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我的梦·大学路
出生在革命圣地延安，吃小米饭、喝延河水长大，无忧无虑的童年还没过完，“文化大革命”的抄家、武斗就接踵而来。父母先后被关进了牛棚，小学还未毕业的我，用母亲的工资精打细算，带着四个弟妹胆战心惊地过着挖野菜、捡煤渣、拾柴禾、补衣服，在邻居和伙伴们歧视下生活的日子。
好不容易复课闹革命了，又因为父亲的历史问题（参加革命前，上过抗战时期的警官学校，父亲的远方叔叔是那部著名的电影《停战以后》的反派班县长，乃至于出身铁路工人世家，竟被定为没成分，从此进入了另类）差点儿不被推荐上初中和高中。所幸老师力排众议，大力推荐，得以接受了四年半的初、高中教育。
到延安枣园公社插队后，主动要求当赤脚医生，白天劳动，晚上给贫下中农看病，从不叫苦叫累，乃至于枣园中学要招一批在校学习好的知青去当老师，我也坚辞不去。但是，招工、招干、当兵、推荐上大学，你得靠边站。因为你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父亲何时不平反，自己上大学就成了遥不可及的梦想。
在沉重的体力劳动之余，抱起知青点上发的《共产党宣言》《红楼梦》《水浒》等政治、文艺读物，有时也会想起童年母亲送我到延安裴庄农村她的徒弟家过年时，我带去的俄罗斯大文豪高尔基的三部曲《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伴着秧歌锣鼓声和满村飘散的炸油糕香味，度过了三年自然灾害后的第一个丰收年，也懵懵l董懂地知道了“肥正月、瘦二月、半死半活三四月”的农家生活。
值得庆幸的是家中那个简陋的书柜子，使我在“文化大革命”无书可读的情况下，读了五六十年代那么多的文学名著，以至于进大学后学习当代文学史，看到老师开出的必读书目，喜出望外，这些书我百分之八九十都看过，终于可以节省时间去搞创作了。
1977年10月，当我从可以报考大学的许可中惊醒过来，就跟队上请了一个月假回家，开始了紧张的复习生活。
老课本上严密的认知逻辑，使我复习完后对四年半初、高中支离破碎的数学知识竟有了恍然大悟的感觉，甚至产生了想考数学系的冲动。终究在我的高中班主任李天芳老师（后任陕西作协副主席，著有许多文学作品，如《打破碗碗花》等，被选进小学课本）的分析下，放弃了考医学院的念头（我当了五年赤脚医生，学过中西医结合疗法，会针灸推拿，治疗农村常见病等等，是北京医疗队在枣园培训的首批赤脚医生），改为报考文科类的图书馆专业，而且一口气报了北京大学和武汉大学两个图书馆系。因为老师说：你语文底子好，到农村插队也坚持创作，又发表过不少作品，没准这次考大学会不计较你的家庭（出身），录取比较保险。父亲虽然反对我学文科，大概他看多了因言获罪、因文获罪的例子，但是最后还是尊重了我的选择。
当我的母亲从延大前去参加1977年阅卷的老师嘴里得知：“你的女儿考得好，语文的分数可以上北大”的消息后，满心高兴地告诉我“只要你考上大学，我就是砸锅卖铁也要供你”时，我心里却是说不出的悲凉，真不忍心拂了母亲的心愿，我知道，因为上报政审材料时，父亲单位在上边签的一行字，竟像沉重的大山，成了我心头挥之不去的负担。我只能轻轻地对母亲说：“妈，您放心，我考不上大学，绝不是我的分数问题。”母亲刹那间就明白了我的担忧，好长一段沉默后，反过来鼓励我，“今年不行明年再说，不信我女儿考不上大学，不信老天爷不长眼”。
当我奇怪地接到了西北大学中文系的录取通知书，正在纳闷时——我报的是西北大学考古专业啊！全家已经沸腾了，铁路工人之家出的第一个大学生啊！于是全家为欢送我，照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张全家福。直到我和家在延安大学的几个同学，搭伴坐了一辆敞篷大卡车，冒着零下二十多度的严寒终于找到西北大学，卸下我沉重的书箱时，我依然有一种做梦的感觉。两个憨厚朴实的男生迎上前来帮我搬行李，自我介绍是中文系的袁锋和李亚军同学时，我才确信我终于是西北大学的学生了。P2－4
