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文华、马东平主编的《丝绸之路三千里》以“丝绸之路三千里”为题，在时空的维度里阐释了甘肃在丝绸之路中的历史地位和价值，甘肃段丝绸之路中的古城、民族、石窟、遗址，甘肃丝绸之路历史中所蕴含的精神以及在现代“一带一路”战略下，甘肃借助悠久的历史文化尤其是璀璨炫目的丝绸之路文明所展开的发展战略。这是一本相对通俗易懂的文化读本，读者能够在较短的时间内相对轻松地了解到甘肃三千里丝绸之路中所蕴含的文化珠玑和历史演进。

安文华、马东平主编的《丝绸之路三千里》讲述了丝绸之路在甘肃段全长1600多千米，由于丝绸之路的联通，甘肃成了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不可替代的桥梁。千百年来，中华民族的文化血脉沿着丝绸之路这条东西贯通甘肃全境的文化线路而搏动，因为丝绸之路甘肃文化也具备了卓越的开放性、包容性、多元性和世界性。本书以“丝绸之路三千里”为题，在时空的维度里阐释了甘肃在丝绸之路中的历史地位和价值，甘肃段丝绸之路中的古城、民族、石窟、遗址，甘肃丝绸之路历史中所蕴含的精神以及在现代“一带一路”战略下，甘肃借助悠久的历史文化尤其是璀璨炫目的丝绸之路文明所展开的发展战略。

导言

第一章 丝绸之路历史溯源

 第一节 早期丝绸之路概说

 第二节 丝绸之路的开辟与发展

 第三节 丝绸之路的繁荣与衰落

 第四节 丝绸之路黄金段上的甘肃

第二章 甘肃丝绸之路上的古城

 第一节 河西走廊古城镇的兴起

 第二节 河西走廊上的古城镇

 第三节 丝绸之路北线及南线古城

第三章 甘肃丝绸之路上的民族

 第一节 甘肃丝绸之路上的回族

 第二节 甘肃丝绸之路上的东乡族、保安族和撒拉族

 第三节 甘肃丝绸之路中的藏族

 第四节 甘肃丝绸之路上的裕固族和蒙古族

 第五节 甘肃丝绸之路上的哈萨克族

第四章 甘肃丝绸之路上的石窟

 第一节 甘肃石窟的开凿历史

 第二节 甘肃石窟的分布

 第三节 举世瞩目的敦煌石窟群

 第四节 甘肃石窟群对丝绸之路的意义和价值

第五章 甘肃丝绸之路上的遗址

 第一节 大地湾遗址——中华文明的起源

 第二节 悬泉置遗址——惊世汉简

 第三节 长城遗址——西部边陲的守望者

第六章 甘肃丝绸之路上的历史人物

 第一节 上古至秦汉时期人物

 第二节 三国至唐代人物

 第三节 宋元明清时期人物

第七章 丝绸之路历史中所蕴含的精神

 第一节 开拓开放的奋进精神

 第二节 多元融汇的包容精神

 第三节 传承创新的追求精神

 第四节 互利共赢的精神理念

第八章 国家名片——甘肃丝绸之路的璀璨明珠

 第一节 丝绸之路——世界闻名的文化线路

 第二节 甘肃丝绸之路上的世界文化遗产

第九章 国家平台——甘肃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区

 第一节 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区落地陇原

 第二节 “1313工程”——甘肃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区建设大布局

 第三节 在中华文化的传承创新中实现“中国梦”

