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著名女作家大系·小说卷”是太白文艺出版社岁末年初的重点图书。所收入的女作家：张抗抗、方方、林白、叶广芩、邵丽、乔叶、鲁敏……皆为获过各种国家级大奖又为读者熟知并喜爱的作家。作者简介是一张精美彩色折页，分别有十多幅她们各个历史时期的照片，记录着她们在文坛上一些重要时刻和岁月留影，非常珍贵。作品之后，附有一篇访谈或综述性评论，以及创作年表，使得这套丛书更具权威性、资料性、学术性，也有研究价值、收藏价值。

本书就是该系列之一，收入邵丽不同时期中篇小说数篇，包括：《迷离》、《寂寞的汤丹》、《礼拜六的快行列车》、《糖果》、《北地爱情》等。

本书收入邵丽的九个中短篇小说：《明惠的圣诞》、《城外的小秋》、《礼拜六的快行列车》、《木兰的城》、《马兰花的等待》等，集中体现了邵丽走上文坛以来的大致创作风貌。作者从最初的婚姻情感，到后来的视野扩大，书写挂职期间的所见所悟，目光向更远大的世界与世道人心探进。书写世风世相、女性与家国。从女性、婚姻、家庭与情感之中跳脱出来，收怀慈悲与宽阔。关注小人物分喜怒哀乐、命运起伏。在细微与不易标查觉之中，打探人心最幽深和卑微真诚之处，达到一种难得的文学高度。其作品多获国内各类文学奖项。

迷离

寂寞的汤丹

明惠的圣诞

城外的小秋

马兰花的等待

木兰的城

礼拜六的快行列车

糖果

北地爱情

评论 世风世相、女性与家国——评邵丽的小说创作

邵丽创作年表

迷离

安小卉是个生活中多少有点迷离的女人。不是神秘的那种迷，也不是故意踩在人生边上的那种离，而是种天然。用纯粹和纯情都不太合适。反正生活是什么样子就是什么样子，她好像对一切都不着力。

能让安小卉感兴趣的是那些自然状态中的事物，比如春天来的时候，她常常会立在金子般柔和的阳光下迷起眼睛，柔嫩的树叶儿还有那些漂浮在空气中无穷无尽的白色的绒毛儿，都会让她长时间地对它们倾诉。有一只绚丽的蝴蝶飞过来，那会令她万分惊喜。而秋天里高远而白蓝的天空下的那些红红黄黄的景致就更不一般。有时她站在一棵树下，她会觉得自己就和这棵树有了息息相关的依托。如果有一片叶子落下来，碰巧打在她的头上或者肩膀上，她的眼泪就会流出来，表情是微微笑着的。她看天，有点感恩似的。田野里开放着的一朵野花，一个奔跑着的小女孩，一条狗，这些都会让她激动。她沉浸在自我里，喃喃的低语。好象她对一片叶子一朵花要比对一个人更容易表达自己，就那样不管不顾地让情感裸露着。

安小卉的丈夫李铁当初被她感动，很可能就是因为她的这种虚化的性情。她见到一条小河就和小河说话，见到一只飞鸟就同鸟打招呼。可是李铁要是和她说话的时候，她就满目的不知所措，仿佛她并不懂得和同类如何进行交流。

李铁是在他们读大二那一年的一次郊游时向她发起进攻的。他当时想，我不能再等了。同她这样与人隔绝得有点胆怯的女孩交往是需要时间的。他感觉那时已经爱她爱得发了疯，其实那只不过是他当时的感觉罢了。年轻时爱一个人，并不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也不知道对方能让自己爱的是什么，而是哪一个人先撞入了，就把急待发泄的情感全部寄托在了撞入者的身上。李铁并没想到他攻陷安小卉会是那样轻而易举。

