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雷特·琼斯著的《蜂巢思维(国家智商VS个体智商)》重新定义了互联时代的“智商”,对于无数个处于互联、社交、移动的个体而言,“智商”不只是个体智力水平与认知技能的测量,而是对群体的交互和复杂协同能力的深度分析。
“蜂巢思维”——社群时代的生存法则。每个国家的“工蜂”们创造了其实力超强的“蜂巢思维”。一旦该“蜂巢”建立起来后,个体能力的影响就变得很小。本书揭示了一个出人意外的结论:你的智商不能预知你的成功与否,我们身边的高智商同伴给我们带来的影响比你想象的大得多!
更聪明的团队更具协作精神,协作引爆更大的共享红利。互联网下半场的商业模式正在由“流量、收费交易”模式转向“人与人信任关系的业务协作”的社交化业务模式,“蜂巢思维”是“社交化业务”必备的思维模式。信任与协作,社交化业务离不开“蜂巢思维”。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经济学家和心理学家们已经讲了很多关于个体智商的问题。但研究表明,国家智商比个人智商更加重要,而且一个国家平均智商的差异比个人智商的差异更能说明问题。在《蜂巢思维(国家智商VS个体智商)》中,作者集结了心理学、经济学、管理学和政治学的相关研究成果,指出了国家智商的差异可以解释大多数的国家间的不平等。个人智商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个人工资、信息处理能力和脑容量上;而国家的智商水平则是其整体繁荣与否的重要指标,而且具有积极的溢出效应。
加雷特·琼斯通过研究还发现,统一测试中的高分者应对目前社会的挑战更加轻松自如。更为重要的是,我们身边的高智商同伴也会给我们带来非常正面的影响。琼斯形象地指出,每个国家的“工蜂”们创造了其实力超强的“蜂巢思维”。一旦该“蜂巢”建立起来后,个体能力的影响就变得很小。
琼斯提出了一个有益的建议:通过更好的营养和学校教育,我们可以提升智商水平。如果全球范围内都按此去做,那么国家之间的巨大差距可能会逐渐消失。
序言
致谢
前言 智商的奥秘
CHAPTER 01 智商测试仅仅是一个分数吗?
CHAPTER 02 国家层面的达·芬奇效应
CHAPTER 03 詹姆斯·弗林及智商增长的问题
CHAPTER 04 高智商者将统治地球吗?
CHAPTER 05 更聪明的团队更具协作精神
CHAPTER 06 毅力与合作是政治开明的基础
CHAPTER 07 理智的选民及智者治国
CHAPTER 08 团队的O环理论
CHAPTER 09 对替代品及移民经济效益的探索
CHAPTER 10 诗歌与结语
数据附录
英文参考文献
工作也是一项测试
一种智商测试的表现可以预测其他智商测试的表现,虽然这些测试本身区别很大。同时智商测试还可以预测脑尺寸、某些心智或物理速度。但是,智商测试可以很好地预测一个人的工作表现吗?答案是很明确的:过去几十年,智商测试比结构化面试更加有效。结构化工作面试指预先设计好题目并对所有人使用同样的面试题目。很多人力资源管理的教科书可能都使用上述结论,它们可能都在引用管理学家法兰克·施密德(Frank Schmidt)及心理学家约翰·亨特(John Hunter)的结论。
选聘一名优秀员工的方法不是完美的,甚至连接近完美都算不上,员工的智商分数与后面工作表现的关系顶多只算中上水平。但是智商测试是目前这个世界上最好的选择。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智商分数比推荐信可靠得多。
此外,工作对高技能要求越高,智商测试的预测能力越强。贝尔电话系统在20世纪60年代对初级管培生进行了智商类型的测试及一系列的个性测试,但对测试结果严格保密,即便对于内部成员也是如此。20年以后,贝尔解密了顶层职员当年的测试结果,发现智商测试打败了个性测试,成为最理想的预言者。有不少关于高层的研究,其中
