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德国《明镜周刊》畅销书榜！数段真实访谈揭示德国人对“二战”的反思与追问！

2013年，萨宾娜·博德的这本《被遗忘的一代(战争儿童访谈录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在德国再次出版，久居《明镜周刊》畅销书榜，人们又重新关注起了“战争儿童”这样一个“沉默的未知世界”。全书真实地再现了德国二战时期成长起来的一批德国人对二战的痛苦反思与追问，对和平的向往与追求，赢得德国专业界人士和普通读者的一致好评。

《被遗忘的一代》各个章节以访谈的形式讲述了一个家庭或个人的遭遇。通过展现多个典型个人或家庭的命运及其心理，揭示了战争对战争中出生的一代德国人的深远影响。

2004年，这本访谈录在德国引发了一个对长久以来人们不愿触及的话题的大讨论：二战不仅对其他国家，同时也给战争的发动者德国造成了深重的苦难。在战后的几十年里，德国主流社会对二战的普遍心态就是一种强烈的负罪感及羞耻感。这种情感，使战争中出生的那一代德国人不约而同地对自身在战争中所遭受的重大苦难保持了缄默，但战争所造成的心灵创伤依然无情地影响了他们的一生。他们是非常特殊的一代，战争期间他们只是孩子，他们没有参与战争，却要承受战争的苦果。如书中所描述，孩子们看着家人死去，随家人从故土被驱逐，饥饿与寒冷伴随着他们，甚至女孩几岁大就被强奸等等，不一而足。但他们所遭受的苦难及心灵创伤被外界及他们自身有意地忽视了，因为他们是战争罪人的后代。在他们的余生里，再也不愿提及所经历的苦难，一直沉默着，直到遇到萨宾娜·博德士。

现在，回忆之门缓缓打开，年幼时期的那些战争经历回涌而来，夹杂着恐惧不安的心情和不被理解的种种遭遇。一个长久以来人们不愿触及的话题，是时候展开讨论了：“二战”不仅对其他国家造成了深重的苦难，也给战争的发动者带来了无法抹去的痛苦——战争中出生的那一代人，不约而同地对自身遭遇保持了缄默，但战争所造成的心灵创伤却无情地影响了他们的一生……

第一章 我们当中的数百万战争儿童

 冷战阻碍了什么？

 受益匪浅的研修

 纳粹过去和战争过去

 卓越的一代

 妄想出来的诊断：“植物神经张力障碍”

 回忆在哪儿？

 “我们曾经整年坐在地下室里”

 战争结束，面对生活时的恐惧

第二章 儿童需要什么？

 一位谨慎的老人

 没有父亲的孩子

 返乡者的困境与愤怒

 诊断：“营养不良”

 给“难民儿童”的早期指导

第三章 一个不为人知的静默世界

 当整个德国陷入饥荒

 研究，测量，称重

 “今天比以前笨了？”

 谢尔斯基的发现

 青春期迟到的战争后果

 未被关注的一代

第四章 两位女士的人生回顾

 最深切的渴望：不再发生战争

 祖母和她的孙女

 对饥饿记忆尤深

 总是在帮忙做事，睡得很少

 一次次死里逃生

 蚊虫叮咬带来的恐慌

 最低退休金

 一个富有疗效的梦

第五章 快乐的儿童

 一位坚韧不拔的普鲁士小女孩

 饥饿与遗忘

 心理分析的意义

 当心脏演绎疯狂

 阳光与开心果

 轰炸的氛围

第六章 整个民族的迁徙

 像支柱般存在的已失去的家园

 诞生于逃难路上

 对母亲永远心存感激……

 半个德国在路上

 无知的村民

 残酷的分配之争

 一位勇敢的12岁女孩

 “可怕的，但也有很多美好的东西”

 到床上去，屋里冷得像冰窖

 从图林根徒步返回鲁尔

 最后来信

第七章 战争遗孤：追寻记忆

 失踪的儿童

 一个位于丹麦的营地

 在联邦国防军中的新起点

 两德间的一个故事

 挨饿的母亲与祖母

 热情的女儿

 带着小行囊独自去西部

第八章 纳粹教育：体现希特勒意志的母亲

 约翰娜?哈尔学校

 “防患于未然!”

