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作序，全景披露国车红旗的前世今生，真实呈现艰难岁月的工匠故事！

葛帮宁撰写的《红旗》由由李刚、史汝楫、范恒光、吕彦斌、王振、刘经传、李中康、赫世跃、艾必瑶、智百年、华福林、杨建中、王季荃、贾延良、赵国相等这些当年“红旗”轿车的创始者和建设者们，详述我国轿车的诞生和发展，也是从一个侧面记述了我国汽车工业创建的历程。

世界上如果有这样一辆轿车，能够赢得整个民族的骄傲，能够承载整个民族的情感，能够牵动整个民族的关注，那么她只能是“红旗”。

《红旗》作者葛帮宁历时近10年，采访十几位参与过各种类型的红旗车的设计和生产过程的汽车行业老前辈，通过他们的口述，把红旗车诞生和发展的脉络和细节立体丰富地展现在读者面前。每个被采访的汽车行业前辈都从自身的角度讲述跟红旗车的渊源，给读者还原出一个最接近真实的红旗车的历史。很多被采访的老人家都是七八十岁的高龄，不少人在近年相继离世，那段历史随着这些老人的离世也逐渐被尘封。这一现象也让这本书的史料价值更加凸显。

给毛主席送“东风” 口述史汝楫

攻关液压挺杆 口述李刚

轿车厂终身厂长 口述范恒光

跌宕酸楚的设计生涯 口述吕彦斌

红旗CA770制造始末 口述王振

在不可能中诞生 口述刘经传

红旗保险车总设计师 口述李中康

红旗精神 口述赫世跃

被遗忘的红旗设计师 口述贾延良

金葵花与红旗 口述艾必瑶

廓清红旗往事 口述华福林 杨建中

华福林的最后一程 口述张超 王焕 李传海

当年的骨气和精神 口述王季荃

不一样的回忆 口述智百年

红旗钣金工 口述赵国相

红旗检阅车史

我们的红旗我们的梦

后记 听岚清同志讲“红旗”

致谢

李刚手稿

三次离家远行

第一次远行

从1943年到1952年，从17岁到26岁，这9年间我曾三次离家远行一从沦陷区到国统区，从国统区到解放区，从新中国到苏联。三次远行开启了我的人生道路，明确了我的革命目标。

第一次远行是1943年由沦陷区的北平到国统区的昆明。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侵占北平。为了逃避奴化教育，我从小学跳班连续换了三所私立中学。太平洋战争后，百姓民不聊生，日本督查入校，强制我们学生穿制服、剃光头、学日语，大家有苦难言。

高中毕业后，我们再也不能忍受这种亡国奴的生活了。1943年秋，我和叶珠良等几位同班同学相伴，决定离开北平奔向“抗战”的国统区，去寻找理想的大学。我们乔装打扮，长途跋涉，徒步在开封渡过黄河，冒着生命危险穿过日军、伪军和土匪盘踞地区，然后各自投亲找友。

我辗转经过洛阳、四川、贵州，终于在第二年初到达昆明，并顺利考入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联合组成的西南联合大学（简称西南联大）机械工程系。

当时，西南联大的校舍相当简陋，生活非常清苦，但教授、名师云集，教学严谨，学术思想兼容并包，校风自由、民主、开放。校园内的民主墙上张贴着五光十色的大字报和壁报，可以听到《黄河大合唱》《游击队之歌》等解放区的歌曲。

全国解放后我才知道，当时根据中共南方局对地下党员“三勤”（勤学、勤业、勤交友）的指示，西南联大已有四五十名党员和一二百名党的外围组织“民主青年同盟”成员，并把进步同学团结在自己周围。校内进步思想已成主流，我也逐步融入到这种氛围中。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盼望已久的和平胜利终于到来，举国欢庆。但是，蒋介石却要进一步铲除异己。同年10月3日夜，我们从梦中惊醒，一阵阵枪炮声由昆明五华山传来，原来是国民党嫡系杜聿明部队缴了滇军的械，把地方势力的省主席龙云赶跑，换上了自己人，加紧对云南的统治，准备内战。

