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妮·弗兰克著的《安妮日记》是一本写于时刻处在死亡威胁下的密室日记，一部有关战争、人性、成长的少女沉思录。它真实再现了成长期的少女在面对战争、种族迫害、自我成长与定位，以及青春期男女角色等问题时的困惑和见解，展现了她惊人的勇气、毅力和才华，带给读者震撼，引起读者共鸣，帮助他们直视成长中的烦恼。

《安妮日记》是德国籍犹太少女安妮·弗兰克在二战中遗留下来的一本个人日记。它真实地记录了她与家人、朋友为逃避纳粹迫害而躲在密室里度过的长达两年的隐蔽生活。1944年8月密室被发现，藏匿于密室的人员全部被纳粹抓捕。1945年，安妮因患伤寒死于纳粹集中营。战争结束后，安妮的父亲奥托·弗兰克整理出版了女儿的日记。

1942年6月

1942年7月

1942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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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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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8月

1943年9月

1943年10月

1943年11月

1943年12月

1944年1月

1944年2月

1944年3月

1944年4月

1944年5月

1944年6月

1944年7月

1944年8月

后记

对我来说，写日记是一种独特的感受。因为从小到大，我还从来没有写过日记。这是我的第一个日记本，我相信它会给我带来一段奇妙的经历。虽然我知道，将来无论是我自己还是别人，谁都不会对一个13岁女孩子的内心独白感兴趣，但我就是想写，特别想把心里的话都说出来。

常言道：“纸比人有耐心。”前些日子，我总是莫名其妙地伤感，尤其是在家里托着下巴，不知道该做些什么的时候。“我是出去好呢，还是留在家里？”我犹豫着，最后还是决定坐在原地不动，继续胡思乱想。这时，我想起了这句谚语。确实是这样，纸是有耐心的！除非我找到了一个真正的知心好友，否则我会不停地写下去。不过我从没有打算把这个硬皮日记本拿给别人看，除非有一天我找到了知心朋友。

现在我已说到为什么要写日记了——因为我没有一个知心朋友。

也许别人很难理解，一个13岁的女孩子为什么会觉得这么孤独呢？其实，我有深爱着我的父母、一个16岁的姐姐，还有至少30个可以叫作朋友的人。在学校里，有一大群男生喜欢我，他们挖空心思讨好我，甚至有时在班上用残破的小镜子照过来，偷偷瞟我一眼。我有不少亲戚，还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看来我什么也不缺，只是没有一个知心朋友！

我和熟人在一起时，除了说说笑笑，聊一些家常之外，永远不可能再亲近一点。我从不将自己的内心世界袒露给别人，像是把自己封闭起来似的。这可能是我的错误，因为我缺少足够的自信，我也担心别人无法真正理解我的心情。现在情况就是这样，我又无法改变。直到有了日记，我才发现自己可以毫无保留地对它倾吐心声，而它也会耐心地和我一起分享所有的痛苦和欢乐。我不愿像别人那样只是记一些日常事务，而是要把日记当成我的知心好友。我还给这个好友取了个好听的名字：吉蒂。

如果没有一点开场白，就没头没脑地写下去，可能连我自己也不会理解我对吉蒂讲的话。因此尽管不太情愿，我还是得先简单地介绍一下自己的生活经历。

我们全家都是犹太人。我的父亲叫奥托·弗兰克，他是我见过的最可爱的一位父亲，36岁才和我母亲结婚，母亲当时25岁。我和姐姐玛戈特都出生在德国的法兰克福，她是1926年出生的，我生于1929年6月12日。1933年我4岁的时候，希特勒上台，犹太人的噩梦开始了。希特勒颁布了反犹太法令，排挤和迫害犹太人。从此，犹太人终日生活在恐惧和不安之中。

1933年，我们全家流亡到了荷兰。父亲当上了生产果酱的奥培克塔公司的经理。不久我就进了蒙特梭利小学附属幼儿园，在那里待到6岁，之后就上了小学一年级。小学毕业后，我进了犹太女中，玛戈特也在这里上学。

我们的生活并非一帆风顺，因为留在德国的亲人受尽了希特勒的迫害。1938年，希特勒开始对德国境内的犹太人实行大屠杀。我的两个舅舅逃亡到美国去了，外婆几经辗转来到我们这里，那时她已是73岁高龄的老人了。

