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陈桥到厓山(精)/长河文丛》这是历史学者虞云国教授先生关于宋史的一部论集，分为“人物篇”、“事件篇”、“文化篇”、“制度篇”、“总论篇”。作者在对大量史料进行研究与分析，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观点和看法，颇成一家之言。文字流畅，有可读性，富有启发性。这是一部优秀的通俗历史著作。

《从陈桥到厓山(精)》是专论两宋的随笔与书评集。作者虞云国先生兼具历史学家的专业眼光与人文学者的生动文笔，通过对君臣名人的肖像摹绘，重大史事的独到解读，文化现象的别样诠释，制度层面的透辟剖析，最终殿以高屋建瓴的宋代总论，宏阔而纵深地展现了宋朝兴亡成败的逻辑轨迹，堪称是一部深入浅出而雅俗共赏的历史佳作。

自序

人物篇

 宋仁宗的仁恕与雅量

 明道废后前后的吕夷简

 狄青的传奇与命运

 两代君主同堂时

 朱熹梦断帝王师

 政变老手史弥远

 文天祥哭妻文的前前后后

事件篇

 也说“更无一个是男儿”

 再说王安石变法

 换个角度看苗刘之变

 绍熙内禅前的时局与谣言

 大逆转：从新政到党禁

 晚宋的一桩离奇冤案

文化篇

 中国古代学运的极盛时代

 从一篇祠堂记说宋儒气象

 吃菜事魔及其他

 一张宋代的御筵菜单

 鹅湖三叠

 三千年间，人不两见

制度篇

 祖宗家法：在因革两难之间

 从王安石的“非常相权”说开去

 漫谈宋代监察制度

总论篇

 我们应该如何看待宋朝？

 宋代士大夫与政治生态

 中国为何会转向内在

 当病夫坐上龙庭

 帝都，气象不只是气象

 宋朝能为“中国模式”背书吗？

宋仁宗的仁恕与雅量

宋仁宗在位四十二年，是宋朝在位最长的皇帝。在中国皇帝中，平心而论，他既不是奋发有为的英主，甚至也不是声誉卓著的明君。但他最大优点就是宽容仁厚，能容忍各种激烈的批评，哪怕是对他私生活妄加非议。在他的治下，不仅台谏官，即便其他官员和士大夫，也都能享受到君主制下罕有其比的言论自由。他的谥号曰“仁”，《宋史》本纪说他“恭俭仁恕”，不失为盖棺论定。

在中国清官册中，位居第一是包拯。他当谏官时，宋仁宗最宠幸的是张贵妃，而贵妃的大伯张尧佐正担任三司使，号称“计相”，这可是掌管全国财政的要职。这位大伯尽管干不好本职，却大有觊觎副相的念想。包大人就和其他台谏官纷纷上疏，仁宗只得免去其三司使，出于安慰，任命他同时兼任宣徽南院使、淮康军节度使、景灵宫使、同群牧制置使。铁面包拯上奏，不仅怒斥他是“清朝之秽污、白昼之魑魅”，而且直接抨击仁宗“失道败德”。说一个皇帝“失道败德”，这可是最大的恶评。仁宗为了张尧佐的任命，置之不理。朝会之日，包拯联合了全体台谏官，率领百官面谏仁宗，动用了台谏向君主集体谏诤的强硬手段。仁宗先是勃然大怒，但迫于舆论，最后还是做出了让步，免去张尧佐宣徽南院使、景灵宫使，保留了其他两使。

过了不久，张贵妃又吹枕边风，仁宗见舆论平息，重新任命尧佐为宣徽使。包拯得知，不依不饶，领衔与其他谏官上殿争辩。一天，张贵妃还想为大伯子说情，仁宗抢白道：“今天包拯上殿，唾沫都溅到我的脸上。你只管要宣徽使、宣徽使，不知道包拯是谏官吗？”为了谏诤，包拯居然把唾沫喷到皇帝脸上，仁宗尽管不乐，却对他畏让三分，足见中国第一清官的出现，与仁宗皇帝的仁恕雅量是分不开的。倘若搁在更专制的明代，即便不将他打入天牢，也非动用廷杖的酷刑让他半死不活。

垂帘听政的刘太后一死，25岁亲政的宋仁宗顿时有了一种谁都管不着的解放感，没日没夜在后宫倚红偎翠。著名学者石介给即将做宰相的王曾上书道：“听说皇帝好近女色，渐有失徳，倡优日戏上前，妇人朋淫宫内，饮酒无时节，钟鼓连昼夜。以至传闻，皇帝圣体因此不豫。”话说得不能再尖锐：“不豫”是专指皇帝病危的用语，而这却与“妇人朋淫宫内”有关，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与一大帮子宫嫔乱搞所致。石介希望王曾能“以此为谏”，“感动上心”，而他即便因此“受斧钺于天子之前，以狂讦得罪于相府，亦死得其所”！不清楚王曾是否转达过这番话，但他走马上任后没有治石介“狂讦”，则是肯定的。

与石介不同，时任谏官的滕宗谅（就是那个请范仲淹作《岳阳楼记》的滕子京）就直接上书，严词抨击宋仁宗沉迷“内宠”，指斥他“日居深宫，流连荒宴，临朝则多羸形倦色，决事如不挂圣怀”。“临朝则多羸形倦色”，把仁宗上朝时被女色掏空而萎靡不振的模样都描摹得淋漓尽致。皇帝的脸面都不知往哪儿搁，但处理也不过让滕宗谅平级调动，出朝去做知州。