11月25日，西南联大同学出于对时局的关心，在校园内组织了一场反对内战的时事报告晚会，几位教授主讲，校内外有上千人参加。晚会进行中，特务军警鸣枪包围会场，子弹在我们头顶上呼啸，四周戒严。次日，中央社报道却是“黑夜鸣枪，西郊匪警”。同学们怒不可遏，纷纷罢课上街辟谣，抗议当局暴行，却又遭毒打。

12月1日，大批特务、便衣军警持枪包围西南联大各院校舍，闯入校内打砸校具，并开枪射杀、投掷手榴弹，当场有4名同学死亡，50多名同学受伤，制造了血腥的“一二·一”惨案。

国民党蒋介石的罪行激起了我们的怒火，全市大中学生继续罢课，上街宣传，讨还血债，控诉国民党的反动罪行，为殉难的四位烈士出殡、摆设灵堂、举行公祭，坚决要求当局赔偿损失，停止内战，惩办凶手。

教授会也发表声明表示支持，20多个城市的学生响应声援，迫使当局撤换了代省主席李宗黄和警备司令关麟徵的职务。罢课运动在悲壮中胜利结束，周恩来在延安指出，“昆明的‘一二·一’惨案就是一场新的‘一二·九’学生运动”。

我在这次运动中经受了一场精神洗礼，得到了锻炼和考验，看到了国民党已走向腐朽堕落，深刻地认识到自己只把书念好还不够，还要有正确的政治方向。

1946年，西南联大解散，我随清华大学复员到北平（现在的北京）继续上学。这时内战升级，造成物价飞涨，百姓生活极度困难，学生伙食无以为继。学校教职员工首先提出要求当局增加工资，全校二分之一的同学签名响应，决定发起“反饥饿、反内战”的罢课运动以示抗议。

同年5月20日，全市大中学生在北平市中心组织游行，要求改善人民生活，增加学生公费，依靠“政协”原则停止内战，反对武力统一政策，成立联合政府等。这次运动提高了同学们的政治觉悟，对配合解放战争的胜利和争取社会舆论的支持起到了积极作用。

中共中央赞誉这一时期的学生运动是解放战争的第二战场。当时，我被同学们推选为清华大学第二届学生自治会副主席，比较深入地参加了运动的发起和组织工作。

从1943年到1948年，在国统区的这五年，是我在大学里得到系统专业知识的五年，更是我在政治思想上得到启蒙教育的五年。通过地下党团员的身体力行和言传身教，我深深地认识到共产党才是挽救中国的希望。第二次远行

1948年6月，我从清华大学毕业后被学校介绍到天津机器厂工作。当年7月报到，8月就传来北平警备司令部开设特刑庭，逮捕和拘讯学运同学的消息，先后在报纸上公布了三批59人的名字，其中不少是与我共事过的伙伴。

P53-55

红旗飘舞不忘初心

李岚清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中国汽车人在新的长征路上，怀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理想和信念，一代接一代努力奋斗、薪火相传，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历经60年，使我国走上了世界汽车大国之路。

今年也是我国“红旗”轿车问世57周年。中国汽车工业咨询委员会给我送来一本关于“红旗”轿车史料的样书。他们告诉我，这是《汽车商业评论》自2006年创刊伊始便启动的中国汽车人“口述历史”的采访。十年来，他们陆续采访了上百位老一辈的汽车人，并加以整理编辑，用一个又一个发人深省而又令人难忘的故事，为中国的汽车工业发展史增添了难得的宝贵资料。

60多年前，中国汽车工业起步于长春孟家屯那片荒芜的田野和日寇细菌工厂残垣断壁的土地上。以饶斌、郭力、孟少农等为代表的中国汽车工业老一辈奠基者和建设者们，披荆斩棘，艰苦创业，开启了我国汽车工业发展的大幕。1956年第一汽车制造厂建成投产，“解放”牌卡车诞生，结束了我国不能制造汽车的历史。1958年“东风”牌轿车、1959年“红旗”牌高级轿车试制成功，成为我国汽车工业史上又一个里程碑。在这本叫作《红旗》的样书中，由李刚、史汝楫、范恒光、吕彦斌、王振、刘经传、李中康、赫世跃、艾必瑶、智百年、华福林、杨建中、王季荃、贾延良、赵国相等这些当年“红旗”轿车的创始者和建设者们，详述了我国轿车的诞生和发展，也是从一个侧面记述了我国汽车工业创建的历程。