 “不能闻到孩子的气味”

 与纳粹母亲的争吵

 小沃尔夫是如何失去生活的乐趣的

 女孩也不哭!

第九章 “但我们仍要去爱……”

 当法律不再保护儿童

 一个由衣衫褴褛的人和乞丐组成的国度

 上帝永远是正确的

 返乡人的忏悔仪式

 想死并到天堂去 137

 我不再有父母”

 爆发与新的伊始

 压力使她健忘

 “给你们自己找替代父母!”

第十章 心灵创伤，战争和精神研究

 一个人的灾难

 一切始于铁路

 战壕里的无数死难者

 全球范围的精神创伤研究

 儿童的直觉

 治疗医师是否具备足够的相关专业知识？

 语言的欠缺

第十一章 巨大的麻木感

 一次空袭之后

 尴尬的一步

 给“小药片儿”做广告

 空袭时用手指堵住耳朵

 用药片儿抵抗对死亡的恐惧

 带着各种障碍生活

第十二章 “当我年老时，一定是幸福的”

 两个人的童年

 一位热爱舞台的儿子

 遗传了父母的战争恐惧症

 父亲与儿子—如同两个退伍老战士

 一个近乎疯狂的阶段

 温情的终结

 治愈是可能的

第十三章 令人绝望的家庭关系

 一曲并不悲伤的离歌

 形同陌路的父母和子女

 巨大的冷漠

 “共同的秘密”

 对一切感到恐惧的的父母

 两个难民儿童

 一位抛开心中巨石的石匠

 “我们是一个幸福的家庭!”

 亲人故去而并不悲伤

第十四章 对理智与哀痛的结论性论述

 对战争恐怖的思索

 不要怨天尤人，而应痛定思痛!

 一个伟大演讲的影响力

 一次悲悼带来的精神解脱

 宗教仪式的作用

 一次被干扰的祷告仪式

 “一个精神受创的文化”

 当幸存成为共同的特征

 “愤怒时我们做过些什么？”

 心平气和地直面这样的命运

第十五章 沉默、诉说与理解

 与战争儿童对话

 兄弟姐妹

 无父，无子

 深入恐惧的核心

 “我无法去爱我的孩子们”

 战争孙辈

 战争儿童与客观的公众

 “德国”——条件反射症

 “致力于和平的战争儿童”

后记

译后记

冷战阻碍了什么？

距离柏林墙倒塌的时间愈久，人们愈清楚地看到，德国战后时代的真正结束，始于1989年。德国的重新统一，终结了由那场战争所带来的最后一个政治后果。正如此后若干年所显示的那样，人们终于开始重视那些事实上长期存在，而在东西方冷战时期的大环境下，完完全全被忽略的社会性问题。

在意识形态领域，东西方政界的观点并无二致，都是十分狂妄自负地相信自己是绝对正确的。这种对异己的威慑使冷静的思辨、精心的反思以及各类渺小的声音完全被打压了下去。而双方大规模的军备竞赛更是在德国老百姓中，无论西部德国还是东部德国，引发了新一轮的恐惧——这也包括那种根源来自二战，而从未被认真理解和对待的集体性被胁迫感。在二战结束至今的60年里，在两个德国内部，人们从没有对由这场战争所带来的精神创伤进行过认真思考。20世纪七八十年代，在联邦德国，如果某人因为国际上疯狂的军备竞赛而产生对死亡的恐惧，那么根据他身处的社会环境，他会被视为神经质或者过度敏感。而在民主德国，执政的统一社会党则为广大公民指明了方向：“苏维埃政权是不可战胜的”，人们没有任何理由去害怕什么。

曾经在科隆举行的一次针对所谓北约双重决议的讨论会上，一位家庭妇女大声疾呼：“现如今，计算机里的一粒粉尘也许就能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这是荒谬的夸大其词？后来的事实却充分向我们证明，这位女士并不是危言耸听。一个假警报就可以使人们下达使用核武器的命令，而这之后只有精确的20分钟时间来研估局势并想法避免玉石俱焚的后果。

