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是什么促使我去非洲旅行的呢？一下子说不清楚。那阵子好多事儿越弄越糟，糟糕透顶，过不久竟完全糟成了一团。
我是五十五岁那年买机票去的，回想当时的处境，真是痛苦极了。种种事儿开始纠缠我，很快就在我心里造成一种压抑。这样那样的事儿——我的双亲、妻子、女友、儿女、农场、牲畜、习惯、金钱、音乐课、酗酒、偏见、鲁莽、牙齿、面貌、灵魂——一窝蜂似的向我袭来，我忍不住大喊大叫：“不行啦，不行啦，滚回去吧！他妈的，让老子清静一点！”可它们会让我清静吗？它们全都属于我，都是我自己的事儿。而且，从四面八方向我袭来，混作一团，简直弄得乌烟瘴气。
然而，我原以为强大无比的压迫者——这个世界，终于从我身上移走了它的愤怒。如果我要让诸位弄个明白，讲清我为什么要到非洲去，我得正视那堆事实。让我从金钱讲起吧。我从老头子手里继承了三百万美元，遗产税除外；但我是个不争气的家伙，我有理由这样认为，最主要的理由就是我的行径荒唐，像个无赖。不过当事情弄到很糟糕的地步，我常常暗自去翻阅书本，看是不是能找到一些富有启发性的字句。有一天，我读到这样一句话：“罪过总会得到宽恕，善行不必非要先修。”这话给我极为深刻的印象，我随处都在暗暗念着它。但不久，我忘了这话是从哪本书里读到的。我父亲留给我成千上万册书，其中有好几本是他自己写的。那句话准出自那些书中的一本。于是我查了几十部书，但翻出来的尽是钞票，因为我父亲爱用钞票当书签，从衣袋里摸出什么算什么——五元、十元或二十元一张的，都用来当书签。有些竟是不再通用的三十年前的钞票，黄背面的大张钞票。也许是怀旧的缘故吧，见到这些钞票我很高兴；于是我闩上书房的门，不让孩子进去，花了整整一个下午的时间，搭着取书的梯子去抖动书页，抖出的钞票纷纷扬扬飘落到地上。可是我却始终没有找到那句关于宽恕的话出自何处。
另一桩事情是：我是一个名牌大学的毕业生——我想没有必要道出母校的大名使她难堪。要不是靠了亨德森这个姓氏和我父亲的名望，他们早就把我踢出学校了。我生下地就有十四磅重，而且是个难产儿。长大后，身高六英尺四，体重二百三十磅；偌大一颗头颅，凹凸不平，头发像波斯羊身上的毛；一双阴阳怪气的眼睛，常常眯成一条缝；举止粗野，还有一个大鼻子。父母生了三个孩子，惟有我活了下来。父亲给了我无比的慈爱想要宽恕我，但我认为他始终未遂心愿。到了结婚的年龄，为了讨父亲欢喜，我娶了个门当户对的女人，一个了不起的女人：漂亮、高大、优雅、矫健，长长的手臂、金黄的头发、挺懂感情、生育力强，还很娴静。不过，要是我补一句，说她神经不正常，她娘家的人都只好听着，没法争议，因为她确有精神分裂的毛病。我呢，也被认为是个疯子，而且有充分的理由——喜怒无常、脾气暴躁、独断专横，真有些疯疯癫癫的。按孩子的年龄大小来推算，我们婚后在一起生活了二十年，生了爱德华，蕾茜，阿丽斯，之外还有两个孩子——噢，生的孩子可真不少啊！愿上帝保佑这一帮小子吧。
我以自己的方式努力干活，劳动真叫人受罪，常常不到午饭时刻我就喝醉了。战后归来不久，我的妻子弗朗西斯便与我离婚了（参军时我的年龄已不适合战斗，但我非去参加战斗不可；我赶到华盛顿，一个劲儿地说服人们，直到他们允许我上前线为止）。离婚是在欧战胜利日之后的事。有那么早么？不，一定是在一九四八年。不管怎么说，如今她住在瑞士了，和一个孩子在一起。她为什么要带一个孩子在身边呢，这我无可奉告。但她确实带去了一个孩子，那也好。祝她幸福。
我对这次离婚感到高兴，它给了我一个开始新生活的机会。我早有了新欢，不久我们就结婚了。我的第二个妻子名叫莉莉（少女时的名字，娘家姓西蒙斯），为我生了一对孪生子。