那次郊游安小卉常常一个人拉在最后面，她比别的人要办的事情太多，是那些花呀朵呀小虫呀或者是一头埋头吃草的驴子等等，不停地让她停顿下来。要么她就在许多人驻足在某一个地方指点江山的时候不管不顾地走到很远的前面去了。她几乎不在意一直追随在她身边的李铁，她的结着长辫儿的头和脸一半是因为得了春天阳光的照射，一半是因为内里的激动，毛绒绒地粉嫩着，看上去多少有些不真实的感觉。李铁有一会恍然，仿佛自己面前站的，是从波旁时期的油画里走出的一位天使。反正他顾不得想那么多了，爱就是爱，没有必要仔细地追究。李铁追随在安小卉的身旁，有时候递过去几块饼干。安小卉接过去就吃了，那时她刚好觉得有一点饿。李铁递过去一壶水，安小卉接过去又喝了。安小卉觉得有点热起来，她脱去了裙子外面的外套，李铁就接过来拿在手上。他们之间衔接得非常自然，特别是安小卉，她差不多是把李铁当成了她自身的一部分，完成那些接和递的动作就象是自己多长了一只手。

这些事情极其自然地发生在他们这一对男女之间，也许不完全算是爱情，但绝对算是缘份。安小卉那天在快要和李铁分手的时候终于把眼睛定格在了他的脸上。

李铁抓住了时机。他说：安小卉，我喜欢你！

李小卉定定地看了他好大一会，回答说：好吧！

没有通常的那些女孩儿面对求爱者的娇羞，甚至少了一点必要的矜持。她扑朔迷离的大眼睛在他身上带点欢喜地一掠而过，然后她转过身去走了。

安小卉对李铁的这种态度让他感到他和那些田野里的活物没有什么本质的分别。少年的李铁应该觉得有些失落，并没有遭遇到他内心期望的那种热切。可是李铁并没有那样去想。李铁觉得自己虽然被安小卉同那些动物植物们剪接在一起，但却让他感受到另外一种形式的浪漫。没办法，爱一个人会连她的小缺点都爱。恋爱中的李铁，被这种激情拍打着，想，安小卉只有对待他，才是这样啊！

李铁和安小卉建立了四年的感情，确切说是李铁带着她走过了四年。在这恋爱的四年里，几乎没有谈情说爱。李铁常常带着她散步，有时也带着她偶尔出去吃一顿饭。李铁在和她一起看电影的时候偷偷拉起她的手，窝在自己温湿的手心里。李铁实在按耐不住时亲她一下或者抱她一下。一切都是李铁安排的，李铁要怎么样就怎么样。这开始很让李铁愉悦，有一种成就感。可后来李铁越想越后怕，幸亏是我提前抓住了她，如果是换了一个坏蛋该怎么办呢？这时，安小卉就像是读懂了他眼中的疑虑似的，用另一种不须言述的方式告诉他，他们之间的一切都是提前预备好的，不会有如果。李铁就有了一种感动，那是被自己所感动，他觉得自己有了一种神圣的使命感，一种舍我其谁的责任。

安小卉大学毕业满一个年头时嫁给了李铁，当然是李铁提出要娶她。李铁在同她的一次散步将要结束的时候拉住了她的手。他说：安小卉，我要娶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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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变革中的女性声音

何向阳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作为目睹社会进步的中国作家，未曾缺席于社会变革的记录，而在中国社会前进历程的忠实的录记者中，当代中国女作家已成为一种不容忽视的力量。于新时期蹒跚起步、于新世纪日臻成熟的当代女作家，无论其社会观察的视野，人性探索的深度，还是对人类文化的传承与借鉴，对艺术风格与艺术手法的积淀和历练，就整体风貌而言，都较20世纪初、中期女作家写作有极大的进步。文学史将会对这一代，甚或几代女作家的写作成就做出高分值的评估。作为中国改革开放受益者的当代女作家，正以她们敏锐的洞察和细腻的书写，投入中国突飞猛进的现代化进程中，并为后人提供着观照和研究这一时代变化的精神档案。