“普遍认知技能是执行或专业表现最好的单因素预言者,因为它在中高层的工作中表现最佳。”
对于高层员工以外的普通员工,智商同样具备预测能力。美国军队照例会在新兵招募的时候使用智商测试,以便拒绝低智商者。如果智商测试不具备预测能力,美国军队的行为则愚蠢万分一拒绝了无数满足身体条件的应聘者。美国军队的行为表明其充分相信达·芬奇效应。
军队之所以如此重视智商测试,是因为他们有足够的证据。通过对军队的智商数据库及军人的工作表现对比发现,智商测试分数与工作表现、“战士技能”有很强的正相关关系。研究人员还做了一项对比研究,检测影响工作成就的因素,包括智商、性格、气质。智商在所有因素中完胜,它与工作成就相关程度最高,而个性仅有适度的影响。也就是说,性格与气质在预测士兵的领导才华、纪律性、身体机能方面有优势。再重复一次,智商不是一切,但绝不可忽视。
上述大部分调查智商与工作质量关系的研究中,工作质量的测量方式都是主观的,即由员工的上司对其工作质量进行评价,然后与智商分数进行对比。也有一些研究的测量方式是客观的,如销售员的年销售额、飞行员成功攻击的次数。越客观的测量,两者关系越紧密。还有一种间接的测量方式,也是经济学家最喜欢的方式:薪水。无论如何,公司不是慈善机构,除非必要情况否则是不会加薪的。原因很简单,公司只会给高效或优秀员工加薪,否则留不住人才。
这也是受教育程度高的人更容易获得高薪的原因之一:教育程度高的人普遍工作能力比较强。假如受教育程度低、工价低的员工制造汽车或比萨的结果与受教育程度高的员工一样,雇主会雇用前者,然后赚得盘满钵满。受教育程度低的员工爆炸性增长,会降低企业竞争力,企业才明白必须投入更多才能赚钱。很快,大家对于公司管理层“雇用教育程度低员工,赚取三倍利润”的理念颇有微词。
当然,还有些不常见的情况。在同一条生产线上,一组员工的薪资比另外一组更高。这不是因为老板是慈善家或傻子,而是因为高薪组必然生产效率更高。不同生产线不能放在一起对比,风险高的工作必须给出更高工资,而有趣的工作则不需要同样的高薪。我们要相信,总有人愿意在听众前演奏吉他,而不需要为他支付太高的工资。
规则是这样的,如果有家公司给部门员工很高的工资,可能因为这些员工有天才般的高效。员工的薪水可以如实反映这些员工的市场价值,那么智商低的市场价值呢?
P19-22
信任与协作:社交化业务离不开“蜂巢思维”
智囊传媒总裁 傅强
“自然界再无其他地方能像人类一样,如此多毫不相干的相同物种——出于本能和历史原因而相互争斗的基因对手——在如此复杂和对信任度的要求如此之高的项目上一起合作。”
——经济学教授 保罗·西布赖特《陌生人的公司》
前不久,我们智囊机构和优客工场联合主办了一场“以书观象——互联网下半场的突破创新”的主题论坛。在论坛上,我们提出:互联网下半场的商业模式由“流量、收费交易”模式转向了“人与人信任关系的业务”模式!我们把这个转变称为“从社会化媒体到社交化业务的演变”。
《蜂巢思维》中的很多观点与我们的观点非常契合。本书作者加雷特·琼斯是乔治·梅森大学公共选择研究中心经济学的副教授。在他看来,所谓“蜂巢思维”就是“群体思维”,蜂巢就像是一个整体,汇集了每个个体的思维。而这一切,都需要“更聪明的团队”以及“更具协作精神的人”来实现……总之,蜂巢思维与当下融合、协作、跨界思维以及共赢思维等备受推崇的互联网思维相吻合。
