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无价的孩子定价(变迁中的儿童社会价值修订版)》关注的是19世纪70年代到20世纪30年代美国社会关于儿童的社会价值观念的转变过程，即经济上无用而情感上无价的孩子的出现过程。通过透视儿童问题的巧妙视角，作者维维安娜·泽利泽细腻探讨了那个时期人们对儿童死亡的态度的改变、童工立法的斗争、儿童工作的分化过程、儿童保险的推行、儿童意外死亡的赔偿以及儿童的领养与买卖等。

维维安娜·泽利泽著的《给无价的孩子定价(变迁中的儿童社会价值修订版)》继续了《道德与市场》所开启的路径，更直接地考察了经济和非经济因素之间的互动，特别是市场或价格(在此定义为经济价值)与人的价值及道德价值之间的互动。该书追踪了1870—1930年间美国经济上“无用”但情感上“无价”的儿童的社会建构过程。它考察了直接关涉儿童生命的经济和情感价值衡量的三大制度：儿童保险、儿童意外死亡的赔偿，以及儿童的领养和买卖。在每一个情形中，都出现了独特的，受到转变中的儿童评价方式影响的市场。

前言

致谢

导言

 儿童的价格和价值：一个社会学的视角

 检验市场的局限：儿童的个案

1 从愤怒到纪念：儿童生命的神圣化

 儿童的死：从无奈到义愤

 拯救儿童的生命

 案例：意外死亡

 儿童受害者：特殊的公开侮辱

 儿童生命：道德上的优先事项

 从街道到游戏室：对“神圣”儿童的驯化

2 从有用到无用：童工上的道德冲突

 有用的儿童：从家庭资产到社会问题

 童工之争

 有用儿童的防御仗

 无用儿童的保卫战

3 从童工到儿童工作：重新定义经济世界的儿童

 非法儿童劳动还是“好工作”？寻找新的分界线

 在合法性的边界线上：儿童演员的例子

 儿童表演作为非法儿童劳动

 儿童表演作为合法的儿童工作

 家务杂事和每周贴补：无用儿童的经济世界

4 从正式的埋葬到恰当的教育：儿童保险的情况

 营销儿童保险：一个简要的背景

 反对：儿童救助者对阵儿童保险者

 防卫：儿童保险者作为儿童救助者

 为神圣的儿童投保：从体面的棺材到养老基金

5 从意外死亡到意外生育：对儿童的法律权衡的改变

 用金钱来赔偿死亡：简短的概述

 19世纪儿童的定价

 转折点：“一美分”儿童死亡案件

 新的考虑：给“无用”的孩子定价

 儿童死亡赔偿：特殊的金钱

 结语：记入借方的儿童生命

6 从育婴所到婴儿黑市：儿童市场的变迁

 劳动之家和育婴所：19世纪的代养方法

 神圣儿童的合适的家：对认养合同的修改

 膳宿之家：无用孩子有争议的“嫁妆”

 蓝眼睛的宝贝和金色鬈发的小姑娘：无价孩子的情感价值

 黑市中的小孩：无价儿童的价格

 对无价的定价：儿童的特别市场

7 从有用到无用再回到有用？儿童估价的呈现模式

 从有用的劳动者到神圣的儿童

 市场的局限

 从神圣的儿童到有价值的“家务儿童”？

注释

第一版译后记

再校后记

但是，为什么早期的公共安全努力如此集中于孩子身上？为什么构成“最惨痛记录”的孩子相对同样遭遇的成人死者，更容易激起公众强烈的反应？在一定的意义上，这是一个数量问题。年幼孩子相对年长者更高的意外死亡数量，促使孩子的死亡更引人注目。不过，大的数量和曝光度并不必然将一个问题转化为社会问题。对于儿童意外死亡的公众感知受到经济、社会和文化因素的混合影响。

该运动主要发起人的名单——电车公司、保险组织和汽车工业——揭示着儿童安全项目背后的经济动机。看一眼，很快就能够意识到这些机构“无论是从人道主义还是从生意的角度，都有责任将街道弄得安全些”。的确，随着伤害赔偿诉讼的增加，意外死亡对利润造成的损失日益增加。在1905年一年，大纽约电车公司就为伤害支付了200万美元的费用，而法律开支也不下百万。事故在保险公司看来，也是导致资金枯竭的噩梦。在1927年全年，大都会人寿保险公司就因为意外死亡而被索赔总额达800万美元。三年之后，公司赔付达到了1650万美元之巨，事故成了继心脏病之后致人死亡的第二大诱因。虽然找不到死亡赔偿中精确的年龄细分，但是儿童毫无疑问在意外死亡的基本人寿保险客户中占有显著的百分比。大都会人寿保险公司1924-925年的数据显示，步行被撞死的1600个保险客户中，有55％是儿童。但是，不能将儿童安全运动仅仅视为保险公司和运输公司自利的产物。毕竟，在20世纪的头几十年里，对承担家计的成人提供的损害赔偿和死亡支付，是远高于儿童的。

