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锅巴
麦稍黄时候，来了八路军——庄稼人不知道这支队伍已经改名解放军。他们戴的帽子还是八个角。
一个满脸胡楂儿的兵来我家，说想用我家的锅做饭。奶奶连忙把土坯砌成的灶台上的柴灰、饭渍扫净，而后刷锅，刷那口蒸红薯蒸高粱面窝头的大锅。兵拦住，自己刷。做的是小米干饭。小米原来装在细长的布袋里，兵来时就挂在脖子上。我一直在旁边看。那个兵淘米下锅，烧着火和我说话：“小鬼，你八岁了？”叫我小鬼我不高兴，土地庙里，那个和判官一起站在土地爷两边的尖头乌脸的家伙才叫小鬼，就嘟一下嘴，说：“你咋知道我八岁？”他笑了：“八岁八，掉狗牙，你的门牙呢？”我也笑了，笑得口水从豁牙流出，因为我闻到了从锅里冒出的香味。做好饭，锅盖一揭，满屋白汽，香味呛人。十几个兵来吃干饭。干饭真干，插上筷子不会倒。我家半年没吃过小米干饭了，只熬稀稀的小米汤。心想，一定会让我吃半碗，却没有。许是看出我失望，那个做饭的兵说：“小鬼，一会儿你吃锅巴，比干饭好吃。”真的，干饭吃完后，锅底结了厚厚一层，比盘子还大。他用锅铲小心铲下，因为我家的锅补过两次，锅底钉有三个铜疤。锅巴全给了我。那吃物儿上面黄，下面是栗子的颜色，一咬咯咯嘣嘣响，一嚼直香到腮里。
刷了锅，那个做饭的兵给奶奶一瓢小米，说烧了我家的柴，是柴钱。
又给我家挑了一担水，那个兵走了。奶奶说，八路军仁义哟。去年冬天，“中央军”从村里过，硬逮咱一只鸡炒了吃，一个钱也不给。
我家东边，一家富户的七间瓦房的后墙搪了黄泥（我们那里是黑土地，黄土是从三十里外拉的，穷家小户只能用黑土和泥搪墙）。八路军用石灰水在上面写了标语：“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旁边，还有“中央军”写的“杀朱宰毛”。那两条标语，一直到我全部认识那些字时还在，日晒风吹，一年年暗淡，终于泯灭。
1949年：七爷
小学校来了个新老师。新老师留偏分短发，村人都稀奇，管那叫“洋头”。庄稼人从来都剃光头。新老师会唱歌，教我们唱“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我不明白歌儿里的“呼儿嗨哟”是啥意思，想问，不敢问。
近晌午，我哼着新学的歌儿回家。
走到七爷门外，见他正掂着铁锨拍老鼠。虽已是晚秋，那天的日头可热。七爷晒被子，发现棉絮里有个老鼠窝，老鼠受惊，四处乱窜。七爷当然不是猫，没法捉，就顺手掂把铁锨在地上拍。我站着看，看他那手忙脚乱的架势，烧火棍一般粗的辫子在脊背上摆来摆去，真逗。他那被子，黑不黑灰不灰的，算是一团烂套子，霉味、臊味呛鼻子。乱拍一阵，一只也没拍死，大小老鼠都溜着墙根又跑回他的低矮的茅屋里了。七爷叹口气，真应该骂老鼠，可没骂，七爷是村里唯一一个不会骂人也不骂其他东西的人。
我正要走开，五爷来了，急急报告消息：“毛主席登基坐北京啦！”七爷说：“哦，怪不得叫‘万岁’哟。”七爷念过私塾，在我们村最有学问，一切言行仍然遵循古礼，虽然大清皇帝早就不坐金銮殿，他脑后仍然拖着几十年前的辫子。五爷也识字，也有辫子，不过又细又短，像磨坊里赶驴的鞭子。
1951年：铁蛋儿
学校排一出大戏，是新戏，叫《血海深仇》，说的是地主欺凌一户贫农，终致家破人亡的故事。老师让我当贫农家的小娃娃，叫铁蛋儿。没人扮演铁蛋儿他妈，就请来了在野戏班子里唱坤角的幺五爷。他天生一身婆娘架势，一动胳膊一抬腿比女人还像女人。带大襟的布衫一穿，梳成圆盘的发髻在脑后一勒，顶上一块黑蓝布，真像铁蛋儿他妈。演到铁蛋儿的爷爷被地主的狗腿子打倒在地后，铁蛋儿他妈唱了一板《苦扬调》带《哭书韵》，自己悲伤得哏儿哏儿的，看戏的也跟着哭得鼻涕一把泪一把。我的台词很少，只在铁蛋儿的妈妈被地主的狗腿子抢走时，扯着嗓子哭喊“妈呀，妈呀”。我一喊，台下的老奶奶小媳妇都哭成了泪人儿。在邻村演第二场时，我也哭了，好像真的是铁蛋儿了。