我自己就属于战后那些热衷于政治问题讨论的群体，讨论的热点通常是“再不要战争”、“再不要奥斯维辛”等等。作为一个在冷战时期长大的孩子，当这个时代终于结束之际，我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我所参与的这类辩论的片面与误区，与社会上其他人群的认识并没有什么不同。比如说，我还能想起，我当年参加过的一个从属于教会的和平组织，他们就从没有考虑过，人们“对俄国人①的恐惧感”是否正是由以前的创伤经历造成的。受益匪浅的研修

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我的观点明显有了转变。那时候我正在参加一个十分有启发意义的研讨班，突然我脑海里响起一个颇为激昂的女性声音，那是我在十年前的一次广播中听到的：“为了在俄国人面前保护自己，我会做一切事情，我甚至会在自己家前院里放上一枚导弹！”

这个研讨会的内容，是精确的关注自身的家庭在两德重新统一的大背景下所产生的种种变化。这个为期四天的研讨会充分证明，我不是唯一一个对父母和祖父母唯恐避之不及的人，就好像离他们越近，就离纳粹主义越近。

作为研修课的准备内容，我们首先要搜集有关自己家族变迁的各类数据，主要是关于介于1930年到1950年问，关系比较近的亲属的：出生、疾病、死亡、搬家、职业变更、前线服役、受伤等等。在这一过程中，令所有人都大为惊讶的是，我们对自己的家族仿若一无所知，这是我们这些人的第一个共同点。第二个共同点是，我们对自己的父母在纳粹时代的职务及工作内容都很清楚，但从感情和事实上对这场战争给自己的家族造成了怎样的影响却毫无概念。

一些参加者在当年还是儿童，参与了其中；而出生较晚的那些人也很清楚，战争将始终是他们个人回忆录中的一个组成部分。比如说，父母由于逃难、饥饿、轰炸以及痛失亲人所遭受的精神创伤。所有12位研修班参与者，每个人都可以说出家族中至少一例暴力事件。这里的关键词是：轰炸、掩埋、阵亡、失踪、逃难、驱逐、强暴、被囚禁以及自杀。每个家庭中，由于这场战争而丧命的亲戚数绝对都超过了参与这个研讨班的人数。我非常确信，这样的情况在全德国的家庭中绝非少数，而是非常有代表性。

纳粹过去和战争过去

研修班在进行到第三天的时候，简直就成了追思会：无休无止的哭泣。令人震惊的是，事实上二战结束至今已经60年了。从那时起，我才明白，我们德国人其实有两个过去，一个是纳粹的，一个是战争的。对前者，人们可以公开讨论；对后者的讨论，现在仅仅是个开始。而对战时仍是儿童的一代人来说，他们依然在逃避。由他们亲口讲述的个人经历，只可以匿名发表。

P2-4

对“被遗忘的一代”回忆的整理

长期以来，在童年时经历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那一代德国人的经历，对公众来说一直是个极为陌生的话题，尽管这一代人的命运事实上是极为特殊的。“我是一名‘战争儿童’”这样的语句见诸文字非常罕见，更不用说能亲耳听到有谁把它说出来。而这样的一个时期，就在仅仅几年前，在德国历史性地结束了。

当本书在2004年初版之际，还不曾有人对那场战争给德国平民造成了怎样的深远影响进行过研究。所谓“心理创伤”这一概念，更多的是与纳粹罪行的受害者相联系的。“德国战争儿童”这一概念从未引起过公众的注意。随着2005年4月全德“战争儿童”大会在法兰克福召开，这一特殊的群体概念才首次为大众所知。公众媒体此前一直着重关注对如何清算纳粹罪行的报道，而从此之后，“德国人眼中的过去”，特别是“大轰炸”和“大驱逐”的恐怖场景在当年的德国儿童眼里是怎样的，也同样成为被广泛关注的新闻题材。