保险发言人为保护儿童提出了一个另类的经济学原理，即，不是将早亡看作是公司的损失，而是将其界定为是社区总体上的财政损失。在1927年美国儿童健康协会上的发言中，路易斯-都柏林，一个保险统计员，统计出对儿童生命的忽视导致美国每年损失大约25亿美元。这样的经济资产负债表构成了“对我们道德感的直接挑战”，在传达了这个意思之后，都柏林进一步表明，为什么“哪怕我们仅仅能被粗糙的冰冷的经济计算打动，也承受不起忽视我们的孩子所带来的成本”。

对儿童意外死亡的公共反应同样受到这些年幼的受害者所属的社会阶层的影响。穷人家庭孩子的死亡相对于中产阶级家庭孩子的死亡而言，会激起不同类型的社会反应。对儿童意外死亡的有组织的反应于1913年开始，直到1920年代才勃兴。在1913年之前，群体性抗议局限于当时作为目击者的愤怒民众。但是这段时间穷孩子已经死于铁轨之上、马车和电车的轮子之下。一个州际商业委托报告估计，在1901到1910年之问大约有13000名在14岁之下的孩子被火车撞死或撞伤。单单在1908年，就有346名孩子死于电车事故，469人死于马车事故。

P46-47

本书是我穿越经济生活广袤平原之旅程的第二站。该旅程奔向的是可社会性地变动的市场模型——探讨社会关系和文化形塑人们经济活动和制度秩序的多种方式。它发端于对人寿保险市场的研究，然后是对儿童市场的研究，现在则研究货币的多种社会用途。在《道德与市场：美国人寿保险的发展》（Morals and Markets：The Development of Life Insuranee in theUnited States）（1979）中，我对经济生活的研究理路尚在初步阶段，证明的是非经济因素在美国主要经济制度发展中的作用。我选择人寿保险是因为它强有力地代表了货币利润与神圣关怀的交叉点。人寿保险企业家是如何成功地为生命和死亡确立起货币等价性的呢？人寿保险的历史进而也成为对经济行为的非经济维度进行研究的一个案例。

《道德与市场》强调的是对人寿保险的文化反应，考察了对人类生命进行货币衡量的不断转变的态度，以及对风险和投机的文化定义的变动所带来的影响。它还包括了结构因素的效应，比如说，考察了扶助逝者亲属的社会交换由馈赠性体制向市场体制的转变中的张力。人寿保险不仅仅革新了死亡的意义，也革新了对其进行的治理。朋友、邻里和亲戚，这些在18世纪将寡妇从经济困顿中解脱出来的社会关系，被牟利的官僚机构所香代。

《给无价的孩子定价》（Pricing the Priceless Child）继续了《道德与市场》所开启的路径，更直接地考察了经济和非经济因素之间的互动，特别是市场或价格（在此定义为经济价值）与人的价值及道德价值之间的互动。该书追踪了1870-1930年间美国经济上“无用”但情感上“无价”的儿童的社会建构过程。它考察了直接关涉儿童生命的经济和情感价值衡量的三大制度：儿童保险、儿童意外死亡的赔偿，以及儿童的领养和买卖。在每一个情形中，都出现了独特的，受到转变中的儿童评价方式影响的市场。

和《道德与市场》一样，《给无价的孩子定价》考察文化因素对美国儿童价值重新定义所起的作用；但是它并非单单是一种文化分析。我还注意考察了阶级和变动的家庭经济是如何与儿童的价格和价值相互作用的。正如布鲁斯·贝林汉姆（Bruce Bellingham）在其颇有洞见的对儿童史近期著作的评论中所指出的，《给无价的孩子定价》将变动的“儿童”观念处理成“特定社会关系的文化产物”。贝林汉姆还说：“[其]儿童‘神圣化’的描述，强调了在工业革命中职业和家庭结构的中层改变”（1988：pp.356，351）。

不限于仅仅分析非经济因素如何约束、局限和模式化不同的市场，这两本书挑战了一直以来市场经济必然导致某些社会效应的假设。人寿保险和孩子定价的案例表明，世界的理性化和商品化过程，并不像经典思想家所预测的那样，有着横扫一切的同质化和不可避免的腐蚀性后果。市场无法逃避地、持续地、多姿多彩地受到人类意义系统和可变的社会关系的塑造。

