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的影子在人们的谋生方式中
张爱玲毕业后没有外出找工作,而是理所当然也不容置疑地选择了一种前所未有的职业,一种划时代的职业,一种里程碑式的职业——如果要给它起个名,这便是:自由作家。用现在的眼光来看,也可以说是自由撰稿人。
一个时代的影子总是清晰地反映在人们的谋生方式中,比如古代的采诗官——每天的工作就是深入偏远乡村,摇着铃铛请人们出来吟唱歌谣。这是一份相当浪漫的工作,走村串乡不是为了贩卖小商品,而是收集歌谣,他往村口老槐树下的大石碾上那么潇洒地盘腿一坐,将手中铜铃叮叮当当那么一摇,男女老少会冒出一大帮,然后有人就会为了几文小钱唱上那么几首歌谣,被采诗官们记录到麻纸上,最后被带入宫中。这一份职业后来失传了,也可以说被淘汰了——据说《诗经》就是采诗官的劳动成果。比如老上海时代有一种职业:粪霸——粪便在城市是无用的废物,但在农耕时代的乡村,它被称为宝。粪霸控制着城市的粪便收集,张爱玲笔下“黎明时的粪车”来收粪,每户人家每月收费2角,粪霸收集粪便后再兑水,然后以每车2元的价格装船卖到乡下。两头都盈利,这是暴利行业,大多为杜月笙、黄金荣等流氓大亨所垄断。同样,随着抽水马桶和下水管道等现代文明的市政建设普及,粪霸这样的职业便失去了生存土壤,消失了。而像张爱玲这样以自由写作为生的全新的职业文人开始出现,它标志着中国开始进入现代文明,一个全新的世界,在专制而愚昧的中国人面前徐徐拉开帷幕。
像张爱玲这样四体不勤五谷不分、手无缚鸡之力的人,她去外面很难找到工作。当然她有文化,可以去公司做职员、去学校做老师,但是从她孤芳自赏拒人于千里的个性看,她到一个单位也绝对难以立足。她最合适的职业,就是写作。当然,对于一个喜爱写作的人来说,能有闲情逸致自由自在地写作,那是多么幸福的事——首先它需要一定的经济基础,所以从古到今,凡搞写作的文人大多清贫,因为为文几乎不可能给他带来富足。游山玩水,吟春悲秋,几首小诗,几篇短文,那是朋友间用来唱和的,是不可能给他带来利润的。当然也有“润笔费”之说,那只是少数人的特例,因为从社会层面上,没有机制让一种“卖文为生”的行为成为生活常态,所以也没有文化人想过以这种方式来谋生,他们都是奔仕途而去,落第之后便成为一群草民。但是到了老上海这个全新的时代,以文谋生则成为可能,这背景是一个高度发达、体例完备的现代意义上的大都会,它在中国的长江入海口神奇出现。在数千年梦魇中生活得太久的中国人,眼睛已经完全适应了黑暗,那种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像一个老酱坛子,将中国无数颗鲜活的心腌渍成老酱瓜。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用中国人敬神祭祖的火药,轰开了那扇关闭太久的沉重国门,太平洋上的浩荡飓风呼啸而至乘虚而入——是民族的屈辱,也是再生的动力,是两种文化的嫁接,也是两种文明的交合,仿佛天雷勾动地火,这一切就发生在我脚下这片上海滩上,一种中国五千年历史上从来不曾出现过的现代都市文明海市蜃楼般出现在上海:1848年的现代金融机构银行、1856年的欧式大马路、1865年的煤气灯、1882年的电灯照明、1884年的自来水、1901年的汽车、1908年的公共巴士。
打破了政治壁垒,中国人的聪明才智得到了极大发挥。面对风起云涌的现代文明,他们“初则惊,继则异,再继则羡,后继则效”。文化精英们的仿效行动就是领导变革,这种变革不管成功与否,都对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产生一波又一波巨大冲击,对后世的影响也经久不息。张之洞称这种变革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用”在这里是使用与运用之意,欧洲文明对中国人来说,物质层面上的接受远比精神层面上的接受更容易,也更直接,这就导致上海人远比中国其他地区更容易接受国际规范和拥有世界目光。
面对这样一个五彩缤纷的全新时代,千奇百怪的新职业自然也应运而生,张爱玲的自由写作只是其中之一,在这一份职业背后,便是一个由现代科技所构成的阅读世界:世界上最先进的印刷技术,成千上万家各类报刊杂志,完备、现代的邮政发行系统,大量的有知识储备、起码也是识文断字的读者群体——当然,科技只是一种手段,潜在的是民众巨大的无法满足的阅读需求。因为置身这样的文明世界,对知识的需求与永不满足,极大地刺激了人们的阅读兴趣,巨大的潜在市场诱惑着资金的投入,使得书报出版业以一种空前膨胀的态势出现在物欲横流的上海滩,并将它从一个傍海的闭塞的农耕小城推向一个八面来风的、包容的国际大都会,以张爱玲为代表的有史以来中国第一代自由撰稿人才应运而生——万事万物都是应运而生,而一旦逆运,便不可能出现、发生,这是天地定律。自然而然地,张爱玲出现了,如同一枚月亮,高高地悬挂在老上海的夜空。P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