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日本志贺直哉所著、李永炽翻译的《暗夜行路/今夜文库》一书对后世日本作家包括我国的郁达夫等人都有深远影响，众多日本作家甚至可以全篇背诵本书。三岛由纪夫也曾专门撰文分析。

本书奠定了日本现代语文基础，是每个日本学生的必读书目，也是中国大众了解日本文学的基石。

日本“小说之神”志贺直哉长篇代表作，日本近现代文学的里程碑作品。

由李永炽翻译的《暗夜行路/今夜文库》一书由日本“小说之神”志贺直哉历时16年创作而成，是私小说的典范、心境小说的极致，也是被日本作家全篇背诵的经典小说。

主人公时任谦作虽然生长在不错的家庭，但个性执拗的他却总觉得背负着不明的黑暗命运：自记事起，便不被父亲喜欢，在兄弟中没有存在感。六岁时母亲亡故，与祖父及其年轻的妾室荣娘共同过着寂寞的生活。长大后，谦作以写作为业，想娶亡母密友的女儿却遭拒。在难以言说的苦涩中，他开始放荡、麻痹自我。几经思量，他想娶荣娘，那个让他感觉唯一亲近的人。哥哥写信阻止他，并道出了谦作扭曲的身世秘密。谦作对此虽然感到巨大的精神痛苦，但是自小所遭遇的一切有了合理的解释，也算获得了解脱。此后，谦作娶了直子为妻，直子家族并不在意谦作身世，这让他有了向上的力量与盼望。然而，命运之神并没有就此放过谦作，扭曲的不祥命运又再度显现……

译序 志贺直哉与《暗夜行路》 李永炽

序词 主角的追忆

前篇

 第一章

 第二章

后篇

 第三章

 第四章

后记

附录 志贺直哉年表

谦作立刻上二楼铺被褥睡觉。

傍晚，他还在睡觉，哥哥信行来了。走到玄关，信行抱着红色大皮包站在那里，可能正从公司回家。

“还在睡觉？”

“嗯。”

“出去吃饭如何？”

“行啊。不进来一下？”

“脱鞋很麻烦。听说你今早给我打电话了？”

“没什么事。”

荣娘也出来再三请信行进来。信行反而劝荣娘一起出去：

“荣姐一道去怎么样？”

信行带谦作到日本桥一家漂亮狭小的大阪餐馆。谦作在这里又向哥哥谈起参观吉原的事。谈到艺妓登喜子时，信行说：

“相当不错的艺妓。她当斟酒艺妓、未能独当一面的时候，我曾见过两三次。是个带到哪儿都不会叫人脸红的艺妓。”

接着，他突然问道：“你不想跟她进一步来往吗？”

谦作有点着慌，微红着脸说：

“即使想进一步交往，也不知道要如何进行。”

信行大笑：

“花钱呀。”

信行在学生时代曾采用过这种方式。谦作听说，他还一度养了艺妓；现在仍是孤家寡人一个，喜欢奢侈生活，常为金钱而烦恼。

走出餐馆，两人立即告别。分手时，信行传述开子的意思说：

“如果有空，明天带开子和妙子去看帝国剧院的日场。”

第二天是个有风的不舒服的日子。中午，十六岁和十二岁的妹妹来邀他，谦作带她们去看帝国剧院女演员的戏。

他淡淡地却不停地想念登喜子，没用心思观看女演员的戏，只觉得自己到了某地方。每次休息，他都带妹妹到走廊走走。他遇见了三四个朋友，虽然仅怀着万一的希望，仍然没看见登喜子。看完戏去喝茶，碰见了石本。石本说：

“有件事想跟你谈谈……如果要送妹妹回去，晚上也行。”

石本与其说是他的朋友，倒不如说是信行的朋友。信行从中学毕业，赴仙台读高中时，将谦作托付给石本。谦作和石本老早就认得，但从那时候起才较亲密。谦作当时是中学三年级，信行认为那是中学生最危险的时期。谦作本乡的家人对他很冷淡，不知为什么只有信行很关心他。石本当时已是威风凛凛的青年，受此托付也不觉麻烦，而且对谦作颇有好感，常照顾他。谦作数学考试不及格时，石本甚至不顾自己的考试，通宵教他。  谦作与石本的这种关系一直持续下去。石本是前辈，谦作是晚辈。但是，现在，谦作对石本一如往昔的体贴唠叨，已不胜其烦。同样是关心自己，哥哥信行仅在逍遥舒适的本性中带着一份关怀，所以谦作不觉得拘束。石本却不断表现出要教导他的态度，谦作虽然感谢他的好意，却常常为此生气。石本不久前担任某大臣的秘书，现因内阁更替，日子比较空闲。

