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东京万象
我曾四度出游日本。每次都是在东京下机，待上数日，再至他处。诚然，东京之大，令人难以置信。这里的人口也是世界各城市中最多的。1858年，有报道称其人口有两百万，而如今，据称已逾一千一百万。在这百余岁的时光中，她的土地面积没有扩大五倍，但昔日可供两人分享的生存空间现必须承载十一人。谁承想，两千多年前，东京还是个小村庄。15世纪，当时的领主太田道灌在现今日本皇宫的所在地修筑了一个城堡。1603年，此处被幕府第一代将军德川家康设为行政中心，扩建成江户城。1868年，明治天皇从京都迁都至此，遂使东京成为日本全国的行政中心。东京也自此日趋繁荣。
在为期不长的四次游访中，我发觉时下的东京纷繁复杂而难以捉摸。若非此前曾侨居欧美三十多载，或许我不能有此体会。东京不仅是首都，也是所有工商贸易总部的所在地。就像部分华盛顿与纽约的结合体，外加芝加哥和旧金山。在东京，我能寻到很多与我在巴黎、伦敦、柏林、纽约甚至北京或南京之所见的共通之处。不同的是，我在每个角落都会看到一张张如出一辙的日本人的面孔——尽管有部分年轻人和中年人已将头发染成了咖啡、红棕，甚至浅黄色。我在东京的时光为趣事充盈，只能在此记录些许。
第一眼，我就被皇居前宽阔的广场吸引了。我曾屡次行至那边散步，宽敞的内堀街后方，日比谷公园内大面积的绿化带使得广场更显开阔。这定是在明治初期就设计好了的。我很佩服那时拥有如此远见的城市规划者。广场被划分成四个近似方形的绿地，三田大街横跨其间，与宫墙平行。每处绿地上，植有许多虬枝盘绕的松。我很以此为趣，因它们看上去像极了很多著名的日本屏风画中之松。屏风画可谓日本装饰艺术中的一枝独秀。我曾以为，日本屏风画的画师们是为了装饰目的首创了这种曲松造型。而今，直面着实物，我不禁对此兴趣陡增。在全球各大首都，松树并不多见。只有这些生长在皇居广场上的松树特别引人注目。
每次沿着广场散步，我都会瞧见成百上千的车辆穿过熙熙攘攘的街区在三田大街上疾驶。街上的车水马龙令我联想到美国的高速公路。不过，在此处，你可以先等上一等再穿行过去。我想，明治天皇驾驭着白驹外出时，恐不曾料想，他皇宫前的交通会繁忙至此。我常驻足凝望着皇居护城河平静的水面。偶尔会见几只野鸭游过，来处未知，嘎嘎声似响过我身后的行车声。这感觉颇为奇特。某日清晨，我瞧见一对美丽的白天鹅朝着二重桥优雅地滑行，登时为所到之处添了活力，又好似在守护着皇居。我有些诧异于未在广场上见到很多鸽子，不似我在欧美国家的大城市中所见那般成群结队。这是为何？此外，有人告诉我，在严冬时节，这个广场会被前来栖息的白色海鸥占据，而这些海鸥只在此时现身。这就是日本人将海鸥叫作“首都之鸟”的原因。我又要问，这是为何？
皇居前一直站满了人，而非鸽子。人们结队而来，每一队都由一名手持小旗帜的向导带领。这些人大都是妇女和儿童，以及身着校服的男女学生。（P5-6）
“儿时的纯真”，华兹华斯视之为人性可贵处的基石，同时也是诗人画家蒋彝澄澈无瑕的洞察。
——赫伯特·里德(英国诗人、艺评家)
蒋彝的身影独特清晰……优雅、谦逊、富有教养而敏锐，他能非凡地享受生命。
——《旁观者报》
虽还有些行至之处未能付诸笔墨，但已到要完结我的这一哑行见闻记录的时候了。当然，日本还有很多更为有趣之地，为我不曾去过。然世间无尽得圆满之事。总有另一个机会，另一种期待。古代中国哲人庄子曾写道：“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我只能尽己所能去领悟。
就如我在序言中所写，本书谈及不止一个城市，与哑行者系列的其他几册不同。原因在于，我没能在任何日本城市有过长时间的逗留。而因无法使用日语阅读和交谈，我对任何一地的观察都有局限性。但正因为如此，我对每一地的印象都是独有而真切的，且未受他者影响。不过，很多人可能会希望我在他们的城市多待些时日，好去瞧瞧其他趣景。我知道自己或错过了很多。但若非我过于擅作主张，我定能比绝大多数从境外来此东亚一隅旅游的人遍览更多景点。
