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苍茫的留恋》是由华东师范大学文学博士高恒文教授所著，收入本书的其实都是读书笔记。古今中外，长短不一，文体差异，可见兴趣驳杂。这些大都是公开发表过的篇什，其文包括对废名、孙犁、张爱玲等人随性地叙谈和著者本人独特的观点，以及部分篇目对《红楼梦》的精彩分析，闲时读来令人大有裨益。

高恒文为高校文学研究带头人，曾出版并发表了多项学术成果。高恒文编著的《苍茫的留恋》文字深入浅出，思考角度新颖独特，读来没有研究者的乏味，反而使人颇有兴趣。即使不是从事专业文学研究工作的读者，也能从中收获颇丰。

关于王国维的两个问题

学者的个性与品格

北平留不得

汤用彤的境界

读《伍叔傥集》

读《天风阁学词日记》

“叶公超太懒”

俞平伯的书信

废名的旧体诗与联句

凌叔华和周作人的通信——《凌叔华文存》补遗

沈祖棻的词与陈寅恪的诗

梓室那一砚墨香

缪钺先生的伤春词与咏史诗

汪曾祺的“浮躁”

孙犁的晚年：历史与现实

重读《傅雷家书》

平淡的力量

对一位前辈史学家的敬意——田余庆的史学思想及其陈寅恪论

张爱玲对周作人文章的欣赏

董桥的“苍茫的留恋”

我眼中的那场“小小的风波”

通往“地狱”的“心路历程”

“红楼识小录”

曹雪芹偏爱的对句

关于《红楼梦》诗话词话

“残荷”还是“枯荷”

《红楼梦》中的李商隐

礼教中人与魏晋人物

盐官昆曲戏文

“梦里曾飞何处雨”

引诱与超度：秦可卿与贾宝玉

薛宝钗的“热毒”与“无情”

妙玉门前的那一片红梅

袭人的名与实

第五回的叙述话语

跋

关于王国维的两个问题

最近连续读了两本关于王国维的专著，《王国维与罗振玉》(张连科)和《王国维评传》(刘炬)。前者是作者赠送的新著。王、罗学术关系问题，是现代学术上一个持久的话题，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实际上就是学术史的个案研究的一种平实而有意义的形式，如果套用时下“流行语”，本书是一部具有“填补学术空白”意义的专著。后者几年前出版时我就读过，以为是我所读过的这个专题的几本同类著作中的优秀作品，材料不仅翔实，而且有新发现的第一手重要材料。

两本专著都专门论述了王国维的学术个性，我以为这是比王国维的学术方法更有意义的问题。大处着眼，王国维的学术爪性略而言之，似乎有二：一是“以学术为性命”。其《教育小言》批评当时学术界云，“吾人亦非谓今之学者绝不悦学也，即有悦之者，亦无坚忍之志，永久之注意；若是者，其为口耳之学则可矣。若夫绵密之科学、深邃之哲学、伟大之文学，则固非此等学者所能有事也”。之所以有如此之强调，则在于崇高之使命感，其《沈乙庵先生七十寿序》云：“国家与学术为存亡。天而未厌中国也，必不亡其学术；天不欲亡中国之学术，则于学术所寄之人，必因而笃之。世变愈亟，则所以笃之者愈至。”二是“唯真理之从”。其《论近年之学术界》云：“学术之发达，存于其独立而已。”“独立”二字的意义在于“博稽众说而唯真理之从”(《奏定经学科大学、文学科大学章程书后》)，此其一；因为“欲学术之发达，必视学术为目的，而不视为手段”，此其二。

