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正式执掌教鞭
前面提到，我到哈佛读书时，哈佛历史系平均拿博士学位的时间至少10年，我于1991年春报到上课，到1999年春天毕业，才“八年抗战”而已。我还长时间在哈佛的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做研究生级别的研究员，并且有自己的办公室。我自1994年开始为哈佛几位大师级教授做助教，可谓财源滚滚，加之以学生身份享受哈佛世界一流图书馆及讲座，我当时真的是乐不思蜀，毫无必须马上毕业的压力。更重要的是我从这些真正的大师身上取得不少真经，学到不少教学方法和技巧，这对日后我在美国以教书谋生，是一种实实在在的帮助。只是因为怕自己的孩子觉得爸爸在哈佛念了两个世纪的书才毕业，觉得很不光彩，我才赶在1999年毕业，总不能等到21世纪开头才毕业吧。所以我终于在跨入21世纪前的1999年告别了哈佛的学生生涯。
要毕业，就要找工作。为老马做了好几年助教，我不仅把他当成我“mentor”，更当成我的朋友，当成能真诚指点迷津的“诤友”，所以我当然找老马问前程。老马说，你有三个选择:做学问，赚钱，还是要呼风唤雨做官。做学问，老实待在美国；要赚钱，到香港教书，因为香港的薪水高；要想吆三喝四，回中国，在那里有做官的可能。老马之识途，由此可见一斑。得到老马的“三句箴言”后，我坚定了在美国教书的信心，决定在美国“教书育人”。
1999年我找工作时，整个美国就业市场环境不好，历史专业毕业的学生很多人找不到事做，若有学校要人，也经常是两三百个人竞争一个位置。入江昭教授在其学术自传《我与历史有个约会》中，也提到他的一位优秀的芝加哥大学博士生毕业后很长时间未能找到教授工作，不得已开了整整一年出租车维持生计。身为外国学生，我还面临签证问题，连开出租车的机会都不可能有。在美国找大学历史方面的教职有几个步骤，其一是看哪儿聘人，然后送求职信和简历，说明自己是这一职位最合适的人，以及为什么对这个工作有兴趣。美国历史学会每年1月初开年会，如果用人单位对你感兴趣，通常会邀请候选人到这个年会上进行“年会面试”，一次可能面试七八个人。然后再选两到三个人进入校园面试，即到学校去面试。在学校面试一般是要试讲的，求职者会有一次试讲并同学校和系里的负责人见面。
记得我“八年抗战”终于获得哈佛博士学位后，为了找工作，我同时申请了美国史及中国史方面的教职。因为我在哈佛的正式专业为美国史，博士资格考试的四个专业又分别包括美国史（梅教授主考），美国史/国际史（入江昭主考），中国近代史（柯伟林主考）和中国古代史（包弼德主考）。我的博士论文的三位指导老师中有两位为美国史专家，即入江昭先生及梅教授。第三位是哈佛中国近现代史专家柯伟林教授。博士论文是关于中国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及兼顾中美关系历史，因此我毕业找工作时就打算在这两个行当都碰碰运气。当时由于美国史专业职位僧多粥少，要人学校少且大多处于偏僻地方，竞争尤其激烈。在20世纪90年代的美国，时常听说一个美国史的教职，会有多至几百人竞争。我工作后参加了我所在学院的美国史教职的遴选委员会，也发现我们一个美国史教职的助理教授位置，竟然吸引了300多份求职信，其中不少是极其优秀的学者。现在想来，我在1999年申请美国史位置的求职申请大多泥牛入海就完全在情理之中了。
