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著作必须是真实、客观、公正的，这是杨天石先生的治学理念，也是本书的一以贯之的最大特色。作为国内“蒋介石研究第一人”，杨天石老师踏访中外，遍寻两岸，在浩繁而珍贵的日记、手稿、信札、资料中辨真伪、真实说、权威评，拨开百年迷雾，还原历史真相。“杨天石评说近代史”丛书共七卷，此为第三卷，希望此套丛书能够让每一位读者有所收获，辨善恶，考得失，增经验，长智慧。

《崛起与北伐／杨天石评说近代史》是当代史学大家杨天石先生近当代史的历史研究专著。作者以详实的史料研究为基础，以探寻尚待解读的新史料为辅助，通过缜密的语言和环环相扣、引人入胜的叙事手法，为读者展现深入细腻、辩证结合的分析研究，具有很好的借鉴性，也具有很好的历史参考价值。

蒋介石早年为何热衷读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后来为何变了？

蒋介石早年如何在思想中进行“天理”与“人欲”之战？

蒋介石怎样进了上海交易所？

1923年，蒋介石访问苏联，为何满怀希望而去，失望而归？

在苏期间，蒋介石和共产国际领导人有过怎样一场辩论？

毛泽东、瞿秋白成为“跨党党员”后，在国民党中有何表现？

“三大政策”怎样提出，怎样形成、发展？

中山舰事件何以成谜？

中山舰事件之后，蒋介石怎样力图限制中共的发展？

北伐战争为何势如破竹，胜利前行？

“四一二”政变前，陈独秀为何提出在短期内迅速发展15万国民党员？

武汉政府怎样应对蒋介石的清党、分共？

第一次国共合作因何破裂？

《崛起与北伐／杨天石评说近代史》一书由杨天石所著。

蒋介石为何刺杀陶成章

陶成章是光复会领袖、和孙中山、陈其曼有歧见，蒋介石将其暗杀自然绝对错误，然而，在蒋本人看来，却是有功于辛亥革命的“大义”之举，为何？

蒋介石的早年思想

早年蒋介石追随孙中山革命，和共产党合作。有一定思想基础。他曾饶有兴味地研读马克思著作，但是，印度泰戈尔的学说却使他离开了马克思主义。

“天理”与“人欲”之间的交战——宋明道学与蒋介石早年的个人修身

蒋介石早年既是革命志士，又是浪荡子弟。他曾用宋明理学的修身之道和自己的劣根性进行斗争。

蒋介石和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

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由孙中山倡办，许多国民党人参加。在交易所中，蒋介石受到大商人的排挤，使他萌生对资产阶级不满，立志改造中国社会。

孙逸仙博士代表团团长的苏联之行

蒋介石访苏，目的是争取苏共同意，以蒙古的库伦作为军事基地，进攻北洋政府，未能如愿。当时，蒋介石接受中共“二大”观点，主张中国革命“两步走”，共产国际则要求中国立即实行部分社会主义革命措施，并且要求蒋介石参加中共，为蒋介石婉拒。

毛泽东对国民党建设的四项提案

国共合作，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他殚精竭虑，希图加强国民党的战斗力量。

国民党档案中的毛泽东手迹——读台湾地区国民党党史会藏档

国民党档案中保存的毛泽东信函手迹，反映出毛泽东当年的工作强度、效率与成绩。

国民党中央致毛泽东函存稿——读台湾地区国民党党史会藏档

国民党中央致毛泽东的信函，反映毛泽东在国民党内的工作，也反映当时的革命形势。

毛泽东和国民党上海执行部——近世名人未刊函电过眼录

毛泽东在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的工作，除办理党员登记外，还包括建立基层组织、发展新党员等方面。初期工作有成绩，不久即固“客共”问题发生左右分歧。

瞿秋白的《声明》与国共两党的“分家”风波——读台湾地区国民党党史会藏档

国共合作前，国民党內有一部分人反对合作；合作后，一部分人继续要求两党“分家”。在国民党中央全会上，瞿秋白发表声明，维护国共合作。孙中山则激动地表示：“自己去加入共产竞”。

关于孙中山“三大政策”概念的形成及提出

联俄、联共（客共）、扶助农工，通称“三大政策”。这一概念形成于1925年10月至1926年末国民党的内部斗争中。它是中共和国民党左派对孙中山晚年所行政策的一个比较准确的概括。

