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著的这本《南游杂忆庐山游记(精)》介绍了，作为第一次南游，在香港住了五天，广州住了两天半，广西住了十四天。这些地方都是我想去而始终没去成的。在游记中有对当时沿途风土人情的描写，但即使在游玩中，胡适所见也不止是“山”和“水”，还看见当地的宗教、文化、教育和国家建设，甚至不忘考证庐山上的一个塔。

《南游杂忆庐山游记(精)》的作者胡适因为接受香港大学的名誉学位，作第一次的南游，在香港住了五天，在广州住了两天半，在广西住了十四天。北归后胡适在《大公报》和《国闻周报》上读了胡政之的两种两粤游记，以胡政之的游记为参考写了他第一次南游的告：《南游杂忆》《庐山游记》。

南游杂忆

 一 香港

 二 广州

 三 广西

 四 广西的印象

 五 尾声

 附录 粤桂写影

庐山游记

二广州

一月九日早晨六点多，船到了广州，因为大雾，直到七点，船才能靠码头。有一些新旧朋友到船上来接我，还有一些新闻记者围住我要谈话。有一位老朋友托人带了一封信来，要我立时开看。我拆开信，中有云：“兄此次到粤，诸须谨慎。”我不很了解，但我知道这位朋友说话是很可靠的。那时和我同船从香港来的有岭南大学教务长陈荣捷先生，到船上来欢迎的有中山大学文学院院长吴康先生，教授朱谦之先生，还有地方法院院长陈达材先生，他们还不知道广州当局对我的态度。陈荣捷先生和吴康先生还在船上和我商量我的讲演和宴会的日程。那日程确是可怕的！除了原定的中山大学和岭南大学各演讲两次之外，还有第一女子中学、青年会、欧美同学会等，四天之中差不多有十次讲演。上船来的朋友还告诉我：中山大学邹鲁校长出了布告，全校学生停课两天，使他们好去听我的讲演。又有人说：青年会昨天下午开始卖听讲券，一个下午卖出了两千多张。

我跟着一班朋友到了新亚酒店。已是八点多钟了。我看广州报纸，才知道昨天下午西南政务会议开会，就有人提起胡适在香港华侨教育会演说公然反对广东读经政策，但报纸上都没有明说政务会议议决如何处置我的方法。一会儿，吴康先生送了一封信来，说：

适晤邹海滨先生云：此间党部对先生在港言论不满，拟劝先生今日快车离省，暂勿演讲，以免发生纠纷。

邹、吴两君的好意是可感的，但我既来了，并且是第一次来观光，颇不愿意就走开。恰好陈达材先生问我要不要看看广州当局，我说：林云陔主席是旧交，我应该去看看他。达材就陪我去到省政府，见着林云陔先生，他大谈广东省政府的“三年建设计划”。他问我要不要见见陈总司令，我说，很好。达材去打电话，一会儿他回来说：陈总司令本来今早要出发向派出剿匪的军队训话，因为他要和我谈话，特别改迟出发。总司令部就在省政府隔壁，可以从楼上穿过。我和达材走过去，在会客室里略坐，陈济棠先生就进来了。

陈济棠先生的广东官话我差不多可以全懂。我们谈了一点半钟，大概他谈了四十五分钟，我也谈了四十五分钟。他说的话很不客气：“读经是我主张的，祀孔是我主张的，拜关、岳也是我主张的。我有我的理由。”他这样说下去，滔滔不绝。他说：“我民国十五年到莫斯科去研究，我是预备回来做红军总司令的。”但他后来觉得共产主义是错的，所以他决心反共了。他继续说他的两大政纲：第一是生产建设，第二是做人。生产的政策就是那个“三年计划”，包括那已设未设的二十几个工厂，其中有那成立已久的水泥厂，有那前五六年才开工出糖的糖厂。他谈完了他的生产建设，转到“做人”，他的声音更高了，好像是怕我听不清似的。他说：生产建设可以尽量用外国机器、外国科学，甚至于不妨用外国工程师，但“做人”必须有“本”，这个“本”必须要到本国古文化里去寻求。这就是他主张读经祀孔的理论。他演说这“生产”“做人”两大股，足足说了半点多钟。他的大旨和胡政之先生“粤桂写影”所记的陈济棠先生一小时半的谈话相同，大概这段大议论是他时常说的。

我静听到他说完了，我才很客气地答他，大意说：“依我的看法，伯南先生的主张和我的主张只有一点不同。我们都要那个‘本’，所不同的是：伯南先生要的是‘二本’，我要的是‘一本’。生产建设须要科学，做人须要读经祀孔，这是‘二本’之学。我个人的看法是：生产要用科学知识，做人也要用科学知识，这是‘一本’之学。”

他很严厉地睁着两眼，大声说：“你们都是忘本！难道我们五千年的老祖宗都不知道做人吗？”

我平心静气地对他说：“五千年的老祖宗，当然也有知道做人的。但就绝大多数的老祖宗说来，他们在许多方面实在够不上做我们‘做人’的榜样。举一类很浅的例子来说罢。女人裹小脚，裹到骨头折断，这是全世界的野蛮民族都没有的惨酷风俗。然而我们的老祖宗居然行了一千多年。大圣大贤，两位程夫子没有抗议过，朱夫子也没有抗议过，王阳明、文文山也没有抗议过。这难道是做人的好榜样？”P11-13

关于“昨日书林”

民国时期正是中西方文化发生激烈碰撞的时期，这种碰撞造就了一批民国的学术大师。这批学术大师肩负起了引进、探究西方文化和整理、继承中国文化的双重使命，起到了承前启后的关键作用。他们给我们留下来大批具有较高价值的著作，虽然历经岁月洗磨，至今仍熠熠生辉。

出于种种原因，这些著作，有的版本繁多，内容不一；有的久不再版，以至于一书难求；有的泯于历史，销声匿迹。有鉴于此，我们组织出版了“昨日书林”这套丛书，将这些经典著作重新发掘、整理出来，推荐给读者。

丛书名日“昨日书林”，即有“昨日”与“书林”两层含义。所谓“昨日”，概指收录图书的时间范围。丛书所收录图书的作者是在某一方面有特长的专家、学者，并且主要活跃于民国时期。这里所说的民国时期是指1912～1949年。然而一些著作的成形，可以追溯至1912年之前若干年，或者延伸至1949年之后若干年，因其有独特的地位和价值，亦酌情收录。而“书林”二字，本来有“丛书”的意思，这里亦指那些经久不衰、卓然于普通图书的民国经典著作。

“昨日书林”首批计划选取民国经典著作200种，大致分为两种方式出版：一种是横排简体，一种是原版影印。其中横排简体部分又分为社科、文艺和译著三类。原版影印主要选取金石、图录等具有一定史料价值和收藏价值的著作。

我们的发掘、整理工作，正如沧海拾珠，虽不免有遗珠之憾，但至少有拾珠之得，可以积少成多。希望经过我们的努力，“昨日书林”这套丛书能成为一座靠近民国大师、品味经典著作的桥梁。

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