谦作送妹妹去搭电车，让她们自己回去。

“在饭馆不能谈很久，要是不反对，我们到酒馆去吧。”石本说。

接着，两人步行经过银座向筑地走去。石本带谦作到了一家大酒馆。

“我们只想聊聊，不要叫什么人来①（①意即不召妓斟酒。），只吃饭。”石本对女侍说。

他们被引到内院幽静的八叠室。这房间适于举行茶会，气氛很好。室前的小院子布置得高雅大方，跟前几天引客楼的房间大不相同。壁龛上挂着京都画家的稻荷山画轴。谦作一向讨厌这画家的画。可是在这房间里，这种画居然不叫人厌恶。插在水盘中的秋草跟稻荷山画里的山路更相配。

石本谈的是谦作的婚事。

“说实话，这是信行拜托的。”石本说，“信行自己还没有结婚，对你提这种事，觉得很不恰当。如果你有意，我们愿意诚心帮你找个好对象……”

谦作拒绝。

“为什么？”

“我不要别人替我担心这件事。”

“为什么嘛？”

“不管为什么，我不愿意。”谦作说得很不客气。他转过头，不看凝视自己的石本，默默望着庭院。出乎意外，他发觉，见了石本，自己倒真的越来越像个撒娇的孩子。于是，他加上一句话：“我为你这种妈妈经烦死了。”

“那就算了。”石本扫兴地回答。两人沉默半晌，石本接着又开始哕唆。谦作想说些什么，石本便说：

“别说，等我说完。”

谦作焦躁地听着。最后终于明显表现出不快之感，打岔说：

“我已经烦死了。”

石本突然笑出来。谦作也不禁发笑。

谦作说，他现在精神并未处于良好状态，对人常常猜忌，还不想托人做媒结婚。谦作本来不想说出爱子的事。但是，信行和石本竟然提出婚事，其中显然与自己跟爱子之事有关，只好自己先行说出：

“现在，我正在写跟爱子的事，无论如何搞不清楚对方的心情。”

他谢了石本的好意，但要石本以后少干预自己的事。

石本显露出些许寂寞的表情，默默不言。这时，女侍拿来饮料。（P021-023）

译序：志贺直哉与《暗夜行路》

在日本，志贺直哉被视为近代写实主义的完成者；他的文章不仅被选入中学教科书，同时也因行文明确简洁，而被视为文章的楷模。基于这种种原因，他被誉为日本“近代文学之神”。

一八八三年二月二十日，志贺直哉生于日本宫城县石卷町。这是位于北上川河口的小港埠，居民稀少。生时，父亲直温三十岁，是日本第一银行石卷支店（分行）的职员；母亲银，时年二十岁，是伊势国龟山城主家臣佐本源吾的女儿，出身武士家庭。父系家族，亦累代出仕相马藩，明治维新后，祖父直道仍担任相马藩的家令。因此，不论父系或母系，都是武士世家，志贺直哉明显地含有武士的血缘。可是，父亲直温在明治时代却走上了实业家之路，累积了庞大财产。

志贺直哉两岁时，父亲辞去第一银行之职，迁回东京，住进祖父母的家——东京曲町内幸町的相马藩邸。然因长兄直行生下后不久，即告夭折，祖父母认为是直温夫妇疏忽所致，硬把直哉抢过去，亲自抚养。直哉遂离开父母身边，住进祖父母房间；自己也常常以

为是祖父母的“儿子”。这对他以后的人格成长不无影响；跟直哉在《暗夜行路》中将主角时任谦作设定为祖父与母亲的不义之子，可能也有关联。

祖父直道对直哉的影响颇大。祖父自任相马藩旧藩主的家令（管家）以后，为了重振相马家困窘的财政，不顾一己的名利，全心全意贯注于此，直至一九○六年，以八十高龄去世时为止。这种敬业精神，深深影响了直哉。直哉曾举出祖父、内村鉴三和武者小路实笃为影响自己精神成长最大的三个人。祖父对他的影响由短篇小说《祖父》《一个男人，其姐之死》和《纸门》中可以明显看出。