幸运的是，一些大学对我受过美国史及中国史两个学科双重训练的背景似乎很感兴趣，另外我好像还会教书，因此垂青于我，很快给我寄来了聘书。我比较各校的条件后，最终将目标锁定在两个学校。一是当时加拿大的一流研究型大学、声誉极佳的皇后大学（Queen's University）。其在1999年加拿大著名杂志Maclean's上的排名好像是第一，超过了多伦多大学。皇后大学聘任教师可谓严格。记得我去面试时，全系20多位教授围成一圈，每个人都带着提前商量和准备好的问题，将我围坐在中间进行面试。因有两位教授在国外不能出席，我的面试还要录音，以备他们查考。由于我的表现不错，加上给我工作的其他几个学校一直催我早日定夺，Queen's University便以最快速度做出决定，正式聘任我为tenure-track助理教授，并愿意提供50万加元为学校图书馆购置我想要的图书。我感兴趣的另一所学校是位于密歇根州的著名文理学院Kalamazoo College。该校是以永久性讲座头衔聘我的，而且我是该讲座的第一个座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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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学者年轻时就写个人回忆录的很多。安徽人胡适之刚到40岁就写《四十自述》即一个著名例子。当然，胡适有资格写，他不到30岁就暴得大名，况且还有个裹小脚的老婆，又给他平添了几分清誉。另一个安徽人唐德刚就说：“胡适大名垂宇宙，小脚女人亦随之。”孟子曰：“我四十不动心。”平庸如我者到40岁时事业上才刚刚起步。我岂敢动心写什么回忆录呀！目前虽已过古人所谓“知天命”之年，但我根本没有知天命的本钱和自信，有的是“人到中年百事哀”的感叹和对人生与世界仍是充满疑惑和无解。
有趣的是第一次对我个人生平感兴趣的是美国一位著名出版经纪人。2008至2009年我在哈佛大学瑞德克丽芙高等研究院任研究员时，该院安排两位出版经纪人跟当年的部分研究员座谈。其中一位对我的个人及学术经历似乎特别好奇，专门到我的研究室聊了聊。在聊天时他直接劝我用英文写一本回忆录，甚至帮我策划如何布局谋篇，并让我尽快交给他一份10页纸的写作提纲，他会帮我找一个有影响力的出版社。我后来把这一故事告诉瑞德克丽芙高等研究院负责出版项目，同时也是那次座谈会策划者的女士，她十分惊叹，称此位经纪人在业内十分出名，很少主动约请作者，而且任何书稿一经他手，成功几率很高。她的口气似乎是如果此位经纪人对我的书稿感兴趣，我无疑有一登龙门则身价百倍之可能。但愚钝如我者，当时并不觉得有写回忆录的资格，而且我当时与哈佛大学出版社签有出版合同，必须尽快完成一本学术著作，不敢丝毫分心。那10页纸的提纲很快就被我忘到九霄云外了。这位老兄一定纳闷，哪来的浑小子，如此不识抬举。
然而在2008年，当老朋友王希和姚平邀请我为他们主编的留美历史学人回忆录撰稿时，我就不敢推辞了，只好应命，稀里糊涂地交了一篇《浮生三记》。这本同人回忆录在2010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后，似乎受到较大关注。我的安徽老乡吴浩先生与我本素不相识，但他读了我的《浮生三记》后，告诉我当时由他任社长的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人文分社非常有兴趣出版我在《浮生三记》基础上扩充的学术回忆录，并用中英文对照出版。对这一异乎寻常的垂青，我当然受宠若惊，但我当时刚到香港大学任职不久，各种责任很多，无暇他顾。吴先生极其有本领对付我这种惰性十足的人，他很快采取迂回战略，命我为他主编的《中华读书报》的国际文化版写不定期专栏，名为《浮生杂记》。对此我无法不从命了。但写了几篇后，又虎头蛇尾，因笔惰不了了之。现在已经有好长时间没有更新，看来此专栏有无疾而终的可能。
本来这一连串如同天上掉馅饼般的回忆录之议在我的拖字诀下好像就此烟消云散了，但不久台湾的吴翎君教授对我的口述史感兴趣，承其抬举并花费宝贵时间对我进行采访，并不辞辛劳将我难懂的安徽口音的录音整理成五六万字的文字稿。但我劣习难改，收到文字稿后，觉得我还是扶不起的阿斗，应不发表为好，很快又将其置之脑后了。2016年秋香港大学让我休学术假，我立即躲到哈佛大学埋头读书和写作。可能长期用功过度，在2016年底连续几天头晕得厉害，天旋地转。我一向身体还好，从无头晕的毛病，加上那几天波士顿突然下大雪，寒气逼人，一时悲从中来，感觉自己也许要一命呜呼了（后来大夫告诉我，这没什么大不了，一点不用担心）。