度当然要大得多；而像《章台柳》，除了那个著名的故事和韩翎柳氏二人的词作外，并无太多的内容，令人难以下笔，考虑再三，只好放弃。本书写作的基石，还是材料，没有材料，再好的文采也是白搭。

本书断断续续写了好些年，这当然也是职业与兴趣的冲突所导致的。  职业是饭碗，是饭和菜，不可或缺；兴趣是什么呢？也许是烟和酒吧。烟酒能成瘾，这瘾要发作起来，任谁都拦不住！

这也就是我在繁冗忙碌的编辑工作之余坚持写作的动力。我的这些文字，多是在更深人静的时候，在别人泡吧K歌、搓麻打牌、喝茶聊天、看电视刷微信的时候写下的，没有“瘾”作支撑，我做不下来。

暗夜中酝酿着一个巨大的哈欠，野猫求偶的凄厉从远处传来，玉兰树宽大的叶子缓缓下坠，发出扑簌扑簌的脆响，冷雨无边，浩荡的湿气像无孔不入的幽灵，洗涤了熬夜者的五脏六腑，蛙鸣如鼓，给寂寞的夜空增添了些许生动……

我轻叩键盘，写下了以上的文字。

是为跋。

二○一七年夏夜于广州从化一哂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