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位文人的禀赋不同，遭际各异，他们在时代风云中的表现是多种多样的，每个人的个性和处世方式也不无自我矛盾的地方。

尹玉辉著的《后汉文人列传》选取了后汉朝最有代表性的四十位文人，将他们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中的表现一一再现，并且通过这些文人的视角，再现那一段波谲云诡的历史。

现在，就让我们穿越时光的隧道，回到两千年前，从刘秀起兵打天下开始说起……

尹玉辉著的《后汉文人列传》介绍了后汉朝的王充、班昭、许慎、张衡等最有代表性的四十个文人，通过这些文人的视角，再现那一段波谲云诡的历史，即在充分尊重史实，客观呈现诸位文人的政治思想、学术主张及文化成就的同时，更加注重历史环境的复原，关注文人这一特殊群体的历史地位和特殊命运，并通过他们的表现，我们可以感受历史前进的脚步，可以体察社会的冷暖和人性的复杂多变。

前言

卓茂、伏湛篇：中兴令主显儒宗

桓谭篇：守正持经命难通

冯衍篇：偃蹇风尘长抑郁

严光篇：富贵于我如浮云

班彪篇：君子履信无不居

郑兴篇：乱世书生絮随风

陈元、贾逵篇：振衰起弊兴古学

杜笃、傅毅篇：名门之后自风流

班固篇：倾尽才思作雄文

王充：身前落寞身后名

何敞：仗义执言不顾身

崔驷、崔瑗篇：瑶草不堪绝顶寒

班昭篇：旷世才女曹大家

许慎篇：解字说文惠后学

杨震篇：关西孔子陨关东

张衡篇：天降奇才最多能

马融篇：高才未必获佳声

李固篇：栋梁折损大厦倾

朱穆篇：崇厚不失方正心

王符篇：潜夫刺世不容情

崔寔篇：持家论政两成空

刘陶篇：忠言献罢作牺牲

李膺、范滂篇：舍生取义不旋踵

郭泰：清流领袖善识人

赵壹篇：刺世疾邪徒奈何

蔡邕、蔡琰篇：高才乱世作悲吟

郑玄篇：毕生心血注群经

孔融、祢衡篇：傲诞不羁两狂生

苟爽、苟悦：浊世正言有谁听

陈琳篇：军中健笔拟强弓

王粲篇：落拓王孙江海行

仲长统篇：狂生坐看汉家终

附：两汉文人年谱

卓茂、伏湛篇：中兴令主显儒宗

后汉朝的开国皇帝光武帝刘秀，与其九世祖即汉高祖刘邦相比，性格上有不少相似之处，比如作战勇敢、豁达大度、知人善任等等，这些都是他们作为开国之君的可贵品质。然而，两人也有显著的不同，其中之一就是对文人的态度。众所周知，刘邦瞧不起读书人，称之为“竖儒”，还把儒生的帽子抢过来当尿盆用。刘邦这样做，因为他自己没文化，不知道读书的用处。刘秀则不同，王莽天凤年间（14－19），他曾到长安求学，跟从中大夫许子威受《尚书》，“略通大义”（《后汉书·光武帝纪》），虽然学问不见得有多深，也算个读书人。帮着刘秀打天下的一帮哥们儿，也有不少是读书人出身。比如邓禹，“年十三，能诵《诗》，受业长安”；贾复，“少好学，习《尚书》”；冯异，“好读书，通《左氏春秋》《孙子兵法》”（各见《后汉书》本传），这就跟当年刘邦手下那一群只会攻城野战、打打杀杀的草莽英雄有本质的区别。刘秀在打天下的过程中，也特别注意争取和利用读书人，卓茂、伏湛等人就赶上了好时候。

卓茂字子康，南阳郡宛县人，他的父亲和祖父都做过郡守级的高官。汉元帝时（前48－前33），卓茂在长安跟博士江生就学，研习《诗》《礼》和历算，“究极师法，称为通儒”，很有成就。（《后汉书·卓鲁魏刘传》，以下主要取自本传）除了学问，卓茂最为人称道的是他的“宽仁恭爱”。《东观汉记》称：“茂为人恬荡乐道，推实不为华貌，行己在于清浊之间，自束发至白首，与人未尝有争竞。”有个很典型的例子：人仕之初，卓茂在孔光的丞相府里做一名府史——很低级的小吏。一次卓茂坐车外出，有人拦住车子，说驾车的马是他家丢失的。卓茂问那人：“子亡马几何时？”那人说：“月余日矣。”卓茂心里清楚，自己的马几年前就有了，肯定跟那人没关系。但是，他居然一句辩解也没有，解下马来交给那人，自己拉着车就走了。临走时对那人说了一句：“若非公马，幸至丞相府归我。”过了几日，那人的马在别处找到了，就把卓茂的马送回来，并向卓茂磕头谢罪。卓茂就是这样，不喜欢与人竞争计较。

