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西安的第一场演讲就叫作“诗与长安”：前面一小半多引古人之作，例如李白的《忆秦娥》、杜牧的《将赴吴兴登乐游原》、白居易的《长恨歌》、辛弃疾的《菩萨蛮·书江西造口壁》和《世说新语》“日近长安远”之说。
后面的大半场就引到我自己所写涉及长安的诗，一共七首，依次是《秦俑》《寻李白》《飞碟之夜》《昭君》《盲丐》《飞将军》《刺秦王》。我用光碟投影，一路说明并朗诵。《秦俑》颇长，从古西安说到西安事变，从桃花源说到十二尊金人和徐福的六千童男女；中间引入《诗经·秦风》四句，我就曼声吟诵出来，颇有三维效果。《寻李白》有赞谪仙三行：“酒人豪肠，七分酿成了月光／余下的三分啸成剑气／绣口一吐就半个盛唐”，入选许多选集。《飞碟之夜》用科幻小说笔法想象安禄山的飞碟部队如何占领长安。《昭君》讽刺，卫青与霍去病都无法达成的事，竞要弱女子去承担。《盲丐》写我自己在美国远怀汉唐盛世的苦心，结尾有这样两句：“一枝箫哭一千年／长城，你终会听见，长安，你终会听见。”《飞将军》为汉朝的名将李广抱不平，其事皆取自《史记》。《刺秦王》也本于《史记》，但叙事则始于荆轲谋刺失败，伤重倚柱时的感慨。这些事，凡中国的读书人都应知道，而这些诗，凡中国的心灵都会共鸣。行知学院礼堂里坐满的两千五百人，虽欠空调，却无人离席。
另一场演讲在西安美术学院，题为“诗与美学”，情况也差不多。更值得一记的，是该校活泼的校风与可观的校园。在会议室与长廊上，一排排黑白的人像照吸引我左顾右盼，屡屡停步，只因照中人都有美学甚至文化的地位，就我匆匆一瞥的印象，至少包含蔡元培、陈寅恪，鲁迅、胡适、徐悲鸿、朱光潜、梁思成、林徽因、蔡威廉(蔡元培之女)，林文铮(蔡元培女婿，杭州艺专教务长)；外国人之中还有法兰克福学派主角的哲学家马尔库塞。
至于校园何以特别可观，也只消一瞥就立可断定。远处纵目，只见一排排一丛丛直立的方尖石体，高低参差，平均与人相等，瞬间印象又像碑林，又像陶俑。其实都不是，主人笑说，而是“拴马桩”。走近去看，才发现那些削方石体，雕纹或粗或细，顶上都踞着、栖着、蹲着、跪着一座雕品，踞者许是雄狮，栖者许是猛禽，蹲者许是圉人，跪者许是奴仆，更有奴仆或守卫之类跨在狮背，千奇百怪，难以缕陈。人物的体态、面貌、表情又不同于秦兵的陶俑，该多是胡人吧，唐三彩牵马的胡圉正是如此。主人说这些拴马桩多半来自渭北的农庄。看今日西安市地图，西北郊外汉长安旧址就有罗家寨、马家寨、雷家寨等六七个寨，说不定就来自那些庄宅；当然，客栈、酒家、衙门前面也需要这些吧。正遐想间，主人又说，那边还有不少可看，校园里有好几千桩。我们夫妻那天真是大开眼界：这和江南水乡处处是桥与船大不相同。 我去西安，除了讲学之外，还参加了一个活动，经“粥会”会长陆炳文先生之介，认识了于右任先生(1879—1964)的后人。右老是陕西三原县人，早年参与辛亥革命，后来成了党国大佬，但在文化界更以书法大师久享盛誉。他是长我半个世纪的前辈，但是同在台湾，一直到他去世，我都从未得识耆宿。我更没有想到，海峡两岸对峙，尽管历经了反右与“文革”的重大变化，陕西人对这位远隔的乡贤始终血浓于水，保持着敬爱与怀念。因此早在二〇〇二年，复建于右任故居的工作已在西安展开，七年后正值他诞辰一百三十周年，终于及时落成。
