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著名女作家大系·小说卷”是太白文艺出版社岁末年初的重点图书。所收入的女作家：张抗抗、方方、林白、叶广芩、邵丽、乔叶、鲁敏……皆为获过各种国家级大奖又为读者熟知并喜爱的作家。作者简介是一张精美彩色折页，分别有十多幅她们各个历史时期的照片，记录着她们在文坛上一些重要时刻和岁月留影，非常珍贵。作品之后，附有一篇访谈或综述性评论，以及创作年表，使得这套丛书更具权威性、资料性、学术性，也有研究价值、收藏价值。

本书就是该系列之一，收入方方不同时期中篇小说六篇，包括：《暗示》、《树树皆秋色》、《有爱无爱都铭心刻骨》、《在我的开始是我的结束》、《出门寻死》、《水随天去》。

本书收入方方不同时期中篇小说若干：《暗示》、《树树皆秋色》、《有爱无爱都铭心刻骨》、《在我的开始是我的结束》等。讲述女性情感与婚姻爱情，揭示女性陷入情感与命运的围困，并试图超越的种种努力。并由此展现武汉这座城市的风土人情。

暗示

树树皆秋色

在我的开始是我的结束

出门寻死

水随天去

有爱无爱都铭心刻骨

评论 方方的文学新世纪——方方新世纪小说阅读印象

方方著作年表

叶桑想起衣服没有洗时，黄昏已经结束了。空气中有一层粉灰的色彩。叶桑笑笑对自己说，我今天简直糊涂了。

于是她便开始把脏衣服往洗衣机里送。邢志伟那时候坐在沙发上打电话。在邢志伟抑扬顿挫的声音里，叶桑把最后一件衣服塞进洗衣桶。

水便开始旋转起来。叶桑凝神望着衣服和洗衣粉渐渐地被卷入水中。有一支歌恰好进入她的耳朵。唱歌的人似乎很动情：走吧走吧，为自己的心找一个家。感情深浓得让叶桑觉不出来这歌是从窗外传入还是由洗衣机里那个小小的漩涡中扑面升起，隐约中只觉得那支歌如同一个人的低语。她笑笑，觉得人生很矫情。应该说叶桑日常还是很喜欢有流行歌曲萦绕耳边的，但这不影响她对流行歌曲实乃“无病呻吟”的总体评价。叶桑说就像人人都明白腌菜价廉而无营养，却仍然喜欢吃一样。邢志伟的妹妹正是唱流行歌曲的，听了叶桑这一说，从此不进她哥哥的家门。

旋转的水翻起了邢志伟的一件衬衣，叶桑忽然想起忘了搜搜邢志伟的衬衣口袋。她又一次笑笑对自己说，我今天简直糊涂透了。上回有一张红色电影票在里面，结果将那件很漂亮的“鳄鱼牌”衬衣染了色。邢志伟说电影票是公家发的，看的是《焦裕禄》，还强化说李雪健演得土极了。邢志伟那天对叶桑尤其殷勤，叶桑心里满不是滋味，却没有追问。她想书上常说在这些小事上穷追猛打男人是最没出息的女子才会做的事。她天天都这么想，倒真也宽心了好多。

叶桑听着那支缥缈而来的歌，怀着散漫的心情自我调侃。这回如果再摸出一张，难保邢志伟就不会说是刚看的《大决战》。想着，她的手居然就真在衬衣口袋里触到了什么。

这是一张淡蓝色的字条。外面的“走吧走吧，为自己的心找一个家”仍然坚持情深意浓地低语。蓝字条上写着：老地方见行吗？好想你啊。落款为丁香。字迹娟秀得很有暧昧色彩。叶桑的头皮顿时一奓，满眼金花便如尘土纷纷而落。她想，这也是因为今天我的糊涂所致？

叶桑拿了字条走到邢志伟跟前，她的心口隐隐地痛。邢志伟是在给他的上司打电话，虽然唯唯诺诺却也还没忘记把马屁拍得恰到好处。叶桑便将字条展开放在邢志伟面前，然后在沙发的另一头坐下。她一脸冷然地盯着邢志伟，心说，我看你怎么跟我交代？