20世纪末，我曾以《夏娃备案：1999）为题，对1999年的由女作家写作、以女性作为主人公的十二部小说加以梳理。20世纪、21世纪的世纪更替之年，中国女作家经由写作提出的一些与自身、与人类相关的问题，给出了寻勘身心发展的道路，其对于性别心理与社会发展的深入思考，不仅丰富了文学的承载量，更提供了人类认知自我的新经验，比如铁凝《永远有多远》传递给我们母性教育的传统乃至本能；王安忆《剃度》展示了特立独行的时代女性的决绝个性；而方方《在我的开始是我的结束》让我们看到的是女性在亲密关系中寻求自我的渴望或是在他者身上印证自我的失败。分歧的，共生的，冲突的，裂变的，未成型的，已板结的，需解冻的，身体的，心灵的，灵魂的，我们从她们的文学中得到的东西根植于一个国度一个时代却终将超越对一个国度一个时代的了解。

哲人曾言，“女性的进步是社会进步的一面镜子”，足见女性在社会中的重要地位。文化亦然。女性的文化进步是社会文化进步的投影，其实两者更是深层互动的，女性对于文化、身份、性别、社会的思考，已成为推动整体社会向前运动的力量。

这种力量的成因源于中国女性在20世纪经历的三次解放。1919年，新文化运动，使中国妇女从封建性的三从四德中解放出来。这次的解放，思想解放意义大于经济独立意义，男女平等平权的思想深入人心，于此，如丁玲、冰心、林徽因、萧红等女作家写出了她们年轻时期的代表作。其中，《莎菲女士的日记》《生死场》影响深远。1949年，新中国成立，宪法规定男女平等，中国妇女的地位与作用发生了巨大变化，经济上的独立使其摆脱了对男性的依附，而在各领域取得进步与成就。女作家得益于这一社会风气之先，丁玲、杨沫、茹志鹃等均有佳作推出，中国女作家的写作开始受到国外研究者的重视。1978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思想上的解放使作家焕发出极大的创造力，女作家作为思想活跃、敏感的一个群体，在思考社会问题的同时，更注重对性别文化的勘探。张洁《爱，是不能忘记的》、宗璞《三生石》等作品代表了这一时期的探索。三次思想文化上的洗礼和社会发展的互动，使得中国文学在1978年之后迎来了迅速发展的黄金时代。

中国自20世纪70年代末改革开放以来，这一时期的文学被称为新时期文学，新时期文学近四十年来，女作家写作发展迅速，可以说，就是从这个新时期开始，中国女作家集体发声，并以其强劲的写作，呈现出时代女性对于社会发展的文化“干预”。巾帼不让须眉，这种独有的文化现象引人瞩目，以致在新世纪成熟壮大，被一些文化研究者们称为她世纪。20世纪80年代，女作家的性别觉醒与文化自觉开始较早，她们在关注外部世界变革的同时，开始关注内心，关注精神。张洁《爱，是不能忘记的》、张抗抗《隐形伴侣》写社会问题，但却是女性立场上对于情感的深度审视与叩问。张辛欣《在同一地平线上》，关注精神上的两性平等与女性自我价值的实现，以及知识分子女性在爱情与自我之间试图寻找到一个两全存在空间的努力。刘索拉《你别无选择》，反思男性文化传统，也对传统女性化写作提出了颠覆性的质疑。刘西鸿《你不可改变我》《花儿为什么这样红，为什么这样红》的女性书写，将“我”与“你”即女性与男性的一系列性别问题提出来，并均做出了来自女性个人的答案——你别无选择！你不可改变我！其勇敢的姿态更是对历史框定的女性顺从与懦弱的文化性格的诘问与反叛。