后来，卓茂被荐举为侍郎，又迁河南郡密县县令。史称其“劳心谆谆，视人如子，举善而教，口无恶言，吏人亲爱而不忍欺之”。在此期间发生了一件事，足以显出卓茂的忠厚。有个人来向卓茂告发一位亭长，说那个亭长收了他的米、肉。卓茂让旁人都回避，然后问那个人：“亭长为从汝求乎？为汝有事嘱之而受乎？将平居自以恩意遗之乎？”那人说：“往遗之耳。”卓茂问：“遗之而受，何故言邪？”意思是，你自愿送给亭长的，为什么又来告发他？那人说：“窃闻贤明之君，使人不畏吏，吏不取人。今我畏吏，是以遗之，吏既卒受，故来言耳。”意思是，我因为惧怕亭长的权势才给他送礼，而亭长是不该收受贿赂的。卓茂给那人讲了一番道理：“汝为人敝矣。凡人所以贵于禽兽者，以有仁爱，知相敬事。今邻里长老尚致馈遗，此乃人道所以相亲，况吏与民乎？吏顾不当乘威力强请求耳。凡人之生，群居杂处，故有经纪礼义以相交接。汝独不欲修之，宁能高飞远走，不在人间邪？亭长素善吏，岁时遗之，礼也。”卓茂的意思是，吏与民之间出于仁爱礼节，送点东西是人之常情；亭长并没有倚仗权势索取贿赂，原来也没什么恶行，而你送了东西又来告发他，就显得太不厚道了。人与人之间都有“经纪礼义”相互维系着，你能离开人群、远走高飞吗？那人还不服气，说：“苟如此，律何故禁之？”卓茂笑着说：“律设大法，礼顺人情。今我以礼教汝，汝必无怨恶；以律治汝，何所措其手足乎？一门之内，小者可论，大者可杀也。且归念之！”卓茂的意思是，我现在用礼教劝导你，对你没什么伤害；如果非要动用法律，还怕找不着罪名？法律只管惩治大奸大恶，人情往来的小事顺着一般的礼法就行了，何必处处较真呢？堂堂一县之令，对一介草民如此耐心细致地劝导，可见卓茂的官做得一点架子都没有。就这样，密县百姓都很高兴地接受他的训导，大小官吏也感念他的恩德。

卓茂刚到任时，对县里的事情有所更张，受到手下的嘲笑，邻县在位者更嘲笑他难以胜任。河南郡还派来一位“守令”，即代理县令，形成了一县两令的奇怪局面，大有取而代之的意思。卓茂却毫不在意，该怎么办公还怎么办公。结果几年下来，他把密县治理得很好，以至教化大行，道不拾遗。平帝时（1－6），天下蝗虫为害，河南郡二十余县都受了灾，唯独密县无事。太守听说后，不相信还有这样的事情，亲自去看，才发现情况属实，认为这是卓茂的治功感动了上天。

因为政绩突出，卓茂被提拔为大司农京部丞，负责巡视天下，劝课农桑，离任之际，密县老少涕泣随送，依依不舍。王莽居摄后，卓茂以病免官，直到王莽篡位，卓茂都再没担任吏职。更始帝刘玄即位后（23），征卓茂为侍中祭酒，并跟随刘玄到了长安。卓茂见更始政权混乱无序、前途难测，就以年老为由，乞骸骨回家了。

刘秀称帝后（25），听说卓茂的大名，命人访求卓茂。于是，卓茂到河阳谒见刘秀。刘秀当即下诏，称：

前密令卓茂，束身自修，执节淳固，诚能为人所不能为。夫名冠天下，当受天下重赏，故武王诛纣，封比干之墓，表商容之闾。今以茂为太傅，封褒德侯，食邑二千户，赐几杖车马，衣一袭，絮五百斤。