2012年在我们班毕业三十年聚会上，同学们提议全班每人写一篇文章，汇集成册献给母校，献给那个难忘的时代。倡议一经提出，很快得到大家热烈响应。
聚会过后的日子里，王晓安、薛保勤班长数次召集同学策划出书方案，班理同学负责接收了同学们陆续发来的文稿、照片，又相继发给西北大学出版社。柴晓峰同学还对部分文稿的问题疑惑，提出了商榷或修改意见。从征稿至今三个春秋，中途由于同学们忙于所在部门本职工作、电话联系不畅等原因，编辑工作进展迟缓。
今年四月上旬，保勤同学不顾省委宣传部领导工作繁忙来到西北大学出版社，召开出书工作协调督促会，从书的名字、体例、纲目到文稿、图片的编排等，都进行了商讨，提出了意见要求。根据督促会的安排，我班在母校执教的袁峰同学配合妻子王惠玲同志（西北大学出版社编辑），及时对书稿进行了梳理编排。我则根据本书主编的框架设计，协助审读、编辑书稿，并做好有关工作。不久，保勤安排郭琳学弟再次催要部分同学空缺的证件式照片和简介式自我描述。郭琳欣然接受任务，及时把空缺照片和自述的同学名单发到中文系七七级微信圈“紫藤园”，还联系圈外的同学催要资料。编校过程中，保勤又把写编后记的任务交给了我。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千古风流人物。中文系七七级毕业三十年后重返母校，当年风华正茂的莘莘学子大都已经鬓发染霜。正如封筱梅同学在她文章中所说：“同学们额头上或深或浅的皱纹，不由分说地记录着几十年来的拼搏和艰辛”。三十年社会生活的洗礼，让我们更加沉稳、淡定。也许这时在同学面前，所有的“光环”“帽子”都已失去光彩而微不足道。唯有母校情、师生情、同窗情，在我们脑海化为永恒；唯为笃学、尊师、包容、向上、敬业和坚韧不拔的精神，永远是我们人生路上一盏明亮的灯；唯有家国情怀、文学担当，“政声人去后，得失寸心间，百姓的心中始终有杆秤，勿忘使命”（薛保勤《自问》诗），永远是我们托起民族复兴的DNA。
正是基于这样的认知，我们的书由原来曾定名《七七级·七七集》，改为以本书跋的标题《感谢时代》作为书名。由于书带有纪念文集的性质，原则上每个同学录用一篇文章。征稿中共收到分布在海内外四十三名同学和已故郑晋安同学的五十篇文章。实际编书收入四十六篇；大部分仅做了改正错别字及标点符号技术处理，个别句子进行了精简、修改。由于篇幅所限，对超过八干字的文稿忍痛进行了压缩或删减。书的文章排序采用全书拉通，根据作者姓氏首位汉语拼音字母，按音节顺序依次编排；对书中多篇文章涉及到的同一事件、同一现象，诸如《希望》杂志最多时印刷的份数、入校时我班同学最大年龄、最小年龄等等，作了统一界定处理。 感谢董丁诚老师，感谢学超兄为本书写序。感谢保勤同学为本书作跋。
感谢西北大学出版社马来社长、张萍副总编辑百忙中对本书给予的极大关注和扶持。
感谢西北大学领导和西北大学发展规划合作处对中文系七七级的厚爱，感谢他们为出版本书提供的支持。
感谢西北大学出版社王惠玲、谢晶女士为本书所付出的心血。
书中疏漏之处难免，敬请批评指正。
2015年仲夏干西安
中文七七历史传奇
大学生青涩的岁月总是令人眷恋的，总是一生最温馨最富色彩的记忆。每个人的大学生活大约都是一段传奇，都有多姿多彩的故事。难怪国际上习惯只把大学本科的学校称作母校，把大学时代第一学历看作人生最重要的学业背景。然而，我们七七级的大学生活，更与众不同！那是20世纪中叶中国的一个历史传奇，是大学教育发展史上的一段神话；当然也是社会给予我们这些人的特殊恩施，她让我们挽回了一段失去的青春，得到了人生更好的选择。
“文革”十年，大学停办，知识获罪，愚氓当道，我们被迫停止学业，上山，下乡，做工，务农，在失望和无奈中消磨着我们青少年时代宝贵的年月。然而，我们心中仍有一团不甘泯灭、理想远行的火种。这火种，直到1977恢复高考才得以点燃。