志贺直哉入学习院初等科就读五年级时，发生了所谓“相马事件”。因锦织刚清的诬告，祖父直道与数家臣涉嫌毒杀发疯的旧藩主相马诚胤，被拘禁七十五天。预审时，因法官受贿，审判不公；后经尸体解剖，发现并无中毒迹象，始还祖父清白，诬告的锦织因而入狱。当时，为此事件，报纸喧腾一时，纷纷指责直道等人。审判的不公与报纸的不辨黑白，已经丧失了审判与舆论的权威性。直哉自述说，他不相信审判的权威与大众媒介的权威，即始于此时。由此更促成他对国家权威的怀疑。

一八九五年，志贺直哉就读学习院中等科一年级前的夏天，母亲因产后失调去世，年仅三十三岁。母亲之死与祖父的被拘禁在少年直哉心中，都是可悲的事。秋天，父亲直温续娶高桥浩为继室。高桥浩时年二十四，与直哉仅相差十一岁。这时，父亲已经是成功的实业家，一八九七年举家迁至东京麻布三河台。志贺直哉就读中学时，志愿是成为海军军官或豪富的大实业家。他在学校时喜欢体育，举凡体操、田径、划船、骑自行车，莫不擅

长。而最具讽刺性的是，他后来被视为文章大家，作品被视作文章典范，而此时他最讨厌的却是与文学有密切关系的作文、英文、日文和汉文。六年中学期间，他接连两次留级，也就是说中学读了八年，才进高等科（高中）。

在中学时代，他热衷于体育，又想做实业家，跟精神生活似乎没有多大关联。然而，就在这时候，因为一次偶然的机缘，他在精神上获得启蒙。志贺家当时住了一位名叫末永馨的书生，一九○○年，末永馨硬把直哉拉到内村鉴三家，做内村门生。内村鉴三（1861-1930）是近代日本最伟大的基督教思想家之一。一九○○年以后，内村关心足尾铜山矿毒事件，主张改良社会；日俄战争时，提倡非战论，随后在家里开设《圣经》研究会，过着传道、研究与著述的生活。他没有特定的教派与神学，倡导依据《圣经》的信仰——“无教会主义”，并借《圣经》的学术研究与武士道伦理气氛的神秘人格结合，形成激越的福音主义思想，对当时的知识分子影响甚大，例如日后写《日本帝国主义下之台湾》的矢内原忠雄，即其门生之一。直哉列入鉴三门墙之前，并不知道鉴三其人，也没有看过他的著作，然而一旦入其家门，即深受鉴三人格的感召，从此出入鉴三家达七年之久。他没有受洗为基督徒，却由此取得了自我肯定精神与厌弃虚伪的“心原力”（Ethos）。在日后的《忆内村鉴三师》一文中，直哉说：“我是不肖弟子，老师最看重的教诲，我没有学得多少，却依自己的意志走上了小说家之路。可是，我因为老师的关系，涌起了向往公正、厌恶虚伪不公的心境，这实在是非常可贵的事。再者，虽然匆匆度过了二十岁前后诱惑最多的时期，然而，由于基督教的影响，没有犯太大的过错。”

此外，直哉走向精神或文学路向的另一因素，是他交到了好朋友，尤其是跟武者小路实笃的接近。读中学最后一年，直哉第二次留级。他重读六年级时，班上有木下利玄、正亲町公和和武者小路实笃。这四人的交往产生了八年后的同人杂志《白桦》。

四个朋友一起进入学习院高等科。从这时起，直哉已慢慢决定把自己的一生奉献给小说创作，而武者小路实笃甚至以自己“天生的向日性”和他特有的“超越思想或艺术”的某些事物激励志贺直哉。因而从一九○六年到一九○七年，直哉开始习作，也想写些东西。到一九○八年，他迅速完成了《一天早上》《到网走》《速夫之妹》和《粗绸》等，但这些都没有发表，只抄写在与朋友同办的回览（传观）杂志《望野》上，彼此互相批评。