有一件轶闻最能说明仁宗朝言论的宽容度。据说仁宗“尤恶深文”，也就是上纲上线诬加罪名。有一个举子献诗成都知府说：“把断剑门烧栈道，西川别是一乾坤”，他竟然鼓动知府扼守剑门关，一把火烧了入川必经的栈道，把四川变成独居一方的割据政权。毫无疑问这是一首反诗，搁在现在就是颠覆国家罪。我们都还记得《水浒传》“浔阳楼宋江吟反诗”一回，结果“打得宋江一佛出世，二佛涅槃，皮开肉绽，鲜血淋漓”，“直押赴死囚牢里”。成都知府当然也不敢自作主张，囚械了这个举子，向朝廷上报此事。仁宗却不以为然道：“这是老秀才急于要做官才写的，没有必要治他的罪。可给他一个远小州郡的司户参军做做。”不必究诘这事的准确度，即便附会，也真实反映了宋仁宗的仁恕宽容。P2-4

自序

进入本世纪以来，虽然仍在生产正儿八经的学术论文，但历史随笔书评的写作从未中辍过，尤其在退出饱受诟议的考核体制后几乎成了我的主打。对我来说，宋史相对谙熟，涉笔也最频繁。前年将宋史以外的随笔书评结集付梓，有自序告白：“关乎宋代的文章最多，准备另编专书”。梁由之先生获知鄙意，厚爱如故，慨允将其纳入他所擘划的《长河文丛》。书稿编迄，自应作序交待。

先说书名。记得两年以前，也是由之兄邀我编那册小集，曾代拟书名曰《放言无忌》。沉吟再四，我还是改为《放言有忌》，那自序曾说理由：“既然宪法是划出范围的，更兼之还有某些说之不宜的话题负面清单，放言还是有忌的”；“而每个公民都应在宪法阈度内，执着守护权力与自觉践行义务，继续为这种前行之势放言与助力，藉以汇成大辂无从逆转、覆辙不再重蹈的巨大合力”。《放言有忌》中涉及现当代史若干问题，才有了这番话头。时与世移，如今的集子只说宋史，既无关乎“放言”也不涉及“有忌”之类的话题，但书名总要取的。

我在宋史领域略有影响的大众读物，大概算是《细说宋朝》。这次入集的文章，作年多在其后，不妨视为我对两宋史的新解读，故最先拟名《再说宋朝》，似也顺理成章。私意原以为，为新集子冠名，犹如为新生儿卜名，重要的还是出世之后，新集子的读者口碑或新生儿的将来成就是否看好，命名者预先的煞费苦心或率性而为，似非关键所在。譬如“爱玲”作为芳名，市肆坊间用者必夥，但用在张爱玲身上，因作品光艳逼人，其名也便大俗成就了大雅。不过，策划者与出版方都建议有否更亮眼出彩的书名。寻思再三，既然集子都在说宋朝，何不就两宋起讫切入，从肇始北宋建立的“陈桥兵变”与标志南宋覆灭的“厓山之战”中拈出地名，唤作《从陈桥到厓山》，内涵倒也一目了然，而以《再说宋朝》作为副题，似也不悖初心。

次说文章。披览集内小文，不仅写作年代跨度已过岁星再周，体裁尤其难称整饰划一。大致说来，书评居多，随笔次之，其他则既有报刊所约的历史评论与专题访谈，也有诗文名篇的解读赏析，甚至一两篇还是学术论文普及版。各种体裁的文章收纳入集，仿佛杂拌或乱炖，文章风格也难免随体而用，逢场说话，这是必须坦白的。“文章是自家的好”，向来是最受诟病的文人积习，我在这里却绝无这份自信，天下好文章可多了去！差可自慰的是，其一，我在这些看似轻松随意的小文章上所下的功夫，决不比那些高头讲章的大论文有所懈怠，因为既要追求史实的全面准确性以坚守史学的操守，还须兼顾阅读的赏心悦目感以获取读者的认可（至于这两个目标是否真正达到，也还是不敢自信的）。其二，既然旨在“再说宋朝”，我也竭尽绵力在文章里融入那么一点新意，或探讨前贤未及的若干史事，或以新视角说旧事件，或匡正时人对宋代的误读，在诸如此类中也蕴含着笔者出离世外的关切或隐忧。

末说编排。虽说文体近乎杂拌乱炖，但总得有安顿的架构。于是，根据内容略作区处，归为五辑。原先的排序，先是总论篇，而后继之制度篇、事件篇与文化篇，殿以人物篇。其初衷无非是先读总论仿佛泰岱极顶一览众山，再按重要程度依次进入制度、事件与文化，个体人物的历史涵盖度相对而言毕竟有限，故而委屈其垫底扫尾。出版方则别出机杼，循着先分论、后总论的总体思路，对结构顺序大胆调整，改为人物篇—事件篇—文化篇—制度篇—总论篇。平心而论，这种编排似乎更符合一般读者的阅读逻辑，颇有其合理性。两种编排，让我有趣地联想起周敦颐《太极图》与陈抟《先天图》的异同优劣：《太极图》居高临下，意在“生人”，故从无极、太极、阴阳、五行、男女顺着往下说；而《先天图》拾级而上，排序恰与相反，据说陈抟老祖认为同一模式“顺则生人，逆则成仙”。但我却想多说一句，历史学的终极目的也是“生人”（即作育启迪人），无论何种阅读顺序，高屋建瓴地把握对两宋史的总体观，其必要性与重要性不言而喻。

最后，向曾经刊发拙文的各家媒体深致谢忱，他们是《上海书评》、《文汇学林》、《万象》（可惜已成往迹）、《南都评论》、《同舟共进》、《文史知识》、《历史学家茶座》、《中国青年报》与新浪历史频道。为让这册小书面世时尽可能减少瑕疵，九州出版社李黎明先生的不少卓见与诸多辛劳，也是令人感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