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次饭后，我向吴先生诉说考研之不易。在长沙，我是以“反动军官”之子、搬运工人的身份，顶着压力参考的。湖南一些老先生如周秉钧、马积高、何泽翰先生再三勉励我：“四人帮”粉碎了，上面政策开明了，就要勇敢地站出来响应，考就一定要考好！吴先生听了，沉思良久，说：“天下事一样，党中央虽然决心拨乱反正，各地都还有人阴着对抗，当年他们凭‘白卷’统治了学校，现在他们不愿意将学校交还给真正的学术。那么，我们就更要好好教，认真学，以实际行动与中央呼应。”类似这样的话，吴先生说过很多。这样的交流，这样的在“极左”坚冰融化之时师生之交流，我以为同样是一种“因缘”。
有些浅人，总凭道听途说，将吴先生说成食古不化、不问政治的迂朽之人。其实吴先生虽然不事钻营、不懂官场，但他也有学术报国的一腔热血，是一位爱国的正直的纯粹的学者。20世纪70年代后期，武汉大学刚刚结束“文革动乱”，百废待兴；这时，吴先生鲜明地提倡“朴学”。这也招致了一些人的非议和诘难，甚至还有人因此嗤笑我和易中天。
“朴学”一词当然出自《汉书·儒林传》，诸儒注释，明明白白。而吴先生提倡之朴学，我以为内涵有二，一是强调从经学人手。这一点吴先生恪守他的本师马一浮先生的教导。1957年春，马一浮先生至曲阜阙里朝孔，先生与同门高赞非请见，马一浮先生问日：“相别三年，汝治何学？”先生回答说：“研精《论语》。”马一浮先生日：“汝得读书之次矣。”二是重在训诂，实事求是。先生认为“朴”之言实，实则不浮。如《(文心雕龙)义疏》是先生一生心血之最重要的结晶，其独创的义疏体例，就体现了朴学之风。他说自己撰述《(文心雕龙)义疏》是“属词比事，能研诸虑，观澜以索源，援古以正今，树骨于典训，选言于宏富，术极数殚，终焉守故，而理物日新，必超前辙。”试读《义疏》确实是以训诂为本，援古索源，下足了朴学工夫。
记得1980年，我快毕业，选报的毕业论文是《(文心雕龙)释名》，亦即是对《文心雕龙》中有关理论术语的探究。在这之前，我遵照先生的治学途径，对《文心雕龙》的七八个校注本进行了三次仔细校注，写出《(文心雕龙)校注辨正》，此文被上海《中华文史论丛》分三次刊登。吴先生很高兴，认为这是对我从训诂考证人手的治学途径的首肯。后来《(文心雕龙)释名》延迁至2004年由日本首版，2007年国内出版，先师已殁，我悲从中来，于是敦请同门方铭教授赐序，封面上亦标明吴门弟子，以示缅怀。
吴先生尝自谦云唐以后的文学书籍，他只读杜甫和鲁迅，实际上他博极群书，兼治佛道经典。有些人借机说他不准学生读唐以后诗文，是误解了他恐怕学生分心、强调先秦魏晋的良苦用心。其实吴先生是很通达的。1980年年末，我在吉林《社会科学阵线》上发表了一篇对李商隐《无题》诗的笺释，起初我还担心先生会不高兴，孰料先生读完论文后，说：“你将义山诗‘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释为上句写女，下旬写儿，都是悼亡常用，没有扯上那些莫名其妙的美学意象，这就对了。”他高兴地告诉其他老教授，还奖励我一套乾隆年间精印东柯草堂刻本《李义山集笺注》。
吴先生生活俭朴，治学以勤，每日必健行数里，而后闭门读书，手不释卷。其《(文心雕龙)义疏》一百余万言，竟用毛笔小楷抄写，有七稿之多，积稿达两尺，此系我亲眼见之，当时心灵震撼。他曾在《马先生学行述词并赞》中说：“不惧我书与类土同损，烟烬俱灭；亦不冀君山复出，以为绝伦必传，好学修古，实事求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以为，这也是先生高尚学者生涯的写照。