我们并不缺乏这样的时代亲历者。但数十年来，曾经的那一代“战争儿童”一直不愿正视他们早年遭受的心理创伤，至少刻意与之保持着距离，不愿提及。现在是时候把他们那些难以启齿的经历挖掘出来了。显而易见的是：大多数当事人自己并没有意识到，他们的一生实际上都笼罩在战争暴力和痛失家园的阴影里。

现在，这些当年的儿童已步入耄耋之年，他们对此仿佛幡然醒悟，并进而对曾经的经历提出各种问题。通常，他们会把那些来自童年的回忆记录下来，并试图从中寻找答案。很多老人目前都在这么做，而且他们当中很多人都认为，他们必须这样做。因为随着年事已高，那种早年的心理创伤带来的压迫感越来越沉重。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目前正是一个写作回忆录的高峰期。

当“被遗忘的一代”这一名词出现之际，如前所述，“战争儿童”作为一个研究范畴还未进入公众的视野，更没有什么值得称道的相关研究。现在则完全不同了。新的研究结果表明：在那些孩童时代经历过战争和“大驱逐”的德国人中，在今天有8%到10%患有心理疾病。他们主要的症状为心理创伤造成的应激障碍。而与之相比，在瑞士同龄的已退休人群中，这一数字仅为0.7%。

战争中每位儿童的经历自然都是差异巨大的，那些早年间对财产损失和战争暴力的不同体验，决定了那些经历对每一位儿童所产生的影响在过去及现在都是大相径庭的。另外还有大约25%的德国老人，尽管由此受到的影响似乎并不严重，但仍然是有迹可循的。正如慕尼黑大学的心理创伤专家米歇尔?埃尔曼（MichaelEr-mann）医生所归纳的那样：“他们社会心理意义上的生活质量因此而被完全限制了。”具体来说，很多老人极度缺乏安全感，极力避免因新的经历、新的思想所带来的头脑混乱。因此他们对年轻人的世界了解非常有限，与年轻人之间的关系也十分淡漠。而生活环境的改变更会使他们陷入异乎寻常的压力之中。另外值得注意的，还有他们那种非黑即白的思维方式和对物质性安全感的极度需求。

研究还表明，那些始终无法从心理创伤中恢复过来的人，皮质醇值普遍较低。这使他们难以承受过大的精神压力。空袭，俯冲轰炸，家人离世，被驱逐和饥馑，这一切都对他们的身心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由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在那些童年或少年时代经历过战争，大约在1930年到1945年间出生的德国人中，有三分之一直到今天仍在不同程度上深受其害。而在那样的时代性灾难发生时年龄越小，至今所遭受的苦痛就越深。而那些出生于40年代的儿童，尽管他们很少或根本已不再记得战时的情景，但因此所遭受的心理创伤却是最大的。他们中很多人抱怨长期被自身的心理障碍折磨。提到最多的是经常性的情绪低落，内心莫名的痛苦感和遇事容易惊慌失措。这种一直伴随他们的恐惧感并不是由头脑中恐怖的战争画面所引起的，甚至从他们的梦境中也找不到任何解释。可以这么说，直到不久以前，所有人还都没有意识到，这种种心理问题的产生与他们早年战争中的经历有关。因此对他们所描述的诸般症状，即使是医生也感到大为费解。不过医学在今天最终对此做出了正确解释。在很大一部分上了年纪的患者中，一直令他们饱受精神折磨的心理创伤，正是由那场战争导致的。目前对此类心理疾病的有效治疗辅助手段还不多，但人们已越来越关注到诱发上述症状的这个潜在原因，特别是在老年护理领域。

我从90年代中期开始研究“战争儿童”问题。而作为一名新闻从业者，数年时间一直被一个题材深深吸引，这在以前还未有过。而使我最终将其看作一生研究课题的关键的，正是那场于90年代，在从地理上讲与德国近在咫尺的地方发生的战争。在一开始，人们并没说那是一场战争，而是一场冲突———波黑冲突。我投入了大量时间，通过电视了解了那里的儿童所遭受的苦难，并因此在头脑里产生了这样的疑问：那些德国的“战争儿童”今天怎么样了？他们的童年经历同样充满暴力、轰炸、逃亡、饥饿和失去家人，他们是怎样挺过来的？这种经历又在多大程度上对他们以后的人生产生了影响？