邢志伟放下电话，拿起字条，脸上什么表情都没有出现，只是用一种淡淡的口气反问道，你这是什么意思？你想要干什么？

一时间叶桑倒呆住了，因为她的确不知道自己想要干什么。“为自己的心找一个家”已由低语变成了号叫，以一副荡气回肠的姿态在叶桑和邢志伟面面相对的距离中穿行。在叶桑的怔忡之间，邢志伟面不改色心不跳且还浮出一脸冷笑，然后，看也没有看叶桑一眼便甩手而去。  随着门哐的一声响，低语和号叫一瞬间全部消失。叶桑倒吸了一口冷气，这口冷气便从头一直渗到了脚心。她想要哭，可眼泪终于还是没有流下来。地上新铺的塑料地板被她适才仔细地拖过一遍，了无灰尘。叶桑望着地板想，如果眼泪落在上面，一定会显得很晶莹的，而且在顶灯的照射下还会有反光。如此想着，她还是没有眼泪。

夜便是在叶桑无泪地坐在沙发上时进入深处的。虫鸣声音很微弱，却明显是浓妆重抹着夜色。邢志伟一直没有回来。叶桑想，这么说是去了那个“老地方”了？是同那位“丁香”在幽会？正拥抱和接吻吗？像当年她领教过的一样，有一只手伸入那个丁香的胸部，然后一直往下滑着？然后用一种做报告似的语言说要做“更深入的了解”？叶桑想着头皮竟发麻，时不时地有嗡嗡声袭来，胸口也有些堵。叶桑心说我的眼泪该不是已经像河水一样地在脸上泛滥了吧？

然而叶桑的眼泪还是没有落下来，这使她多少有些意外。后来闹钟便响了。它在每天早上固定的时间里响起，使一个空空的房间生出家庭氛围。叶桑用手在脸上揩了一把，站了起来。无泪的脸很是干燥。叶桑便走进卫生间，精精细细地为自己洗了一把脸，将长发盘上了头顶。在盘发时她甚至想起一个叫韦唯的歌星。叶桑一直觉得自己的头发跟韦唯的类同。她知道韦唯嫁给了一个美国佬，而且跟他生了个孩子，正在从一流歌手的位置上往回走。从报纸正面上看，她很幸福，可从反面呢？叶桑想，那可就难说了。叶桑为自己煮了一碗泡饭，夹着一点榨菜丝简简便便地吃完，拎了自己出差常用的包，便出门了。她没有为邢志伟留条，她脑子里根本就没有想过留条这件事。

叶桑走出宿舍大门时，太阳刚好出来。阳光照耀着她的脸，像晒化冰块一样轻易地将她脸上一夜未眠的疲惫晒散。她叫了一辆的士，用一种她自己都觉得十分从容的声音对司机说，往前走。她几乎没有看一眼她已经住了八年之久的那幢宿舍楼，便一走永远不回头。

的士载着她在绿树浓荫中穿行。路过了邢志伟工作的那栋豪华的大厦，大厦以刺目的姿态从他们面前晃过，她却犹如没有见到一般。

司机说，不在这里停？

叶桑反问道，凭什么要停那里？

司机说，我只是问问，因为从你们那幢楼里出来的人很多都是在这里停的。

叶桑冷笑一声道，你倒像懂得很多。可我不是。

司机便很不悦了，说，你去哪里我不管，可是你要告诉我我得朝哪边开。

叶桑足足想了五分钟之久，才说，也许到下关码头比较合适。

P1-3

社会变革中的女性声音

何向阳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作为目睹社会进步的中国作家，未曾缺席于社会变革的记录，而在中国社会前进历程的忠实的录记者中，当代中国女作家已成为一种不容忽视的力量。于新时期蹒跚起步、于新世纪日臻成熟的当代女作家，无论其社会观察的视野，人性探索的深度，还是对人类文化的传承与借鉴，对艺术风格与艺术手法的积淀和历练，就整体风貌而言，都较20世纪初、中期女作家写作有极大的进步。文学史将会对这一代，甚或几代女作家的写作成就做出高分值的评估。作为中国改革开放受益者的当代女作家，正以她们敏锐的洞察和细腻的书写，投入中国突飞猛进的现代化进程中，并为后人提供着观照和研究这一时代变化的精神档案。