20世纪八九十年代，叶文玲、池莉、赵玫、范小青、裘山山等佳作频仍，其在多个文体间的跨越更打磨了小说的锋芒；90年代始，林白、陈染、海男等期望通过身体而将视点拉回到性别关注上来。这种写作在历史、个人、身体、社会、情感间跳跃，呈现出女性写作的犹豫和艰难的自我调整。而从20世纪80年代《对一个精神病患者的调查》、90年代《羽蛇》，到21世纪《炼狱之花》《天鹅》，三十年跨度始终坚守女性精神自我深度写作的徐小斌引人瞩目。新一代女作家，注重隐藏在身体性后面的社会文化，不那么尖锐，更倾向温暖、幽默、智性的表达，但她们心底仍然保留着一个完整的女性空间，如徐坤《厨房》、迟子建《世界上所有的夜晚》、潘向黎《白水青菜》、魏微《大老郑的女人》、盛可以《手术》、叶弥《小男人》等，都体现了以女性文化视角介入历史现实的丰富性追求。

新世纪伊始，女作家写作成果斐然，杨绛等老一代作家也有新作推出。张抗抗《把灯光调亮》在坚守其新时期开端之作《北极光》的浪漫主义理想底色的同时，强化了传统知性写作的典雅；叶广芩《梦也何曾到谢桥》《黄金台》为代表的我称之为“后视镜”式的写作，在对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可持续性发展的探索方面可谓独树一帜；方方的《水随天去》等探讨经济不平衡发展对于纯真爱情的挤压；蒋韵《心爱的树》《完美的旅行》《行走的年代》试图在对“已逝”岁月的追踪中确立传统价值的独立性；林白《长江为何如此远》和《妇女闲聊录》提供给了我们回溯历史与观察现实的与众不同的角度；孙惠芬《歇马山庄的两个女人》等系列作品将观察点定位于出走与还乡两大母题，使其作品在现实性的叙事之上平添了哲学的意蕴；葛水平《喊山》《地气》承续了中华山川地气中深藏的诗意之美，其利落的行文中苍凉的味道耐人寻味；邵丽《明惠的圣诞》聚焦纷繁复杂的社会环境中日常生活的个人体验与情感微澜；金仁顺《云雀》《桃花》等根植饮食男女，其心思缜密又声色不动的叙事兼具温润与冷凛两种魅力；乔叶《走到开封去》等承续了她个人创作中对“慢”的探求，审视的目光于小事情间不经意扫过，却如探照灯一般揭示出最深处的幽怨和最原始的黑暗；鲁敏的写作确如“取景器”，隐秘的、细微的、节制的，带有缠绕感甚或是残缺的生活，成就了她小说的“气象与光泽”，《思无邪》《饥饿的怀抱》均写日常生活的不如意处，却在极简主义式的写作中透出干净与温暖；付秀莹《爱情到处流传》《六月半》篇篇出手不凡，以感伤与坚忍并存的从容气度体认着中华美学的精髓，并使诗化小说通过个人的写作向前推进了一步；滕肖澜《美丽的日子》等笔触在沪上弄堂里小人物的日常生活间腾挪有致，有柴米油盐的实在，也有细碎世俗中的温情；阿袁《长门赋》《鱼肠剑》等让我们看到了人性的丰富驳杂，其小说的精神分析与反讽意味承接了现代写作的传统。

以上列举的只是活跃于文坛的当代女作家群体的一小部分。无论是社会发展还是写作环境，当代女作家们都身处一个创造力得以充分发挥的时代。1977年以来，作为中国文学长篇小说最高奖的茅盾文学奖，评出九届，有四十余部长篇小说正式获奖，女作家占八部，所占比例五分之一。1995年以来，作为除长篇小说以外的其他门类文学作品的最高奖鲁迅文学奖，已评六届，共有二百多人获奖，女作家超过四十人次，所占比例五分之一。1980年以来，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评出十届，获奖者中，女作家在小说、童话、幼儿文学（绘本）等均有收获。20世纪70年代始评的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获奖者中多次见到女作家的身影。而由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下属的中国女性文学研究会设立的中国女性文学奖，有效推动了女性文学的创作与理论探索。获奖只是专业荣誉，更广泛的社会承认，还包括作家文学作品的读者拥有度、文学作品的文化艺术衍生品以及国外研究与译介，在此不一一列举。总之，女作家无论创作还是思想，都表现出不让须眉的强劲实力，她们通过文学所表达的对于社会人生诸多问题的思考，在整体上已然超越了文学史上她们前辈的书写。