当我读完这本样书后，不仅对那段历程有了更具体、更鲜活的了解，同时，它也把我带回到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再次引起我对那些老同志们的深切怀念。

我想，世界上如果有这样一辆轿车，能够赢得整个民族的骄傲，能够承载整个民族的情感，能够牵动整个民族的关注，那么她只能是“红旗”。

新中国成立之初，汽车制造工业还是一张白纸，百废待兴。党中央、政务院制订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决定创建我国的汽车工业，并将第一汽车制造厂的建设列为156项工业项目中的重点工程。尽管当时条件十分艰苦困难，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备工作，从1953年开始，在全国支援和苏联的帮助下，一汽的建设者们仅用了三年时间，就建成了一座能够在流水线上进行大量生产的汽车制造厂。这一座规模巨大的工厂，无论是技术上，还是管理上，特别是严格的质量责任制度等方面，在当时都是比较先进的。一汽的建成投产，为我国的工业化奠下了一块厚重的基石。但一汽创业者们并未停下前进的脚步，他们紧接着向下一个目标——制造轿车进军。支持他们成功实践的巨大精神力量，正是当年汽车人那种为建设新中国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正是他们开拓进取的创业理想和决心。关于这些，在书中都有生动的记载和叙述。

如果说我国卡车工业的开创，当时有苏联的帮助，那么“红旗”轿车的问世，就完全是自力更生的结果。在中苏关系发生变化和资本主义列强对我国实行全面封锁的形势下，1958年一汽人依靠自己的力量，研发出了国产第一辆“东风”牌轿车，接着又研发出了“红旗”牌高级轿车，开创了我国的轿车工业。可以说，正是依靠自力更生的精神，中国才有了“红旗”轿车。虽然现在的外部环境有了很大变化，我们已进入一个对外开放的新时代，但自力更生精神绝不过时。不但前沿的军工技术要靠自力更生，即使高端民用核心技术，也不能完全依赖别人提供。我们正是靠这种精神搞出“两弹一星”，并步入航天大国的行列。即使可以引进国外先进技术，也是要靠自力更生精神，通过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从而走向国际先进前列，我国的高速铁路就是一例。

“红旗”轿车的研发，几乎是从零开始的，没有经验、没有设备、没有图纸。老一代汽车人，凭着自己的双手设计制造出了在世界汽车发展史上都堪称经典的“红旗”轿车。对于其中的甘苦，每个亲历者都有着刻骨铭心的感受。从这些史料中可以看出，他们拥有以民族复兴伟业为重的情怀和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抱负。他们是凭借自己的才智，凭借自己的双手，凭借自己一丝不苟的工作态度和技艺，勇于面对和克服一切困难的实干家，他们是大国工匠。如今许多老同志已离我们而去，但却给我们留下了一笔珍贵的精神财富。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大会上指出：“历史是不断向前的，要达到理想的彼岸，就要沿着我们确定的道路不断前进。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长征路，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今天，我们这一代人的长征，就是要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他还曾经指出：“发展新能源汽车是我国从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国的必由之路”。我希望并相信，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我国当代的汽车人在新的长征路上，不忘初心，继续努力奋斗，研发制造出更好、更多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名牌产品，特别是新能源汽车，以更大的步伐迈向汽车强国的目标，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新的贡献。

（作者系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

2016年11月2日

听岚清同志讲“红旗”

葛帮宁

《汽车商业评论》常务副主编

2016年11月2日。北京。中央办公厅老干部局万寿路俱乐部，一楼会客室。

下午三点一刻，一位年过八旬、精神矍铄的老领导步履轻巧地走进来，同我们一一握手后入座。

这是我第一次近距离接触李岚清同志。在此前的口述历史访谈中，我从很多老同志那里听说过岚清同志与“红旗”、与中国汽车的故事：在1953年一汽奠基大会上，他与其他五名青年共产党员将毛主席亲笔题写的“第一汽车制造厂奠基纪念”汉白玉基石抬入大会会场（登陆“一汽在线”即可观看相关视频）；他被派往苏联莫斯科李哈乔夫汽车厂和高尔基汽车厂实习；他随饶斌同志调任一机部；建设二汽；负责筹备三汽（第三汽车制造厂，也就是重型汽车厂），以及后来到中央工作，历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两届国务院副总理。