20世纪末，我曾以《夏娃备案：1999）为题，对1999年的由女作家写作、以女性作为主人公的十二部小说加以梳理。20世纪、21世纪的世纪更替之年，中国女作家经由写作提出的一些与自身、与人类相关的问题，给出了寻勘身心发展的道路，其对于性别心理与社会发展的深入思考，不仅丰富了文学的承载量，更提供了人类认知自我的新经验，比如铁凝《永远有多远》传递给我们母性教育的传统乃至本能；王安忆《剃度》展示了特立独行的时代女性的决绝个性；而方方《在我的开始是我的结束》让我们看到的是女性在亲密关系中寻求自我的渴望或是在他者身上印证自我的失败。分歧的，共生的，冲突的，裂变的，未成型的，已板结的，需解冻的，身体的，心灵的，灵魂的，我们从她们的文学中得到的东西根植于一个国度一个时代却终将超越对一个国度一个时代的了解。

哲人曾言，“女性的进步是社会进步的一面镜子”，足见女性在社会中的重要地位。文化亦然。女性的文化进步是社会文化进步的投影，其实两者更是深层互动的，女性对于文化、身份、性别、社会的思考，已成为推动整体社会向前运动的力量。

这种力量的成因源于中国女性在20世纪经历的三次解放。1919年，新文化运动，使中国妇女从封建性的三从四德中解放出来。这次的解放，思想解放意义大于经济独立意义，男女平等平权的思想深入人心，于此，如丁玲、冰心、林徽因、萧红等女作家写出了她们年轻时期的代表作。其中，《莎菲女士的日记》《生死场》影响深远。1949年，新中国成立，宪法规定男女平等，中国妇女的地位与作用发生了巨大变化，经济上的独立使其摆脱了对男性的依附，而在各领域取得进步与成就。女作家得益于这一社会风气之先，丁玲、杨沫、茹志鹃等均有佳作推出，中国女作家的写作开始受到国外研究者的重视。1978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思想上的解放使作家焕发出极大的创造力，女作家作为思想活跃、敏感的一个群体，在思考社会问题的同时，更注重对性别文化的勘探。张洁《爱，是不能忘记的》、宗璞《三生石》等作品代表了这一时期的探索。三次思想文化上的洗礼和社会发展的互动，使得中国文学在1978年之后迎来了迅速发展的黄金时代。

中国自20世纪70年代末改革开放以来，这一时期的文学被称为新时期文学，新时期文学近四十年来，女作家写作发展迅速，可以说，就是从这个新时期开始，中国女作家集体发声，并以其强劲的写作，呈现出时代女性对于社会发展的文化“干预”。巾帼不让须眉，这种独有的文化现象引人瞩目，以致在新世纪成熟壮大，被一些文化研究者们称为她世纪。20世纪80年代，女作家的性别觉醒与文化自觉开始较早，她们在关注外部世界变革的同时，开始关注内心，关注精神。张洁《爱，是不能忘记的》、张抗抗《隐形伴侣》写社会问题，但却是女性立场上对于情感的深度审视与叩问。张辛欣《在同一地平线上》，关注精神上的两性平等与女性自我价值的实现，以及知识分子女性在爱情与自我之间试图寻找到一个两全存在空间的努力。刘索拉《你别无选择》，反思男性文化传统，也对传统女性化写作提出了颠覆性的质疑。刘西鸿《你不可改变我》《花儿为什么这样红，为什么这样红》的女性书写，将“我”与“你”即女性与男性的一系列性别问题提出来，并均做出了来自女性个人的答案——你别无选择！你不可改变我！其勇敢的姿态更是对历史框定的女性顺从与懦弱的文化性格的诘问与反叛。

20世纪八九十年代，叶文玲、池莉、赵玫、范小青、裘山山等佳作频仍，其在多个文体间的跨越更打磨了小说的锋芒；90年代始，林白、陈染、海男等期望通过身体而将视点拉回到性别关注上来。这种写作在历史、个人、身体、社会、情感间跳跃，呈现出女性写作的犹豫和艰难的自我调整。而从20世纪80年代《对一个精神病患者的调查》、90年代《羽蛇》，到21世纪《炼狱之花》《天鹅》，三十年跨度始终坚守女性精神自我深度写作的徐小斌引人瞩目。新一代女作家，注重隐藏在身体性后面的社会文化，不那么尖锐，更倾向温暖、幽默、智性的表达，但她们心底仍然保留着一个完整的女性空间，如徐坤《厨房》、迟子建《世界上所有的夜晚》、潘向黎《白水青菜》、魏微《大老郑的女人》、盛可以《手术》、叶弥《小男人》等，都体现了以女性文化视角介入历史现实的丰富性追求。