这就是我们今天编选《中国当代著名女作家大系》的原因。当今世界正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置身于这样一个时代是作家们的幸运，作为中国社会变革的见证者，同时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的女作家，她们的录记、思考与贡献，我们不能忘记。

2017年10月12日 北京

世风世相、女性与家国——评邵丽的小说创作

孟繁华

邵丽的文学创作，如果从1999年发表第一篇作品算起，至今只有十余年。十余年的时间不算短，但作为作家来说，用十余年的时间和百余万字的作品将自己打造成有广泛影响的著名作家，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特别是当下文学生产、传播和接受都遭遇了巨大挑战的环境里，一个作家能够并敢于坚持下来，如果不是一场人生赌博的话，那么就可以理解为内心对自己有一种强烈的召唤或期待。几年间，她先后出版了《纸裙子》《碎花地毯》《腾空的屋子》等小说集。这些作品，与许多刚出道的女性作家多有相似之处——更多地源于个人经验，基本是在情感或婚姻领域展开。虽然讲述了不同的女性经验或情感体验，但其视野的封闭性和内循环性质，还没有产生广泛的影响。真正产生广泛影响的创作，是2004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小说《我的生活质量》。这部小说让她获得了人民文学出版社年度中华文学人物最具潜质的青年作家称号，入围了第七届茅盾文学奖。此后的邵丽一发不可收，不仅佳作迭出，而且因《明惠的圣诞》获得了第四届鲁迅文学奖。邵丽的小说从此面貌大变：她对世风世相的生动描绘，对女性命运、情感和心理的深切同情，对当下生活的积极介入表达出的家国情怀，使她成为一个值得关注的重要作家。

一、文化记忆与人的宿命

长篇小说《我的生活质量》于邵丽说来重要无比，它不仅让更多的读者认识了作家邵丽，而且重要的是，这部作品奠定了邵丽作为作家的地位，并在某种意义上为她带来了信心和鼓舞。可以说，在读过了许多官场小说之后，再读邵丽的《我的生活质量》，我相信有过官场经历和官员身份的人，既可能心情舒畅，也可能忧心忡忡。原因是，在过去的官场小说中，官场几乎就是人性的墓场：尔虞我诈、欺上瞒下、鱼肉百姓、贪污腐败，最后，或者亡命天涯或者苦海余生。这些小说在反腐败的主流话语或生活的浅表层面，确实获得了不证自明的依据。但它的文学性始终受到怀疑，总让人感到文学力量的欠缺。这与这些小说对官场生活追问的不彻底、对人性深处缺乏把握的能力是大有关系的。我们在这些小说中看到的还只是官场奇观，或者是夸大了的畸形黑暗的生活。邵丽的小说《我的生活质量》，也描摹或抒写了官场人生，但这不是一部仅仅展示腐败和黑暗的小说，不是对官场异化人性的仇恨抒写。在某种意义上，这是一部充满了同情和悲悯的小说，是一部对人的文化记忆、文化遗忘以及自我救赎绝望的写真和证词。

小说的主角王祈隆是一个传统的农家子弟，他在奶奶的教导下艰难地成长，终于读完大学，并在偶然的机遇中走上仕途。他并不刻意为官之道，却一路顺风地当上了市长。这个为世俗社会羡慕角色的背后，却有许多不足为外人道的人生苦衷和内心煎熬。他恶劣的生活质量不是物质的，而是精神和心灵的。一个人的生活质量幸福与否，不是来自外在世界的评价，外在的评价只能部分地满足一个人的虚荣心和成就感。特别是一个人的虚荣心和成就感已经获得满足的时候，其他方面的欠缺就会强烈地凸现出来。王祈隆的生活质量之所以成为问题，就在于他已经实现的社会地位、社会身份和未能忘记的文化记忆的巨大反差。王祈隆先后遇到了几个青年女性：旧情人黄小凤、妓女戴小桃、大学生李青苹和名门之后安妮。如果小说只写了王祈隆与前三个女人的关系，也就是并无惊人之处的平平之作。王祈隆的欲望和对欲望的克制，与常见的文学人物的心理活动并没有本质区别。邵丽的过人之处恰恰是她处理了王祈隆与安妮的情感过程。