于是，在本书初步成形后，经多次与中国汽车工业咨询委员会商讨，我们萌生了请岚清同志为“中国汽车人口述历史”系列丛书之二《红旗》文集作序的想法。

“口述历史”是《汽车商业评论》杂志创刊伊始征询中国汽车工业咨询委员会推出的品牌栏目，迄今已寻访上百位老一辈汽车人，通过他们本人讲述，或亲属回忆，或同辈叙述，共同构成口述历史主体框架。其中，收录于《红旗》文集的十五位主要讲述者基本都是当年“红旗”事业的参与者和见证者。

时间的长河缓缓流淌，参与口述历史的一些老同志已陆续离世。我们认为，通过记录他们讲述的历史，留下永不磨灭的奋斗精神供后人传承，激励一代又一代汽车人继续前进，故将他们的口述集结出版，意义重大。岚清同志曾在一汽工作七年多，并曾在中国汽车工业主要奠基人和创建者饶斌同志办公室工作，正好参与并见证了那段艰苦创业的历程。因此，请他作序，当是最合适人选。

在中国汽车工业咨询委员会的帮助和积极努力下，我们递交了请示报告，然后满腔热忱地等待。让我们十分感动的是，不到一个月，岚清同志看完《红旗》样书后，以其亲身经历和所见所知为素材，亲笔撰写出序稿，再次创造了“红旗速度”（当年用手工打造的第一辆“红旗”仅用时30天）。本着科学严谨的态度，岚清同志还同意与书稿作者及有关方面同志当面交流，就自己撰写的序言听取意见，力求史料翔实准确。

于是，就有了11月2日下午这次见面。

“读完《红旗》样书后，我不仅对那段历程有了更具体、更鲜活的了解，同时也把我带回到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再次引起我对那些老同志们的深切怀念。”那天下午，岚清同志的思绪再次回到了那火热的时代。作为一名亲历者，他缓缓为我们讲述了自己所参与的“红旗岁月”。

1952年，我从上海复旦大学毕业，响应党的号召，参加新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经济建设，赴东北到正在筹建中的第一汽车制造厂（以下简称一汽），当时的保密代号为652厂工作。

开始厂里让我边学俄文边参加一些资料翻译工作，接着被分配做计划工作，参与建厂总体计划的编制，不久被调入厂长办公室担任饶斌厂长的秘书。1956年至1957年赴苏联两家汽车厂实习，回国后先是回到计划处工作，然后又继续担任饶斌厂长秘书，在一汽工作七年多。

这一段是新中国历史上取得辉煌成就的年代，也是我们这一代人难以忘怀的激情燃烧的火红岁月。关于我国汽车工业创建的历史，同志们已有许多叙述，我在过去有关的文章中也有提及。这次看到老同志们关于创建我国轿车工业，从试制“东风”到小批量生产“红旗”的回忆，比较生动、细致、鲜活地呈现了那段历史，弥足珍贵。

作为参与和见证者之一，我在这里做一些补充。

一、制造轿车的设想来自何处

1957年4月，第一机械工业部（以下简称一机部）部长黄敬到一汽调研，提出要在解放牌卡车基础上开发越野车、煤气车、翻斗车等系列产品，也提出试制小轿车的要求。1957年5月，一汽接到试制小轿车的任务，并开展试制工作。

毛泽东主席对一汽的建设和发展一直十分关心，从项目的确定，到主要领导人选，建没的方针和进度，他都亲自过问，连工厂和卡车都是他亲自命名题写的。1958年2月13日，毛泽东主席来到一汽视察。在视察过程中，他问饶斌和党委书记赵明新同志：“什么时候能坐上自己制造的小汽车？”这对一汽是一个极大的鼓舞，也进一步加速了小轿车的试制进程。