新世纪伊始，女作家写作成果斐然，杨绛等老一代作家也有新作推出。张抗抗《把灯光调亮》在坚守其新时期开端之作《北极光》的浪漫主义理想底色的同时，强化了传统知性写作的典雅；叶广芩《梦也何曾到谢桥》《黄金台》为代表的我称之为“后视镜”式的写作，在对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可持续性发展的探索方面可谓独树一帜；方方的《水随天去》等探讨经济不平衡发展对于纯真爱情的挤压；蒋韵《心爱的树》《完美的旅行》《行走的年代》试图在对“已逝”岁月的追踪中确立传统价值的独立性；林白《长江为何如此远》和《妇女闲聊录》提供给了我们回溯历史与观察现实的与众不同的角度；孙惠芬《歇马山庄的两个女人》等系列作品将观察点定位于出走与还乡两大母题，使其作品在现实性的叙事之上平添了哲学的意蕴；葛水平《喊山》《地气》承续了中华山川地气中深藏的诗意之美，其利落的行文中苍凉的味道耐人寻味；邵丽《明惠的圣诞》聚焦纷繁复杂的社会环境中日常生活的个人体验与情感微澜；金仁顺《云雀》《桃花》等根植饮食男女，其心思缜密又声色不动的叙事兼具温润与冷凛两种魅力；乔叶《走到开封去》等承续了她个人创作中对“慢”的探求，审视的目光于小事情间不经意扫过，却如探照灯一般揭示出最深处的幽怨和最原始的黑暗；鲁敏的写作确如“取景器”，隐秘的、细微的、节制的，带有缠绕感甚或是残缺的生活，成就了她小说的“气象与光泽”，《思无邪》《饥饿的怀抱》均写日常生活的不如意处，却在极简主义式的写作中透出干净与温暖；付秀莹《爱情到处流传》《六月半》篇篇出手不凡，以感伤与坚忍并存的从容气度体认着中华美学的精髓，并使诗化小说通过个人的写作向前推进了一步；滕肖澜《美丽的日子》等笔触在沪上弄堂里小人物的日常生活间腾挪有致，有柴米油盐的实在，也有细碎世俗中的温情；阿袁《长门赋》《鱼肠剑》等让我们看到了人性的丰富驳杂，其小说的精神分析与反讽意味承接了现代写作的传统。

以上列举的只是活跃于文坛的当代女作家群体的一小部分。无论是社会发展还是写作环境，当代女作家们都身处一个创造力得以充分发挥的时代。1977年以来，作为中国文学长篇小说最高奖的茅盾文学奖，评出九届，有四十余部长篇小说正式获奖，女作家占八部，所占比例五分之一。1995年以来，作为除长篇小说以外的其他门类文学作品的最高奖鲁迅文学奖，已评六届，共有二百多人获奖，女作家超过四十人次，所占比例五分之一。1980年以来，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评出十届，获奖者中，女作家在小说、童话、幼儿文学（绘本）等均有收获。20世纪70年代始评的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获奖者中多次见到女作家的身影。而由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下属的中国女性文学研究会设立的中国女性文学奖，有效推动了女性文学的创作与理论探索。获奖只是专业荣誉，更广泛的社会承认，还包括作家文学作品的读者拥有度、文学作品的文化艺术衍生品以及国外研究与译介，在此不一一列举。总之，女作家无论创作还是思想，都表现出不让须眉的强劲实力，她们通过文学所表达的对于社会人生诸多问题的思考，在整体上已然超越了文学史上她们前辈的书写。

这就是我们今天编选《中国当代著名女作家大系》的原因。当今世界正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置身于这样一个时代是作家们的幸运，作为中国社会变革的见证者，同时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的女作家，她们的录记、思考与贡献，我们不能忘记。

2017年10月12日 北京

方方的文学新世纪——方方新世纪小说阅读印象

於可训

进入新世纪以后，方方的文学世界主要由三部分作品组成：一部分是一般人生故事的“刀锋叙事”，另一部分是有关爱情和婚姻的自我拯救，还有一部分是对“辛亥首义”和“武昌围城”的历史叙述。这三部分创作集中表现了方方韧性的人生态度、自主的爱情观念和人本主义的历史哲学。方方新世纪小说的“刀锋叙事”，是近期小说“极端化”写作潮流的重要表现，其中有关创作的问题，值得引起深思和注意。