我此刻又感到那种心烦意乱的劲头——我叫莉莉吃了不少苦，比弗朗西斯过的日子更惨。弗朗西斯性格内向，这倒帮了她不少忙，莉莉却不然，于是遭了殃。或许是我期待变好的心情在搅得我不安宁，我这个人只适合过坏日子。每当弗朗西斯不喜欢我所干的事儿——这类事挺多，她掉头便走，像雪莱诗中歌咏的月亮，独自徘徊。莉莉就不同了，我当众跟她吵，私下骂她。我在离我农场不远的乡下酒吧里和别人大吵大闹，州警察把我关了起来，我提出要和他们所有的人较量；要不是我在当地是个赫赫有名的人，他们准会把我揍个半死。莉莉赶来保释了我。后来为了我养的一头猪，我和兽医扭打起来。我还和一个开扫雪机的司机在七号国道上干了一架，因为他想逼我离开路道。大约两年前，我喝醉了酒从拖拉机上摔下来，碾断了腿。一连几个月我拄着一副拐杖，无论是人还是畜生，只要挡了道我举起拐杖便打，弄得莉莉叫苦不迭，不得片刻安宁。我有一副足球运动员的体魄，吉卜赛人的肤色，对人动辄又骂又叫，凶相毕露，摇头晃脑——难怪人们看见我都退避三舍。但我的乖僻还不止这些。
P3-5
贝娄笔下的非洲之于亨德森就如同卡夫卡的城堡之于K，为来自异国他乡的主人公提供了前所未见的完美试炼场，去实现其最深层的、最无法抹除的渴求。
——菲利普·罗斯，《重读索尔·贝娄》
它像森林大火般猛烈燃烧着，闪耀着。这里有生活；有愤怒——为了更充实地活着。在这一点上，《雨王亨德森》不愧为小说中的巨人。
——《旧金山观察家报》
重读索尔·贝娄
◎菲利普·罗斯（2000）
《奥吉·马奇历险记》（1953年）
把一九五三年出版的《奥吉·马奇历险记》和一九四四年出版《晃来晃去的人》以及一九四七年出版的《受害者》作对比，可以看出作者经历了革命性的转变。贝娄推翻了一切：基于和谐、有序的叙述原则之上的构思，受惠于卡夫卡的《审判》、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双重人格》和《永远的丈夫》的小说气质，以及一种难以名状的道德视角——源于闪光、色彩和大量的存在产生的快乐。在《奥吉·马奇历险记》中，小说和小说所描绘的世界的宏大、独断、随心所欲的观念打破了各种各样自我施加的限制，身为创始者的创作原则被颠覆，就像《奥吉·马奇历险记》中那五种属性的人物一样，作家自己“极度地着迷”。组织起《受害者》和《晃来晃去的人》中主人公的世界观和小说情节的无处不在的威胁不见了踪影，《受害者》中阿萨·利文撒尔被压制的攻击性和《晃来晃去的人》中约瑟夫被阻碍的意图都变成了贪得无厌的胃口。对生活自我陶醉的热情以混杂的形式出现，推动着奥吉·马奇向前。而驱使着索尔·贝娄的是对眼花缭乱的丰富细节永不枯竭的热情。
规模在戏剧性地扩大：世界在膨胀，栖居其中且不朽、势不可挡、雄心勃勃、精力充沛的人们，用奥吉的话说，不会轻易地“在生活的斗争中毁掉”。自然存在的复杂景观和那些大人物对权力的追求使得处于各种表现形式中的“人物”——特别是它留下无法磨灭的存在印记的能力——与其说成为小说的一个方面，还不如说成为小说最关注的对象。
想想妓院里的艾因霍恩、放鹰的西亚、丁巴特和他的战士，西蒙在马格努斯家的粗俗辉煌与在木材场的凶暴。从芝加哥到墨西哥、东海岸中大西洋地区，再回来，同样是拿奥吉和大人国相比，只是观察者不再是刻薄愤怒的斯威夫特，而是一个用词语绘画的希罗尼穆斯·博斯，一个美国的博斯，一个从不说教、乐观的博斯，他在他的人物身上，哪怕是最油滑的地方、最具欺骗性的和最具阴谋的地方，都能发现人类身上所具有的狂喜。人类的诡计不再引起贝娄偏执的恐惧，而是使他高兴。展现丰富矛盾和歧义的表面不再是惊愕的源泉，相反，一切事情的“混合性质”使人感到振奋。多面性就是乐趣。
