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典的作品《懒慢抄(新笔记体小说志怪玄学与奥义书)(精)》体现了杨典对于小说写作的一种努力,是的,它不同于你在文学杂志上经常能读到的短篇小说,反而更近于六朝志怪文学的形式。但这绝不是一种简单的复古,《懒慢抄(新笔记体小说志怪玄学与奥义书)(精)》的野心是要为当代与古代汉语同时注入现代性,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在《懒慢抄(新笔记体小说志怪玄学与奥义书)(精)》的很多短篇里,都有着对于时间和空间的探询和想象,正所谓“我们也是星尘……”,生活在地球上的每一个人类,包括你我,都既承接着几千年的人类文化,背负着几千年的人类历史,同时,也不过是浩瀚宇宙里的一粒微尘,时间长河中的一瞬,一个过客。
杨典的作品《懒慢抄(新笔记体小说志怪玄学与奥义书)(精)》是作者从大量史志中搜求素材,从汉语幻想力中汲取营养。以深厚的语言功底和非凡的想象力书写奇闻异事、神仙鬼怪,是在当代小说写作环境下对新形式的探索,更重要的是“对汉语志怪传统的致敬”和接续。“近年来效法古人的形式,日知所得各类琐细闻见,耳食狂言、神话鬼事与科学幻想之合集,是一册当代版的‘笔记体说话’”。所记虽片言数语,但内容非常丰富,包括了古今中外的各类轶闻奇事,篇幅短小、想象奇崛、形式灵活、不拘一格。
全书包括正文共316则和四篇附录,附录一为以日食这一自然现象为线索的笔记体小说,附录二为一部新话本小说,在小说结构、叙事和想象上做出了诸多探索,也是对作者内心世界的深度挖掘和狂热独白。
异本搜山图
史上搜山图有两幅。那张荒淫怪诞的“异本二郎搜山图”,非元人所绘。托名李成,实乃明代某浪子画师之作。画中遍布女人体,赤裸如春宫,密集在山林之中,总数有三百余人。此图色相诡异,最奇在女妖们被屠戮时的姿势,即所有那些在搜山中被猛虎、鹰隼、哮天犬、武将、妖魔、火焰、刀枪或箭雨所刺杀的女子,或披头散发,或鲜血淋漓,或仰天哀号,或骨断肠流,但其死亡的惨状却都保持着一种色欲的姿势,因每一女体边都写有文字注明房事之名。此图在民国时,为湘西军阀陈渠珍的门客兼参谋王宪所藏,自称祖传之物。民国二十四年(1935),陈渠珍倒台,王宪在凤凰阵亡,此搜山图便不知所终了。
古怪
1970年夏,徽州水中现一物,椭圆无头,长七尺,宽五尺,遍体生毛,常于池塘或江边昼伏夜出。凡于所浮之处捕的龟、鱼、蟹、虾等,皆有獠牙,命在百岁以上。当地人称此物为“古怪”。
哭
光绪年间,沧州的确有这样一个女孩,生来一直在哭。无论遭遇什么悲喜事,她都只会流泪,包括喜极而泣。因每日无不流泪,开始没人敢娶她。后来娶她的人也离开了她。33岁那年,她终于泪尽而逝。
敌人村
在西汉元凤年间的西域,离楼兰国戈壁300里处,曾有一个敌人村,在那里人与人相互之间都是敌人。有敌人衙门、敌人作坊、敌人办公室、敌人医院和敌人学校,也有敌人俱乐部、敌人父母、敌人夫妻和敌人朋友。整个村子只有两种人,男敌人和女敌人。根本不存在不是敌人的人。后来,从戈壁的邻村来了个人,他对大家说:“我没有敌人。”于是他很快就被赶出去了。数日后,大家发现他死在一条回家的林荫小道上。
大头镇
民国二十一年(1932)间,川西金沙江畔饿殍遍野。某镇盛产一种烈性花椒,家家必食。若大量食后,浑身脏器如酒后麻醉,可长期无饿、痛、病之感。因其民皆头大如斗,冬不着帽,雨不撑伞,故名大头镇。传闻大饥荒时期,此镇亦未死一人。
城疮
蜀中泸州弥陀镇,1952年时,有贩夫名韩登,因卖盐为生,常来往于盐碱地,腿上生大疮。初时以为坏疽,因服药无用。但其疮扩至一拳后,经年不见再变大,亦不缩小,只是不断生出层层干痂来。日久天长,其痂密度也日渐复杂。细看时,若密集的微型城墙、城垛与角楼,上有街道纵横,沟壑深浅相连。疮顶处有一发红的小丘,盘旋如螺蛳,形状也极类似弥陀镇外的那座荒山。镇上有人在韩登偶尔挽起裤腿时见过,大呼奇特。五年后,群众“大跃进”,移山填河修水坝。山尽时,韩登亦腿疮发作而死。 镁光灯照相
皖南宣城斜街照相馆,自1956年到1959年间,发生过多起刑事案件,相继有六个人曾在此拍照后的当天,死于非命。这一系列案至今未能破获。警方唯一的线索是:所有死者都拍过两次照。因他们皆在拍第一张照片时曾因镁光灯的闪光太亮而闭了一下眼,不得已,便又重新拍了一张。
断掌