因无法写作，只好趁机整理我电脑里已经乱得无以复加的文档，这样发现了那篇长时间埋在电脑深处的口述史资料。一时兴起，就读了起来。可能因为当时的苍凉感，“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觉得也许我应该交代自己人生中的雪泥鸿爪了，否则对不起这些对我一直厚爱并垂青的朋友。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为我的孩子。三个孩子都在美国长大，对中国很陌生，偶尔也会问一些我过去的事情，但我总是语焉不详。如果我不把这一段故事尽早写出来，将来他们都不知道自己父亲的成长史及环境。之所以选择用中文写，一是偷懒，因为已经有中文的口述史资料以及一些现成文字；二是觉得英文读者即使对我的经历感兴趣，更多的成分还是猎奇而已，而中文读者的知音会多一些，容易产生共鸣。的确，在初稿完成后，我曾请一些华文圈老朋友批评指正，他们均提到强烈的共鸣感和新鲜感。例如，大学同学晏绍祥兄在读后，情不自禁地给我正式写了一封信。他说：“这篇自传仅有部分是自传，更多的是自己的学术经历和读书心得，读来很有收获，包括对费正清、霍布斯鲍姆、入江昭等人的介绍，以前只是偶尔听人提起，从无系统了解。老兄跟他们大多有交集，提供了一些特别有趣的第一手材料，于认识这些学问大家，多了一条渠道。关于自己治学和教书的心得，也非常有启发。我过去只是知道美国的教授们教学认真，但认真到什么程度，到底有哪些具体做法，实际了解很少。这本回忆录可是提供了许多生动的第一手材料，有些做法，我觉得可以直接像你跟老马学习一样，剽窃过来应用。有关童年和大学的回忆，我非常有同感，应该说特有共鸣。我家估计也是几代没有出过进学堂的人，而且小时候根本没有读书机会。童年给我的感受，像你一样，一个是没书读，也不知道读书有什么用，另一个就是穷和饿，总是在到处找吃的，连上学途中遇狼，都有相似之处，只是我直接从狼的身前走了过去。估计那天它吃饱了，才没有对我这骨瘦如柴的小孩下手。可惜这段历史已经被很多人遗忘，反倒认为那时社会风气正，希望回到那个时代，所以老兄这段回忆，对于希望回到那个时代的人来说，是个很好的警醒。”“对于边缘人的概念，我也很是赞同。”这些评论对我无疑是很好的鼓励，让我觉得自己的这本小书即使涉及个人生活环境部分，可能也是我们许多同一代人的共同回忆，从而让我有信心将这部本来自娱自乐的拙稿拿出来出版。就这样，在众多朋友的鼓励之下，一时兴起和一发不可收，结果就成了您手中的这本小书———《边缘人偶记》。之所以用这个很俗气的书名，实际上我是想表达一种平平常常的“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的意境罢了。
我之所以能够写作并完成本书，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受前辈榜样的驱使。作为一个职业历史学人，特别是作为一个对中西方文化感触甚深的学者，我多年来一直以中英文写作，以教育中外读者为己任，一心追求林语堂当年的“两脚踩东西文化，一心写宇宙文章”之境界。我也一直对曹聚仁的《我与我的世界》，何兆武的《读书记》，何炳棣的《读史阅世六十年》，以及黄仁宇的《黄河青山》等回忆著作情有独钟，高山仰止，我虽不见得达到他们的水平和境界，但心向往之。这些书让我一读三叹，再读还是感叹不已，深为老一代学者的爱国情怀、高尚品德、坎坷人生及乐观好学精神所感动。何兆武先生一部《上学记》（北京三联书店2006年出版）谈自己，但更多的是谈别人，何先生娓娓道来，读者如坐春风。可惜何先生的“记”到1949年便戛然而止，更使人意犹未尽，唏嘘不已。本书当然不敢媲美上述先生们的回忆录，但自信我的人生偶记可以写出不同时代一个国际公民和永远的边缘人的另一种人生风景。钱锺书先生有一本我十分爱读的小书，叫《写在人生的边上》。我这本小书可谓写在前辈和时代的后边，读者诸君权当其为“见贤思齐”的东施效颦吧。
