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本质上讲，文艺复兴是由少数聪明人操纵大多数单纯的人而达成的经济拓展，文艺复兴文化是建立在穷人背上的一种贵族文化，文艺复兴时期的政治是由商业的寡头和军事上的独裁取代共和政体。

然而，文艺复兴恢复了古典文化，也结束了东方精神千年来在欧洲的统治，更将启蒙的种子传播到法国、英国、德国、佛兰德斯及西班牙。观念、道德及艺术的思潮不断地从意大利向北流了一个世纪，在16世纪年17世纪之间，所有的西欧国家都承认它是新的科学、艺术及人文主义的文明之母。

打开威尔·杜兰特、阿里尔·杜兰特著的《文艺复兴(权威修订版)(精)》，让我们追随那长明的火炬去洞察那个世纪吧！

《世界文明史》是世界著名哲学家、文化史专家威尔·杜兰特和阿里尔·杜兰特夫妇历时四十余年写就的旷世巨著，是举世公认的传世经典，威尔·杜兰特因此荣获1968年美国普利策奖和1977年自由勋章奖。

这套书总共11卷，记载了人类发展史上的种种文明成果。涵盖政治、经济，军事、科技、宗教、文化、哲学、历史、教育、艺术，音乐等诸领域，极具可读性。作者对于“世界的”“历史的”这样的宏大叙事选择了从思想的角度切入，用文明的线索贯穿。

奥斯卡·王尔德说：“任何人都能创造历史，却很少有人能记录历史。”杜兰特这两样都做到了。他所有的作品都是为了体现文明的发展对人类进步的推动这一主旨。因此，《世界文明史》绝对不是有关历史的时间、人物、事件的一种堆积。杜兰特以文明的流变作为考察历史的方式，向我们描绘了一幅横跨诸多世纪的波澜壮阔的文化图景，而历史也就在这样的举重若轻中赫然呈现。杜兰特用他那简练而富有诗意的文字讲述了一个事实：许多往昔的文明留下来的财富是人类的珍贵遗产，是历史进程中最闪亮的主线。

《文艺复兴(权威修订版)(精)》为该系列的其中一册。

第一部 文艺复兴总述

第二部 文艺复兴在意大利

第三部 文艺复兴在罗马

第四部 文艺复兴的没落

基督教在神学和伦理方面显然都已失去约束意大利人文主义者的力量。也有几位，如特拉韦萨里、布鲁尼、佛罗伦萨的詹诺佐·曼尼提、曼图亚城的维托里诺·德费尔特(Vittorino da Feltre)、费拉拉城的瓜里诺、罗马的弗拉维·比昂多(Flavio Biondo)等人依然忠于信仰。但对于其他人而言，历时千年，在文学、哲学、艺术方面达到高峰，和犹太教、基督教完全无关的希腊文化是他们信仰上的致命打击，他们不再相信保罗神学及“教会之外没有拯救”的教条。苏格拉底和柏拉图成为他们心中未受封的圣人，希腊哲学家的王朝似乎优于希腊和拉丁神父，柏拉图和西塞罗的散文使红衣主教都要为《新约》的希腊文和圣哲罗姆的拉丁译文惭愧。罗马帝国的光荣似乎比基督徒避人寺院小室中高贵得多。伯里克利时代的希腊或奥古斯都时代的希腊自由思想和行为使许多人文主义者羡慕不已，使他们心中的卑屈、来世和节欲法典大大动摇。他们疑惑自己为什么要使身体、心智和灵魂臣属于教士的规则，而教士本身现在却已转向尘世享乐。对这些人文主义者而言，君士坦丁大帝和但丁之间的lO个世纪已成为一个悲剧性的错误，一种但丁式的迷失。圣母和圣徒的可爱传说已在他们记忆中褪色，让位给奥维德的《变形记》和贺拉斯性别不明的抒情诗。现在大教堂似乎已显得很野蛮，其中的巨大雕像对于见过、触过阿波罗像的人已失去一切吸引力。