令人惊讶的是，除了我以外，好像没有谁对这一问题同样产生兴趣。那些“战争儿童”自己没有，医生没有，连心理学家、牧师或新闻编辑也没有。因此我得出结论，在德国，人们俨然达成了一种默契的看法：“战争儿童”的人生从来都是风平浪静的，并未受到战争的影响。

在联邦德国电台的文献库里，我找不到任何相关的史料、数据和有价值的调研报告。我只好自己去寻找并采访当事人。实际上，我利用各种可能的机会进行采访，比如在火车上的偶遇。这样的访问有时会导致对方强烈的反应：“您是想伤害我吗？”听到这话我便会意识到，也许我坐得的确离被访者太近了。

大多数被访者只愿意谈论纳粹罪行和大屠杀。作为德国人，他们对此至今仍怀有深深的负罪感。而身为牧师、老师或者家长，他们会将这种情感继续传递给年轻一代。而当我再次向他们阐述，我的访谈其实另有重点时，其中一些人会因为我打算把“德国人”写成战争受害者而变得相当愤怒。

对我第一年访谈的总结就是：对战争本身的回忆源源不断，但对于战争导致了怎样严重的后果，这一问题却仍未被回答。每每在访谈结束时，我最经常听到的最后一句话就是：“其他人的经历更糟”，或者是“没把我们怎么样”，又或者是“对我们来说这很正常”。这一年对我来说很不理想。被访者经常会把我弄糊涂，甚至使我内心充满困惑。一方面，我对自己说，现在的德国人如果不是对战争所带来的苦难的确深有体会的话，他们是不会如此关注战乱地区儿童的境遇，并为之捐钱捐物的;而另一方面，那些战争儿童对自身遭遇故作轻松的描述是如此如出一辙，以至于我对他们的话也深信不疑。

这些访谈，只有很少一部分可以深入而持久。现在回过头再去看我第一年的访谈工作，可以用一句话总结：我访问的人越多，事实就越发显得模糊不清。我常常会在结束访谈后感到迷惘无助，甚至内心开始动摇，身体也因此而感到疲惫不堪。当我向朋友们谈及此事时，他们会说：“你怎么会有心思去琢磨这么一个阴晦的题材？”

问题还不仅仅如此。尽管我有丰富的经验，知道如何去提问那些令人感到不快的问题，比如关于纳粹时代、大屠杀、心理疾病、儿童死亡等等，但由此得到的回答是如此令人沮丧并引起我思维上的混乱，这还是我此前在其他采访中从未遇到过的。实际上，我从一开始就误入歧途。直到后来我才认识到，所谓1930年到1945年纳粹统治及战争期间的儿童，其实已经涉及了几代人。在战争期间不同年龄孩子的经历之间是截然不同的，比如在当年的那些婴儿﹑幼童和青春期少年之间。

我当然还可以选择另一个更宽泛的时间段，比如1928年到1950年。但为了使我的研究保持条理清晰和严谨，我还是以“高射炮辅助射手”一代，以及同时期出生于“大逃难”路上的一代作为我进行研究的两个年龄界定。仅仅这两个年龄组之间15岁的巨大年龄差异，就已经明白无误地显示出，“战争儿童”事实上是由几代人组成的。

对于战争年代及战后那段艰难时期的述说，我听到的往往极其相似。比如下面这样的话：“那时候从没有无聊过”，还有，“那时候我们所经历的，对我们来说其实很正常”。这些话其实应该这样理解：对于战争给原来的生活带来的改变，我们自然而然地接受了，特别是当周围所有家庭都是这么过的时候。我们尽量让生活不被战争影响。