该旅程在继续着。《金钱的社会意义》（The Social Meaningof Money）（1994），是我的第三、也是最近的一站，它甚至深人地推进到了经济学的势力范围之中——通过表明所有的经济推论事实上都是社会性的，明确地打破了市场和超经济的社会文化因素问的传统对立。问题已经不再是对万能、自发和强大市场之入侵的局部抵抗，而是所有的市场都是一束束关系，涉及确立于不同文化和社会设置之上的消费、生产以及交换。与这种多重市场的观点相一致，我提出了多重货币的模型，表明人们为其众多、复杂通常还是微妙的社会关系，指定了不同的现金流。

自从我完成《给无价的孩子定价》之后，一些新的开拓者来到了我走过的这片曾经是一片荒芜的平原。在过去的十年里，本书所触及的知识场域——经济学、经济社会学和儿童社会学——有了一些重要的创见。在经济学里，制度分析的繁荣不仅在价格和价值的狭窄的市场演算中增加了交易成本和范围经济之类要素，而且将社会关系的创立和维持看作是其所探求的非常重要的领域（参看North，1991；Coase，1992）。最近环境过度使用的所谓条件价值分析（估计环境灾害的成本，比如石油泄露或者野生动物灭绝带给人类的、并非由该问题所直接导致的间接成本）在经济学家中引发了激烈的争论，一些重要的学者主张条件价值研究能够产出足够可信的评估，能够成为损害评估的司法程序的起点。（New York Times，Sept 6，1993）。

在社会学里，市场的修正主义者正忙于建构理查德·斯韦德伯格（Richard Swedberg）所谓的“新经济社会学”，利用深奥微妙的理论探讨和详尽的经验案例研究，来证明市场是社会现象。值得高兴的是，社会学家现在越来越少抱怨新古典市场分析的局限，而是花更多的精力来处理一些必要任务，以发展有关经济制度和过程的替代性理论（参看Swedberg，1983：Smelser and Swedberg，1994）。

同时，我归纳为“令人吃惊的未得到充分发展的专业”（见本书第5页）——儿童社会学正在迅速地展开。美国社会学会在1992年成立了儿童社会学分会。社会学家终于对儿童的生活进行了系统的关注，观察儿童，正如巴里·索思（Barrie 1"home）所指出的那样，不能将之仅当作“下一代的成人”，还应该视之为“完全的社会行动者，他们在形塑其日常经验中扮演着积极的角色”（1993：pp.3，12）。我们了解了更多有关儿童的事情，比如：他们的家庭贡献（Goldsheider and White：Chapman，1992）：他们在小学和少年棒球联合会球队中的社会关系（Thorne，1993；Fine，1987）；他们在公共设施（比如，在购物市场、公园、宾馆、自助洗衣店，以及城市街道；Cahill，1987）中的行为；以及离家出走儿童的经历（Rovento-Bar，1993）。

但是，一些尚待开垦的领域依然空旷。许多作品仍然在探索本书所提出的一些问题。比如说，持续存在的令人困惑的矛盾现象：对我们自己孩子的私人情感化和对别人孩子的集体性冷漠。4-12周岁的孩子的个人年收入，包括零用钱、父母和亲戚赠送的礼物、通过家务劳动和其他零活儿得到的报酬等，合计有近50亿美元，这些钱大多由孩子自己支配；（注：按照购买力计算，1987年50亿美元约等于2017年的109亿美元。）与之相对的是，在缓解全美1/4儿童的贫困问题上，公共的经济来源少得可怜（McNeal，1987，p.32）。中产阶级父母为他们的孩子投人寿保险作为教育基金；而贫困的父母却——如同1900年代早期的贫困父母一样——挣扎着留出一部分钱来购买丧葬保证金，以应对孩子因为疾病或者（当前的）暴力活动而可能的死亡（Edin，1991，pp.464—65；Kotlowitz，1991，p.17）。

我们需要更多地了解变动的“儿童”观念是如何影响社会政策的。正如女权主义学者通过指出性别在政策建构中的影响改写福利史一样，我们也必须考察儿童群体中日益增长的贫困集中化。儿童的个人经济世界也必须被更好地了解——站在儿童自己的角度来看。我们有关儿童经济行为的记录仍然十分混乱，按照阶级、性别、种族、族群或者宗教等特征细分的数据也非常零散。儿童是怎样挣钱的？他们如何花费、攒钱和给予？父母和孩子之间，兄弟姐妹之间以及孩子和朋友们之间的社会关系如何形塑他们的经济交易。很大程度上仍停留在传统经济学的研究领域之中（比如企业或其他经济制度的结构）的经济社会学家，需要更为大胆地进人家庭的世界，最终突破维多利亚时代小说所做出的将私人生活神圣地分离出来的虚构。