所以，人文主义者已完全把基督教当作适合大众想象和道德的神话，而不是解放后的心灵所应认真接受的题材。他们在公开的宣告中支持它，承认已存的正统，奋力使基督教教条和希腊哲学合而为一。这项努力终于失败。他们毫无疑惧地接受理性最高的裁判，对柏拉图的《对话录》如《新约》一样尊崇。他们就像苏格拉底之前的希腊诡辩学派一般，直接或间接、自愿或不自愿地破坏他们听众的宗教信心。他们的生活反映了他们真正的信条，很多人以感官而非禁欲的观点来接受异教的伦理。他们承认的唯一不朽是伟大事迹的记录。他们将以自己的笔，而不是上帝，来达成不朽，使人注定永远的光荣或耻辱。科西莫以后的一代会同意和艺术家分享这种神奇的力量，而艺术家正是雕刻、绘画赞助者肖像，建筑高贵大厦以纪念捐助者的人。赞助者希望达成这种俗世不朽的心理正是文艺复兴的巨大推力。

人文主义者的影响是整整一个世纪中西欧知识生活的主要成分。他们教给作家更锐利的结构感和形式感，也教给他们修辞的技巧、语言的矫饰、神话的咒语、古句的盲目崇拜及不顾含义只求得语言正确、文体优美的精神。他们迷恋拉丁文，使意大利诗赋和散文的发展延迟了一个世纪之久(1400—1500年)。他们从神学中解放科学，却崇拜过去，重视博学甚于客观的观察和创见的思想，使科学又蒙阻碍。奇怪的是，他们在大学中的影响最小。在意大利的文学都太古老，在博洛尼亚、帕多瓦、比萨、皮亚琴察、帕维亚、那不勒斯、锡耶纳、阿雷佐、卢卡等地，法律、医学、神学和文艺——包括语言、文学、修辞、哲学——的教授都局限在中古的传统中，不容许重新强调古典文化，他们至多让人文主义者教教修辞学而已。“文学复兴”的影响主要是通过佛罗伦萨、那不勒斯、威尼斯、费拉拉、曼图亚、米兰和罗马赞助的专门学校。人文主义者在那儿用希腊语或拉丁语口述他们所要讨论的古典教材，再一步步以拉丁文评论教材的文法、修辞、地理、自传和文学等t他们的学生记下口述的教材，也在书页空白的地方记下大部分的评论；就这样古典作品和评论的抄本被复制起来，传遍世界。科西莫的时代因此成为学术而不是创造性文学的时代。文法、辞典编纂法、考古学、修辞学和古典名作的批评校订是当时文学上的光荣。现代学识的形式、组织和实质都已建立，希腊罗马遗产进入现代心灵的桥梁已建立起来。

自从诡辩派的时代以来，学者从未在社会和政治方面有过如此崇高的地位。人文主义者成为元老院、领袖团、公爵、教皇的秘书和顾问，以古典颂词报答他们的恩宠，以有毒的警句回报他们的冷落。他们刺激了那些吸收民族文化遗产以得到智慧和价值的个人，也改变了绅士的理想。正当法国、德国、西班牙企图征服意大利时，他们凭借威望和口才征服了阿尔卑斯山彼侧的欧洲。接二连三的国家吸收了新文化，从中古转向现代文明。发现美洲的那一世纪正是希腊、罗马文明被重新发现的世纪，而文学、哲学的转变对人类精神的影响比对地球的迂迥探险所产生的影响更加深刻。因为使人免于教条束缚，使他爱生命甚于来生，使欧洲心灵自由的，是人文主义，而不是航海家。