断掌(通贯手)打人最疼,所谓“男儿断掌千斤两,女子断掌过房养”,是民间耳熟能详的谚语。但1981年,衢州少女孙喜,在集市遭某地痞调戏。孙一怒之下,以断掌之左手随意扇了对方一耳光,地痞竞当场倒地身亡。死因为头骨粉碎与重度脑震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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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精神仓皇的时代,世间读闲书者尤多,但潜心于小说者似乎已少了。九幽探赜,浮白梦笔,无论图书世界的流变怎样生灭,写小说都始终是我最痛入骨髓的愿望和本能。这就像所有的孩子在童年时都喜欢听鬼故事一样。但此故事已非彼故事,当代人所谓“故事”,实乃一切文学之最低级别。文学是语言、细节、抒情、化境与叙事的综合,故事只能算门槛,而且是最浅的一道门槛。故事本身也不算是小说。中国人最初所谓“小说”,本来都是寓言或引经据典之言。此物上古可以《山海经》及班固《汉书·艺文志》所列伪书《伊尹说》为源头,后者共载为十五家,凡一千三百八十余篇。而先秦《庄子》所言“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卮言日出,和以天倪”或“饰小说以干县令”等,当为其祖龙之语。寓言就是伪谈他人之言,重言则是引用他人之语,不过我们早已离那个寓言的时代太远了。重言也大多用在了腐儒之论上。在这个精神仓皇的时代,今日之人,往往喜欢的都是些卮言,也就是每天都在看那些无主见的话。
如宋人王叔之疏“卮言”曰:“卮器满即倾,空则仰,随物而变,非执一守故者也。施之于言,而随人从变,已无常主者也。”即说到底,今日之人读书,大多习惯于读人云亦云之书。这实际上并非是“小说”的原义。
别人——如畅销书、名著或西方小说——在写什么,我们就读什么。这骨子里是文学的悲哀,也是本有着独立语言思维本能的人的悲哀。
旧时所谓“小说”者,近代多指话本传统。而话本即我们今天所谓的小说吗?当然也不尽然。从齐谐夷坚、六朝志怪、世说新语、唐宋传奇、三言二拍到元明清浩若烟海的笔记以来,历代与小说有关的称谓多有,如:说俳优、说肥瘦、说药、变文、词话本、讲经文、俗赋、稗官、说参请、参军戏、诨话、新话、野呵小说……具体到说三分、说钻天儿、说某个段子等,乃至宋人孟元老《东京梦华录》以及罗烨《醉翁谈录》里所例举的更细的分类:如五代史、小说、灵怪、烟粉、传奇、公案、朴刀、杆棒、神仙与妖术,至明以后更以短制笔记为其滥觞,如胡应麟在《少室山房笔丛》中,甚至将杂录、丛谈、辩订与箴规等都列为小说家之流派,最后连家训都算进去了,可以说不胜枚举,范围远远超过了我们今日对小说的概念。当然,此类翔实分野,自鲁迅《中国小说史略》、胡士莹《话本小说概论》、傅惜华《六朝志怪之存逸》或当代学者栾保群先生《扪虱谈鬼录》等书,多有记述,此不赘言。
总之,按照这样的精神,中国小说始终都是在鬼话、哲思、读书笔记、摆龙门阵、旁门左道与宗教神学之间游弋,绝非只是一头只能栖息在“故事”门槛上的怪兽。
中国小说甚至远不仅是文学,更多是杂学、绝学和玄学。最起码,也应是对某些奇迹和诡秘事物的记录或猜想。
……
本书为我近年来效法古人的形式,日知所得各类琐细闻见,耳食狂言、神话鬼事与科学幻想之合集,是一册当代版的“笔记体说话”。我期望这是对我自己在小说写作上做的一点语言反省。也许是对新形式的笨拙探索,但最主要是对汉语志怪传统的致敬。而且,自前年出版的《随身卷子》《种菜》与《女史》开始,我始终就希望近期的写作能直接与古代汉语之间,能发生一种有机并有趣的联系。文学形式种类繁多,如《随身卷子》是集多年读书之所得、偶然冥想之念头与杂学谱类之综合而成;《种菜》是用戏剧、考证与琴学;《女史》是用诗与注释;而《懒慢抄》则是以笔记体志怪小说。但它们共同的背景,都是希望能在现代性上去继承“类书”这个伟大的传统。
一言以蔽之,即:“吾兴在以文学开当代祖龙语,而非玄学”。
况且,短篇小说是世上最难写的一种小说,而笔记小说因须极简发力,大巧不工,则又是短篇小说中最难的。在精神仓皇的时代,虽每个人都竭尽全力欲冲决网罗,然而,并非所有语境,都能准确表达我们幽恨无涯的生活,更遑论“现代性”。现代性就像“周礼”之古典性,在中国始终是一个遥不可及的理想。恰逢某些时代,常常不许画人,吾便只好画鬼,或也算是一桩趣事。篇名“懒慢”,盖取自晋人嵇叔夜所谓“纵逸来久,情意傲散,简与礼相背,懒与慢相成”(《与山巨源绝交书》)之意。唐人白香山有“同为懒慢园林客,共对萧条雨雪天”(《雪夜小饮赠梦得》)之咏;宋人朱敦儒也有“我是清都山水郎,天教懒慢带疏狂”(《鹧坞天》)之句。因我实在也是一个懒慢之人,喜欢过足不逾户,读书饮茶无所为的日子。不惑之年,我慢日深,疏狂有余,野心不减,却又因疲于奔命而终究懒得写长。故于高山之下,感慨系之,闲笔杜撰,点到为止罢。
兀突人甲午年于灯下(2014-2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