一

一个成熟作家的创作，像米酒酿造，经过一个发酵过程，那些坚硬的米粒就变成了醇厚的浓浆。虽然其中仍不免有些微的浮渣，但却不影响酒浆的澄澈透明、清冽甘甜。我读方方新世纪以来的小说，就有这样的印象。

方方出生于知识分子世家，有学院派背景，但她的某些经历和独特个性，却注定了她是一个很“生活化”或日很“世俗化”的作家。正因为如此，她早期的创作，无论是取材于校园，还是取材于市井，抑或是曾经的职业生涯所接触的人事，都是“源于生活”，都是她从一个激变时代的社会生活中所汲取的积极乐观的人生态度和她率直纯真的自然天性的表现。但这种依靠即时即地的生活感受，和本于“自性”的创作，很快就发生了变化。这变化便是方方看人看事的眼光开始由单纯变“复杂”，由面对“复杂”而深感“失望”，以至于“身不由己地陷入一种无边无际而又无言无奈的痛苦之中”。在论及《白梦》的创作时，方方曾谈到过引起这种变化的原因。但她所说的某个具体事件，无疑只是她的创作将要发生变化的一个偶发的契机。事实上，在她的创作中，这期间已经有一种东西，开始从她对生活的直接经验中升华出来，就像正在发酵的米粒，开始有酒浆从中溢出一样。这酒浆将要浸透这米粒，助它继续发酵，让随后溢出的酒浆由清淡变醇厚，由酸涩变甘甜，终至成为真正的琼浆玉液。这最初溢出的酒浆，便是日后在她的创作中逐渐得到强化，乃至起支配作用的一种理智，或日理性精神。我曾经说她此后一个时期的创作有“三副面孔”：“比较冷峻的，如《风景》的揭示人生世相；比较深沉的，如《祖父在父亲心中》的透视家族历史；比较轻松的，如《白驹》的玩笑世间物事。”这三副面孔，便是在她这期间的创作中，逐渐生长着的理性精神的三个不同侧面的表现。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方方创作中的这“三副面孔”迭经变化：“揭示人生世相”的，由市井进入校园，如《行云流水》等；“透视家族历史”的，由个体旁及群落，如长篇小说《乌泥湖年谱》；“玩笑世间物事”的，则由社会乱象直击警匪故事，如《行为艺术》等。创作题材的这种大幅度转移，无疑表明作家在对创作做一次新的调整，也是由此日渐走向深化的表现。在这个过程中，方方把对人的生活和人性最初的那一点“失望”，留在了发酵过后的酒米之中，变成对人生问题的一种终极追问，而将她从生活中汲取的积极乐观的精神和天性中的那一点率直纯真，酿成一种面对“失望”隐忍求生的韧性的人生哲学。这种哲学甚至也影响到她对爱情婚姻的态度，只不过在这类题材的作品中，主人公大多要用一种激烈的手段反抗这“失望”，而在其他日常生活题材中，则表现出更多顺应的态度。至于历史，方方则本着她一贯的人道立场，探求隐含于其中的个人和群体的命运，不同的是，她逐渐将关注的目光由知识者移向平民，由知识者的人格变异移向平民的意义生成，将之发展成一种带有人本主义或人道主义色彩的历史哲学。