P72-73

本卷虽为《世界文明史》的第5卷，但其本身是完整而独立的一个单元，仍是用整合法叙述人类活动的各个方面。这套书于1935年第1卷《东方的遗产》开始问世，该卷写的是埃及、近东、中东由上古至公元前323年问及印度、中国、日本由上古至1930年的历史。第2卷《希腊的生活》，1939年出版，写的是希腊早期到公元前146年被罗马征服为止的历史与文化，及近东与中东从公元前323年起至公元前1468年为止的历史。第3卷《恺撒与基督》，1944年出版，继续写西方世界的文明至325年为止，以罗马兴衰为中心，述及基督教初期的数百年史。第4卷《信仰的时代》，1950年出版，继续前卷写拜占庭文明、伊斯兰、犹太及拉丁基督教国家的文明，至1300年为止。

本卷的目的，在于对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人生活的各个方面作一周详的描述——从彼特拉克（Petrarch）的出生到提香（Titian）之死为止。故“文艺复兴”一词在本卷中仅指意大利而言。将此词作如此本土的发展成熟解释，而不是外来的再生，像16世纪与17世纪发生在法国、西班牙、英国及北欧低地国家一样，并不恰当；而且在意大利，对此名称甚至太过强调古典文学复兴，实则古典文学的复兴，对于意大利来说，并不比经济与文化形成它们的特有风格来得重要。

为了避免与已出版的相关优秀著作形式上的重复，比起以前各卷来，本卷处理的范围已扩大。而且当接近我们自己的时代时，我们的兴趣也更加广泛；在我们的血管中，我们仍然感到流着现代欧洲开始期几个世纪的生动的鲜血；尤其他们的观念、史实与人格，更是了解我们自己心智与时代的基石。

我几乎赢接参阅了所有有关艺术的作品，这在前面已有说明。不过，我缺乏专门训练，因此没有做任何批判的权利。但是，我还是将贸然地说出了个人的印象与好恶。现代艺术专心一意地反对文艺复兴是可原谅的反动，因为现代艺术正热心发现美或有深度的新形式。我们欣赏文艺复兴绝不可阻止那每一个忠诚而有训练的人企图去仿效文艺复兴时期的创作力而不是模仿其产品的尝试。

假如环境允许，《世界文明史》第6卷可能名为《宗教改革》，而于三四年之后出版，这一卷将叙述意大利以外的基督教、伊斯兰及犹太文明的历史（从1300年到1648年）以及意大利本身从1576年到1648年为止的历史。由于资料繁多庞杂，而衰老迫近，使得本书计划能于第7卷结束，该卷拟定名为《理性开始的时代》，将从19世纪初叶叙起。

我要感谢约瑟夫-奥斯兰德（Joseph．Auslander）准许我们用他精译的彼特拉克十四行诗，剑桥大学出版社准许引用其出版的理查德·加奈特（Richard Garnett）所著《剑桥现代史》第1卷中的一段；内人无数的建议与对谈；爱德华·霍普金（Edward Hopkin）博士在资料分类上的协助}玛利·考夫曼（Mary Kaufman）和费罗拉·考夫曼（Flora Kaufman）两位小姐在文稿方面的一些帮助；爱迪·迪盖特（Edith Digate）女士高超的录入本领（杂乱的手稿难不倒她）及瓦雷丝-布里威（Wallace Brockway）老练的编辑与忠告。

对我的出版人，我应表示稍晚的但是特别的感谢。在我与他们长期的合作中，我发现了他们的理想。他们对我的提议皆予考虑，对我研究的费用愿意负担，而且从未以销路利益与得失来决定我们的关系。1926年，他们出版了我的《哲学的故事》，只希望能收回成本就好了。我们合作已有27年，对于我来说，这的确是幸运而愉快的合作。

威尔·杜兰特

1952年12月1日于洛杉矶

研究这几个多彩多姿、生气蓬勃的世纪中这么多的事物及人物，一直是一种深沉而令人激动的体验。这份文艺复兴的财富是多么的浩瀚！甚至在它衰落时，都还能产生像丁托列托和韦罗内塞、阿雷蒂诺和瓦萨里、保罗三世和帕莱斯特里纳、圣索维诺和帕拉迪欧、科西莫和切利尼这样的人物，及像公爵宫和圣彼得教堂的圆顶这样的艺术！那些文艺复兴时代意大利人的生命力是多么令人惊异！