右老乃现代书法大家、关中草圣，原与书法外行的我难有联想。但是他还是一位著名诗人，在台所写怀乡之诗颇为陕西乡亲所重。有心人联想到我的《乡愁》一诗，竟然安排了一个下午，就在“西安于右任故居纪念馆”内，举办“忆长安话乡愁”雅集，由西安文坛与乐界的名流朗诵并演唱右老与我的诗作共二十首。盛会由右老侄孙于大方、于大平策划，我们夫妻得以认识右老的许多晚辈，更品尝了于府精美的厨艺，领略了右老曾孙辈的纯真与礼貌。
对这位前辈，我曾凑过一副对联：“遗墨淋漓长在壁，美髯倜傥似当风。”为了要写西安之行，我读了贾平凹的《老西安》一书。像贾平凹这样的当代名家，我本来以为不会提到意识对立而且已故多年的右老，不料他说于右任曾跑遍关中搜寻石碑，几乎搜尽了陕西的魏晋石碑，并“安置于西安文庙，这就形成了至今闻名中外的碑林博物馆”。他又说：“西安人热爱于右任，不仅爱他的字，更爱他一颗爱国的心，做圣贤而能庸行，是大人而常小心。”最后他说：“于右任、吴宓、王子云、赵望云、石鲁、柳青……足以使陕西人和西安这座城骄傲。我每每登临城头，望着那南北纵横井字形的大街小巷，不由自主地就想到了他们。”
贾平凹这本《老西安》写得自然而又深入，显示作者真是性情中人。书中还有这么一段，很值得玩味：“毛主席在陕北生活了十三年，建国后却从未再回陕西，甚至只字未提过延安。这让陕西人很没了面子。”我在西安不过几天，偏偏碰上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谈话”七十周年纪念，不但当地还有纪念的活动，北京的《诗刊》也发表了特辑。为何尚不切实反省，真令人叹息。
西安之行，虽然无缘遍访古迹，甚至走马看花都说不上，幸而还去了一趟西安博物院，稍稍解了“恨古人吾不见”之憾。博物院面积颇广，由博物馆、荐福寺、小雁塔三者组成。我存十多年前已来过西安，这次陪我同来，也未能畅览她想看的文物，好在我们在此博物馆中流连了近一小时。秦朝的瓦当、西汉的鎏金铜钟、唐朝的三彩腾空骑马胡人俑、鎏金走龙等，还是满足了我们的怀古之情和美感。我存在高雄市美术馆担任导览义工已有十六年，去年还获得“文建会”的服务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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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历史可以穿越，有人愿意回到强大的汉唐，有人愿意回到相对宽松和富庶的宋代，我则神往春秋战国和近代民国这两个草莽乱世。这两个时代走的虽然仍然是专制独裁的老路，但由于中央集权空虚动荡，因而还有较为充沛的个人空间。于是风云际会，杰出人物闪亮登场，潜龙腾渊，鳞爪飞扬，上演了人类历史上一幕幕山谷崩摧却又千回百转的活剧。
犒军救国、荆轲刺秦，豪杰如云，猛士辈出，重义轻利，一诺生死，仗剑江湖，快意恩仇，一想起“春秋战国”这四个字，我就血脉贲张、意绪难平。而近代民国的那些特立独行之士，或豪放或儒雅，或愚或痴，或狷或狂，都透出了个性的光芒。其魂魄、能力、风度、气质、胸襟、学识和情趣，虽历经百年，有恍若隔世之感，但抚摸历史，仍然令人浩叹不已。
也许是时间更为接近吧，近代民国那些年那些人和那些事，似乎更加让我放不下。一种人格的魅力，一种情感的靠近，一种无形但绵长的吸引，使我常常陷于回眸过往的精神之旅，将埋进时光废墟里的身形面影和经典案例打捞上来，温习、亲近、打量、理解、对话。