不仅如此，刘秀还将卓茂的长子卓戎任为太中大夫，次子卓崇任为中郎，给事黄门。一个前朝县令，何以得到刘秀如此重用？刘秀的诏书里已经透露了个中缘由。他看中了卓茂的名望，他要像周武王表彰比干、商容一样，把卓茂作为一个榜样，证明新的政权是任人唯贤、求贤若渴的，以此来笼络天下的读书人。刘秀知道，读书人是一股强大的势力，必须把这些人纳入自己的麾下，为自己的政权效力。卓茂本人能干多少事不重要，重要的是尾随而来的那些读书人。这是刘秀比他的先祖刘邦高明很多的地方。关于这层意思，《后汉书》的作者看得更清楚，范晔评论说：

建武之初，雄豪方扰，虓呼者连响，婴城者相望，斯固倥偬不暇给之日。卓茂断断小宰，无它庸能，时已七十余矣，而首加聘命，优辞重礼，其与周、燕之君表闾立馆何异哉？于是蕴愤归道之宾，越关阻，捐宗族，以排金门者众矣。

P1－3

在人们的印象中，后汉朝远没有前汉那么辉煌，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两汉的真实状况。除了光武帝刘秀打天下的业绩可与刘邦相比，明、章二帝的文治可与“文景之治”并提之外，后汉朝的皇帝再没有汉武帝那样的雄才伟略和汉宣帝那样的治国之能，所谓安、顺、桓、灵，留在史册上的记录基本上只是“昏庸”二字。因此，后汉朝一半时间以上的政治都可以“昏暗”两字来概括，外戚专权、宦官跋扈的程度都是前汉无法比拟的。后汉不但不能像前汉那样北攘匈奴、南平百越，大片大片地开疆拓土，反而被只有数十万人的西羌欺负得狼狈不堪，狼烟一起就有人主张弃凉州、守三辅。班超定西域可称为传奇，但他的武功与卫青、霍去病根本不在一个重量级上。两汉最盛时的人口相差无几，后汉时的经济发展水平还要更强一些，至少农业、手工业上的技术进步是持续的，洛阳城的繁华也不逊于当年的长安，但是表现上国力和国势上，后汉无论如何也不能与前汉相比。所谓“汉唐盛世”，人们认可的是前汉而不是后汉。

然而，后汉朝并非一无是处，文人士风的张扬就是它的一大亮色。顾炎武说：“汉自孝武表章《六经》之后，师儒虽盛，而大义未明，故新莽居摄，颂德献符者遍于天下。光武有鉴于此，故尊崇节义，敦厉名实，所举用者，莫非经明行修之人，而风俗为之一变。至其末造，朝政昏浊，国事日非，而党锢之流，独行之辈，依仁蹈义，舍命不渝，风雨如晦，鸡鸣未已。三代以下，风俗之美，无尚于东京者。”（《日知录》卷十三）正所谓疾风知劲草，岁寒贵后凋，环境越恶劣，越能检验人性的成色。在后汉朝的昏暗政治之下，却有那么多读书人不畏强权，勇于抗争，杀身成仁，九死不悔。杨震、李固、李膺、范滂，就是为了信念而牺牲的代表性人物，他们的身后还有一个庞大的不怕牺牲的文人群体。这样的场景，在整个中华史上都是光彩耀目的。后汉朝的文化成就更不亚于前汉：论辞赋，班固、张衡可与司马相如和扬雄比美；论作史，班氏父子的《汉书》可与司马迁的《史记》并肩；论学术，贾逵、马融等人的经学不比董仲舒和刘向父子逊色，许慎、郑玄的著作更是文化史上的丰碑；王充、王符、赵壹等人对社会现实的大胆批判，还有建安文学的风骨、“三曹’，“七子”的风流和班昭、蔡琰这样的才女，更是前汉没有过的。可以这样说，后汉朝是一个文人辈出、群星璀璨的时代，是一个文采风流、个性张扬的时代，也是一个让人为之击节叹赏、为之扼腕激昂的时代。

当然，每位文人的禀赋不同，遭际各异，他们在时代风云中的表现是多种多样的，每个人的个性和处世方式也不无自我矛盾的地方。本书选取了后汉朝最有代表性的四十位文人，将他们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中的表现一一再现，并且通过这些文人的视角，再现那一段波谲云诡的历史。通过他们的表现，我们可以感受历史前进的脚步，可以体察社会的冷暖和人性的复杂多变。

现在，就让我们穿越时光的隧道，回到两千年前，从刘秀起兵打天下开始说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