其实,这些观点并不“新”,但在所谓的“互联网上半场”,大家也仅仅是说说而已,缺少把这些观点付诸行动的内在动力。其原因也很简单——互联网的人口红利还没有吃完,所谓构成互联网生态的关键词也只有“流量”和“交易”两个而已。在中国,BAT们的成功恰恰是对这个时期的最好诠释。好在无论技术的发展还是商业环境的演变都没有停下脚步,“中国互联网进入下半场”的说法当下已经成为一种共识,其中一个最线性化的佐证就是进入2013年后,整个互联网世界的用户增速开始明显放缓——按照CNNIC的数据,从2013年至2016年的3年间,网民数量才增加了1亿人,成为从互联网在中国诞生至今的20多年间用户增速最缓慢的一段时间,中国互联网用户的增速一直停留在个位数,中国互联网的人口红利已经终结。与此同时,“网民”这个词已经不是什么身份的识别,原因很简单——国民都成网民了。但新的问题也随之而来,当BAT们在互联网上半场已经成功把住互联网的信息以及交易入口后,企业在互联网上的“获客成本”也随之居高不下,使得寻求新的突破成为了很多企业内在的需求和动力。
互联网时代的当下,我们都有一个共识:以客户为中心的时代真的来了!对互联网时代而言,企业获得成功的黄金法则是“客户即上帝”——客户体验成为了核心!由此,也演变出互联网时代人们的思维模式法则:
1. 功能成为标配,情感成为强需
2. 中间成本趋零,价值链被重构
3. 个人异端化,组织社群化 近期,有不少专家对“社群”的核心功能做了总结——兴趣聚集、沟通协作与商业变现。具体来说,就是在聚集、沉淀用户的基础上,通过沟通模式和协作模式的创新,不断激活用户的参与度、连接度和信任感。盘活粉丝经济和分享经济,是社群实现变现的基本模式。而这一切,都与《蜂巢思维》一书所反映出的内容高度吻合。
在《蜂巢思维》的作者加雷特·琼斯看来,我们人类是社会性的生物:我们互相依赖,以期可以把事情做得更好。无论是制造一辆汽车,还是经营一段幸福的婚姻,生活中的各种成功均离不开我们与别人的合作。但是,合作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有意思的是,本书的作者对此并没有给读者“心灵鸡汤”般正能量的描述,而是举了著名的“囚徒困境”的例子。他想告诉我们,当相同的两个人重复“囚徒困境”博弈多次之后,无论是在大学的实验室,还是在国会大厅,神奇的事情发生了:博弈者通常学会了合作。虽然不是绝对的,也不一定都有用,但很多人确实决定采用“一报还一报”的态度并“冒险”去相信别人。
在作者看来,选择信任别人并不代表天真,信任也可以很精明。如果你知道自己将和同样的人每周在教堂的百乐餐上或者在年度销售会议上都要进行一次“囚徒困境”的博弈,那么这个游戏看上去就会很不同了。就这样,你和你的同伴突然有机会惩罚对方了:如果这次你对我很苛刻,下一次我也可以对你很刻薄。你付出,所以你收获,如同我们平时所说的“礼尚往来”。因此,如果你不洗碗,我就让垃圾堆积成山;如果你洗碗,我就迅速将垃圾清走。无论是在人际关系中、工作关系中,还是在社区里,这种默契的合作随处可见,并且我们都很心安理得。很多时候,我们行善是源于周围的人已经让行善变成了一件自然而然的事情。
在博弈论的领域里,经济学家很早就发现,如果你将单次的“囚徒困境”博弈变成重复博弈,那么自私的玩家可能就会理性地相互合作了。这并不是出于慷慨,而纯粹是为了个人利益。有意思的是,在社群组织中,尤其是在互联网的下半场,基于信任与协作的模式往往成为挖掘新的利润区域的开端。一句话,互联网下半场的商业模式正在由“流量、收费交易”模式转向 “人与人信任关系的业务协作”模式!我们称之为“社交化业务”。而“蜂巢思维”恰恰是“社交化业务”必须具备的思维模式。
正如IBM商业价值研究院所揭示的,社交化业务的迅速兴起和持续高潮得益于其三个核心的特点:分享、协作和选择。
分享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核心需求之一。社交化业务推动了分享的兴趣、乐趣和效率。在社交化业务中,人们基于兴趣自发地组成不同团体或社区,进行分享、交流和互动。以Facebook为代表的社交网络鼓励实名制,使人们将真实世界的人际关系转移到网络上。通过社交化业务,人们可以超越空间和时间的限制,拥有更多的朋友和视野,为人生增添更多的乐趣。社交化业务进一步提高了信息交互的效率。在社交化业务中,通过朋友或志趣相投的人的分享,人们可以更快速地知晓和获取所需信息,避免了通过门户网站或搜索网站查找的漫长筛选工作,提高了分享的效率。