我不知中国人是否为最先前往日本的外来者，因为两国是近邻。相传，公元前3世纪初，秦始皇派徐福率数千名童男童女横渡东海寻访一处仙境，但有去无回。我曾写到过，在取道工业城市新宫前往纪伊胜浦的路上，我获悉新宫刚建了一座用于供奉徐福的新庙。显然，日本民众相信这是徐福和他的数千童男童女登陆之地。即使是现在，也有很多秦姓日本人居住于此。这些秦氏家族的远祖或许就是赴日的首批外来者。后来，公元7世纪时，日本派遣了很多学者和高僧去往中国，但据了解，当时赴日的中国人寥寥无几。公元13世纪，当中国的元朝统治者入侵日本时，很多中国人以士兵的身份前往日本。虽然他们大多都在摧毁了整个元军舰队的大风暴中阵亡，有些人可能幸存下来并留在了日本。在公元17世纪的德川幕府时期，只有中国人与荷兰人获准在长崎居住，一定有很多中国人陆续离华赴日。到了明末，很多拒绝在满人统治下生活的汉人文士与僧侣逃难至日本。而中国在历经了辛亥革命成为共和国之后，更多的中国人，尤其是年轻的学子纷纷赴日修习现代科学。因而，从古至今前往日本居住的中国人，一定相当之多。尽管在日居住的中国人数量如此可观，他们之中却鲜有人写过或绘过自己在日之所见。当然，这些人很多都是不谙写作绘画的商人。令人诧异的是，在中国境内写作出版的关于日本历史文化的书籍少之又少，而日本学者们在数百年的时间里，就中国的方方面面都有过出书立作。我无法忘记，1877年中国驻日本东京参赞黄遵宪曾编纂《日本国史》四十卷并在中国出版，但此书作从未得到普及，且很早便从中文图书市场上消失了。
多年前我旅居英格兰时，曾购得一套日文书，全六卷，书名为《唐土名胜图会》。此图集由冈田玉山编述，冈熊岳、大原东野作绘，于1805年在大阪出版。全书涵盖了京师(今北京)以及直隶(今河北)全省的每一处美景名胜。还有另外五套书，每套分别编绘了中国的一个省份，其中一套就是针对我的故乡江西省的。我试图购人这一套，却寻无所获。虽然这几套书籍皆出版于约一百五十年前，但它们清楚地表明了，日本人对于描述中国的每寸疆土历来兴趣浓厚。他们不仅爱拿文字描述，更采用了绘画和地图。这促使我萌生了去日本行相同之事的想法。的确，在前往英国之前，我本该先去参观日本，因其较英国离中国更近。但我不这么做事出有因。我在年轻时对日本可谓一无所知，只晓得日本人对中国犯下了滔天恶行，以致中国人民对其深恶痛绝。我是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之后不久便出生的。这场战争使得中国饱受日本蹂躏。日本军国主义政府在击败俄国和中国后，愈发得意忘形，开启了侵略扩张之大计。在将朝鲜和中国台湾省变为殖民地后，日本继续进行着从中国掠夺更多土地的政治阴谋，并从那时起给中国政府不断制造事端，直至1945年“二战”战败投降。上小学时，我在学校的教科书中读到过一些日本人对中国人所做的恶事。这些描述，在我幼小的心灵里埋下了仇视日本及其人民的种子。当我升人中学继而就读大学时期，我频频参加全国性的学生反日罢课运动以及抵制日货的示威游行。那时，我自然而然地没有任何欲望要去游览那片极其可憎之地。即使我想去，家族中的老一辈们也不会同意我这么做。那时候，我这一辈的年轻人大多都受父母的严格管教。
1928年，日军无理侵占了山东省济南府。当时，新成立的中国南京政府正在全力以赴地应对中国军阀的残余势力。日军此举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愤慨之情，国人要求日军立即撤出中国领土。但日军司令官奉军政府之令，提出要与中国国民政府首脑进行面对面商谈。此举断不可行。因为，由一国之首与他国区区一个军队司令官进行会谈，不合乎礼数。于是，南京国民政府便委派了以蔡公时为首的一众交涉人员前往。蔡公时正是我的舅公。那时，我的长兄蒋大川正担当淞沪警备司令部的秘书长一职，我刚完成学业，正在上海暨南大学任教。蔡舅公是直接从南京赶来上海的。他找我兄长谈了次话，并问我是否愿意作为他的助手同去山东。我不好未经学校校长同意就擅自离岗，于是兄长便与他商定让我赶乘次日_的火车北上济南。然而，到了次日早上，我们接到消息称，我舅公一行刚到济南市郊就遇害了，全员十二人尸骨全无！他们是被谋杀的。以我的理解，日军是奉命不在当地解决此事(史书上现称此事件为“济南惨案”)，因为他们害怕此事会演化为一个本地问题；而且，如此一来，日军总司令就能声称他对交涉人员一行的到来毫不知情，还能继续要求同中国国民政府首脑进行面谈。