冗长的句子以前在美国小说中出现过——主要出现在麦尔维尔和福克纳的作品中——但与《奥吉·马奇历险记》中那些句子有所不同。因为后者的句子给我的印象是过于随意。当随意性驾驭作家的时候，就会导致《奥吉·马奇历险记》的一些模仿者那样的空洞艳丽。我阅读贝娄充满随意性的散文时，感觉他的句法表现了奥吉广博、直爽的自我，那个聚精会神的自我漫游、发展，片刻不停，不时被别的力量控制，又逃脱其控制。书中有些句子生气勃勃，其潜在的欢快之情让人感觉许多事情在同时进行，这种戏剧性、裸露表现、激情飞扬纠缠在一起的散文给人带来了生存的推动力，保持了正常的心智。这种不再遭遇抵制的声音弥漫于心灵，同时与一种神秘的感受连在了一起。这种声音无拘无束、聪明睿智、全力向前，而且总能敏锐地作出判断。
《奥吉·马奇历险记》第十六章讲述的故事是奥吉刚愎自用的爱人西亚·芬彻尔试图训练她的鹰卡利古拉，去攻击和捕获生活在墨西哥城南面山区的大蜥蜴，让那个“黑影迅猛地从天而降”去响应她的计划。这个章节令人印象深刻，描述了一次人类的特殊行动，其神话氛围（还有喜剧性）可与福克纳所书写的伟大场景相媲美——在《熊》《花斑马》《我弥留之际》中以及《野棕榈》通篇——在这里，人类的决心与自然的野性相对立。卡利古拉和西亚之间的争斗（为了鹰的身体和灵魂的争斗），描写鹰翱翔空中以满足它美丽又残忍的训练者，但结果令她非常失望的那些精彩、缜密的段落，使得对于几乎每次奥吉的历险都至关重要的权力与支配意志的观念得以具体化。“说实话，”奥吉在书的结尾处说，“我对所有这班大人物、命运的支配者、智囊人物、马基雅弗利式政治家、精明狡猾的作恶者、大亨、骗子、专利主义者等等，全都厌恶透了。”
在书中令人难忘的第一页上的第二句话里，奥吉引用赫拉克利特的话说：一个人的性格就是他的命运。但《奥吉·马奇历险记》暗示的是否恰恰相反呢？它所暗示的是，一个人的命运（至少这个人的命运，这位芝加哥出生的奥吉的命运）是被他人影响的性格。
贝娄曾经告诉我：“在我犹太人和移民的血液中，明显存在着怀疑的种子，怀疑我是否有权利从事作家这个行业。”他认为，这种怀疑至少部分地弥漫在他的血液中，因为“属于我们的由美国享有特权的白人建立的机构，主要被哈佛训练出来的教授们所代表”，他们认为一个犹太移民的儿子是不适合用英语写作的。这些家伙让他很恼火。
可能正是这份宝贵的、恰如其分的愤怒，使他立即投入到第三部小说的创作中。他开头没有提及“我是一个犹太人，移民的儿子”，而是让犹太移民的儿子，奥吉·马奇，打破哈佛训练的教授们（以及任何人）所规定的条条框框，直截了当地宣称——无须抱歉或者断字：“我是个美国人，出生在芝加哥”。
……
以及：“如果你是在芝加哥长大的，对这类腐败的情况就不会大惊小怪了。相反，它还可以满足某种需要。这正好跟人们的芝加哥社会观相吻合。”
从另一方面看，西特林在芝加哥很不适应：“在芝加哥，我的个人抱负已成泡影，我的观念是一种异国情调。”以及：“我清楚地意识到，我既不属于芝加哥，也没有完全摆脱它。对我来说，芝加哥平日现实的兴趣和现象，既不够真实生动，也没有什么象征意义。”
将上述话语铭记于心——像这样的话语遍布于《洪堡的礼物》之中，回顾一下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我们就会注意到，贝娄当作家时还没有像查理·西特林那样用芝加哥的视角整理自己的观点。的确，芝加哥在《晃来晃去的人》中偶然成为背景，但除了增强弥漫其中的黑暗阴郁气氛外，芝加哥似乎对主人公来说几乎是格格不入的；它确实与他不相容。《晃来晃去的人》讲述的不是城市中一个人的故事，它是关于一间房间里的一个心灵的故事。贝娄直到写第三部小说《奥吉·马奇历险记》时才充分了解芝加哥的文学价值，才意识到芝加哥这个确确实实的、引人人胜的美国城市正是他需要的有价值的地方，正如西西里被韦尔加，伦敦被狄更斯，密西西比河被马克·吐温独占一样。福克纳（美国两位最伟大的二十世纪乡土小说家之一）经过类似的谨慎的尝试才最终在精神上拥有了密西西比的拉法耶特县。