现在人们都知道，哪怕是小孩子，同样可以在极端恶劣的环境中生存下去，如果必须如此的话。这种“艰难生活焕发生命力”的故事，是小说家们十分热衷的题材。那些在艰苦环境中成长的孩子，在接触到外面的社会以前，往往很自然地将这种艰苦视为生活本来的形态。而当这些孩子长大成人并学会自我思考的时候，他们就会逐渐明白，这样的童年生活曾经是怎样的沉重。但一般情况下，我的那些采访对象却并不是这样。他们在讲述自己童年的故事时往往这样开始：“那时候我们也经历了很多美好的事情。”大多数被访者往往表现得并没有那种经历过大恐怖后应有的情绪。像那种“曾经留下过许多美好回忆的亲爱的姑妈家，后来被完全炸毁了”的故事，他们通常只是一语带过。这使我留下这样的印象：很明显，他们把那些往事尘封了起来。当我与被访者谈到这些往事的时候，甚至他们自己都没有发觉这种不合适的——甚至可谓麻木的感情有什么不妥。

这个访谈题材不仅仅对那些被访者来说是艰涩而无聊的。当我最初把这类访谈稿提供给报纸或电视台那些同样身为“战争儿童”的编辑们时，他们无一例外都婉拒了。准确地说是，在大多数情况下石沉大海。我的稿件很明显被搁置一边并被有意忘却了。我本来希望这样一个题材可以令所有人打破缄默，但很明显我完全力不能逮。“战争中的童年是如何影响一生的？”这样一个提问绝不像它看上去的那样轻描淡写。随后我很快意识到，这样一个题材令我们德国人内心感到不安的程度远远超出了我的想象。这个问题的答案其实一直都有，但也一直被深深隐藏在由纳粹大屠杀罪行而导致的负罪感和羞愧感之下。

为什么尽管如此我还是紧紧抓住这个题材不放？因为我相信，这个题材与我自己所属的那代人，也就是战后不久出生的一代也是密切相关的。在我还是小小孩的时候，我也曾看到过被摧毁的科隆市。那时的我听到“战争”一词的反应与大人们完全一样：不言而喻，那意味着一些非常坏的东西。我那时相信，等我长大了，我就会对那些“过去”的事情真正有所了解。而长大以后，多数同龄人总是忙于当下的生活，根本没有时间去思考“过去”的事情。“过去”无处不在，但尽管如此，那似乎始终是个应该回避的神秘禁忌。而少年时代的我却对此充满了好奇。在学校里，我们了解了纳粹的罪行，了解了奥斯维辛集中营。但父母对我提出的相关问题却总是表现得十分愤怒或者干脆沉默。

三十年以后，当我开始研究“战争儿童”这一课题时，我又有了极为相似的体验，又看到了那种面对这类问题时僵硬的表情。我知道我一定又触到了什么，我的发问又一次被拒绝回答。这样的事实却也又一次明白地告诉我，我其实对“过去”真的一无所知，但很有可能的是，在这种好奇心的驱使下，我已经触及到了那个群体性的秘密。

当我写作本书的时候，发生了件我并不期望见到的事情。君特?格拉斯（GünterGrass）在2002年出版了他的新小说《蟹行》（ImKrebsgang），并由此在德国国内外引发了一场对“作为受害者的德国人”这样令人尴尬的话题的大辩论。引起社会广泛忧虑的是，部分人借此对二战中德国所应承担的责任相对主义式地有意进行淡化。而特别应使我们警惕的说法是：相对于纳粹的受害者、大屠杀等等，德国平民也遭受了“大轰炸”﹑“大逃难”和“大驱逐”这种种苦难，两者可以相抵。

君特?格拉斯在书中坦言，他已经对此沉默了太久。他成功地把公众注意力转移到了战争和“大驱逐”的德国受害者身上。下面所引述的他书中这句话，清楚表明了他的思想是如何发生转变的：“历史上从来也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只是因为自身的罪责过大，忙于为之忏悔而对自身所遭受的重大苦难避而不谈。这种过疏简直闻所未闻……”

2002年年初，《明镜》（DerSpiegel）杂志把《蟹行》用作封面故事，来配合当时社会各界对“大逃难”和“大驱逐”的讨论。这样做的原因就是，这个小说的内容非常符合当时各大报纸杂志一致的观点：重新全面审视纳粹时代和战争给德国自身造成的后果。当我在《明镜》杂志上读到这篇中篇小说时，我清楚地意识到，转折的时刻到了。“德国战争儿童”这一人群的遭遇，现在终于也可以被公开讨论了，因为他们是目前世上最后一批那个时代的亲历者。