先生一生坎坷，以生许学，视权势为异途，弃名利如敝屣，本不应受世俗物累，但因正道直行，不识虚委，在“文革”中，以及“文革”后，常受到某些当途者的仇视，以致同事之中好学之士欲及门下拜，便招白眼，更有人必欲以打击先生之气节、贬低先生之成就为乐事。白眼横加之时，惟蕲春黄焯教授，国学名家，深爱接之。吴先生之此种遭遇，令人唏嘘。故此，我毕业离校之际，行囊在肩，两次拜别，又两次重新叩见，放不下心来。而先生对我说的还是平时常说的那句话：“非议再多，坚定不移；处境再窘，坚定不移；困难再大，坚定不移。”并且握着我的手说：“与书良共勉。你放心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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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教师节前夕，我们怀着对几代珞珈名师的崇敬之情，出版了《我的武大老师》(第一辑)，藉由负笈从师的学子们的视角，来讲述珞珈名师为学、为师、为人之道，传承百年珞珈历久弥新的名师文化和名师精神。
《我的武大老师》(第一辑)甫一出版即备受关注、广获好评。不少师生和校友称赞这本书情真意切、意蕴深长，体现了“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这一亘古不变的教育真谛。中宣部副部长鲁炜同志2017年上半年来武汉大学调研时，也高度评价了这本书，认为其体现了武汉大学厚重的师德师风传承和优良的办学传统。这些都给我们莫大的鞭策和鼓励。在2016年编辑《我的武大老师》(第一辑)时，因为时间过于仓促，确有未尽之处，深有遗珠之憾。在校党委副书记沈壮海教授的支持下，我们决意编辑《我的武大老师》(第二辑)。
《我的武大老师》(第二辑)中，我们依然以“学生心中的老师”为编撰初衷，遵循“一师一篇”“发乎真情”的原则来遴选或邀约文章，以学科、年岁为序进行编排。我们特意收录了回忆杨弘远、周嫦，李德仁、朱宜萱，杜予民、张俐娜等学术伉俪的文章。特意收录了一些子女眼中的名师父母，例如张文达回忆父亲张颐、缪铁夷回忆父亲缪朗山、燕今伟回忆父亲燕树棠、李维武回忆父亲李健章、熊氏兄妹回忆母亲朱君允、石定轶回忆父亲石声汉，等等，这种亦亲亦师的独特观照视角是新的开拓和尝试。今年，樊凡老师因病在美国去世。去世前夕他还从美国给新闻与传播学院写了一封长信，心系学院学科发展；朱英国院士也离我们而去，“生命不息、奋斗不止”是他一辈子的信仰。樊凡老师和朱英国院士的崇高风范让我辈感怀不已，故再次收录追忆他们的文章各一篇，以示最真切的缅怀和追思。
《我的武大老师》(第一辑、第二辑)是《珞珈百年名师文化工程》的阶段性成果之一。在学校领导的关注和推动下，我们还完成了部分珞珈名师纪录片的拍摄，进一步充实了珞珈名师库，之后还将继续推进这项工作，以更好地凝练大学精神、弘扬大学文化。
感谢武汉大学党委宣传部刘春江、李霄鸥、田贵华、杨欣欣等诸位同仁提出宝贵意见。感谢武汉大学出版社王雅红、王智梅、胡国民等作出的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让这本书得以及时面世。
在2017年第33个教师节来临之际，我们推出了《我的武大老师》(第二辑)，以记录更多的武大学人传奇，讲述更多的武大学人故事，展现珞珈薪火相传的盛况。我们希望《我的武大老师》还会出第三辑、第四辑乃至更多，让武大名师精神代代相传，引领更多武大学人从中吸取丰富的滋养并将其转化为“双一流”建设的强大动力！
大学老师之于大学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自大学诞生之日起，老师就是大学办学的主体。“老师就是大学”(The Faculty is the university)，这是1944年物理学诺贝尔奖获得者拉比的一句名言，被世人视乎半个真理，因为更多的时候，是名师成就了名校，有好的老师才有好的大学。“大学之大在于老师之大”，主要是指大学要有尊重老师的传统和氛围，要有容忍老师的雅量和胸襟，要有成就大师的土壤和环境。大学老师作为学科知识的生产者和传播者、科学精神的倡导者、人文精神的守望者、大学传统的塑造者，是大学文化、大学精神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武汉大学根深叶茂、源远流长，历经百余年的发展传承，积淀了厚重而独特的师德师风。黄侃、辜鸿铭、郁达夫、沈从文、闻一多、叶圣陶、朱光潜、杨端六、李剑农、李达、熊十力、刘永济、刘赜、唐长孺、吴于廑、韩德培、姚梅镇、马克昌、查谦、桂质廷、曾昭抡、高尚荫、汤佩松、李国平、杨弘远、叶雅各、夏坚白、王之卓、陈永龄、张瑞瑾、谢鉴衡、朱裕璧等先贤执掌教鞭、作育菁莪于斯；沉潜学术、著书立说于斯。