基于中国因日本而遭受的这一切苦难，全国上下似乎有着一个不成文的禁忌：人们反对谈论日本，也反对前往该国旅游。这或许就是在中国境内鲜有关于日本的书籍问世的原因。
不过，我已年长，见识过了很多中国境外的事物，也领略过了更多来自那些伟大的东西方思想家的生活观念。我心中也生发了这一思想：虽然“恨意”是人类所不可避免的七大情感之一，任何被他人伤害过的人都会产生这种情绪，但一个现代人也应当非常理性地想到，将这种恨意扩展到那些并未实际伤害过他或并未协助伤害过他的人身上，是不恰当的。中国在过去屡遭日本侵害，是不可抹灭的事实，但当代日本人无法为他们的祖辈担责。我一直相信，并非每一位日本居民都牵涉到这些恶行中。而正如孔子所笃信的，“性相近”。
我在伦敦亚非学院任教时，遇到了前来将佛教禅宗介绍给西方的已故的铃木大拙博士。我发现，他极具学者风范，性情也很文雅。后来，我俩在哥伦比亚大学又见过多次。在哥大，我结识了其他日本学者，还认识了一些研究日本文学与艺术的专家同事。那时，我开始阅读了更多关于日本方方面面的书籍，对其之兴趣也与日俱增，以至于我想亲眼瞧瞧这个国家。结果，我去了日本不止一次，而是四次。就如我在本书中描述的那样，我在去到的每个地方，都被人友好地以礼相待。我对于“性相近”的信仰进一步加深了。我得出的结论是，若无源自类似于民族主义、爱国情怀或种族主义这样的复杂概念的个人冲突，不管何方人士，在相遇时都可以非常之意气相投、和气友善。然而，一旦有人对某一特定国家、民族、宗教教派或意识形态产生了很强的归属感，他的心态就会开始扭曲，原有的和气友善也会丧失。纠纷、争执与战争亦随之发生。在“二战”期间，我记得在英国读过这么一个故事：有对亲兄弟，一个住在德国，另一个居于英国；两人所处的环境决定了他们必须与对方作战。当然，他们并没有作战的理由也完全不该交战。以我之见，实现世界和平的唯一希望就在于，在不久的将来，一个国家的名字应该只被当成一个地理上的标签：比方说，日本应该仅仅被视作涵盖了京都和东京的地球之一区，而所有其他城市，像美国的纽约、旧金山，以及中国的北京、南京，也应如此。这样就能规避国家、种族、宗教，甚至意识形态上的差异。那么，也就不会再有争执与战争了。这便是我决定写这本关于一个国家——日本——的书的原因。写作方式与我哑行者系列中关于单个城市的书籍相同。
我这本书，在人看来或出自一名非常古怪的中国人之手。他的日本游访之地，甚至远超大多数日本人之所及；他还相信，正如孔子所言，“性相近”。若我的想法能赢得些许共鸣，废去那些将人与人区分开来的国家之名称，而换以与地球上其他人等并无二致的人们的居地之名，那么，我为倡导世界和平所尽的绵薄之力也不至于徒劳了。
附带一提，若我在1928年跟随舅公去了中国北方，可能也会在那晚消失于此世界。如此，便无吾之书尔。
“夫天地者，万物之逆旅也；光阴者，百代之过客也。而浮生若梦，为欢几何？”8世纪中国著名的诗人李白如是道。然而，李白所构想的天地拘于唐代中国的疆界之内，其北以戈壁沙漠为界，西抵喜马拉雅山昆仑山脉，东垠南隅又为东海、南海所包。于彼时的国人，天地仅是地球上一方有限的疆域，而李氏亦对其外之大千世界一无所知。但在20世纪，在这个囊括了那个8世纪时期中国有限疆域的世界，李氏所言，确乎真切。我有幸能降生于这个20世纪的世界，并且生活在一个比李氏所居更为敞阔的“逆旅”之中。我依然是李氏所知晓的人类家族中的一员。只是，他定不曾想到，我们的这个大家族会如此发展壮大，且会在世界的别处，与诸多其他人类家族共同生活。