中山舰事件之谜

国民党右派为了拆散在广州的国民党左派的团结，利用形势和蒋介石的多疑心理，制造谣言，使蒋介石误信，汪精卫和苏联军事顾问勾结，将军舰开到黄埔，是为了绑架蒋介石，将他送往海参崴，使他离开中国革命的中心。蒋介石于是调动兵力。逮捕前中山舰舰长李之龙等共产党员，包囚省港罢工委员会，收缴工人纠察队枪械。

中山舰事件之后

汪精卫等计划反击蒋介石，苏联顾问不支持，汪负气出走。苏联企图“利用”蒋介石，协助他取得最高权力。蒋提出“整理党务案”，企图限制共产党。

冯玉祥加入国民党始末——近世名人未刊函电过眼录

发展冯玉祥加入国民党，肇端于廖仲恺的建议。他将此一任务吏给徐谦，徐谦一直为此而坚持不懈的努力。

蒋介石与前期北伐战争的战略、策略

北伐战争的胜利既和战争的性质、人心向背、国共合作及国际国内环境有关，也和战略、策略的运用得当有关，其内容就是“各个击破。远交近攻”。

邵力子出使共产国际与国共两党争夺领导权

国共合作中，发生领导权之争，蒋介石派邵力子去苏联，目的是要求斯大林解决这个问题。

北伐时期左派力量与蒋介石的矛盾及斗争

中山舰事件后，中共为了夺取革命领导权，曾和国民党中的左派人士合作，夺回了部分党权和政权，但很快，蒋介石就利用他掌握妁军权，发动“四一二”政变。

陈独秀建议发展十五万国民党员——近世名人未刊函电过眼录

蒋介石发动政变在即，陈独秀却主张大量发展国民党员，扩大左派力量，“拉住小资产阶级”，“限制将来军事力量之右倾”，以便和国民党右派斗争。

“四一二”政变前夕的吴稚晖——近世名人未刊函电过眼录

吴稚晖是国民党元老，陈独秀是中共领袖，二人一度关系密切，但是，“四一二”政变前夕，吴稚晖却与蔡元培、李石曾等一起，“检举”陈独秀和中共，成为蒋介石“清党”的舆论制造者。

“四一二”政变前后武汉政府的对策

蒋介石在政上海发动政变，武汉政府处境困难，政治谴责取高调，而军事上则回避和蒋介石决战，对冯玉祥、阎锡山等人又判断失误，终于朱能挽回颓势。

论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破裂

“历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国共之争有原有因，有是有非。1927年的“清党”“分共”使两个曾经并肩战斗的党成了刀兵相见、不能共存的仇敌，但是，从大的长远的宏观历史观察，仍属“兄弟”之争，是应该可以泯去”恩仇”而“相逢一笑”的。

蒋介石的早年思想

这里所说的蒋介石的早年，指1918到1926年，时当32岁到40岁之间。这一时期，蒋介石追随孙中山革命，和共产党合作，是他一生中比较重要的时期。但是，历史不能割断，一个人的思想也不能割断，因此本文的考察范围将适当下延。

一个人的日记往往最能反映他的内心世界。本文所用资料，以蒋介石留在大陆的日记为主，结合斯坦福大学胡佛档案馆2006年开放的蒋介石日记手稿本，少数地方则以其他资料参证。

为什么考察从1918年开始呢？因为蒋介石此前的日记仅存片段，其他已在福建永泰作战时失落。

吸纳新潮，崇拜旧学

“五四”以后，新思潮大量涌入，知识分子们如饥似渴地阅读各种新式书报，企图从中找寻救国真理，蒋介石也不例外。这一时期，他把“研究新思潮”列为自己的学课①（蒋介石1920年1月1日记云：“预定今年学课如下：一、俄语。二、英语。三、哲学。……十五、新思潮的研究。”按，本日日记手稿本已破损，此据《蒋介石日记类钞》（稿本）），自觉地、有计划地阅读《新青年》等刊物和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等方面的书籍，俨然是个思想开通、追求进步的新派人物。

蒋介石阅读《新青年》始于1919年，至1926年，在他的日记中不断出现有关记载。如：

1919年12月4日日记云：“看《新青年》杂志。”①（原据《蒋介石日记类钞·文事》，今据《蒋介石日记》（手稿本）校核，以下均同，不一一注明。）

1919年12月5日日记云：“上午，看《新青年》。往访林士及执信。下午，看《新青年》。”

1919年12月7日日记云：“看《新青年》，定课程表。”

1919年12月10日日记云：“看(《新青年》)易卜生号。”

1920年4月9日日记云：“在船中看《新青年》杂志。”

1926年4月21日日记云：“上午看《新青年》杂志。”