社交化业务也推动了从小到大的各类协作的产生和效率。各类组织和个体基于自身兴趣和利益参与社交化业务,形成协作参与的基础。他们基于自我需求和兴趣,在社交环境下提出协作需求,而分享则使协作需求迅速传播和快速响应,使协作发生的可能性和成功率大大提高。协作进一步提高了人们对参与社交化业务的兴趣和热情,使社交化业务有更坚实的发展基础。
社交化业务的第三个核心特点是提高选择效率,降低选择成本。社交化业务参与的普遍性和积极性为各种创意的实施提供了海量的尝试机会,而尝试成功或失败的记录被记载、分享和累计又为以后的选择提供了资料和基础,从而提高了选择的效率。由于人们的协作和尝试很多是基于兴趣和自发的参与,尝试的机会海量增加,尝试的方法和路径的重要性降低,尝试的成本大大降低,也推动了之后选择成本的持续降低。
以上这一切,无不与所谓的“蜂巢思维”密切相关!于是,《蜂巢思维》的作者提醒我们:
1. 有耐心:关注合作的长期利益,不要只是着眼于短期的快乐。
2. 友善:始于友善,笑要露齿。在接下来的博弈里,你可以采用“一报还一报”的方法,另外也要不时地尝试合作,即便事情已向相反的方向发展了一段时间。
3. 有洞察力: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了解游戏规则,并且清楚合作的收益和代价。
最后,我想和大家分享《蜂巢思维》作者在书中引用的一句话,与广大读者共勉:
从之前的互动中看清对方,并记住其相关的特点,是维系合作不可或缺的。
——罗伯特·阿克塞尔罗德《合作的进化》
100多年来,智商测试既吸引眼球,又充满争议。对于无数个处于互联、社交、移动的个体而言,“智商”不只是个体智力水平与认知技能的测量,而是对群体的交互和复杂协同能力的深度分析。加雷特·琼斯的这本《蜂巢思维》,为互联时代重新理解“智商”提供了新的视角。
——财讯传媒集团首席战略官、网络智酷总顾问 段永朝
互联网下半场的商业模式正在由“流量、收费交易”模式转向 “人与人信任关系的业务协作”模式,我们称之为“社交化业务”。“蜂巢思维”恰恰是“社交化业务”必须具备的思维模式。信任与协作,社交化业务离不开“蜂巢思维”。
——智囊传媒总裁 傅强
《蜂巢思维》探讨了一个有意思的话题:国家的平均智商。智商领域的研究更多地集中在个人智商领域,而对于镶嵌在特定的国家、地域或者组织的社群智商的研究一直有待探索。加雷特·琼斯娓娓道来国家平均智商在国家的竞争力、国民团队的协作性、国民理智和创新等方面的洞察和思考。我一直推崇“提出好问题,带着读者一起去探寻答案”的写作风格。加雷特·琼斯正是通过《蜂巢思维》引导我们去认识国家的平均智商,将其融入生活和工作的。
——互联网社会学领域知名专家 唐兴通
《蜂巢思维》揭露了一个被忽视的事实:同伴的智商水平的影响比你想象的大得多!我们的世界被这简单的事实影响着,但直到现在也一直没有人讨论过它。
——泰勒·柯文(Tyler Cowen),乔治·梅森大学经济系主任、经济学大师,边际革命博主、《大停滞》(The Great Stagnation)作者
很多生活在富裕国家的人们总会认为是他们的才智与天赋成就了自己的成功。但如果我们的才智低于这个国家的平均水平呢?《蜂巢思维》一书解释了为什么世界上有些国家富裕,有些国家贫穷;同时为如何构建更加和谐繁荣的社会指明道路。
——雷汉·萨拉姆(Reihan Salam)《国家评论》(National Review)执行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