1940年5月以后，我们的生活每况愈下：先是德国攻打荷兰，接着荷兰投降，德国人进驻。在德国人的管制下，反犹太人的法律一个接一个地颁布，我们的自由大受限制：犹太人必须佩戴一颗黄色六角星；犹太人必须交出自行车；犹太人不许乘电车；犹太人不许坐汽车，开私人的汽车也不行；犹太人只准在下午3点到5点之间出门买东西；犹太人只能进犹太人开的商店，和犹太人开的理发店；晚上8点到早上6点，犹太人不许上街，不得出现在阳台上，也不能坐在自己家或朋友家的花园里；犹太人禁止到戏院、电影院或其他娱乐场所去；犹太人禁止去游泳池、网球场和曲棍球场或其他体育场所；犹太人禁止划船；犹太人禁止在大庭广众之下从事体育活动；犹太人不得进入基督教堂，也不能到基督徒家里去；犹太人的孩子只能上犹太学校；等等。

这也不准，那也不准，我们的日子就在一片禁令中艰难地过下去。一不小心就有可能触犯法令，甚至有生命危险。贾奎琳经常对我说：“我已经什么都不敢做了，我怕那些都是不准做的。”

1940年，我的生日没有过好，因为荷兰的战争刚刚结束。1941年夏天，外婆病得很重，必须动手术，因此我的生日也没怎么庆祝。外婆在1942年1月去世。没有人知道我有多么想她，直到现在，我还在怀念着她。1942年这次过生日，为了补偿这一切，外婆的蜡烛也同时点亮了。

虽然外面动荡不安，但是我们一家四口过得还算不错。

好了，我的身世就介绍到这里吧，相信你对我应该有所了解了。

P5-7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世界文坛涌现出不少反法西斯题材的作品。其中，一个普通的犹太少女和她的日记备受瞩目，那就是安妮·弗兰克和她创作的《安妮日记》。这部作品自出版以来，被译成数十种文字，全球销量超过3000万册，被评为20世纪有影响的100本书之一。

安妮·弗兰克于1929年出生在德国的法兰克福，父亲奥托·弗兰克是一个犹太商人，家里还有母亲艾蒂丝和姐姐玛戈特，一家四口过着富裕、安适的幸福生活。1933年，德国纳粹党开始执政，对犹太人进行了大规模的逮捕、监禁和屠杀。为了躲避法西斯的残酷迫害，安妮随家人藏到了父亲公司的隐蔽房间里，当时她刚刚过完13岁生日。一同躲藏在这里的，还有父亲的朋友范丹夫妇和他们的儿子彼得，以及牙医杜赛尔。8个人在封闭狭窄的密室里，生活了25个月之久。为了防止被人发现，他们每天都轻手轻脚、小心翼翼，不敢发出任何响动，不敢开窗，不敢大声说话……在与世隔绝的密室里，他们忍受着恐惧、饥饿、压抑、病痛、乏味。可以想象，这对于一个活泼开朗而又爱思考的女孩来说，是多么大的痛苦和折磨！

面对一切苦难，安妮没有绝望，她把日记本当成知心的女友，还给“她”起了个名字—吉蒂。她以给吉蒂写信的形式，讲述密室里每天发生的事情，倾诉心中的一切感受。她用细腻而富有生活气息的笔触，记录了成长中的困惑、期待以及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她以勇敢的笔墨控诉了法西斯的邪恶战争，描述了战争给人们带来的深重灾难。

通过日记，我们仿佛看到了安妮这个纯真善良、活泼可爱而又多愁善感的小姑娘。她爱思考，有主见，不会轻易受别人影响；她坚强，有毅力，受到责备和委屈后仍然微笑着面对生活。她用睿智的思想，对战争与和平、人性善恶、男女两性社会角色等问题作了深刻的思考和分析。作为一个花季少女，她也对渐渐发育的身体充满好奇，对理想的爱情满怀憧憬与期待。她还用自我反省的精神，不断地检验自己的言行，纠正自己身上的缺点。正是在不断的自我反思和自我激励下，她逐渐变得独立、成熟起来。这个身处逆境却不屈服、不沮丧，反而怀抱理想、勤奋学习的女孩令人敬佩不已！特别让人感动的是，尽管理想被摧毁，生命时刻处在危险之中，但她仍然勇敢地坚持自己的理想和信念，仍然热爱生活和大自然。她用精神上的充实，弥补物质上的匮乏；她用心灵的坚定和丰盈，直面艰难险恶的处境。

安妮后一篇日记写于1944年8月1日。1944年8月4日，由于有人告密，密室中的8个人被捕。警察走后，他们的保护人米普和贝普发现了散落一地的安妮日记，并把它们收藏起来。战争结束后，她们把日记交到了8个人中唯一的幸存者—奥托·弗兰克的手中。奥托·弗兰克决定出版她的日记。