1926年4月22日日记云：“上午看《新青年》。”

1926年5月5日日记云：“下午看《新青年》杂志。”

“五四”以后，各种新式刊物如雨后春笋，但蒋介石对《新青年》似乎情有独钟，除该刊及北京大学罗家伦等编辑的《新潮》外，别的刊物蒋介石很少涉猎。

经济问题是社会发展和变革的中心问题。从蒋介石日记中可以发现，他曾经用相当多的精力钻研经济学的有关问题。如：  1919年12月8日日记云：“下午，看孟舍路著《经济学原论》。”

1919年12月12日日记云：“看津村秀松著《国民经济学原论》第一章。”

1920年2月6日日记云：“看《经济学》，至《社会主义》止。”

1925年3月30日日记云：“船中看《经济学》，如获至宝也。”

1925年5月4日日记云：“上午看《经济思想史》。以后拟日看《经济思想史》及《将帅之拿破仑》数十页。”②（《蒋介石日记类钞·文事》，1925年5月4日）（P10-11）

新序

毛泽东1935年10月所作《念奴娇》词云：

横空出世，莽昆仑，阅尽人间春色。飞起玉龙三百万，搅得周天寒彻。夏日消溶，江河横溢，人或为鱼鳖。千秋功罪，谁人曾与评说？

毛泽东此词写的是亚洲中部的大山系，也是中国西部山系的主干昆仑山。它西起帕米尔高原东部，横贯新疆、西藏之间，蜿蜒伸展至青海境内，全长2500公里，平均海拔5500－6000米，宽130－200公里，总面积达50多万平方公里。在中华民族的文化史上，它被称为“万山之祖”，又被视为中华“龙祖之脉”。毛泽东在词中描写了它的雄伟阔大的气势和悠远绵长的历史，叙述了它对中华大地、中华民族的“功罪”，慨叹于“谁人曾与评说”。

昆仑山可以“评说”，历史、中国历史、中国近现代的历史何尝不可以“评说”？

世界上大概没有一个民族像我们的老祖宗一样重视历史。历史被认为是正衣冠、知美丑的镜子，是辨善恶、考得失、增经验、长智慧的教科书，因此，它应该被人“评说”，任人“评说”。特别是自由“评说”。

首先是“说”。历史已逝，看不见，摸不着，只有靠历史学家“说”，用嘴、用文字或用图像，它才能广为人知，传之久远。历史学家要充分掌握资料，精细考辨，力争说得真实、准确、全面，尽最大可能符合历史本来面目，不能“胡说”。“胡说”的结果必然谬种流传，贻误读者。其次是“评”。“评”能表现历史学家的理解、议论和价值判断。在“说”与“评”之间，“说”最重要。“说”是基础，只要“说”得真实、准确，广大读者都可以根据你所“说”的史实，做出自己的判断和评论。这一方面，我们要高度相信读者。多年来，我是主张先“说”后“评”、多“说”少“评”，甚至可以只“说”不“评”的。最不应该的是，不把史实说清楚、道明白，就急于将自己的评论强塞给读者。至于为了某种功利的需要或某种目的，有意掩盖、“虚无”、扭曲、夸大部分史实，甚至无中生有地制造“史实”，那就更等而下之，应该坚决反对了。

世无超人，现实中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局限和不足。任何人都不可能一次就认识全部真理，同样，历史学家也不可能一次就认识全部历史真相。历史学家所“说”、所“评”，都可能不当、不妥、不全，甚至大谬不然。怎么办？百家争鸣呗！毛泽东所提倡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繁荣艺术和学术的唯一办法，是清除谬误、探索真理的正确途径。利用行政权力，强制推行一花、一派、一种观点的做法是错误的、有害的。

如果从1958年选注《近代诗选》开始计算，笔者从事近代史研究已经57年。如果从弃文从史，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起计算，也已经37年。笔者所写论文、札记曾选编为“杨天石近代史文存”五卷本出版。出版后此套书一再加印，甚至被盗版。由于这套书部头大，读者捧起书像捧起一块大砖头，颇多不便，因此，台湾地区风云时代出版公司曾以“揭开民国史真相”为总题，改出七卷本。现在中国发展出版社以“风云版”所分为据，稍作调整，仍为七卷。应该说明的是，笔者2009年以后所作，因另有《找寻真实的蒋介石》第二辑、第三辑等专书，本套书暂未收入。

书中“评说”难免谬误或不当之处，欢迎批评指教。

杨天石

2015年8月于北京东城之书满为患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