王祈隆与安妮都是当下的成功人士、社会精英，按照一般理解，他们的结合是皆大欢喜情理之中。但面对安妮的时候，王祈隆有难以克服的心理障碍：他脚上的“拐”——那个“小王庄出身”的标记，是他深入骨髓的自传性记忆。这个来自底层的卑微的徽记，即便他当上市长之后仍然难以遗忘，难以从心理上实现他的自我救赎。他见到安妮就丧失了男性功能，而面对相同出身的许彩霞他就勇猛无比。文化记忆的支配性在王祈隆这里根深蒂固并不是他个人的原因，哈布瓦奇在《论集体记忆》中区别了历史记忆和自传记忆两个不同的范畴。他说：历史记忆是社会文化成员通过文字或其他记载来获得的，历史记忆必须通过公众活动，如庆典、节假日纪念等等才能得以保持新鲜；自传记忆则是个人对于自己经历过的往事的回忆。公众场所的个人记忆也有助于维系人与人的关系，如亲朋、婚姻、同学会、俱乐部关系等。无论是历史记忆还是自传记忆，记忆都必须依赖某种集体处所和公众论坛，通过人与人的相互接触才能得以保存。记忆的公众处所大至社会、宗教活动，小至家庭相处、朋友聚会，共同的活动使得记忆成为一种具有社会意义的行为。记忆所涉及的不只是回忆的能力，而且更是回忆的公众权利和社会作用。不与他人相关的记忆是经不起时间销蚀的。而且，它无法被社会所保存，更无法表现为一种有社会文化意义的集体行为。哈布瓦奇的集体记忆理论强调ig忆的当下性。在他看来，人们头脑中的过去，并不是客观实在的，而是一种社会性的建构。回忆永远是在回忆的对象成为过去之后。不同的时代、时期的人们不可能对同一段过去形成同样的想法。人们如何建构和叙述过去．在极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当下的理念、利益和期待。回忆是为现实的需要服务的。

回忆当然也是一种社会资源和争夺的对象。在过去的历史叙事中，农民因在革命历史中的巨大作用，这个身份就具有了神圣和崇高的意味。但在当下的语境中，在革命终结的时代，农民可能意味着贫困、打工、不体面和没有尊严、失去土地或流离失所。它过去拥有的意义正在向负面转化。这样，农民——尤其是带有“小王庄”标记的农民，在王祈隆这里就成为一种卑微和耻辱的象征，面对安妮，这个具有优越的文化历史和资本的欲望对象的时候，王祈隆就彻底地崩溃了，他不能遗忘自己小王庄的出身和历史。这是王市长的失败，也是传统的乡村文化在当下语境中的危机和失败。因此王祈隆／安妮就成为传统／现代冲突的表意符号，他们的两败俱伤是意味深长的。

……

邵丽写完这篇小说之后说：“刘万福在他那个阶层里，靠勤劳节俭能在多大意义上改善生存环境？杨子龙如果不坚持以退为守的活命哲学会不会全身而退？周启生如果不是木秀于林怎么会砰然倒下？其实，如果我们仔细观察，会发现这些现象根本不是‘这一个’，它甚至是普遍的、先验的、宿命的，这才是它的悲剧意义之所在。所以我觉得这应该是作家、社会学家以及更多的人需要共同关注的问题。”我惊异于邵丽对生活的熟悉和理解。刘万福们生存在极其艰难的环境中，这个艰难不只是大环境的问题，同时也有邻里乡亲间的问题，有这个阶层自身存在的问题。它的复杂性只用同情或悲悯无济于事。另一方面，“底层”有底层的生活方式，即便在矿难最危急的时刻，他们也没有忘记开最“荤”的玩笑以缓解惊险和紧张。因此，底层书写只用眼泪和无边的苦难来表达显然是太简单了。在这个意义上，邵丽有了很大程度的超越。