福克纳的第一部小说《士兵的报酬》（Soldiers'Pay，1926）的场景是佐治亚州，第二部小说《蚊子》（Mosquitoes，1927）的场景是新奥尔良，直到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三〇年间熟练地完成了《萨托里斯》（Sartoris）、《喧哗与骚动》和《我弥留之际》等小说后他才发现——就如贝娄第一次即兴地选择了地理位置之后的情况一样——引起人类斗争的场所，而这些斗争反过来激发了他强烈的情感，激发了他对一个地方和其历史充满热情的反应。这一反应使得福克纳的语句晦涩难懂，乃至更甚。
我不知道贝娄开始羞于把芝加哥据为己有，是否因为他不希望别人认为他是芝加哥的作家，就如他不愿意被认为是犹太作家一样。不错，你是芝加哥人，你当然是犹太人——但这些东西怎样在你的作品中得到表现，或者说如果他们必须得到表现的话，不是马上就能想到的。另外，你还有其他抱负，其他被你的欧洲大师们，被陀思妥耶夫斯基、果戈理、普鲁斯特和卡夫卡等所激发出来的抱负，这些抱负不包括去写在后廊上唠叨闲聊的邻居们……这一思考方式与贝娄最后决定最近的地点之前的思考方式有某种相似吗？
当然，贝娄在完成《奥吉·马奇历险记》十年之后写《赫索格》时才再次大规模展现芝加哥的风貌。自此之后，独特的“芝加哥的景色”才持续对他产生吸引，特别当那个城市提供戏剧性的启发时，就像在《洪堡的礼物》中那样：一方面是“内心的斗争与外界生活的对峙，而后者是基本的，对每个人都是不言而喻的，而且具有伊利诺伊州芝加哥这个地方的特点”，另一方面是全神贯注的主人公的反思倾向。这一博弈得到了有力的探索，是《洪堡的礼物》以及贝娄随后一部小说《院长的十二月》的核心内容。然而，这一探索不是喜剧性的，而是充满仇恨的。情绪变得阴郁，越来越堕落，在强烈的种族敌对压力之下，伊利诺伊州的芝加哥变得疯魔：“在自己的地盘……他发现了一片比圭亚那丛林还要荒凉的地方……荒芜……数英里见方的荒地……累累伤口、损伤、癌变、狂怒、死亡……这个巨大地方所有的可怕的荒凉与恐怖。”
这部书的中心是，这个巨大的地方不再是贝娄的。也不是奥吉的，赫索格的，或者西特林的。到他开始写《院长的十二月》时——《奥吉·马奇历险记》之后大约三十年，他的主人公，柯德院长，已经成了这个城市的赛姆勒。
他在芝加哥干什么？这个痛苦的芝加哥人不再明白。贝娄遭到了流放。
（蒋道超 译）
《雨王亨德森》出版于一九五九年，是索尔·贝娄的代表作之一，据说是他自己最喜欢的一部作品，讲述了一个寻找精神家园的故事。百万富翁亨德森由于精神极度空虚，渴望找到人生的意义。他翻遍了家中的藏书，希望找到能启发他的格言，结果只找到父亲当年作书签用的一张张钞票。无聊之余，他甚至在豪宅里养了一群猪，弄得肮脏不堪，家人抱怨。于是，他离开了文明社会，深入非洲内陆的原始部落，开始了自我探索的心路历程。在历尽种种艰辛和危难之后，他仓惶逃回美国。
小说富于象征意义，充溢着现代喜剧的反讽意味，好心而常犯错的亨德森在作家的调侃下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现代“堂吉诃德”。
在兰登书屋“现代文库”评出的一百部最佳英文小说名单中，《雨王亨德森》位列第二十一名。
索尔·贝娄著的《雨王亨德森》把现实主义叙述方式与现代主义表现手法完美地结合起来，既有严谨的结构、引人入胜的情节、别开生面的非洲原始习俗的描绘，又有传奇的、神秘的色彩和独到的象征；既有轻松的幽默自嘲，又有深沉的自我解剖；既有坦率自然的感情流露，又有抽象艰深的哲学思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