我的目光最后聚焦于一个长期被忽视甚至被遗忘的群体——中国近代商业巨子和企业家。然而，当我进入这个原本并不熟悉的领域时，这个群体在我心目中的形象还是一片模糊，浮上脑际的甚至还有什么奸商、买办、卖国贼等曾被意识形态规约的时代烙印和政治标签。随着对史料阅读的深入，这个群体才变得清晰明亮起来．一个个血肉丰满的人物和可歌可泣的事件，也在我的心中鲜活可亲、呼之欲出。由衷的敬意和无限的感慨，使我总想做点什么，否则就有亏欠的不安和痛感。如何以现代的视角重新审视并评价这个群体的历史地位、弘扬他们理想主义和济世的情怀、探究他们的精神及其现实意义，变成了一种遥远但又迫切的召唤，于是便有了这本书的写作。
19世纪中叶以后，资本主义的嫩芽在古老的中华大地开始滋生，而真正的变化发生在1895年爆发的中日甲午战争，惨败的事实，空前地震动了偌大的“天朝”，也深深地刺激了国人中的有识之士，他们怀着崇高的民族精神，发出了“实业救国”“兵战不如商战”的沉痛呐喊，开办工厂、通航修路、创建学校，为中国近代工商业的诞生和发展起到了奠基和引领作用，为中华民族赢得了荣誉和尊严。他们的时代大义、家国情义和生命真义，值得我们永远铭记和学习发扬。
四
我选取了15个有代表性的工商人物作为描述的对象。以生年次第，“红顶商人”胡雪岩被排在了首位。由于各种媒体和载体的推波助澜，这些年来“胡雪岩热”经久不衰，从一个放牛娃到富甲天下的巨擘，发财致富的传奇不知使多少人为之痴迷癫狂，杭州的胡氏故居和胡庆余堂几乎成了“朝圣”之地，而“当官要读《曾国藩》，经商要学胡雪岩”更是作为处世箴言而被广泛流传。
平心而论，胡雪岩的商业伦理和经营智慧、技巧，确实值得肯定，可圈可点。然而纵观其一生，并没有投资并经营新式企业，在封闭的社会里，经商不过是谋生的一种手段，他只是流通领域的一个旧式商人，近代工商文明的曙光还没有光顾他。而他依附皇权、结交官府，利用樱力资源与各方面斡旋的娴熟机警和纵横捭阖，虽然是一些人追逐和膜拜的热点，但留给历史的是官商勾结并最终失败的沉痛教训。
“洋务运动”是近代中国工商业发轫的标志性事件。李鸿章和张之洞是大权在握的封疆大吏和呼风唤雨的实力派人物，兴办实业是他们挽封建王朝于即倒的重要国策。张之洞的贡献在于他对近代中国钢铁等重工业的精心擘画和劾力创建。这种贡献是开拓性的，具有划时代的里程碑意义。
如果说张之洞是官僚创业并卓有成效的代表人物，那么盛宣怀就是亦官亦商并可左右时局的代表人物。盛宣怀一生创建了实业和教育等事业11个“中国第一”，他参与或主持的企业经营积极吸纳先进的管理理念，推行有效的生产方式。在推动历史前进方面，他超过了胡雪岩。然而，他在政治上却立足于维护根烂叶枯的清王朝的统治，未能冲破封建政治体制和传统思想的牢笼。作为“官督商办”的推行者，他进入的也都是矿山、土地、银行之类国有垄断行业，在这里他才能如鱼得水、兴风作浪，并且攫取了巨大的财富。他一生的追求还是仕途，不一样的是，他没有走悬梁刺股的科举老路，而是通过实业这个强有力的阶梯，来实现自己的终极目的。他是一个典型的官僚资本家和实业家。他的头上始终笼罩着不可超越的官本位的障碍，身份的限制使他未能跨进现代的门槛。
五
真正掀开中国近代工商文明篇章的是比盛宣怀小九岁的“状元企业家”张謇。他对权力干预企业始终葆有的警惕，他对民营体制的开创、追求和卓越才干，他的社会责任感特别是充满理想主义光辉的南通自治实验，使他站上了中国近代工商业的高地，成为一个标志性的人物和精神领袖。紧随其后的一大批企业家，荣德生兄弟、范旭东、周学熙、简照南兄弟、穆藕初、古耕虞、陈嘉庚、卢作孚等等，共同谱写了一个时代艰苦拼搏的长歌、凯歌和悲歌。 从张謇到本书“殿后”的卢作孚，从1853年到1952年，横跨了近百年的时光，前后几代企业家白手起家，殚精竭虑，聚沙成塔，既改写了中国近代的历史，也创造了巨大的财富。他们蓬勃如野草，高贵如雪莲。