子曰：“不患无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为可知也。”写作这本小书的初衷还有“求为可知”。但真的动笔后，时时有“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之感。胡适之先生自称他写“四十自述”的动机就是“我们赤裸裸的叙述我们少年时代的琐碎生活，为的是希望社会上做过一番事业的人也会赤裸裸地记载他们的生活，给史家做材料，给文学开生路”。何炳棣明言其写《读史阅世六十年》的宗旨就是要为未来学术史和教育史研究之用。李欧梵戏言其写回忆录的一个动机就是连哈佛学生的中国妈妈都能写关于哈佛的书，他这个“货真价实的哈佛教授，为什么不能？”就这样我们终于可以读到他的《我的哈佛岁月》了。和这些人相比，我没有他们的自信、光环和自负，更没有“读史阅世”的底气和“给史家做材料”的豪情，有的只是启功先生所说的“浮光掠影看平生”的心动罢了。另外小人物写回忆录，不免有把芝麻当西瓜之嫌，许多事自己敝帚自珍，别人也许嗤之以鼻。作为职业历史学者写回忆录，还有更多一层的挑战。职业训练要求我们文字不写半句空，要言必有据。但人的记忆是极其不可靠的，如何拿捏资料的准确性，在我写这本小书时，也经常让我左右为难和进退失据。所以我要一开始就正告读者，在这本书里，我是姑妄言之，您姑妄听之吧。孟子两千多年前就断言，“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孟夫子的这一大棒绝对能打到这本书的。
好在本书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个人回忆录，而是通过本人的个人经历来揭示中国近半个世纪以来的巨大变迁，并以我从出身贫寒的安徽农家子弟到哈佛大学博士、长达20余年的境外教书育人和成为国际史学者的轨迹，以及通过我的一双饿眼对世界和中国的观察，来展示中国复杂多变的国际化历程。换言之，这是一部个人化的中国史及国际史。本人意欲以个人的经历、阅历、人生感悟为经，揭示我周围世界之纬。经天纬地，用个性化的笔触，展示一位受中西方文化深层熏陶的国际学人的文化人生、炎凉世态，以及在浮华世界下“手挥五弦，目送归鸿”之心无旁骛的平静书斋生活，甘于寂寞的边缘人心态。尽量做到文字风格为平凡、感性，手写我心。不做作，不雕饰。如果此书能够提供一种与众不同的人文及人生风景线，如果读者通过这本小书，能激起奋发向上的意志，读出异样的中国与世界，并有所启迪，则吾愿足焉！
《边缘人偶记》是哈佛大学历史系博士、香港大学历史系教授、西方研究中国国际化历史的著名学者徐国琦先生的一本传记。作者从个人的不凡经历入手，通过个人读书、写书、教书等角度，为读者提供了一种与众不同的人文及人生风景线，揭示出1960年代迄今这个非凡时代中中国与世界的巨大变迁。并通过其个人人生和学术经历以及对世界和中国的独到观察和研究，来展示中国与国际社会复杂多变的国际化历史历程。
在这本引人入胜的书中，作者以个人的经历、阅历、人生感悟为经，揭示周围世界之纬。经天纬地，用个性化的笔触，展示一位受中西文化深层熏陶下的国际学人的文化人生、炎凉世态、及在浮华世界下的“手挥五弦，目送归鸿”之心无旁骛的平静书斋生活，和处处溢于言表的甘于寂寞的边缘人心态的心路历程。相信读者阅读这本小书后，不仅能激起奋发向上的意志，并能读出异样的中国与世界。
个人的人生经历往往可以折射出一个社会的时代背景，《边缘人偶记》的每一部分都展现了作者徐国琦在不同的人生阶段与命运抗争的情况。
既是作者一生的精彩记录，也是与作者同时代人的人生写照。
他以顽强的精神战胜了生活中的种种困难和厄运，实现了人生既定目标，最重要的是，在一个最广阔的天地里实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
脚踩东西文化，手写国际文章。
著名历史学者讲述极具国际视野的书斋人生。
一个人的中国史及国际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