经过1977年冬天，中断了十一年又一次恢复的全国统考，1978年春节后中国各个大学的校园里，迎来了荒芜十一年后第一批经过考试选拔、求学若渴的大学生。我们梦一样地走进了西北大学，走进了这个无比特别的七十一人的中文七七级的大班级、大家庭。不用说，我们百倍地珍惜这个难得的学习机会。不管是年近三十的老三届插队知青，还是十七八岁刚从高中毕业的应届生；不管是已经工作多年的干部、职工，还是涉世未深的青涩学子；不管是贫寒的农家子弟，还是高干、高知后人，大家都在争先恐后、如饥似渴地读书。一天除了上课就是泡图书馆，周末又跑到新华书店排队买新出版的世界名著。
在学校的各项课外活动中，中文七七级总是名噪一时，风头强劲。年末文艺演出、春季运动会、校际学术演讲、学报、校刊发表文章，都是中文七七名列前茅。《希望》杂志出版，《于无声处》《假如我是真的》话剧的演出，更似改革开放、思想启蒙大潮中西北上空的阵阵春雷，震动着大梦初醒的沉默国人和莘莘学子，洗礼着我们这帮特殊“大”学生的家国情怀和知识分子的精英意识。
更重要的是，经过这四年特殊的学习生活的历练，七七级这七十一棵青松，都成了薄艺加身的专才，每人都有自己独到的一手，一上台面，个个出手不凡。这得益于大学前的特殊经历和学习，更在于四年中在这个人才济济、生动活泼、学术气氛极浓的班级的磨砺和熏陶。
虽说入学时年龄较小、境遇较差的同学，在一群见多识广、口若悬河的大哥大、大姐大面前不无压抑之感。然而，吴予敏多讲了几遍“斯基”，成就了几个专攻文艺学的小“斯基”；沈宁的“美国美学”和“英文显摆”，开阔了黄土高坡走下的汉子、婆姨们的国际视野；葛岩的文体演艺的专业水准，激发了不少书呆子、土包子跃跃欲试的才艺展露；王晓安侃侃而论的逻辑和辩才，提升着“无规则”言说者的口齿；李延风开放的思路，影响着班级的现代意识，包括交际舞风潮和现代婚恋观；几位老记者、新作家的生花之笔，更感染带动着一批批锦绣文章的出笼……
虽然，四年中班内也有“一人美”“一对红”“三家村”“四人帮”“农民党”“北京派”“高干俱乐部”等等戏说，但是，这个集体始终是温暖的、团结的、和谐的、亲切的、儒雅的、充溢人情味的，像一群大大小小兄弟姐妹和睦共处的大家庭。
这段大学经历，为我们的生命涂上了一层永远难以磨灭的人文底色，为我们一生的事业奠定了良好的思想文化基础。
文学是人学，是面对社会和人心的艺术。著名美学家李泽厚1979年曾到我们班上报告、座谈，他说，七七级大学生具有社会底层的经历，受过生活磨难，将来堪为国家各级领袖人才，应成就中华人文、艺术事业的复兴。
诚然，七七级的大学生是从山野草根中走来的，是从生活的深处走来的；家道中落或者家境贫寒的遭际，青少年时代的艰辛坎坷，让我们更懂得尊重人，更懂得敬畏生命和良知，更懂得文学真善美的最高追求。正因为此，我们班当官的，都是清流；经商的，都是儒商；为学的，都是雅士。这是过往和未来都弥足珍贵、弥足探讨的史实。
这里，我不想像一些校庆大典那样历数校友的官爵、职位、财富，只想说像我们班王晓安、李延风、王纯、薛保勤、赵康太、杨正社、康军、田萍、吴然、赵建武、张兴先、刘若松、张龙、侯敬、杨德生、班理、徐大平、柳润河、郭永忠、李洪、柳凤敏、刘枫、朱序智、黎曙光、李子洲等等这些在改革开放之初第一批进入公务员或管理者行列的老同学，个个都是那么温良恭俭、和蔼可亲，三十年来以自己的品德才学在行政岗位上做出了一番事业，开拓出一片天地。
像吴然、廉振孝、张晓春、袁秋香、鱼治文、李国平、庞玉凤、雷左、沈宁、王迪生、郭文镐、郭琳、吕明智、张杰、张君宽、齐宇强、贾少勋、刘和明、封筱梅、杨虹、柴效锋等这批进入新闻编辑出版、影视文学创作队伍的同学，其三十年的创作、编辑、导演的成果，车载斗量，历历在目，样样都闪烁着他们独特的艺术才华。
像吴予敏、于翠玲、杨挺、李萍、梁建邦、倪文东、张欣、张瑾、张进、袁峰、薛梦侠、王新建、李亚军、李长茂、左茹昭、郑晋安、方兢、葛岩，还有我，这些在大专院校执教的同学，都做了教授、导师，高台师表，各攻一域，士人风骨犹存。
还有多年在海外打拼的沈宁、王迪生、赵晓丽、陈瑞琳、苏冰、郭长清、雷左和我，更各施所长，锐意进取，作为“文革”后第一批出洋的大学生，终于在世界文化的平台上站立了起来，代表中国。今天，我们不愿夸耀我班某人作了什么令母校骄傲的大事业，也不能说我们班出了什么了不起的大人物，甚至我们并“不把自己当回事儿”，但是，我们可以大胆地说，这是一班清白、正直、勤奋、埋头苦干的知识者。