自从演了那出戏，同学们都叫我铁蛋儿。我说不清为啥很是委屈，感到丢人，一再辩解：“我家不是贫农，也没被地主欺负过。”早知道是这，打死我也不去当那个贫农的娃娃。真后悔。
1952年：写信
我在火神庙读高小。火神的塑像早已拉倒，比石磙还大的头、比水桶还粗的胳臂撂在校园里，风吹雨淋，它的脸仍然火红。
一天，老师布置给抗美援朝的志愿军叔叔写信，每人一封。我撕下作业本里的纸，顺顺溜溜地一下子写了三张，仿佛记得内有这样的句子：“此刻，我的心已经飞到您的身旁，好像我也在硝烟弥漫的战场。叔叔，冲啊，打败美国野心狼！”我的同桌，一个大眼睛的女孩儿，费好大劲也没写成，我就主动帮她，因为我吃过她的麻糖、焦花生，她家开杂货铺，上学来常带零食儿。为了表达对志愿军叔叔的热爱，她把自己的红领巾和信一起寄往朝鲜前线。老师表扬了她。我不是少儿队员（那时还不叫少先队），没红领巾，很羡慕她。
一个多月后，我们班三个学生收到志愿军叔叔的回信，有我，没她。她气得小嘴咕嘟着。老师在班会上把三封信读一遍，同学们都拍手。她更生气了，好长一段时间不理我，斜看我时，大眼睛里总是射出妒忌的冷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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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稿整理停当，又看一遍，忽有一种苍凉感。仿佛是转头间，年过古稀了。人生剩个尾巴，可能是兔子的尾巴。光阴真如白驹过隙，还没有来得及享受呢，已近黄昏。其实，只是后半辈子过得快，前半生挨整、挨饿时倒度日如年。
我有幸（准确地说是不幸）出生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我有幸（准确地说也是不幸）出生在一个偏僻乡村的普通农民家庭。三十岁后，才进了城市。四十岁后，才赶上改革开放。从少年、青年、壮年，直到老年，经历了许多事情。总体上说，前三十年迭遭风雨，多有波折，后三十年基本安定，日子过得平和。可以看出，国家的命运关联个人的遭际，时代的变迁牵扯个人的沉浮。六十多年来，我的足迹、心迹，与共和国的脚步及大多数草民的感受大体上应是一致的。我是个寒门出身的小人物，一辈子生活在基层，碰到的都是些小事件、小场面，小情景，小小的喜怒哀乐，小小的悲欢离合。这些“小”，和大的时代背景，大的历史过程，理当有些必然瓜葛。“大”影响到“小”，“小”反映出“大”。我没有宏大叙事的本领，只能写一己亲见亲闻亲历的若干“小”，希望以小见大，一叶知秋，一燕知春，一滴水中可见世界。如果说人生是个五味瓶，我尝过普通人都尝过的苦甜酸辣。如果说人生是一趟没有返程票的旅途，我看到的是普通人都看到过的一路跋涉的风景。如果说人生就像种庄稼，付出血汗，历经灾难，我和其他人一样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有丰有歉，或者蚀了老本。如果说人生是个竞技场，我和其他人一样努力了，奋斗了，跌倒过，落魄过，至于得失成败，缘于自己，更缘于时运、天道。当然，我只是我，我有和别人不一样的地方，我只是个小小的“个案”。