第十章 “一带一路”——谱写甘肃发展新篇章

 第一节 新时期的“一带一路”战略

 第二节 “一带一路”与甘肃的战略机遇

 第三节 打造丝绸之路经济带甘肃黄金段

第十一章 盛世盛举——敦煌国际文化博览会

 第一节 首届丝绸之路（敦煌）国际文化博览会

 第二节 敦煌文化博览会的价值和意义

 第三节 打造永不落幕敦煌文化博览会

后记

第三节 丝绸之路的繁荣与衰落

一、隋唐威名扬四海

隋唐时期（58l-907年），中国结束了长期的政治分裂局面，国力空前强大。加强国际联系、维护丝绸之路畅通不仅是统治阶层的共识，而且需要有相应的制度作为保障。隋炀帝时已经有意识地经营丝绸之路，与西域各国联系密切。隋炀帝采取积极经营之策，派使臣出使西域远达波斯湾，招徕胡商赴中原贸易，并在张掖焉支山约见西域诸国国王、使臣、商团，盛况空前、大奢其富，号称世界历史上最早的万国博览会。

唐朝时期是中国封建王朝发展的鼎盛时期。唐太宗时终于打通丝绸之路，重新建立了与西汉时功能相似的安西都护府（后来又有北庭都护府）。高宗时，唐朝的羁縻制度达到顶峰，许多国家和地区成为唐朝的羁縻州府，总数达到八百多个，最远的是在波斯地区。从唐太宗开始，各国尊称唐朝皇帝为天可汗，标志着以唐朝（618-907年）为核心的国际秩序的建立，这也是丝绸之路畅通的重要保证。贞观十四年（640年），唐太宗在西域设立安西都护府。安西都护府下辖龟兹（今库车）、焉耆、于阗（今和田）和疏勒（今喀什），安西四镇，是维持丝绸之路畅通的军政设施，这也是唐朝经营西域的重要方式。唐朝在当地驻军，保证国防安全，而行政首脑则由当地民族首领出任。在塔里木盆地东部，主要是伊州（今新疆哈密）、西州（今新疆吐鲁番）和庭州（今新疆吉木萨尔），则实行与中原一致的州县制度。随着唐朝政治、经济、文化的繁荣，尤其在贞观、天宝、开元年间，河西走廊丝路绿洲沿途成为“间阎相望、桑麻翳野”的富庶之地。商贸经济方面在盛唐时期达到了顶峰，西域诸+国、大食、大秦等西方国家的奇珍异宝在唐朝长安的街肆、闹市都有所呈现。

唐代沿丝绸之路东来中国的商贩络绎不绝，西域来的粟特胡人是东西贸易的主要经营者。波斯和阿拉伯来客更有数万之多，其富者在长安娶妻定居，并且同唐朝的官员往来步入了上流社会。近数十年来，我国考古工作者在新疆、青海、陕西、山西、河南、河北、内蒙古、广东等省区，共发现了三十多批东罗马帝国的金币和萨珊王朝的银币，计有一千多枚。其中绝大部分是西方商贩经丝绸之路贸易带来的，成为见证东西方贸易往来的宝贵物证。

日益发展的经济、文化交流，不仅丰富了我国和西方各国的物质和精神生活，还丰富了各有关国家的语言。例如我国的葡萄、苜蓿、狮子等名词，来源于波斯语。波罗球、波斯枣、菠菜等名称，都是以这些物产的故乡（波斯）的名称命名的。在波斯语中也有不少汉语词汇，如茶、钞（票）、牌子、角抵等，波斯语的名称和汉名的读音基本相同。波斯语叫白铜（铜的合金）为“中国石”，叫磁土（高岭土）为“中国土”，叫土茯苓为“中国根”，叫肉桂为“中国木”等，这些名称也证明了这些物产来源于中国。唐朝统治者鼓励中外文化交流，故唐朝的文学艺术中，多有来自域外的内容，许多来自外国的人才亦受到重用。唐朝的首都长安（今西安），有来自各国的留学生、僧侣、商人和使者长期居住，使得长安成为世界文化的展示中心。而这一切，都可以说是丝绸之路繁荣的成果。