如果说上述小说表达了邵丽对部世界、抑或是国家民族关怀的话．那么《糖果）则从外部世界转向了自己的内心生活，这是一篇温润如玉苍茫如海的小说。小说以“我”与女儿幺幺的情感关系为主线，旁溢出“我”与敬川，苏天明与金地以及幺幺、姥爷姥姥、父亲母亲等爱情和婚姻生活。这个时代的爱情和婚姻大概都乏善可陈。因此，当“我”回忆起与敬川的婚姻生活时竟是如此的失落：“我们长达十几年不在一个城市生活，我们每天早晚都按约定时间通电话，所涉及的话题总是身体、锻炼、少喝酒。有时候我们也表达爱情，感情丰沛，话说着说着就柔软起来。他几乎常常说他很爱我很想我，可当我一个人待在家里为一桶矿泉水放不到机器上而哭泣的时候，他在什么地方呢？有一次他晚上回来，发现我们家的十六只灯泡只剩下一只亮的了，癔症了半天，说，这日子过的！我也常常说我爱他，可过了这几十年。我为他洗过几次袜子呢？有一次我告诉他，他有白头发了，他吃惊地瞪着我说，已经白了好几年了，你才发现？”其实大多婚姻大抵如此，英雄救美的时代过去了。这是一个莫名忙碌的时代，居家过日子的夫妻谁都难以做到恋爱时代的恩爱或体贴。小说毕竟还是讲述了一种圣洁的情感的存在，这就是“我”与女儿幺幺的没有条件的爱，或许只有这种爱才称得上大爱无疆刻骨铭心。比照了这些情感生活后，“我”终于释然：当女儿的孩子要出生时，“我”坚持要给孩子取一个小名——糖果。

邵丽曾自白说：“我更倾向于在苦难里发现美好，在荆棘里发现花朵，在阴霾里学会看到阳光。文学的神圣在于，它始终使我们的精神挣脱沉重的肉体，以独立和自由的姿态，存活在另一个可以抵达永恒的世界里。”《糖果》不是这一观念的诠释，但没有这样的观念就不会有《糖果》这样的小说。

邵丽还有一篇受到普遍好评的短篇——《北去的河》。这篇小说从另一个角度回应了《城外的小秋》。“进城去”当年也许是一个口号，今天却早已风起云涌。但是，城市真的是天堂吗？《北去的河》从大别山乡下写到北京城，这既是小说展开的空间场景，也会是前现代与现代的隐喻。哥哥刘春生把女儿雪雁送到北京弟弟家里，希望女儿从此离开乡下生活在北京，弟弟秋生也说了，“跟他们三五年，给她在北京安排个工作，再找个婆家，等他们老了也去北京。”父亲刘春生对女儿可谓用心良苦，弟弟秋生也绝无虚情假意。但是雪雁很快就打电话给家里，和娘哭闹说想家，要回家。父亲刘春生为此专门跑了一趟北京见到了秋生和雪雁。但是，北京是刘春生想象的北京吗？秋生的苦衷和雪雁的感受是刘春生能体会的吗？刘春生在北京虽然喝了窖藏十五年的茅台酒，吃了不曾吃过的酒店大餐，喝了不曾喝过的咖啡，但他回到大别山家里的时候，他想的却是，“‘家’并不是光指房子、床铺和锅灶，它是土地，是树木，是水，是气味”。因此，想象的“现代”并不适于所有的人。要超越自己熟悉的事物是多么艰难。在短篇小说中，邵丽写出了转型时代的心理难题。

多年来，邵丽通过对世风世相的描绘，对女性心理、情感和命运的状写，通过对国家民族的关注与忧思，建构了属于她自己的独特的文学世界。她的勤奋和抱负已经结出了丰硕的果实，对她的文学未来，我们完全有理由怀有更高的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