在由君特?格拉斯的这部小说以及同样出版于2002年的史学家约尔格?弗里德里希（JorgFriedrich）的著作《大火》（DerBrand）引发的这场激烈的辩论中，首先喷涌而出的，就是直到今天都未停止过的大量有关战争的回忆。如果我们说，那曾经的禁忌就此被打破有点夸张，但至少有一点可以肯定，这些来自“战争儿童”的、有如决堤的洪水一样一泻而出的往事回忆，将再也不是他们心头的重负。对他们来说，这些忆述往往是他们今生的第一次。当然，关于他们讲述的这些故事，从前也没有谁问起过。

在我的书中，对内容的阐述都是从被访者自身的视角进行的。我倾听了很多人的故事，但最终的选择范围却十分有限。只有那些带着深刻战争烙印的生平遭遇才被选入本书（书中所有以星号标记的姓名都隐去了真名）。我最感兴趣的是那样的女人或男人：他们或许知道，但从未真正体会到童年时所发生的某些特殊的或者可怕的事情，对他们的一生有着怎样的意义。对德国进行的灾难性“大轰炸”在今天仍然是不适合公开讨论的内容，因此在本书中，有关“大轰炸”幸存者的篇幅远远少于关于逃难者和被驱逐者的篇幅。

在整理这些可被公开的“战争儿童”的生平故事时，我清楚地感受到，当事人的回忆往往与当时真实发生的并不一致。但由于缺乏其他资料来源，我对书中很多内容无法一一考证。更不可避免的是，对书中当事人的诸多看法，我连表示质疑都是不可能的，因为对类似问题的看法，我此前甚至都没有听说过。而那个年代的人或历史学家们对那些肯定知道得比我更清楚。因此错误之处在所难免，还请读者多多包涵。

事实证明，接受全面的教育、良好的工作成绩和健康的身体对消除早前心理上的创伤有着巨大的帮助。因此我在寻找适合的当事人的过程中，曾求助于医生和医疗保险公司。我希望能找到有关1930年至1945年生人目前身体状况的统计分析，借此找到合适的对象，但这只是徒劳无功。因此我抱着强烈的目的性，再次翻阅了我存放信件的两个文件夹。那里有收听我那个极为小众的、有关“战争儿童”广播节目的听众写来的600多封信。其中大部分都是请求得到原稿的。其中约有20%还更加说明了，为什么这个节目对他们个人来说意义重大。这些富有启发性的来信大大地支持了我。但在其中我仍然没有发现我心目中合适的人选。尽管他们仿佛是隐形的，我对他们的存在却始终坚信不疑。

本书中有关那些居住在原民主德国的“战争儿童”的内容也相当少。主要原因是，我本人来自科隆，目前住在德国西部边境上，而与东部德国少有交流渠道。我有关“战争儿童”的广播报道也仅仅在西部德国播出。在众多对我这本小书帮助甚大的听众来信中，甚至没有哪封是来自德东地区的。我对此感到极为遗憾，因为我知道，在原民主德国生活的那些被驱逐者的命运尤为悲惨。他们必须称呼自己为“移居者”，并必须对自己的遭遇始终缄口不提。在大多数这类被驱逐者家庭内部，这段历史始终是个禁忌话题，即使在两德已统一20多年后的今天依然如此。但这也终将改变。至少那些新兴通信媒体就完全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自从我有关“战争儿童”的文章在互联网上发表以来，我收到了大量电子邮件。其中一些来自奥地利。和德国国内情况极为相似，那里的“战争儿童”也是一如既往地保持着缄默。而令我最为惊讶的是，我还收到了那些旅居国外的德国人的来信。他们的信大概的意思就是说：我现在居住的地方远离德国数千公里，但那场战争却仍旧时时在梦里出现。从六年前开始，我会定期在作品诵读会上与那些“战争儿童”见面。此间我见证最多的，就是情感上的桎梏是如何瞬间就被打破的。“战争儿童”那一代经常会与他们的孩子一同参加诵读会，并爆发激烈的言语冲突。各个家庭借由这样的机会，共同探索发掘出那些长期只能在“战争儿童”自我意识里呢喃的到底是什么，而又是什么原因让好几代人都不能把它真正表达出来。目前各类公众媒体对这个论题都极为热衷。数不清的相关文章清楚地表明公众对此论题的兴趣与日俱增。这使得我们不由得心生希望：也许就在并不遥远的将来，其他那些在今天看上去还是漆黑一片的领域，也终将被光芒普照。就如同“大驱逐”和“大轰炸”，这样的往事在德国人的意识里还从没有像今天这样鲜活地存在过。当这本《被遗忘的一代》在2004年出版时，我在引言里写下的第一句话就是：“我们正站在起跑线上。”