六
然而，他们并未获得应有的感念和尊重。昔日的奋斗和荣耀，早已沧桑流转，远山带雾，夕阳掩映。考察他们当年成就的旧址，大多也都消失在时间的冷漠之中，一次次地令人失落、哀伤。就连在抗日战争的危急关头，为整个民族保有了珍贵物质和人才血脉的“东方的敦刻尔克大撤退”，也鲜有人提及，宜昌至今还没有一块哪怕是简陋或粗糙的纪念碑。是我们这个民族易于忘恩吗?是历史被时间粗暴地中断了吗?
问题显然并不那么简单。由于中国是个超稳定的农业社会，因而向来鄙薄商人，“农工士商”，商人的地位与乞丐和妓女为伍。这是我们之所以遗忘历史，诸多因素中很重要的一点。此外，传统观念总是以为，巨大的财富往往与巨大的罪恶相关，因而“杀富济贫”历来都被视为英雄壮举，成为讴歌对象。没有谁怀疑过，“富”就该“杀”吗?这种不问青红皂白杀戮的正义性是什么?陈腐的观念根深蒂固，古已有之，于今为烈，当代学者茅于轼因其“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而遭受到普遍而持久的非难。
七
财富有罪吗?我以为，答案正好相反。财富作为一种的力量存在，可以带动经济的发展，就业的增加，生活水平的提高，从而推动社会前进。财富作为一种天平的存在，可以衡量一个国家、一个地域或一个部门实力的轻重，可以称出一个企业品牌或一个人价值的分量。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已成为财富涌流的热土。在可期的未来，一个新的造富高潮必将出现在古老而充满现代活力的华夏大地，有力地促进中国经济的健康发展与和谐社会的全面构建。只有在畸形变态的社会里，财富才成为一种罪恶，而贫穷则成为至高无上的荣耀，其结果早已被事实所证明，那是拉历史车轮倒退的灾难。把一个国家或一个人引向毁灭的，从来不是财富，而是这个国家或这个人自己的所作所为。对待财富的态度，在某种程度上也折射了对待历史和生命的态度。
问题的症结在于，财富是怎么来的?马克思曾有“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孑L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的著名论断，对劳动者疯狂的盘剥，使资本的原始积累充满了罪恶和血腥。同样，通过非法或非道德手段所攫取或巧取的每一个铜板，也都是污秽肮脏、丑陋不堪的。相反，以张謇、陈嘉庚和卢作孚为代表的企业家，他们积累的每一分钱，都见证了难以想象的巨大努力和付出，汗水、智慧和风险与他们的事业和生命紧紧相连。劳动致富，干净光荣；创新致富，弥足珍贵。光明正大的财富，理应受到公众的认可和社会的尊重。
怎样使用金钱，是检验其拥有者思想境界高与低、人品人格正与邪的试金石。适度消费，当然人情入理，无可厚非。如果无节制地挥霍金钱或沉溺于糜烂生活甚至用来作为伤天害理的资本，暴露的只能是道德的沦丧和灵魂的堕落。近代优秀企业家个人的生活都相当节俭，作为“中国船王”的卢作孚，生病时需要补养身体，家里却连买一只鸡的钱都拿不出来。然而他在贫瘠落后、匪盗横行的四川，却全凭一己之力创建了一个中国乡村的样板，数万黎民得以安居乐业，创造了一个时代的神话。陈嘉庚是华侨首富，每餐却不过是番薯粥、豆干之类，他将毕生所赚的金钱全部奉献给了教育。困难时他宁可卖掉苦心经营的企业，也要保证教育所需，其“毁家兴学”的胸襟和美德高山仰止，令人景行行止。