要冷静地批判它是一件困难的工作，我们谨慎地分析反对它的理论。文艺复兴（仅限于意大利）本质上是由少数聪明人操纵大多数单纯的人而达成的经济拓展，罗马的财富来自上百万的欧洲家庭虔诚的捐献，佛罗伦萨的光辉是成天工作的下层无产阶级的血汗结晶，他们没有政治上的权利，只有分享平民艺术的光荣。在政治上，文艺复兴时代由商业的寡头和军事上的独裁取代共和政体；在道德上，它是一种异教的反叛，腐蚀了宗教理论的道德尺码，放纵人类的本能，让他们能随心所欲地使用工商业的财富。没有经过本身已经世俗化、好战的教会的检查，这便是宣称在政府、外交及战争上立于道德之上的国度。

文艺复兴时代的艺术是美，但很少是高尚的。在细节上，它胜过哥特式的艺术；在宏伟、和谐及整体的效果上，则又略逊一筹。它没达到希腊艺术的尽善尽美，也没有达到罗马艺术的庄严。富有的贵族使艺术家与工匠分开，使其与人群隔离，也使其依赖突起的君王和暴发户。其灵魂迷失于死亡的古物之上，建筑与雕刻拘泥于古代及外国的形式之中。也许，艺术上的全部复古是一个可悲的错误。一种风格一旦死了，便不能适当地再复活，除非它所表现的文明也能恢复。风格的气势与兴盛在于与当时的生活和文化之间的和谐，在希腊罗马艺术的伟大时代中，有一种禁欲的节制，被希腊思想理想化，并常常在罗马的特征中实现。但那种节制跟文艺复兴的自由精神、热情、骚动及过度是迥异其趣的，还有什么能比表现文艺复兴时代的宫殿的特征——平屋顶及天花板，规则的长方形正面，单调的窗户排列——更违反15世纪和16世纪的意大利风尚呢？意大利的建筑厌倦这种单调与虚伪的古典时，它便任其发展了，就像一个威尼斯商人为提香加衣袍，太过装饰与华丽，于是便从古典降为庸俗。

古典雕刻也不能表现文艺复兴，因为雕刻是必须节制的，这种耐久的媒介并不适于表现曲折或痛苦，因为曲折或痛苦的本质是短暂的。雕刻是由冷却的金属或耐久的石头固定的动作，发泄或控制的情感，自时间的破坏力中保留下来的美或形式，也许是因为这个原因，文艺复兴时代最伟大的雕刻品多是坟墓或《圣殇》这类，在这里面，无止无休的人终于获得了宁静。尽全力追求古典的多纳泰洛依然执迷于哥特式；米开朗基罗自我束缚，提香囚于自身资质，熬过《奴隶》与《俘虏》，想找到禁欲的安宁，但总因太无拘束、太兴奋而无法休息。恢复的古典遗产是负担，也是恩赐，它使现代的灵魂充满高贵的典范，但它几乎使被压在一大堆的圆柱、柱头、及三角墙之下的年轻思潮——刚成年——窒息而死。也许这个复活的古董、对比例与对称的崇拜阻滞了本土的、适合风土人情的艺术的成长，如同经人道主义者的提倡而复活的拉丁文阻碍了本国文学发展的情形一模一样。