一九○六年，直哉入东京帝国大学文科大学，读英文科，一九○八年转国文科（日文系），旋即退学。一九一○年，直哉与有岛生马、武者小路实笃、木下利玄、正亲町公和、里见弴、儿岛喜久雄、园池公致、日下谂、柳宗悦、郡虎彦等朋友，以及他们的前辈——有岛生马与里见弴的兄长有岛武郎，创办了同人杂志《白桦》。此一同人杂志之所以取名为“白桦”，据说是他们这伙人常到日光和赤城，看见了该地的白桦树，非常喜欢，才用“白桦”做同人杂志的名称。《白桦》内容丰富、品质上乘，而且同人大都是贵族或地主豪富的子弟，因而一般人都视之为贵公子的游戏，甚至有人把“白桦”（Shirakaba）倒读为“bakarashi”（愚蠢），以嘲弄他们。《白桦》杂志一直持续到一九二三年关东大震灾才停刊。《白桦》同人也因其文学史上的贡献，而被称为“白桦派”。

在日本近代文学史上，一八八六年前后，坪内逍遥首先发表《小说神髓》，宣布文学独立，不再依附于政治。自一八九五年起，浪漫主义文学开始强调自我的解放；日俄战争前后，自然主义文学兴起，强调直视自我的内在与人生的黑暗面，兼而批判家父长制度，破除社会既成秩序与观念，但自然主义文学仅静观自我与社会，并未进一步确定自我的主体性，也无变革社会的意图。待夏目漱石崛起文坛，才慢慢确立自我与社会的相关性，进而挖掘自我，意图变革自我，以确立自我的主体性。而白桦派则高举人道主义的旗帜，相信自我与社会能够互相调和。另一方面，“白桦”同人大多非常关心西洋美术，并将法国印象派绘画介绍到日本。一九一○年十一月，他们为庆祝罗丹七十岁生日，特别发行“罗丹专号”，并与罗丹通信，交换浮世绘，所以早期的“白桦”同人信仰艺术，吸收世界的美与知识，胜过于人道主义。可是，进入一九一三年以后，以武者小路实笃为中心的人道主义思想逐渐浓厚。志贺直哉对人道主义虽然关心，却不愿意参加直接行动。

事实上，志贺直哉和武者小路实笃在人道主义的观点上并没有差异，两者都站在自我主体性的立场，只是一个向理想主义飞跃，一个向写实主义扎根。志贺直哉以自我的感觉为主体，以简洁的写实手法凝视人生种种面貌，向宇宙意志趋进，完成了日本写实主义的文体。

……

后记

《暗夜行路》是我迄今为止唯一的长篇小说。因为写不惯长篇，迟迟未能完成。快完成时，又写不下去，一搁就搁了十一年，到最近要出全集，才决定把它写完。但是，自己是不是能够进入主角的心境？执笔之前，倒真担心。幸好，真正开始撰写后，还能够深入，写成后也颇感满意。而且，最痛快的是终于完成了别人问起总说要写，却又写不下去的未完成小说。从长久以来一直牵挂不已的事物中获得了自由，实在高兴。

因作品不同，我有时可以轻松写成，有时却相当为难。《暗夜行路》可以说是属于为难的作品。真正难写的是《暗夜行路》的前身——《时任谦作》这部私小说。大正元年（一九一二）秋，在尾道时开始写，到大正三年夏，仍然难以完成。夏目（漱石）先生来信，劝我把它登在东京《朝日新闻》。我有意要写，但夏目先生提醒说，在报上连载，不能切成豆腐块，要有计划地写下去，这实在为难。为了向夏目先生表示敬意，也因为自己的作品获得了承认，即使有意写成非豆腐块，但因以前在《白桦》的同人杂志无拘无束写惯了，如果每一回都要带进许多高潮或谜，我实在写不来。从那年春天，夏目先生已在《朝日新闻》连载小说《心》。我的作品应在《心》结束后立即连载，我便到松江去写。那里，我和一起去的里见（弴）白天泛舟游泳，玩得很痛快，晚上就写到天明。《心》有副题“先生的遗书”，这类遗书集起若干，就成为长篇小说《心》。《心》一天天进展，我的长篇却无论如何都不能顺畅地写下去。我越来越不安。想到如果拒绝就可免于窘迫，终于为此赴东京，趋访牛込的夏目先生，表示拒绝之意。本以为《心》只以“先生的遗书”结束，我也可免于窘迫，这想法完全错了。夏目先生要我重新考虑，还说：如果那小说不能写，难道不能把不能写的心境写成小说吗？当时，我回答说再考虑看看。但是我提不起精神去写。第二天立刻寄出拒绝的信。于是，夏目先生寄来了一封很恳切的信，说：“能写时，一定要登在《朝日新闻》上。”