初，安妮日记有两个版本，未经整理的日记为A版，经过整理的版本为B版。奥托·弗兰克从A、B两个版本中选取材料，重新编辑成新的版本，称为C版，这就是后来全世界读者熟悉的《安妮日记》。本书即以C版为底本进行翻译。相信读者读过这部在黑暗中用生命写就的日记后，不仅能了解战争、种族迫害，更能感受到安妮在黑暗中勇敢、坚强的笑容，以及身处逆境却不气馁、不屈服、永远乐观向上的人生态度。我们会永远记住安妮，记住她的文字让我们感受到的甜美、善良与坚强。它如黑暗中的光亮，将一直温暖着我们。

1944年8月4日，上午10点至10点30分之间，一辆车停在了普林森格拉赫特街263号门前。

从车中走下几个人：全身制服的纳粹党卫队中士卡尔·约瑟夫·席尔柏包尔，以及至少三名身穿便衣且携带武器的荷兰警察。一定有人向他们通风报信。

他们逮捕了藏在密室里的8个人，以及两位帮助他们的人——库格勒和克莱曼，但没有抓到米普和贝普。警察还拿走了在密室里发现的所有贵重物品和尚存的钱财。

库格勒和克莱曼被捕后，被送往阿姆斯特丹的一所监狱。1944年9月11日，他们未经审判，便被解往荷兰阿莫斯福特的一个集中营。克莱曼因健康状况不佳，于1944年9月18日获释。之后他住在阿姆斯特丹，1958年去世。

1945年3月28日，库格勒在被送往德国强制劳动的时候，和几名囚友设法逃脱。他于19s5年移民加拿大，1989年在多伦多去世。

伊莉莎白（贝普）·弗斯库吉尔·维杰克于1983年在阿姆斯特丹去世。

米普·桑特洛席兹·吉斯目前仍住在阿姆斯特丹，她的丈夫詹已于1993年去世。

密室中的八个犹太人被捕后，立即被解送到阿姆斯特丹的一所监狱，然后被解往威斯特波克，该地位于荷兰北部，是一个专门监禁犹太人的中转站。他们在当天就被转移了，三天后抵达波兰的奥斯维辛集中营。

据奥托·弗兰克讲述，1944年10月或11月，在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毒气室被拆除前不久，范丹先生就在毒气室里中毒身亡。

范丹太太被从奥斯维辛集中营转移到贝根贝尔森，之后被转往布亨瓦德。1945年4月9日，她被转移到特雷希恩市，后来又被转到了另一处集中营。可以肯定的是，她没有活下来，只是遇害日期不详。

彼得·范丹于1945年1月16日被迫参加了从奥斯维辛集中营到毛特豪森集中营（奥地利）的“死亡行军”，并于1945年5月5日在毛特豪森集中营去世，三天后这个集中营获得解放。

富利兹·费弗（杜赛尔）被从布亨瓦德或萨克森豪森解往纽恩加姆集中营，于1944年12月20日死在集中营里。

艾蒂丝·弗兰克（安妮的妈妈）因饥寒交迫，于1945年1月6日死在了奥斯维辛一柏克瑙集中营。

1944年10月底，玛戈特和安妮从奥斯维辛集中营被转移到德国汉诺威附近的贝根·贝尔森集中营。1944年至1945年，由于卫生条件奇差，这里爆发斑疹伤寒，导致几千人死亡，玛戈特就在其中。安妮也没能幸免，在姐姐病亡几天后也离开了人世。

安妮的死亡时间应该是在1945年2月底或3月初。两个花季少女的尸体被埋葬在贝根·贝尔森集中营附近的乱葬岗里。同年4月12日，英军解放了这个集中营。

在8名藏匿者中，只有奥托·弗兰克活着走出了集中营。奥斯维辛被苏联军队解放后，他经由奥德萨、马赛被送到阿姆斯特丹。他于1945年6月3日到达阿姆斯特丹，在那里住到了1953年。

之后，他移居瑞士巴塞尔，和姐姐一家同住，随后他的弟弟也来此居住。后来，奥托·弗兰克与艾尔傅莉德·马可维兹·盖林格结婚，后者以前住在维也纳，也曾进过奥斯维辛集中营，她的丈夫和儿子在毛特豪森集中营遇害。

奥托·弗兰克于1980年8月19日去世。生前，他一直住在巴塞尔城外的柏斯费尔登，在那里致力传扬女儿的日记，让全世界的人共享。

安妮生前曾经说过：“我要活下去，在我死后也继续活着。”她的愿望实现了，这个坚强的犹太小姑娘同她的作品一起长存不朽。

安妮的日记燃起了所有人对她的热情，她使人们认识到大屠杀、反犹太主义的存在，也使人们认识到她的童真、善良、仁慈，这些更成为现代世界的精神象征。

——美国《时代》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