文艺复兴时代的绘画在表现当时的色彩和风情方面是成功的，它还将这种艺术带到一种画技上的极致。但它也有错误，它的重点在于肉体的美、皇帝的衣饰及玫瑰色的肉体，甚至宗教画都有色情的色彩，躯壳的形式重于精神上的意义。许多中古时代的耶稣受难像比文艺复兴时代的端庄的圣母像更深入灵魂，佛兰德斯和荷兰的画家敢画平凡的面貌及朴素的衣服，并敢于探讨这些淳朴的人物背后的性格秘密和生命的要素。威尼斯的裸体画与杨·凡·艾克（Jan Van Eyek）的《羊的礼赞》（Adoration of the Lamb）比起来，显得多么的肤浅！拉斐尔的《尤利乌斯二世》是举世无匹的，但意大利画家的数百张自画像之中，有一张能与伦勃朗的自画像相比的吗？16世纪画像的流行，正表示暴发户的兴起及他们对自我展示的渴望。文艺复兴时代是一个灿烂的时代，但它的一切，处处表现夸耀与虚伪，竞相奢侈，缺乏内在力量支持的空洞的力的结构，一经无情的贱民稍微一触，或经暖昧而震怒的僧侣遥遥一吼，便立刻化成碎片。

我们热爱的一个时代受到这种激烈的攻击，我们该说些什么呢？我们不要反驳攻击，虽说其论点不太公平，但有很多是真的。当然，文艺复兴文化是建立在穷人背上的一种贵族文化，可是，哪一种文化不是这样子的？无疑，若无某种程度的集中财富，许多文学和艺术是无法兴起的，甚至富于正义感的作家，都有一群看不到的劳动者为他们采矿、生产粮食、织衣服、制造墨水。我们不可替独裁者辩护，他们有一些是应该受绞刑的，因为他们将从百姓那里搜刮来的金钱无谓地浪费掉。我们也不要向科西莫-德-美第奇跟他的孩子洛伦佐道歉，虽然佛罗伦萨的人民比较喜欢他们而不喜混乱的财阀政治。至于道德松弛，这是知识开放的代价，这个代价虽重，但那种自由是现代世界无价的天赋人权，是今日我们精神的气息。

复兴古典文学与哲学的学问，是意大利的主要成就。在意大利，第一种现代文学自复兴和放任中产生，虽然当时的意大利作家没有一个能比得上伊拉斯谟或莎士比亚。伊拉斯谟本人很羡慕文艺复兴时代意大利的自由风气，伊丽莎白时代的英格兰也得归功于意大利——“意大利化的英国人”——开花的种子。阿廖斯托和桑那扎罗·雅各布是斯宾塞和菲利普·锡德尼的典型、前辈。马基雅维利和卡斯底里欧尼是伊丽莎白时代及詹姆士一世时代英国有影响力的人物，若没有蓬波纳齐和马基雅维利，提尼西奥和布鲁诺费尽血汗提倡于先，培根和笛卡儿是否能获得辉煌的成就，可就难定了。

是的，文艺复兴时代的建筑平凡得令人沮丧，但耸立于佛罗伦萨和罗马的君王似的圆顶是例外。哥特式总是陡峭笔直的，反映出一种宗教，把我们地上的生活描述成一种灵魂的流放，而把希望与神明置于上天。古典建筑表现的宗教，把神明定居于树林问、水流中、土地里，很少高于色萨利（Thessaly）山，不须仰起头来寻找神明。那种古典的风格，如此的冷静，无法适当地代表狂乱的文艺复兴时代，但它也不能因而消逝。宽容保存了它的旧迹，把它的理想与实体变成我们今天的建筑艺术的一部分——一个参与者，而非独裁者。意大利不能媲美希腊式或哥特式的建筑，也比不上希腊的雕刻，也许还比不上沙特尔（chartres）和兰斯（Reims）的最高贵的哥特式雕刻，但它能孕育一位艺术家，其美第奇墓配得上菲狄亚斯，其《圣殇》无愧于普拉克西特列斯。