当下更多的两院院士、人文社科资深教授、教学名师在这里为人师表、传道授业，以他们高尚的人格魅力和学识魅力引领一代代珞珈学子成长成才。在这里我们谨向王世杰、王星拱、周鲠生、李达等老校长们致敬，正因为他们秉持“办成一所有崇高理想、一流水准的大学”“多产生几个第一流的学者”之初心，高瞻远瞩，励精图治，罗致中外名师，延揽八方英才，才造就了武汉大学名师辈出、灿若星辰的局面。成就了武汉大学今日之地位、之声誉、之气象。
教育家梅贻琦先生曾就大学的师生关系作过精彩阐发：“学校犹水也，师生犹鱼也，其行动犹游泳也。大鱼前导，小鱼尾随，是从游也。从游既久。其濡染观摩之效自不求而至，不为而成。”这就是教育学上著名的“从游论”。即使放在今天来看，“从游”的师生关系仍然是最为理想、最为融洽的师生关系，体现了知识传播与价值引领的统一、言传与身教的统一、“经师”与“人师”的统一、“良师”与“益友”的统一。这本书所呈现的就是一卷栩栩如生的“珞珈从游图”。
武大校友喻杉以树木来比喻武大师生显得尤为精当：“那些新栽下的树，纤弱，稚嫩，但是生机勃勃，就像刚刚走入校门的新生；那些正值壮年的树，郁郁葱葱，正在撑起一片蓝天，就像那些在讲台上讲课，在实验室里研究的先生；而那些饱经沧桑的老树，树干布满了皱纹，每一条皱纹里，都包含着武大的历史，多像武大的老教授和老校长们。”“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树木树人自古就有关联，相得益彰，相映成趣。如今的珞珈嘉木葳蕤，一位位名师就是珞珈山上的一棵棵大树，他们顶天立地、开枝散叶；他们栉风沐雨、守望相助；他们坚韧不拔、勇于担当；他们摇曳多姿、站成风景。珞珈正因为大树和名师，才成为教书之人和读书之人的有福之地，才成为蜚声中外的科学渊薮和人文圣殿。
今天，藉由在这里负笈受教过的学子们的独特视角来讲述、感知几代珞珈名师们的为学、为师、为人之道，未尝不是一件文化盛事，相信一定有所裨益于后学、有所助力于当下。通过对师生之间点滴往事的回忆，再现珞珈名师耳提面命、春风化雨之场景；揭橥珞珈名师诲人不倦、金针度人之苦心；流布珞珈名师提掖后学、捧土培根之情怀，我们得以再次走进数代珞珈名师如烟岁月和为师境界，感悟百年珞珈历久弥新的名师文化和名师精神。
师泽绵长，薪火相传。武汉大学流传着“章黄学派”、“珞珈三女杰”、“哈佛三剑客”、“五老八中”、“吴唐时代”等等诸多学人传奇故事，细细品味，我们不难发现珞珈名师身上所体现的匡时济世、奋斗不止的“自强”精神，坚韧刚毅、志向超迈的“弘毅”精神，朴实勤严、追求真理的“求是”精神，锐意进取、勇创一流的“拓新”精神，值得新时期的我们进一步弘扬光大。
讲述珞珈黉门故事，传承珞珈名师精神，赓续优良办学传统，弘扬优秀大学文化，造就一批有理想信念、道德情操、扎实学识和仁爱之心的老师，汇聚一批安心教学、潜心治学、悉心育人的老师，是今天的武汉大学得以行稳致远、加快建设“双一流”步伐的力量之源，我们还要为之不懈努力。
珞珈山高，东湖水长，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本书为《我的武大老师》的续篇，收集、精选武大校友回忆自己的武大老师的文章，回忆当年求学过程中的些许小事，或与老师之间发生的趣事，借以表达对老师和学校、院系的感激之情。历年来武大校友对老师的抒写不在少数，其文风感人，语言真挚，是以对其中较为出色的文章进行收录，组成此书。
本书由张发林主编。
张发林主编的《我的武大老师（第2辑）》以“学生心中的老师”为编撰初衷，遵循“一师一篇”“发乎真情”的原则来遴选或邀约文章，以学科、年岁为序进行编排。本书特意收录了回忆杨弘远、周嫦，李德仁、朱宜萱，杜予民、张俐娜等学术伉俪的文章。特意收录了一些子女眼中的名师父母，例如张文达回忆父亲张颐、缪铁夷回忆父亲缪朗山、燕今伟回忆父亲燕树棠、李维武回忆父亲李健章、熊氏兄妹回忆母亲朱君允、石定轶回忆父亲石声汉，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