近三十多年的故事写得较少，内容似乎也欠深刻，欠沉重。这是因为，一来这些年国家发展总体还算平顺，我个人没有太大的颠簸；二来自己没有足够的能力去揭示深层次的东西，我的生活阅历也没有提供揭示那些东西的可能。我写的是作为个体的“一个人”眼中、心中的存在，不是一群人、很多人的诸般情状。——这些辩解或许是多余的。
“编年史”云云，其实是比喻，是夸张，是文学化的说法。我不可能弄出什么“史”来，充其量只是零星的碎屑，是片片断断的史料、材料、资料。或者说，只是些现实生活的若干细节、情节、过节。老话说“隔代修史”，当代人只能积累并留下丰富的史料和细节，供后世人拣选、剪裁、使用。国家大事可能是历史的骨架，而黎民苍生的境遇，一个个小百姓的生与死，爱与恨，乐与忧，喜与惧，则是历史的血肉、魂魄和底色，是历史的表情、歌唱和呻唤。没有这些，历史可能失其真，可能变得冷冰冰的、硬邦邦的，不好接近。在著名的《二十四史》里，除了《史记》，其他各书，均很少写到后者，所以读起来未免疏离、干巴、寡淡。即便《史记》，陈胜吴广等人如果一直在垄亩间务弄庄稼，不是揭竿而起，狠狠地闹腾一阵子，也不会走进司马迁的笔下。史料、细节之类，随着一代又一代人的老死，很容易流失，泯灭。失去的，永远失去了，再也难寻觅。趁当事人还在，真应该多留些活的记录。不少人都这样做了，我以为还远远不够。我们这个民族，有很多优秀的传统，也有一些短处，健忘就是其中之一。鲁迅先生的杂文里，就一再揭示“中国人是健忘的”“中国人没记性”。网Q挨了打，受了第二次屈辱，“于他倒似乎完结了一件事，反而觉得轻松了些，而且‘忘却’这一件祖传的宝贝也发生了效力，他慢慢地走，将到酒店门口，早已有些高兴了。”面对民族的劣根性，鲁迅痛心而又无奈。我们不能忘记过去，回望往昔是为了向前走得更好啊。古人云：“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西谚说：“被一块石头绊倒两次的人是可悲的。”我们不该忘掉了许多事，我们曾被同一块石头绊倒多次啊。
我弄的是文学，凭借的是记忆。一切文学都来自记忆，即便写畅想未来的文章，也必以曾经的生活为依据。客观事物人眼、入耳、映于心，形成记忆。主观的记忆有可能遮蔽一些事物，改写一些情景，不太准确，不太精确，但大体上应是八九不离十。我的写作，坚守尊重记忆，绝不遮蔽记忆，改写记忆。即便错了，我也认了。
我的父母、祖父母都是文盲。他们经历了那么多的事，那么多的劳苦辛酸，却没有留下片纸只字。我庆幸，读了书，识了字，学会了写文章，有能力把我的记忆写下来，尽管写下的只是很少一部分，而且很不到位。毕竟写了，稍感心安。
2013年5月1日于南阳豆斋
“编年史”，其实是比喻，是一种夸张，是文学化的说法。《一个人的编年史》一书中的文字是作家周同宾从少年、青年、壮年直到老年生活的片段记录。在一生经历的许许多多事情中不难发现，国家大事可能是历史的骨架，而黎民苍生的境遇，百姓的生与死，爱与恨，乐与忧，喜与惧，则是历史的血肉和底色，没有这些，历史可能失其真，会变得冷冰冰的，硬邦邦的，不好接近。
周同宾的散文，以农村话题为写作内容，其“农耕笔记”大多以一个特定的乡村社会为背景，完整、系统地反映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农村自然和社会的生存状态，沧桑巨变。
《一个人的编年史》从“史”的角度写六十余年的个人经历和社会变迁，内容丰厚，感情真挚，语言凝练，风格质朴，有深沉的历史感和浓烈的泥土气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