《朝日新闻》上本来应该用我的长篇小篇来补充的空白，结果由当时跟我年纪相仿的作家的几篇中篇小说填补。我觉得给一诺干金的夏目先生添麻烦，非常不好意思。一直想写点好东西登在《朝日新闻》上，是我以后四年无法发表作品的原因之一，当然除此而外还有别的理由。在这四年中，我常想续写未完成的长篇，而在完成这篇作品之前，即使写了别的长篇，也不好意思送到别的杂志发表。然而就在这期间，夏目先生逝世了，报社也没有再跟我直接联络。夏目先生逝世，我这种心情自然也获得了解放。之后，最先发表的小说《佐佐木的场合》就献给故去的夏目先生，聊表我不得已的歉意。

《暗夜行路》的前身《时任谦作》是以父子的长期不睦为题材，难以超越私情，这可能正是写不下去的原因。不久，我写成小说《和解》，心情大为舒畅，遂与父亲和解。和父亲和解后，我对小说《时任谦作》的感觉也逐渐发生变化。尤其在用比较公平又能批判的形式写成《一个男人，其姐之死》以后，续写《时任谦作》的心意就越来越强烈。即使有意写长篇，但对过去的主题（即父子不睦的主题）越来越没兴趣。

在此附带一言。以前在尾道写那长篇（指《时任谦作》）时，曾赴赞歧旅行，住在屋岛，当晚睡不着，思前想后，甚至想象到自己不是父亲的儿子，而是祖父的儿子。我还未懂事时，父亲曾到釜山银行服务，也曾在金泽高等学校会计课做事，当时我的母亲留在东京。我十三岁时，母亲以三十三岁华年去世，祖父在母亲枕边放声大哭：“还没真正享受过就去世，好可怜呀！”父亲当时却没有哭。这印象后来一直留在我心上，使我对父亲非常反感。可是，当我想象自己也许是祖父的儿子时，这记忆顿时以完全不同的意义在我心上苏醒过来。

母亲十六岁嫁到我家，很受祖父疼爱，被视为亲生女儿，因为祖父母只有父亲一个儿子，再没有其他孩子。就像《母亲之死与新母亲》所写那样，祖母一向疼爱我母亲，母亲死后，她一直和我一起恸哭。在月夜屋岛的寂寞旅舍中，因为失眠涌现了这种极其无聊的想象。次晨起床时，我自己也深深觉得这想象非常无聊。可是，我在我孙子（地名）构思已不用执笔的长篇时，蓦地想起了这件事。于是我有意写主角处于这种情境，而只有主角自己不知实情时所引起的种种苦恼。这念头终于从《时任谦作》转向了《暗夜行路》。

我尊敬祖父，即使撇开骨肉之情不论，在我今生所遇三四位最尊敬的人物中，祖父也算其中之一。因此，《暗夜行路》中主角的祖父跟我的祖父实在毫无类似之处，但不把主角的祖父写成书中那样的人，我不能满意。在我孙子时，一个老花匠常出入我家，遂以他为模特儿。那老花匠以前可能是美男子，却也因此搞得身败名裂，现在仍被儿子支使。我把这样没有骨气的老人——我讨厌这老人——放在脑海里才开始写起来。

可是，《暗夜行路》也写得相当不顺畅。有时想写成几个短篇，再统合成一个长篇。序词和前篇未尾分别以《谦作的追忆》和《可怜的男人》为题，另行发表，就是基于这种心态。

《暗夜行路》前篇的描写部分大都早存于它的前身《时任谦作》中。一度辛苦写成的东西实在舍不得就此抛弃，遂尽量用入《暗夜行路》。后篇是《时任谦作》中未写的部分，所以纯粹是为《暗夜行路》而写。前篇与后篇的写法自然有所不同。前后篇之缺乏统一，也实在无可奈何。

发表《暗夜行路》的经过与取名《暗夜行路》的原因，以前曾写过《暗夜行路》的札记，在此不拟赘述。取名《暗夜行路》时，对此书名，不大满意。可是，过了这么久，到现在我已越来越不觉得讨厌。