这部著作的中译本出版迄今为止已有八年之久。八年来，尽管我在“译后记”中留了自己的Email，但并未收到哪怕是一封关于译文问题的读者来信。我也曾经让自己的硕士生阅读过此书，并问是否有翻译问题，得到的反馈是：“挺好的呀，挺通顺的!”这样的结果，有两种可能：一是我的翻译真的不错；二是我寻求指正翻译错误的方式有问题，而非翻译本身没问题。想来，第二种可能的概率应该较大。

怀着不安，我在网上搜索过，发现这本书的中译本还是有一定的美誉度的。当然，其原因主要还是作者的视角较独特，分析有深度；而非归因于翻译多么有水平。也看到网上有个不知姓名的人对翻译有所评论，说：“本书的翻译风格刻意求雅，故意的学术化显得胭脂太重。……整体翻译不影响阅读，但个别地方阅读的阻滞感很强。”我仔细看了评论人所举的三个例子，觉得还是有道理的。不过，需要说明的是，其实我（不代表另外两位译者）在翻译时，并非刻意求雅，而是一味求准确，所以原译本读来应该有很强的“死译…‘硬译”之感。如果按照“信、达、雅”的三字标准来衡量自己的翻译工作，我觉得能够做到“信”“迭”就不错了；实在不敢奢望“雅”字。

我曾经在写文章时，不客气地指出过别人翻译中存在的问题；看到别人指出自己的翻译问题时，一方面当然“闻过则喜”，另一方面却也有点抱怨读者舍不得费力气“多次回读”。这么想来，自己身上多多少少还是有些王小波笔下花剌子模国国王的味道——喜欢听好消息。而不是坏消息；尽管还未到要杀死送坏消息的信使的地步。

在“译后记”中留下Email也并不是毫无收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的顾晓清老师通过Email跟我取得联系，表示该社买下了本书最新的中译本版权，希望我能够对译稿进行更新。尽管知道这一工作（其实包括最初的翻译工作）是件费力不讨好的事，我还是表示欣然同意。同意的原因，一方面在于，如上文所述，基于网络中一位读者的批评意见，我了解到自己的译文存在一定的问题，希望通过这次的再版，对其中的问题有所纠正；另一方面在于，看到有些经典译著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版，译文中一些明显的错误却未有更改，自己实在不愿本书的中译本步其后尘。

八年过去了，在此期间，我在美国的访学经历让我更好地了解了美国儿童的领养状况——当时我的室友Darcy是联邦检察官，他便领养了一位孩子；在此期间，我国的计划生育政策也发生了巨大的调整和改变；而2016年年初．我可爱的女儿出生了，这是我和我老婆的第一个孩子——目前尚不能确定是否会有第二个。所有这些，都让我在再次翻译校对此书时，有不一样的体验和感悟。略举一例，“smlle a divine toothlesssmlle”，原来被翻译为“笑不露齿”，在没有切身体验婴儿笑容的魅力之前，不会觉得是一个很明显的错误；在这个译本中，则翻译成了“张开还没有牙齿的嘴露出神性的笑容”——更改这段翻译时，我脑子里满满的都是7个月大的女儿充满神性的笑容。

八年过去了，向我推荐翻译此书的刘玉照副教授早就成了教授。而我则很希望自己在这八年时间里，翻译水平确有提升；当然，这仍然有待读者们的评判。在我的理解里，翻译是一项很重要也很难的工作，稍有不慎，便成败笔。克服败笔的方法，除了自己勤勉认真之外，就只能靠别人指出自己的错误了。所以，我的口号是：“广开言路，闻过则喜，拒做花剌子模国王”。

王水雄

2016年8月28日星期日于北京时雨园

二十年前，泽利泽的著作在社会学、历史学和经济学的交叉点开辟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在美国，“泽利泽视角”（Zelizerian perspective）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经济社会学的复兴。泽利泽的著作深深地鼓舞了新一代学者，他们通过研究那些之前不被认为是“严肃的”经济现象，重新定义了经济社会学领域的界限。除了公司、网络和市场之外，研究重点转向家庭生产、日常货币交易、身体用品、护理工作和艺术等方面。

如今，泽利泽的影响力越出了美国。2005年在法国，她的作品由皮埃尔·布迪厄收入到Le Seuil系列中出版，受到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历史学家、经济学家的欢迎。同样地，在阿根廷，2001年经济危机之后出现了一种研究日常货币交易的显著趋势。2010年，泽利泽的作品被翻译成西班牙语……总的来说，这些作品引发了对经济生活中的价值和评价问题的重新讨论，给大西洋两岸智识生活带来了持久影响。

——《思想生活》（La Vie des Idé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