文艺复兴在绘画方面是一无愧色的，它是历史上绘画艺术的高峰。西班牙在委拉斯开兹（Velasquez）、牟里罗（Murillo）、里贝拉（Ribera）、苏巴朗（Zurbaran）及艾尔·格里柯的承平时期才接近那个水准，佛兰德斯和荷兰在鲁本斯和伦勃朗的时代也没那么接近；中国和日本的画家有他们自己的尺度，他们的画偶尔使我们觉得特别深奥，只是因为他们以远大的眼光来看人类，但他们冷静的、深省的哲学或华丽的优雅仍逊于在佛罗伦萨、拉斐尔、柯勒乔及威尼斯绘画艺术中的复杂、力量及鲜艳的色彩。的确，文艺复兴时代的绘画是一种感官艺术，虽然它创造出一些最伟大的宗教画，及属灵的、崇高的画。可是，那种感官性是一种肉体健康的反应。肉体已被鄙视太久了，数百年来，女人一直背负着严厉的禁欲的十字架，生命再认定、艺术再提高，健美人体的可爱性被认可是件好事。文艺复兴已厌倦原罪，以令人心悸的、神秘的对死后的恐怖，它不再理会死亡，开始面对生命，早在席勒和贝多芬之前，它便唱出快乐的、无比的颂歌礼赞欢乐。

文艺复兴恢复了古典文化，也结束了东方精神千年来在欧洲的统治。这伟大的解放的福音从意大利由百条路线翻山越海传到法国、德国、佛兰德斯、荷兰和英国。学者吉罗拉莫·亚林德尔（Girolamo Aleandro）跟尤利乌斯·恺撒·卡利杰尔、达·芬奇、安德烈亚·萨尔托、切利尼及帕里斯·波登等将文艺复兴带到法国。意大利的画家、雕刻家、建筑师将它带到波斯、克拉科夫、华沙。米开罗佐将它带到塞浦路斯。真蒂莱·贝利尼冒险带它到伊斯坦布尔。科利特和利纳克尔将它带回英国。阿格里科拉（Agricola）跟洛易希林带它回德国。观念，道德及艺术的思潮不断从意大利向北流了一个世纪，16世纪至17世纪，所有的西欧国家都承认它是新的科学、艺术及人文主义的文明之母，甚至绅士的观念及生命与政府的贵族观念，也源于南方，由它去规范北方的态度和状态。因此，文艺复兴16世纪在意大利衰落时，正是它在法国、英国、德国、佛兰德斯及西班牙蓬勃萌芽之时。

有一段时间，宗教改革与反宗教改革之间的紧张状态、神学的辩论及宗教战争，掩盖了文艺复兴的影响，人民为信仰的自由战斗了一个血腥的世纪，理智的呼声似乎为信仰所平息。但是，并不是全部沉默，甚至于在那个绝望的处境中，像伊拉斯谟、培根及笛卡儿等人仍然勇敢地发出共鸣，给它新鲜的、更有力的表白，斯宾诺莎为它发明一个伟大的公式。18世纪，意大利文艺复兴的精神在法国的启蒙时期复生，从伏尔泰、爱德华·吉本到歌德跟海涅，到雨果与福楼拜，到泰纳与阿那托尔·法朗士，这条脉络一直延续着，历经革命与反革命，进步与反动，总有办法自战争中逃生，而在和平时则耐心地使和平更为高贵。

威尔·杜兰特夫妇共同撰写了11卷本的《世界文明史》，该书使他们成为当前著名的通俗哲学史学家、历史学家。

——《大不列颠百科全书》

体裁新颖，说理充分，雄辩有力，见解独特。……此书真正的精华在于它如何叙述当代人的思想，这是一套值得大力推荐的好书。

——《纽约时报》

西方学者称威尔·杜兰特的《世界文明史》是一部把无羁的热情和横溢的才华完美地结合在一起的文化史的不朽巨著。台湾学者誉之为“20世纪的《史记》，人类文明的《离骚》”是很有见地的，决不是溢美之辞。因为它具有独立而深刻的见解，字里行间充满了一个哲学家的真知灼见。我要特别指出的是该书的最后一部《历史的教训》，它集中表达了杜兰特博士对文明史的独到见解。

杜兰特博士心胸如海，妙笔生花，见识超凡，极富冒险精神，他冒着专门史家的各种批评，一往无前地冲进了人类文明的致命深处。他成功了，我很敬佩他。

——北大教授、著名学者季羡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