至于模特儿。主角谦作大体是作者自己。在那种情况下，我大概会那样行动、也许希望那样行动、或许已真正那样行动，谦作就是这类感觉的集大成者。祖父已如前述。母亲只出现在《序词》里，但在我的实际经验中，那是祖母。父亲也只出现在《序词》，但跟父亲角力，失败后觉得非常懊恼，却是我的亲身经验。本文中隐在幕后的父亲多多少少有些类似我的父亲。荣娘在性格上完全没有范型，荣娘的境遇尽量利用我从某女人那里听来的经验，性格则毫无范型，对此我亦微感不安，曾告诉长与（善郎），长与说：“写下去自然就决定啦。”在长篇这方面，长与是前辈，也许说得没错。荣娘在后篇也出现。她的境遇在我的小说中相当奇特，颇能引起我的兴趣，但人物描绘似乎仅止于类型而已。

主角的哥哥信行也没有范型。他与主角的关系近似我与叔叔（大我四岁）的关系。性格则故意写得和叔叔相反，而且与主角形成对比。效果我自己也不很清楚，想来还算成功。

直子则请别认为是我内人。首先体型就完全不同，但是不知不觉间越来越近似。就我自己来说，那是另外一个人。境遇为了与荣娘形成对比，完全是虚构的。内人不愿意见到和她本人相近的人物出现在我的小说里，也没看过《暗夜行路》。自从她看了描写妻子自杀的小说《邦子》后，我再也不敢尝试。

此外，还有一些人物出现，有的有模板，有的没有，各不相同。

景色的描写在前篇多是当时所见或见后不久写下的。后篇最后的大山晨景则是二十四年前去过的地方，是否能够写得顺利？写前颇为不安。如果季节相同，打算再去看一次，但是小说设定在夏天，写作时是在冬天。高山雪景无补于事。可是一旦提笔，也许以前的印象很深刻，当时景色竟然意外清晰地浮现脑海，真是帮助匪浅。心情也能溶入其中，真是高兴极了。

主题是采用女人的小过失——自己可能也因此而痛苦——使他人更为痛苦的情况。法国和维也纳的小说处理有夫之妇的这种事情往往态度非常轻松。读者把自己放在通奸男人的立场来欣赏，所以这种不道德也相当有吸引力；当然也有像《克罗采奏鸣曲》那样的小说。可是如果在这种意义上仍然觉得许尼兹勒等很有趣，那就很可耻，而且有些愚蠢。主角一生受母亲这种事情的折磨而痛苦，以为婚后可以获得解脱，想不到这次又为妻子的这种事受尽煎熬。我相信，这种事有时会出现相反的人物或情况，因此，谦作的例子有点极端。于是我在《暗夜行路》的前篇与后篇之间试写了一个短篇《雨蛙》。

《暗夜行路》与其说是描写外在事件的发展，毋宁说是描写主角心境受事件推动的内在发展。一开始就已决定情节，并按此情节推展。情节早已决定，在先发生的事情上铺下几条伏线，可是写到中途曾中断两三次，有点担心伏线是不是断了。过后通读全书，尚不致如此，颇感满意。

小林秀雄和河上彻太郎两位先生批评说，《暗夜行路》是恋爱小说。我颇感意外。不过，有此看法，适足以显示这本小说的幅度，在这意义上又觉得很高兴。对所谓恋爱小说，我不感兴趣；也毫无思想写恋爱小说。不过，如果《暗夜行路》变成了恋爱小说，那倒很有趣。

昭和十三年（一九三八）五月十二日

他在艺术上是忠实的，他有一种信念，不是有自信的作品就不发表。——日本“国民大作家” 夏目漱石

我躺在床上读起了《暗夜行路》，主人公的精神斗争对我有切肤之感。和这个主人公相比，我觉得自己多么蠢，不知不觉地流下泪来。同时，涸又不知不觉地给了我一种平和之感。——《罗生门》作者 芥川龙之介

他（志贺直哉）的作品很少，但文字精炼绝伦；在日本文坛上所占的地位，大可以比得中国的鲁迅。——中国现代著名作家 郁达夫

日本作家志贺直哉以其惊人的艺术才华和高超的写作风格而被誉为“小说之神”。其作品大部分取材于自身的生活经历，耳闻目睹的事实和个人感受。——日本文学研究学者 叶渭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