方方的文学新世纪，便是由这样的一些创作组成的一幅文学图景。

二

方方近期有一篇小说叫《刀锋上的蚂蚁》，作品的主人公是一位落魄的画家，当有人问及他年轻时的心态，这位在极端政治化的年代经受过挫折的画家说，“就仿佛刀锋上的蚂蚁，每爬一步，都怕受伤”。虽然这只是作品主人公在特定年代的个人感受，但把他的这种个人感受稍做转换，就成了方方新世纪小说处理人生问题的一种主要方式。借用这篇小说标题的句式，这种处理方式也可以叫作“刀锋上的人生”。具体体现于她的创作，则常见她把笔下的芸芸众生置于“刀锋”之上，让他们一步一步地艰难爬行，看他们如何承受这份“刺”激和“锋”险：是颓然仆倒，被“刀锋”割成碎片，还是履险如夷，顺利到达终点，抑或歪歪扭扭、磕磕碰碰，任尔遍体鳞伤，也不惧身处“刀锋”之上。我把这种处理方式称为“极端叙事”或曰“绝地叙事”，也可以直接叫作“刀锋叙事”，是方方上述“冷峻”的写作风格在新世纪创作中的一个新发展。你也许觉得这样的处理方式未免失之残忍，但或许方方正是想通过这种方式，将人生诸问题推向极致，置于绝地，以见出其中的利害，测得人性的斤两，甚或还能照出其他种种人生和社会的病相。

……

方方在《武昌城》的“后记”中说：“守城和攻城，各有自己的角度，各有自己对事情的看法，也各有自己的痛苦和悲伤。战争将人性中的大善大恶都张扬了出来。我相信，无论革命军还是北洋军，投身行伍，有人是为了解决饥饿，有人是为了反抗压迫，有人是因为天性尚武，也有人就是无可奈何。但亦有人，为的就是理想。这理想便是希望中国有个美好的未来，希望能投入自己的一己之力让国家和平安宁。他们的理想是相同的，只是选择不同，结果也全然不同罢了。”这样的说法，似乎有悖于我们向所习惯的阶级分析，但正如雨果在《九三年》中对革命和人道主义的论定一样，在一个某些时代可能绝对正确的阶级分析之上，似乎也有一个在任何时代都可能绝对正确的人道主义。正是基于这种人道主义的同情，方方才有可能对这些人物的个体差异和生存动机的多样性，有足够充分的了解，也只有对这种差异性和多样性有足够充分的了解，才能把敌对阵营的这些人物，从阶级对立和军事对抗的壁垒中剥离出来，将其还原成带着各自的动机和目的，具备各自的个性和气质，“有意识的，经过思虑或凭激情行动的”个人。这样的个人，自然不仅因为选择的不同而分属不同的阵营，或者也可能因此而打上不同阵营的思想烙印，有不同的情感倾向和行动目的，但在他们的内心深处，同时还应该有一种普遍的人道主义同情、一种人所应具的道义的或良知的诉求，或者说是人所应具的一种“类的属性”，即我们通常所说的人性。正因为如此，所以，无论是罗以南的愤慨于同学的被杀，物伤其类，在出家途中改变初衷追随梁克斯参加北伐，还是陈明武的以一介书生，在乱世中肩负起保护老弱妇孺的责任，抑或是孟洋人冒险出城，要说服北伐军停止炮击，以免伤及无辜；一个普通学生冒着杀头的危险，力谏马维甫开城投降，以拯救苍生，甚至也包括刘玉春对喜云一家的关心和在情急之中做出同意难民出城觅食的决定。当然也包括出没于炮火之中的双方救护人员，冒着生命危险救死扶伤和汉口各界对难民的援助、关注与同情，以及北伐军对北洋军的“给食”“疗伤”等人身救助，等等。不能说这些都不关乎战争双方的义务和责任，但方方所着力表现的，似乎更多的是这其中所体现出来的人道精神和人性内涵，而不是直接的政治或军事目的。从这个意义上说，这部作品与其说是写武昌城的攻守战，不如说是写攻守双方的人性较量和围城之内各色人等的人性“表演”。而这一切，又都关乎武昌城二十万百姓的生命安危，是他们的生命安危激起了攻守双方，包括他们自身的道义和良知、怜悯与同情，当然也有义务和责任，而造就了这样的一场“人性的战争”。武昌城的最后弃守，固然与“大势已去”的战场态势有关，但最终让马维甫做出开城的决定，一个最直接的促成因素，毕竟是全城百姓的生命安危，尤其是舅舅一家的遭遇和他所爱的表妹的惨死，更是他不忍再睹的悲剧。从这个意义上说，1926年发生在武昌的这场四十天围城战事的结束，并非完全的军事上的胜利，同时还有，或者说更多的是人道和人性的胜利。在方方笔下，民众或平民作为一种力量，决定战争胜负，进而影响历史的进程，并非我们通常所说的人心向背，而是他们的生命和存在本身所具有的意义和价值。以这样的眼光看历史，她的历史观因而带有较重的人本主义或人道主义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