唐朝也是宗教文化传播的鼎盛时期。除了佛教、伊斯兰教之外，向中国东传而来的宗教还有琐罗亚斯德教、摩尼教、景教。琐罗亚斯德教在古代流行于中亚、西亚，约于唐代传入中国，中国人称之为拜火教或袄教。摩尼教是公元三世纪时萨珊人创立的，约于唐代前斯传入中国，也叫做明教。景教属于基督教的聂斯脱利派，公元五世纪前期，兴盛于中、西亚。唐太宗贞观九年（635年），叙利亚人阿罗本由波斯来我国传教，改教名为景教，并在长安等地建寺礼拜，称“波斯寺”，后改称“大秦寺”。唐德宗建中二年（781年），波斯教士景净等在长安立“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景净撰写了“碑颂”，记述景教传入我国和在长安建寺度僧、宣传教义的情况（此碑现存陕西西安碑林博物馆）。

唐玄宗天宝十四载（755年），安禄山、史思明发动叛乱，史称“安史之乱”。为镇压叛乱，唐朝将河西、陇右的军队调回。吐蕃乘机占领河西、陇右。因此，唐朝与西域的交通只好改行北方的草原路线和海上丝绸之路。陆上丝绸之路衰落，海上丝绸之路兴起，并且逐渐替代了陆上丝路的交往和贸易地位。（P33-35）

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于1877年为一条东起中国古都长安，西达地中海东海岸安都奥克，全长7100余千米的线路，取了一个极富诗意的名字——丝绸之路。丝绸之路在甘肃段全长1600多千米，占其全部总长度的l/5，由于丝绸之路的联通，甘肃成了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不可替代的桥梁。丝绸之路是人类文明交流与文化融合的杰出范例，千百年来，中华民族的文化血脉沿着丝绸之路这条东西贯通甘肃全境的文化线路而搏动，由于丝绸之路的存在，甘肃文化也具备了卓越的开放性、包容性、多元性和世界性。

甘肃是丝绸之路上一个重要的节点，在历史的长河中具有不可替代和唯一性。西汉建元三年（前138年），汉武帝为反击匈奴，派张骞出使大月氏、大宛等西域诸国，此次“凿空之旅”开辟了通往西域的道路，加强了汉朝与西域各国的联系，也为“丝绸之路”的开辟奠定了基础。元狩二年（前121年），汉匈河西之战使得使汉王朝正式拥有了通往西方的咽喉要地——河西走廊。汉廷随后在此设立酒泉、武威、张掖、敦煌四郡，丝绸之路得以全面贯通。汉宣帝时，又在乌垒城设西域都护府，统辖西域诸国，进一步保障了丝绸之路的畅通。

西汉时的丝绸之路大致走向为东起长安，向西穿越河西走廊，经由敦煌境内的阳关或玉门关后西行至楼兰，此后便分为两条支线：一条经鄯善，沿昆仑山北麓至莎车，西越葱岭到大月氏、安息等同，称为南路；另一条则沿天山南麓西行，越葱岭至大宛、康居等国，称为北路。到东汉明帝时，汉军攻取伊吾，汉廷又开辟了一条经此西行的新北道，三条主线基本齐备，丝绸之路走向基本奠定。

东汉迁都洛阳，政治中心东移，丝绸之路也就向东延伸至洛阳。由于政治、军事等因素的干扰，丝绸之路交通先后三次被阻断，后经班超、窦同等人的军事、外交努力，丝绸之路得以恢复畅通，史称“三绝三通”。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原战乱频繁，但沿丝绸之路的东西政治、经济往来却未曾中断。隋朝将交通西域，发展丝绸之路贸易定为国策。大业五年（609年），隋炀帝委派黄门侍郎裴矩赴张掖招徕西域商人，主持与西域诸国交市，继而又亲巡张掖，谒见西域27国使臣，举行“万同博览会”，使中西交往繁盛一时。唐朝是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鼎盛时期，对西部疆域的经营超出汉代，先后设立安西都护府和北庭都护府，对天山南北广大区域实行了有效统治，也为原有丝绸之路的畅通和从玉门关经伊州、北庭、轮台、越伊犁河至碎叶而进入中亚的北新道提供可靠保证。公元7世纪中叶，丝绸之路进入全盛期。敦煌、长安、洛阳等地商贾云集，呈现出了国际大都会的繁荣景象，促进了东西方文明融合和发展。