为欢人世，便是要乐人之所见，而但求毕生无惑。此前的三十余载，我是在中国境外度过的。时辗转于五大洲，几近横渡七大洋，虽不能言我之足迹已遍及世界的每一寸土地。在旅途中，我亲见了无数远超李白所知之物事，也寻到了比李白曾在他短暂的浮生中哀叹过的那些逝者更多的生活乐趣。毕竟，李白决计不会知悉，中国人会被封以“异邦人”、“难以理解的民族”的称号，更别提西方世界了。我曾对被人叫成“板着脸孔之人”这样的绰号一事苦恼不已——那是我栖居西方头几年的事情。末了，我已能对那些人付之一笑。因我忆起了一个自公元3世纪流传至今的中国古代寓言《杨布击狗》：
杨朱之弟杨布，衣素衣而出。天雨，解素衣，衣缁衣而反。其狗不知迎而吠之。杨布怒，将击之。杨朱曰：“子毋击矣，子亦犹是。曩者使女狗白而往，黑而来，子岂能毋怪哉？”
杨布在雨前雨后实为同一人，只是他家之狗不识其外衣由白转黑这一变化。身处东方的中国人其实与西人皆为人，有异之处仅在于前者面部结构较扁平，且母语不同。东西方人不同的外貌特征，本不该令他们对彼此如此陌生。我曾尽力阅读过少许早期西人所写的关于中国以及中国人的书籍。这些作者只在东方待过一些时日，就自创了各类名称用语来形容中国人。这促使我想要记下我对境外迄今为止一些所到之处的个人印象。不管怎样，我是在“性相近，习相远，，的儒家思想影响下长大的。这一思想的内涵是：“人会因彼此的共性而接近，又因习性习俗之异而有所区分。”然而，即便我以求同而非求异为目的开始记录我的游历，仍总会观察到那些与中国人不尽相同的生活习性和生活方式：要知道，我们出生地的气候和地理条件是不同的。我之所见，皆收录于我的“哑行者丛书”中。丛书关乎我在英国湖区、伦敦、约克郡、爱丁堡、纽约、都柏林、巴黎、波士顿和旧金山的游历。我未用母语书写这些书稿以供国人看阅，那些国外人士倒能读上一读并作评论。总而言之，这些书颇受好评。仅有些个评论者质疑我为何不试着涉猎一些更深刻的话题，譬如各地的历史、思想、宗教、政治以及社会结构。我必须承认，我对西方生活的这些方面无从置喙。很多西方作者在中国只待过很短的时日，甚至连句中文都不会，一回本国就能写出一堆关于中国历史、哲学、宗教和政治活动的厚书。我则不然。虽我已在英美两国侨居多年，能言其语，却依然对英国的托利党和辉格党知之甚少，对美国的共和党与民主党也了解甚微。而诸如历史、哲学及宗教类的话题于我更有如黄金般遥不可及。每念及此，我总会忆起另一个中国古代寓言《齐人攫金》：
昔齐人有欲金者，清旦衣冠而之市。适鬻金者之所，因攫其
金而去。吏捕得之。问日：“人皆在焉，子攫人之金何？”对日：
“取金之时，不见人，徒见金。”
与这位齐人一样，我对金子也很着迷。但我无法像他那样攫金，因我眼中看到了周遭的众人，兴趣便转之于人了。 此《日本画记》新卷，专为这一方天地之人而写。不过，本书有一点异于我的其他游记：后者都只涉足一个城市或地区；本书涉及了多个城市的日本人，因我曾在不同的季节四度访日。
蒋彝
于哥伦比亚大学
1970年11月
20世纪60年代，旅居英美数十载的蒋彝带着他的乡愁行至日本。抛却所有对这片土地的固有印象，他的足迹远超大多数日本国人之所及。去东京观看国际大都会的繁华演绎；到古都奈良寻找千年前的一株八重樱；在河口湖畔等待云消雾霁后富士山的笑靥；于十和田的风雨里探访传说中耶稣的坟茔。兴之所至，雍容古雅的伊势神乐信手成诗；华丽摩登的宝冢歌舞挥笔成画。蒋彝用他中国传统文人的行游方式，一程又一程地描绘这个国度的别样风情。是为蒋彝著的《日本画记》。
蒋彝著的《日本画记》延续了“哑行者系列”的创作风格，以中式的诗书画形式，记录了作者在旅居异国他乡期间的见闻与思考。蒋彝的旅行画记，抛却了历史政治、社会民族这样的沉重问题，转而更加从容地去面对自己的内心感受。他的种种细致观察，并不是为书写和评判中西之间的差异，而更多是从中看到了一种属于全人类的共同本质。
虽然已经去世多年，但在今日这个喧嚣的时代，蒋彝这个人和他的文却越发显得可贵，其中虽有他所处时代的无奈，但他却始终坚信，做一个沉默的人是可贵的。阅读蒋彝的画记会发现，他是简洁而机敏的，是诗意而精巧的，是幽默而智慧的；最难得的是，在经历过众多挫折、彷徨、悲痛与孤独之后，蒋彝始终保持着一种深邃的单纯，保持着对生活中的美好的执着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