不说别的，就拿已经逝去的四位同学看：王纯毕业后从泥腿子公社干部做起，干到市长、厅长，积劳成疾，最后病倒在农业厅长岗位上；朱序智毕业后携一家四口奔赴新疆大油田，为国家的石油事业奉献出了最后一息；诗人气质的郑晋安，爱诗词胜过爱自己，在对文学痴迷的教职中送走了短暂的一生；军人出身的贾少勋，在青年杂志社的编辑室里，一坐就是近三十年，六十岁那年离岗，退休金还没有拿到就与世长辞了。他们都是典型的七七级人，是我们永远惦念的朋友。
三十年沧桑，时势不同，境遇不同，身份不同，每个人都被社会洗礼着、塑造着，可是细看每个人的功业成就、选择遭际甚至风格志趣，似乎都能够看到七七级时代的影子，那是我们现代文明启蒙最初的DNA。
在这里，我们要给大学时代栽培、关怀我们成长的老师们深深地鞠一躬。我们永远感谢开明的教育家郭琦校长，感谢热诚的系领导郭扬威、刘建军、景生泽、蒋树铭、董丁诚、李景兰老师，感谢为我们上文艺理论课的刘建军、毛黎邨、张学仁、董丁诚老师，为我们上外国文学课的石昭贤、薛迪之、杨昌龙、曹汾老师，为我们上现当代文学课的孟昭燕、周健、蒙万夫、房日晰、任广田老师，为我们上古典文学课的赵俊玠、薛瑞生、张怀荣、钟文、李志慧老师，为我们上古汉语、现代汉语课的郗正民、马天祥、杨春霖、郝万全、刘百顺老师，为我们上写作课的郑定宇、陈惠钦、李文瑞老师，为我们上英语课的石民生老师，为我们上鲁迅研究课的单演义、张华、蒋树铭老师，为我们上诗学课的郝御风老师，为我们上李白研究课的安琪老师，为我们上哲学课的同向荣老师，为我们上中国思想史课的张岂之老师，还有我们的班主任晁华甫老师。
这些“师友圣贤”，当与“天地君亲”一样，值得我们永远感恩铭记。
毕业三十年了，我们已经不再年轻，一部分同学已经离岗退休，淡出江湖。倦鸟思归，天南海北的同学都有返回母校一聚为快之想。于是在热心的班理、薛保勤、杨德生等同学的组织下，2012年端午节，四十多位同学从世界各地赶到古城脚下的西北大学老校区，老同窗握手言欢，畅叙所怀，和老师们亲切交流。会上，确定出版一本关于中文系七七级毕业三十年纪念文集的计划和要求。会后，张晓春、郭琳、雷左制作了录像磁碟。同学们也纷纷把自己的文章送到了编委会。读着老同学满怀深情的文字，我不仅看到一张张朴质率真的熟悉的面影，更看到一篇篇个性鲜明的“心灵自传”。经过三十年岁月的历练，如今大都到了较为自由的境界，不为稻粱谋，不作名利求，也不再需要在他人面前扮演角色自欺欺人。大家只要坦然地面对过往，甚至不羞于说出一般人眼中的隐私，目的是给自己一个真实的总结，给时代一个坦诚的交代。唯其如此，写下的这些文字才对我们、对世人有一些价值，有一份值得认真对待的参考。
同学之情是永远的，师生之情是永远的，无论走得多远，无论是否找到回家的路，母校都在关怀着我们，我们也都在惦念着同窗师友。
最后套用保勤同学的名诗《送你一个长安》，愿我们这本《感谢时代》，也送你一段长安城墙脚下的动人故事，送你一篇西北大学不平凡的校史，送你一个中文七七级的历史传奇。
是为序。
2013年元旦于加拿大多伦多温莎公寓
由于秦雪编著的《感谢时代》带有纪念文集的性质，原则上每个同学录用一篇文章。征稿中共收到分布在海内外四十三名同学和已故郑晋安同学的五十篇文章。实际编书收入四十六篇；大部分仅做了改正错别字及标点符号技术处理，个别句子进行了精简、修改。由于篇幅所限，对超过八干字的文稿忍痛进行了压缩或删减。书的文章排序采用全书拉通，根据作者姓氏首位汉语拼音字母，按音节顺序依次编排；对书中多篇文章涉及到的同一事件、同一现象，诸如《希望》杂志最多时印刷的份数、入校时作者班里同学最大年龄、最小年龄等等，作了统一界定处理。
同学之情是永远的，师生之情是永远的，无论走得多远，无论是否找到回家的路，母校都在关怀着我们，我们也都在惦念着同窗师友。
愿秦雪编著的《感谢时代》，也送你一段长安城墙脚下的动人故事，送你一篇西北大学不平凡的校史，送你一个中文七七级的历史传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