五代宋元时期，由于经济重心南移、水陆交通发展和海上丝绸之路的兴起及西北地区民族政权分裂割据等原因，丝绸之路日趋衰落。元代曾一度对中亚、西亚等广大地区实行直接统治，东西驿道畅通使得丝绸之路再度兴盛，但也只能作为历史古道上的回光返照而已。明朝实行闭关政策，以嘉峪关为界划关而治，中西交往主要依赖海路，陆上交通干线也改道哈密，原来意义上的丝绸之路再无繁华可言。清代，西北内陆准噶尔部落的崛起和航海技术突飞猛进的提高，遂使得千年丝绸古道更加走向沉寂。

丝绸之路在甘肃境内大体可以分北线、南线和中线：（1）北线：由长安（东汉时由洛阳）、沿渭河至虢县（今宝鸡），过汧县（今陇县），越六盘山固原和海原，沿祖厉河，在靖远渡黄河至姑臧（今武威）。（2）南线：由长安（东汉时由洛阳）沿渭河过陇关、上邦（今天水）、狄道（今临洮）、枹罕（今河州），由永靖渡黄河，穿西宁，越大斗拔谷（今扁都口）至张掖。（3）中线：与南线在上邦分道，过陇山，至金城郡（今兰州），渡黄河，溯庄浪河，翻乌鞘岭至姑臧（今武威）。南北中三线会合后，由张掖经酒泉、瓜州至敦煌。

丝绸之路的开辟为东西方物资和文化交流打开了大门，它是一条世界大道，不仅把亚洲的东部、中部和西部连接起来，而且把亚洲和欧洲以及非洲连接起来；它也是一条历史的大路，不仅把古代历史的不同时期连接起来，而且把古代历史和近代甚至现代历史连接起来。丝绸之路不仅把中原文化传向祖国西部，进而传向西方，也把西方的文化传到中国，从中国的西部传到东部。

甘肃地处青藏高原、蒙古高原、黄土高原交会地带，自古以来就有拱卫中原、护翼宁青、保疆援藏的战略地位和独特的文化通道区位优势，为中原连接西北乃至中西亚的咽喉和纽带，也是东西方文化交流的通道。例如，佛教从丝绸之路尤其是河西走廊走向中原，在东渐的过程中留下了星罗棋布的石窟艺术，而敦煌莫高窟把这种东西方文明交流和文化的交融推到了极致。著名国学大师季羡林先生曾经说过：“当今世界历史悠久、自成体系、影响深远的文明只有四个，就是古希腊、伊朗、印度与中国，再没有第五个；而这四大文明汇流的地方只有一处，就是中国的敦煌和新疆地区，再没有第二个”。诚如其言，敦煌为东西交通的喉襟和具有国际意义的文化汇流之地；祁连山雪水的哺育使河西走廊成为丝绸之路沿线上最为繁荣的孔道之一，在中西交通史上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也正是交通发达使大量的人流、物流、信息流得以流通，促进了这一地区经济与交化的发展，使武威、张掖、酒泉、敦煌等一些荒漠绿洲城市相继诞生；6万余枚甘肃汉简直接或间接的书写着丝绸之路的历史文化，真实反映了汉朝开拓河西的进取精神和沟通西域的时代壮举，更值得一提的是，甘肃汉简对西域各国的详细记载，为研究古代中国与中亚、印度、罗马等地区的中外关系、商贸往来、友好交际提供了第一手资料；文明、文化的交流，首先是人的交流、民族的交流。从古至今甘肃尤其是丝绸之路是民族交融的大走廊，不同的民族在这条美丽的走廊中来来往往、进进出出，交流、交融的脚步从未停息。春秋战国时期，丝绸之路核心段的河西地区生活着月氏、乌孙、羌戎、塞种、丁零等许多民族。秦汉之际，兴起于北方的强大游牧民族——匈奴，进入甘肃，控制了河西走廊。魏晋南北朝时期，兴起于北方的又一个游牧民族——鲜卑族，大批进入甘肃。唐代，兴起于西藏的吐蕃又大举进入今甘肃河西地区和中南部，从8世纪中叶到9世纪中叶，统治这一带近百年之久，也把藏传佛教及其文化带入了甘肃。随着蒙古人的几次西征，中亚地区大批信仰伊斯兰教的牧民、商人、手工业者被迁徙到今甘肃地区，还有许多蒙古族也在这里定居。他们和当地原有的各族民众相融合，在元、明两朝，形成了回族、东乡族、保安族、撒拉族等信仰伊斯兰教的新民族和信仰藏传佛教的土族、裕固族。各种民族用自己的历史在这块神奇的土地上划出了自己兴衰的轨迹，演绎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生存、发展格局。古往今来的各个时期的民族在这块土地上共同创造了辉煌灿烂的华夏文明，这种相互交流而又相互交融的文化是华夏文明的渊源之一，也是华夏文明重要的组成部分。