而今天一切都已完全改变了。

我们再也不会重新回到起跑线上。

“创伤后应激障碍”，在仅仅半年前对我来说还是一个十分陌生的心理学名词。在通读了博德女士的这本《被遗忘的一代；战争儿童访谈录》以后，我突然发现，在对德国战后史以及德国人的民族性格进行更深入的了解时，这一概念犹如迷雾里的一盏明灯，在最深的社会心理层面上为我们认知德国社会提供了科学的方法。

二战后至今几十年时间里，德国人内心深处实际上一直处于道德层面的愧疚感以及因家人在战争中的悲惨经历而带来的痛苦这样的双重重压之下。而在战后的几十年里，德国主流社会对二战的普遍心态首先就是强烈的负罪感及羞耻感。这种社会观念，使战争中出生的那一代德国人不约而同地对自身在战争中所遭受的重大苦难长期缄口不提，也无法提及。但战争给他们造成的心灵创伤依然无情地影响了他们的一生，并延续到他们的子孙后代身上。

他们是非常特殊的一代，战争期间他们只是小孩子。他们没有参与战争，却要承受战争的苦果。如书中所描述的，孩子们看着家人死去，随家人从故土被驱逐，饥饿与寒冷伴随着他们，甚至女孩几岁大就被强奸等等，不一而足。但他们所遭受的苦难及精神创伤被外界及他们自身有意地忽视了，因为他们是战争罪人的后代。“罪有应得”，是他们最普遍的想法，并因此而默默承受自身所遭受的痛苦，且认为这是合情合理的。博德女士这本书的主旨，正在于唤醒全体德国人，使其从历史造成的精神困境中自我解脱，以此重塑健康的民族性，并展示在国际社会面前。

2004年，这本访谈录的推出可以说在德国国内引发了一场对长久以来人们不愿触及的话题的大讨论：二战不仅对其他国家，同时也给战争的发动者德国造成了深重的苦难。2013年，这本书在德国再版，重新引起了人们对“战争儿童”的关注和对战后心理创伤的了解和研究。

博德女士认为，单方面检讨纳粹德国对其他国家犯下的罪行，而不去深究其对德国人自身造成的痛苦，以至于受害者迫于社会主流观念，甚至无法提及所遭受的痛苦，同样是错误的。而对目前的德国社会来说，当务之急正在于建立一个适当的社会大环境，让这些受害人可以坦然面对并诉说人生经历，将过往释怀，从此不再恐惧，并恢复到健康的心理状态。而因战争导致心理创伤，在当下的德国绝非偶然现象。因此，如何能使全体德国人和德国社会重新树立信心，真正从历史阴影里走出来，对德国整个民族的未来来说具有重大的意义。博德女士的这本书无疑为大众指明了方向。  

对于广大的中国读者来说，本书从另一个侧面使我们对德国社会与德国人有了更多的了解。

刘畅

2015年立秋

谁遗忘历史，谁就会在灵魂上生病。

——德国前总理勃兰特

我们确信，当我们谈论二战后果时，我们必须听一听战争中的孩子们的声音。作为占领区的孩子、战争孤儿或是集中营里出生的孩子，他们的经历对今天仍产生着影响。

——德国科尔伯基金会塞文·特茨拉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