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是寻常事,都是平常日子。杂忆所述见闻,就这样慢慢叠在一起。如实写出,可作一段时光的印记。
这段时光里,费先生追踪中国开放改革步调,实地观察,现场记录,实证分析,写出大量文章,报告民生消息,表达书生见解,本书述及的《小城镇四记》《行行重行行》《从实求知录》等等,都是如此写出。
田野调查现场,是费先生的流动课堂。出家门,入田野,他是去找老师。走近农户,攀谈话起,便是课堂。他是听课的学生,农民是讲课的老师。
十多年里,有机会随费先生上课,旁听,看大师怎样当学生,记录大师所以是大师,时常感受“书童”之幸。至于是否能对得起这份幸运,不敢说。好在有“但问耕耘,不问收获”可作退路。
本书为张冠生所著的《书生去(杂忆费孝通)(精)》。
作者张冠生曾长期为著名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民族学家、社会活动家费孝通先生当助手,在他眼中,费老不仅仅是著名学者、政治活动家,更是可亲温厚的长者。《书生去(杂忆费孝通)(精)》回忆了费老做学问及生活中的诸多小片段、小故事,这些此前极少披露的小故事,帮助读者走近更平实亲切、更见性情的费老。
费先生晚年体胖面圆,笑意常在。熟悉的,初见的,都有人说:像个佛。是打趣,也是真心话。
这自然是说面相。心相呢?少有人知。
很少人中,潘光旦先生算是一个。早几十年,他就言人未言。
一九四三年二月,一群教授从昆明往大理讲学,一行十人。潘先生记载——“燕树棠召庭,蔡维藩文侯,曾昭抡叔伟,孙福熙春台,罗常培莘田,张印堂,张文渊,陶云逵,费孝通和我。”
讲学之余,他们去了鸡足山,一路风雅。往返五日,仅住宿一端,即有村内、船上、寺庙、民居等。其间还有“骑了一天马,烤了一夜火”的经历。
潘先生看出,“十个人是都喜欢游览的,专诚讲学,不做别事的人,大概一个都没有”。本着雅趣,他把同路十人分为三派。
“第一派最持重,愿意山水送上门来,不愿迁就山水”,如燕树棠、蔡维藩和张文渊。
“第二派甘心迁就,但是有条件的,就是附带地要做些学问”,如罗常培、张印堂和陶云逵。
“第三派最莫名其妙,好像是最想学‘醉翁之意不在酒’的六一居士。”
潘先生把费先生归为第三派,且是“正宗”,做重点介绍,说他“惰性最大,每次出行,无论远近,都要有人推动。我相信他也绝不反对有人把山水送上门来。在各种游览的方式中,最合他胃口的,我相信是‘卧游’。我又相信,如果没有人和他同行,他可以百里半于一十,或至多二三十,可以随时打回头,可以‘乘兴而往,兴尽而归’,并没有一定的目的地。有了,到不到也是无关宏旨。在事实上,一路晓行夜宿,‘先天下之睡而睡,后天下之起而起’的也总是他”。
知费先生者,潘先生也。一番议论,点化古语,妙趣天成。言未涉“佛”,满是佛味。
费先生的文章说,他们同往,是“慕鸡山的佛名,不远千里,前来朝山”。其名来自释迦大弟子伽叶在是山修成正果,留下传说,致鸡足“与峨眉并峙于西南”。这名声,激励他们登山时选了“徐霞客两次上山都没有走过的后山”,雪道上屡跌屡扑,登顶后又“烤火待旦,金顶坐夜”。
天亮时,金顶、佛塔处,香客麇集。塔楼“四周都是穿着藏服的男女。……一下就跪地,一下就叩头……头发上的尘沙还很清楚地记录着他们长途跋涉的征程”。稍远点,乡姑、少女、番妇、夷汉、乡绅、士兵……同一时辰,聚在两千五百米以上的同一峰顶,参与同一仪式。费先生震撼于眼前的人文景观,童年记忆里的佛缘重回心间。
费先生十岁上,祖母谢世,有和尚在帐前做佛事,每天打木鱼,念经。见费先生进灵堂,总停下木鱼哄他玩。日子久了,佛门中人让他感到亲切。
长大后,费先生自认口拙。“满怀衷情,呐呐不能出口”,说出却非原意,常感自愧。直到灵山拈花的故事入眼入耳,始得自嘲自解妙法。由是对佛门又多了亲近。《鸡山志》说,这故事出在鸡足山。如今得立山顶,不免浮想。
“做和尚吧!突然来了这个怪想。”
这想法,费先生写入了《鸡足朝山记》。
他要做的,不是祖母灵前那个护灯和尚。“他爱孩子,而自己不能有孩子。那多苦?”西南联大时期的教授,生活很苦。费先生曾在昆明茶馆摆摊,为人代写书信,为报刊写快稿,贴补家用。
费先生想做的是高僧。他说,高僧“应该是轻得如一阵清烟,遨游天地……无忧亦无愁,更无所缺,一切皆足。我要做和尚就得这样。鸡山圣地,灵鹫花底,大概一定有这种我所想做的和尚吧。我这样想,也这样希望”。
P15-18
费先生享寿九五,一生浮沉。少年早慧,青年成名,中年成器,盛年成“鬼”,晚年成仁,天年得道。其有闲章数方,独喜一枚,“坎坷出文章”。
晚年里,费先生自编画传,自定书名——《老来依然一书生》。