习主席在系统阐述丝绸之路经济带构想的时候指出，两千多年的交往历史证明，只要坚持团结互信、平等互利、包容互鉴、合作共赢，不同种族、不同信仰、不同文化背景的国家完全可以共享和平，共同发展。历史上甘肃丝绸之路的文化及其交流体现的就是和平、交流、理解、包容、合作、共赢的精神。所以，甘肃丝绸之路沟通的是东西方的贸易和文化，却体现了开放性、多元性、包容性和共赢性的精神，丝绸之路体现的精神和价值不论在地区和国家发展乃至国家交往都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

开放性是丝绸之路精神最显著的特征，唯有坚持开放，才能够做到“放眼看世界”，才有足够的自信“走出去”，也才会有强大的吸引力和招徕力。历史上，纵贯三千里的甘肃本身就是一条联系中华文明与欧亚文明的文化大通道。在广为人知的张骞通使西域之前，就已有周穆王西游拜见西王母的故事传说，随着丝绸之路的凿空及其畅通，汉唐时期更是以其恢宏的气度向世界展开胸怀，广泛荟萃各种文明，促进了自身文化的繁盛。因为开放，中西交往加强，各国使节往返频繁，胡商贩客络绎不绝，汉唐时期河西走廊的敦煌、武威等地也摇身变成了国际性的大都会，成了中西文化经济交流的咽喉重镇。因为开放，“马踏飞燕”的艺术珍宝与“天下称富庶者无如陇右”的经济盛像才得以成为历史留给当世的财富。

有了多元性，丝绸之路才延续了2000多年。绵延三千里的丝绸之路里程，狭长的甘肃东向联结中原文化，西向沟通中亚、西亚乃至欧洲文明。自古以来，甘肃独特的地理条件决定了它始终在军事、商贸及文化三个大通道之间不停地切换转变，演绎出了丰富多彩的丝绸之路文化，塑造出了多元的甘肃文化品质。多元性是不同背景文化在丝绸之路甘肃段共同发展、和平相处形成的局面，是对丝绸之路精神的最佳诠释。