财富的用之有道和取之有道一样重要。1911年，美国“钢铁大王”卡内基捐出了他的全部身家，并留下了一句震撼心灵的话：“在巨富中死去是一种耻辱!”当代企业家不要成为财富的巨人、道德的侏儒，而应以更多的人文关怀和感恩的心去回馈社会，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民族振兴做出应有的贡献。这是企业家的时代担当和社会责任。
八
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哪一个年代，人们对财富的追逐和对财富的仇视像现在这样痴狂；同时也从来没有哪个时候，人们像今天这样在有钱、没钱和与人比较的撕扯中痛苦焦灼而停不下脚步。我们必须走出这个怪圈和阴影，以公正、平和、理性和动态的眼光审视、对待财富。西方和日本“仇富”的心态并非普遍意识，他们肯定财富的价值和企业家的贡献，生活贫困的人对来自富人的资助也心存感恩。在公平的竞争环境中，大家站在同一起跑线上，依靠诚实的劳动和锻造而来的智慧，竞逐财富，造成一种尊重财富、共同富裕的社会氛围，推进文明和时代健康而稳步地前进。
九
与近代中国财富巨子息息相关的关键人物李鸿章，21岁时为应翌年顺天乡试，自老家安徽入京，作《入都》诗十首。开篇便激荡飞扬、豪气干云：“丈夫只手把吴钩，意气高于百尺楼。一万年来谁著史，三千里外欲封侯。”我略加改动，唐突了李中堂，借用其中的一句作为本文即全书“后记”的篇名。有什么用意和考量吗?也许有，也许没有。或者，只是因为喜欢。喜欢，是所有行为的前提。
江风裹挟着丝丝凉意徐徐而来，似有心事；高大乔木和葳蕤灌木的苍翠葱茏问，鸟声如洗。在南中国的一座小城里，近代中国那些高贵而生动的灵魂，陪伴我度过了一年多难忘的时光。我的愿望总是大于能力，我知道没有很好地把这些企业巨子再现给世人，然而技薄如此，又岂奈何?风中落泪，不知有多少不甘也有多少甘心。在书稿即将付梓时，使我萦绕脑际的是朋友们对我和这本小书的写作给予的温暖和支持，吴井田先生在写作过程中、张明先生在出版过程中的鼎力相助，除了要衷心地向他们道一声感谢外，也将一一铭记在心。
人老了，却又似乎从未长大。我或许不是一个安静而有定力的人，有时心里像着火似的为一些想法而焦虑、躁动。正因为此，我或许还要写下去．否则将对不起一生的付出、经历的折磨和苦难，也对不起这个最坏也是最好的时代。青山白水，后会有期。 2016年4月
(选自2016年21世纪出版社出版的
《财富的追问——百年中国的工商巨子》)
张秀枫主编的《2016中国随笔排行榜》收录了《开着挖土机去开封》《时代的趣味》《学者的品质》《雨书》《上班这件事》《一切的理由》《送别》《陪着你和你的文字》《初恋的脆弱》《人为什么会自由》《林肯的政治遗产》等随笔作品。
《2016中国随笔排行榜》主编张秀枫本着文学的良知，在跟踪全国一年来各种报刊发表的随笔作品的基础上，依据艺术性、思想性、专业性的原则，经过反复斟酌和研究，去芜存真，披沙拣金，把那些独具思想锋芒、运斤成风的厚重之作或才思细腻、构思精致的美文荟萃于一册，从而成为中国年度随笔的精华读本。读者可从中陶冶情操，滋养心灵，领悟人生，启迪心智，并可增益自己的鉴赏能力和文学素养，提高人生境界和写作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