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算日本的罪孽,超越今天的日本,应该是并行不悖的。
但这不应该仅仅是我们国家的义务,更应该是每个普通中国国民的责任。超越,不是简单的经济数字,更重要,也更沉重的任务,是对人类共同价值观的认知与恪守,乃至是弘扬。
方明著的《抵抗的中国(外国记者亲历的中国抗战)》中对70余年前,杀人不眨眼的禽兽般的日本“鬼子”的暴行叙述得已经很多了。中国人,尤其是从那个时代走过来的老年人以及对抗日战争有着深入了解的人的心中,日本侵略者和恶魔几乎就是同义词。
但如果我们用客观冷静的眼光看看现代的日本社会和日本人,也许会产生很多疑惑。因为我们很难将脑海里前后日本人的形象统一起来。
这的确是个非常难以琢磨的民族。
抗战时期,有大批的外国记者在中国工作和生活。他们的主要任务是搜集中国的新闻向本国报道。他们报道中国民众的苦难,例如南京惨案、1944湘桂大撤退的惨状等真实消息。在宣传抗战、揭露敌人、向全世界报道战况、争取世界舆论同情等方面,外国记者们做了大量工作。
方明著的《抵抗的中国(外国记者亲历的中国抗战)》以他们的视角真实地记录了抗战时期这些外国记者在中国的所见所闻以及历史事件中国与国之间重大人物之间的关系和较量,从而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抗战的复杂性和艰苦性。同时也对那些正直、善良的记者表达敬意,中国人民不会忘记你们。
第一章历史有它自己的真实
战争对我们这一代人和我们的下一代人来说,已经是一个陌生的概念了。
战争的场景除了我们在影视镜头中有一些肤浅甚至是错误的感受以外,我们是难以想象它的血腥和惨烈的。尤其是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包括中国的抗日战争。
那次大战波及了61个国家和地区,占当时世界近百分之六十的17亿人口被卷入其中。各国的参战兵力超过了1亿人,有3210多万军人死在炮火中,4430多万平民丧失了生命,死亡总人数在7600万人左右。还有3000多万人因战火流离失所。
在我们所处的2l世纪,大规模的战争已离我们远去,我们在享受着和平和宁静、幸福,任何人都不愿意回到那些血与火的年代。
痛,容易让人清醒,也容易让人忘却。对一个国家和民族,尤其是对一支军队而言,最怕丧失痛感。所以,我们才要不时地回顾那些苦难的岁月,让我们不至于麻痹或淡漠。
对于西方人来说,中国是一块遥远而神秘的土地。那里的社会制度、历史、风俗习惯、自然状貌完全是另一个样子。中国人有着他人不习惯,甚至是不理解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
更不要说,20世纪30年代的时候,这个引起他们强烈好奇心的国度,正在遭受另一个对他们来说,也同样是神秘莫测的国家——日本的侵略和蹂躏。
而作为特殊职业的记者,当然就更是想前往这个国家去一探究竟了。
人们常说“旁观者清”,其实,旁观者也未必能“清”。
任何人看待和分析一个事物,总是离不开他的民族和国家立场,离不开他的文化传承、社会背景、价值观等因素。俗话说“戴着有色眼镜看问题。”但话又说回来,有旁观者对身陷其中的人或事作一番评价或引导,总不是一件坏事。当事者可以从中受到启发和警醒。
中国的抗日战争不是孤立的。尽管一开始中国在单独抗击日本法西斯,但珍珠港事件后,中国战场便和整个世界的反法西斯大局联系在了一起。
不论是战争初期还是中后期,战争总会是新闻界采访或报道的最大热点。
抗日战争中,有众多外国记者在中国进行采访,他们用各自独特的视角,报道和分析了中国的抗战,反映了中国军民的奋勇精神,解析了国民政府内部的黑幕,展示了不为外界所知的根据地的情况,汇集了中国政府和同盟国之间的微妙外交关系。
每当我们回顾历史,总会有这样的一种经历——迷失在浩瀚的文字史料中。曾有无数的亲历者、新闻记者、历史学家以及爱好者用自己手中的笔来回忆、描述、研究、考证历史。于是,历史就常常变成了胡适先生口中的“任人打扮的小姑娘”。
但不管怎么说,历史总还是有它自己的真实。
笔者试图通过这本书从这些抗日战争期间在中国,或穿梭于政界、或冒枪林弹雨在前方、或深入灾区探访苦难、或生活在根据地的外国记者的笔下,去寻觅七十多年前那场战争的痕迹。
1937年7月7日,以卢沟桥事变为标志,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中国迅速成为全世界注目的焦点,由此,大量的外国记者蜂拥云集于中国,对中国的战况和政局进行报道。他们的行迹遍及中国的各大城市、各大战场以及中共领导的抗日根据地,报道中国人民保卫家园、抗击侵略者的斗争实况。
其中著名的有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和夫人海伦·斯诺、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艾格尼斯·史沫特莱、伊斯雷尔·爱泼斯坦、哈里森·福尔曼、杰克·贝尔登、西奥多·怀特(白修德)、蒂尔曼·德丁、哈利特·阿本德、阿·斯蒂尔、吉姆·米尔斯、莫里斯·哈里斯、耶茨·麦克丹尼尔;英国记者詹姆斯·贝特兰、冈瑟·斯坦因;德国记者汉斯·希伯等。
抗战时期,外国记者在华活动的区域主要有三大部分:国统区、抗日战场和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根据地。P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