甘肃文化开放的特征，多元的形态，注定了其必然有广博的包容性。自古至今，甘肃都是多民族的杂居区，多种文化体系的交汇地，多种宗教的生长带，多种风俗习惯的聚合点。包容不是同化，也不是消灭，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同发展，并存创新。甘肃文化在极长的历史演进中形成极强的包容性体现在各个方面。如甘肃省内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基督教等五大宗教齐全，“儒门释户道相通，三教从来一祖风”就是甘肃宗教文化包容性的一个缩影。又如饮食文化，自汉通西域后，苜蓿、葡萄、石榴、胡桃、胡萝卜、胡椒、胡饼等中亚、西亚大量新奇的物品都已成为今天习以为常的饮食品种。完全可以说，甘肃已然成为中原本土文化和西方外来文化的交流融汇示范区。

开放的姿态，包容的气度和多元的格局，确保了甘肃能够开辟出一条互利共赢之路。甘肃东接陕西，南控巴蜀，西倚新疆，北扼宁、蒙，为古丝绸之路的咽喉。如今，甘肃是联结欧亚大陆桥的战略通道，兰州是沟通西南西北的交通枢纽，在我国与亚欧各国能源、通讯传输中，甘肃都具有明显的交通区位优势；矿产资源、石油、天然气资源、文化资源非常丰富，这些都是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不可或缺的力量。比如，由中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三国联合申报的“丝绸之路”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甘肃的麦积山石窟、炳灵寺石窟、锁阳城遗址、悬泉置遗址和玉门关遗址5处文化遗产成为世界文化遗产大家庭的新成员；甘肃与中亚、西亚悠久而友好的交往友谊，为新时期进一步向西开放、加强合作、实现共赢提供了良好基础。“五色交辉，相得益彰；八音合奏，终和且平。”作为古代丝绸之路上的一颗璀璨明珠，敦煌借重“一带一路”重振恢宏。2016年9月，首届丝绸之路（敦煌）国际文化博览会隆重召开，成为敦煌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标志性的文化盛举。贯通历史与未来，续写千年之华章。这是全球瞩目的难忘时刻，传承“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肩负“推动文化交流、共谋合作发展”的重大使命——世界的手，又一次紧紧相握！用好文博会这张“世界名片”，大力助推“一带一路”和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区建设，不断提升甘肃文化的知名度和影响力，也必将产生持久的辐射作用、带来深远的综合效应。抓住这一契机，努力打造“丝绸之路经济带”黄金段，并以文化提振、支撑、引领经济社会发展，加快全面小康建设、推进富民兴陇大业，甘肃一定会大有作为。

“丝绸之路三千里，华夏文明八千年”——这是甘肃历史悠久、文化厚重的生动写照，也是对甘肃历史文化地位和特色的最好诠释。作为一个以地方历史和文化为研究己任的专业研究队伍，首先探究和阐释甘肃三千里丝绸之路的文化特色及其内涵是我们责无旁贷地责任与义务。

本书以“丝绸之路三千里”为题，在时空的维度里阐释了甘肃在丝绸之路中的历史地位和价值，丝绸之路甘肃段中的古城、民族、石窟、遗址，甘肃丝绸之路历史中所蕴含的精神以及在现代“一带一路”战略下，甘肃借助悠久的历史文化尤其是璀璨炫目的丝绸之路文明所展开的发展战略。这是一本相对通俗易懂的文化读本，读者能够在较短的时间内相对轻松地了解到甘肃三千里丝绸之路中所蕴含的文化珠玑和历史演进。

本书的总体构思和通稿由甘肃省社会科学院党委委员、副院长安文华完成，具体的写作由甘肃省社会科学院西北历史与丝绸之路研究所研究人员承担并完成。其中马东平研究员完成导言和第三章以及初期通稿，侯宗辉研究员完成第七章，魏静副研究员完成第二章和第四章，金蓉副研究员完成第八章和第九章，谢羽副研究员完成第五章和第六章，梁仲靖助理研究员完成第十章和第十一章，李志鹏助理研究员完成第一章。

最后需要说明，虽然我们尽了最大努力，但由于能力有限，本书很可能还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和不足。对于这些，我们诚恳地希望读者给予批评和指正。

安文华 马东平

2017年6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