从新中国建国之初成立的汽车工业筹备组开始，陆续集结到一汽的专业同志，这时都已成为汽车专家。于是以史汝楫为总设计师的设计试制组，在全厂的大力支持下，抱着严谨的科学态度，夜以继日、热火朝天地大干起来，终于在1958年5月试制出我国第一辆“东风”牌小轿车。经过试车取得成功，使我国初创的汽车工业又上了一个新台阶。

“东风”牌轿车的试制成功，与1956年一汽建成投产，结束了我国不能制造汽车的历史，这在当时都是轰动全国的大事。

二、关于“东风”牌轿车的定名问题

我是从饶斌同志那里听到的。有的同志说是黄敬同志首先提出的，也有说是孟少农或清华大学的宋镜瀛教授首先提出的，对此现在很难查考。

但当时如果要公开征求意见的话，恐怕大多数一汽人首先想到的都会是“东风”，因为那时毛主席“东风压倒西风”的名言已广为流传，因此大家都认为这个车名理所当然，非常赞同。

或许也正因为这样，大家对哪一位首先提出并未关注。1975年二汽建成后，制造的国产卡车就接过“东风”这个品牌。我记得中国汽车工业的奠基人之一，也是中国汽车技术的总领军人孟少农同志，对“东风”品牌情有独钟，他亲自决定使用“AEOLUS”（伊尔诺斯，古希腊神话里主管东风的风神）作为“东风”产品的英文名称，大家都非常赞赏。

……

说到国庆十周年音乐会，也给我留下了永久的记忆：一是，那是我第一次进入刚建成的人民大会堂，也是第一次看到如此宏伟壮丽的殿堂。二是，一个特别节目使我难以忘怀，那就是由两百多位开国将领组成合唱团的大合唱，当时我们称之为“将军大合唱”。合唱的指挥不是音乐家，而是李志明上将。在军乐团伴奏下，他戴着白手套英姿飒爽地指挥将军们唱起激昂雄壮的歌声时，使人深感震撼，展现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崭新的一面。歌声方落，台下立即响起经久不息的雷鸣掌声，大家衷心地为他们喝彩。这些将领不仅是身经百战的英雄和开国功臣，也是具有文化艺术修养的建国之栋梁和英才，我默默地向他们致以崇高的敬礼。

整整两个小时，我们一直沉浸在岚清同志的讲述中，沉浸在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前辈、一位老领导、一位亲历者对“红旗”事业和对中国汽车事业的挚爱之中。

“世界上如果有这样一辆轿车，能够赢得整个民族的骄傲，能够承载整个民族的情感，能够牵动整个民族的关注，那么她只能是“红旗”。”在本书后期工作中，岚清同志这句话一直回荡在我耳边。

透过这句话，我似乎看到我国第一辆轿车“东风”送抵北京时群众夹道欢呼的场景，看到时年26岁的岚清同志在中南海会场里为参加党的八大二次会议的中央领导和代表们介绍“东风”轿车的情景，看到我国第一辆“红旗”CA72热火朝天的试制情景，看到“红旗”检阅车参加国庆十周年阅兵典礼举国欢庆的场景……

我想，把岚清同志讲述的内容记录下来，是另外一篇关于“红旗”的口述历史，既为我们展现当年民族品牌荒岛求生的艰辛，也为我们生动再现“红旗”漫卷西风的荣光，从而有助于我们从更多角度更多层面了解“红旗”事业。

和其他老同志一样，岚清同志的讲述也是以生动个体、以亲历故事折射了当时的时代大背景。尽管每位同志当时所处的岗位不同、从事的工作不同，讲述的重点也不同，但就是这种不同使得今天我能多角度地记录“红旗”，多角度地回放那些难忘的岁月，读者通过这本《红旗》也能比较全面地了解那个火热的时代，因此，岚清同志的讲述也是一份珍贵的史料。我在这篇后记中特别把讲述内容收录进来，与其他老同志的口述一起放在本书中，互为补充完善，相得益彰。

是的，从来没有一款车，能像“红旗”这样让人们激情飞扬。从来没有一款车，能像“红旗”这样让人们爱痛交织。这不仅因为它当年的辉煌，更因为它所代表的一个符号，一种图腾，一种精神。

我希望用这本书，用这些文字，向这种精神致敬，向老一辈“红旗”人致敬，同时也向岚清同志再次致以诚挚的谢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