历来讨论王国维学术方法者为多，而论其学术个性者较少。我以为，王国维的这种学术个性较之学术方法，更具有十分重大的学术史意义。对此，我们不妨从几个方面来看。首先，中国固有之学术传统是“经世致用”，学术是“手段”而非“目的”。胡适从乾嘉学术中演绎出“科学方法”，其实这个结论并不可靠，因为乾嘉学术固然有“实事求是”之追求，但其大前提却仍然是为了“宗经”“明道”。“科学”的“方法”不仅仅是“方法”，而是有其“科学”之“思想”的。王国维对此“思想”有明确认识，其《沈乙庵先生七十寿序》云：“自科学上观之，则事物必尽其真，而道理必求其是。凡吾智不能通，而吾心不能安者，虽圣贤言之，有所不信焉，虽圣贤行之，有所不慊焉。何则？圣贤所以别真伪也，真伪非由圣贤出也，所以明是非也，是非非由圣贤立也。”其次，王国维的时代，“经世致用”正是学术主流，不仅“经学”成为“实学”，连“小说界革命” “诗界革命”这样的文学运动，也是为了“启蒙”。王国维因而在《论近年之学术界》有此批评：“观近数年之文学，亦不重文学自己之价值，而唯视为政治教育之手段。”第三，现代中国学术的最重要的特征，我以为就是“学术独立”，而这又是与中国现代大学的成立密切相关，应以蔡元培执掌北京大学为开端。但是，王国维在《奏定经学科大学、文学科大学章程书后》一文中有“博稽众说而唯真理之从”之说，这和蔡元培“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思想，其实是很相近的。

这样看来，陈寅恪的名言“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实为表彰王国维学术个性之评论，亦为现代学术精神之准则。

王国维与罗振玉之间的三十年至交，因儿女之事而一朝断绝，这一向是引人关注的话题。《王国维评传》和《王国维与罗振玉》均根据前人从未引用过、也未见过的《王国维全集．书信》中王、罗书信的手稿，对事实作了新的叙述。

1926年10月31日，王国维在致罗振玉的信中说，令媛一再“拒绝”遗款，“此事于情理皆说不去”，并且有这样一段十分动情的议论：

若云退让，则正让所不当让。以当受者而不受，又何以处不当受者？是蔑视他人人格也。蔑视他人人格，于自己人格亦复有损。

可见王国维于此事已感到人格的屈辱，虽然信中有“求公再以大义喻之”之语，但他显然是感到这种屈辱是来自罗振玉。果然，罗振玉马上回复了一封异乎寻常的长信，一一辩解，并且以“小女则完全立于无过之地，不仅无过，弟尚嘉其知义守信，合圣人所谓夫妇所能，与尊见恰得其反”作结。然而，罗振玉信中最令王国维伤心的还是这样一段话：

弟公交垂三十年，方公在沪上，混豫章于凡材之中，弟独重公才秀，亦曾有一日披荆去棘之劳。此卅年中，大半所至必偕，论学无间，而根本实有不同之点。圣人之道，贵乎中庸，然在圣人已叹为不可能，故非偏于彼，即偏于此。弟为人偏于博爱，近墨；公偏于自爱，近杨。此不能讳者也。

“披荆去棘之劳”，当指知遇之恩，实则有负恩之问，而“近墨”“近杨”云云，则伤乎刻薄。王、罗之交，能不中绝？这样我们也就终于明白了，这一事件对王国维的精神打击，不仅仅是“交”之绝，更为严重的却是“人格”的伤害。据说，罗振玉在1929年曾对刘蕙孙回忆此事时说：“他(按，王国维)最后觉得对我不起，欲以一死报知己。我也觉得那件事不免粗暴，对他不起。”很显然，“一死报知己”之说为非，“不免粗暴”之说近是；“粗暴”，即“人格”之侮辱。P1-5

收入本书的其实都是读书笔记。古今中外，长短不一，文体差异，可见兴趣驳杂，不守本业，且下笔随意，无意为文。承蒙约稿、催稿，才有了这些大都公开发表过的篇什，因此感谢刘绪源、朱自奋、谢泳、李淑芬、王小宁诸位先生、女士：最早是在上海的《文汇读书周报》上，屈指算来几近二十年矣！因为有的发表在杂志、集刊之上，必须加注释、分章节，否则有损刊物的学术性形象，难以免俗(谨按，“入乡随俗”之“俗”)，因而最后几篇形式貌似论文，“话语”类乎八股，收入本书没有“改正”，是对刊物的尊重，亦作者本分也。

一位朋友一再告诫：“笔记、书话之类学术小品，诚可以小见大而获文章清新之效，亦难免抓小放大、不及深入之弊，且以所谓学者人间情怀之发抒相诱，不免点染过甚、低徊不已，而流于雕虫小技、文章滥调，幸勿玩物丧志也！”此言极是。惟积习难改，秉性散淡，抄书已难，遑论乎论？略为收拾、得此一辑，确乎微薄至极，实在汗颜，奈何！

2014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