另有赠友人诗句——“有情应怜书生去,临别花开君子兰”。
书生去,去求知。知己,知人,知天下。
书生去,去田野。礼失,求诸野,有遗贤。
书生去,去书写。记录求知过程,访贤心得,世道变化。细说理路。
书生去,去天国。留下数百万字著述,附言说:秀才人情一张纸。
这张纸早已铺就。一九二八年一月,费先生写下一段文字——
在这荆棘蔓蔓的人生道上,随处都给你看见许多值得留意的事情,同时启示了你宇宙人生的意义。我这愚蠢的笔,固不能在道上随处记出一些给后面很努力赶来的同类们作一些参考,但是我却又不愿这许多值得留意的东西,在未经人注意的时候,随着无名无声的浪花流星般地熄灭。我自己认为这是唯一的责任。
一言既出,驷马难追。
“唯一的责任”成了费先生毕生担当,唯恐失信。
担当之果,是其一生著述。时而一纸风行,为其带来学术名望;时而被污“毒草”,曾致其落陷阱,入另册,成鬼神。
回首不堪回首事,费先生写诗说:“尘世如蚁聚,荣辱任来去。”
二〇〇五年四月,费先生离世。书生大去。
临别,仍牵挂“后面很努力赶来的同类”,留赠“在道上随处记出”的文字,期待“可巧落进某人心田”,“花开君子兰”。
作为费先生的读者,作为受赠者,能否算是“同类”,是否“赶来”状态,曾否作过“努力”,愿否养成“君子”,难说。不妨首先有点起码的礼貌,表感谢。
对书生,致谢方式首选,该是读其书。读得用心一点,多少读懂一点。
何以读懂?费先生善意提示,欲懂其书,须读其人。绕到事情后面,能见更多风景。
本书算是尝试。以十多年“书童”经历为本,近距离体悉一介书生的读和写,行和知,忧和乐,苦和甜。留意一位书生怎样善待世界,也看看这世道怎样对待书生。
二〇一六年六月十六日晚
于京西北博雅西园
这是一次提前了时间的书写。
前年退休后,想过六七个题目,打算余生中陆续写出。其中一个,是对费先生的记忆、感受,或可称“杂忆”。
为这些题目排顺序,杂忆费先生属于倒数前两名。
依设想,既属杂忆,可不求系统,不谋深刻,不设格局,随自然想到的素材、题目,即兴书写,行于所当行,止于不可不止。愿同有兴致的读者一道,走近更平实亲切、更见性情的费先生。
当然,这是理想,能不能如愿,难说。故,动笔前须有尽量充分的准备,首先从时间上保证,以期略补孤陋。
大侠兄入行出版,致使此想生变。他策划首批选题,我也被策了进去,嘱写写费先生。设身处地想,理由很充分。
当年大侠兄创办“文化广场”,费先生当过早期作者,连载大文,此其一。
我当过费先生多年助手,又是“文化广场”长期作者,此其二。
近两年,从工作日志和录音磁带中整理出费先生晚年谈话约六十万字,诸多往事重现,淡忘的复清晰,宜及时录下,此其三。
今年是费先生江村调查八十周年,实该有点纪念。光把费先生晚年谈话整理出来,够吗?自己的文字呢?此其四。
好友书话纵横,出版则系履新,筚路蓝缕阶段,岂能袖手旁观?此其五。
于是动笔。
所谓“助手”,是费先生的说法。实际工作内容,准确点说,近于“书童”。
先生谈话,留意记录,事后整理、誊写,交先生过目;
先生在田野,现场拍照,冲印,留档,适时派用场;
先生访问某处,须临时为主人题字,在旁参与想词儿;
先生备妥《学术自述与反思》书稿,即往府上取出,送到三联;
先生写出《甘肃土人的婚姻》序言,定下题目,尽快交给《读书》;
先生嘱,续写其某篇消闲文章的未了话题,辄做功课,勉力写出;
先生希望杨绛帮助看篇文章,在北京医院,遵嘱送达钱锺书病房;
先生想找李慎之晤谈,即作电话联系,在东厂胡同,确定具体时间;
李公慎之需要先生一九五七年《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一文,即复印,付邮;
沈公昌文多次邀先生参加越秀讲座,每与沈公商定时间、地点、话题;
……
都是寻常事,都是平常日子。杂忆所述见闻,就这样慢慢叠在一起。如实写出,可作一段时光的印记。
这段时光里,费先生追踪中国开放改革步调,实地观察,现场记录,实证分析,写出大量文章,报告民生消息,表达书生见解,本书述及的《小城镇四记》《行行重行行》《从实求知录》等等,都是如此写出。
田野调查现场,是费先生的流动课堂。出家门,入田野,他是去找老师。走近农户,攀谈话起,便是课堂。他是听课的学生,农民是讲课的老师。
十多年里,有机会随费先生上课,旁听,看大师怎样当学生,记录大师所以是大师,时常感受“书童”之幸。至于是否能对得起这份幸运,不敢说。好在有“但问耕耘,不问收获”可作退路。
用了两年,从亲笔记录中理出费先生晚年谈话文字,如今遵大侠兄嘱,写下这些文字,算是一点耕读作业。收获就不问了。或说,耕读之乐就是收获。
二○一六年五月二十日
于湖南永州阳明山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