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实秋、林语堂著的《自由的人(民国文坛忆往)/传记文学书系》是徐志摩、郁达夫、闻一多、林语堂私藏传记，再现中国文学的“黄金时代”！

透过四位文学大师的人生轨迹，回看历史现场，追忆尘封的自由风景！

中国现代史最丰富的宝库——台湾《传记文学》杂志珍藏内容大陆首度完整呈现！

梁实秋、林语堂著的《自由的人(民国文坛忆往)/传记文学书系》是众多亲历者对中国近现代史上四位极具争议性的文人——徐志摩、郁达夫、闻一多、林语堂生平片段的追忆。在众人多角度的回顾中，四位文人的人生轨迹、思想流变、人际交往等细节，一一展现在读者面前。作者均为与这四位大家有过直接接触和生活的人，因此读起来真实可信，读者宛如进入历史现场一般。

本书的众多史料均为大陆所鲜见，如徐志摩与陆小曼、王庚、翁瑞午等人之间的情感纠葛，郁达夫被日本宪兵杀害的真相，闻一多早年在美国留学的传奇经历，林语堂如何在中西方文化之间游刃有余，等等。

一、新月诗人徐志摩

 1.陆小曼与王赓、徐志摩、翁瑞午（赵家铭提供，靖一民原作）

 2.徐志摩先生轶事（蒋复璁）

 3.从蒋复璁之逝谈到徐志摩的感情世界（赵家铭）

 4.徐志摩与泰戈尔访华韵事（杨允元）

二、“沉沦”才子郁达夫

 1.郁达夫其人其文（秦贤次）

 2.郁达夫与王映霞的悲剧（刘心皇）

 3.郁达夫前妻王映霞自白（选载）（王映霞）

 4.郁达夫遗孀谈他的晚年与遇难（选载）（马力原著）

 5.关于郁达夫之死（刘心皇）

三、“才情未尽”闻一多

谈闻一多（梁实秋）

四、幽默大师林语堂

 1.林语堂自传（林语堂）

 2.林语堂先生：我的英文老师（薛光前）

 3.林语堂先生与我（陈石孚）

 4.追思林语堂先生（徐訏先生书面意见）

当年逆耳忠言

可是诗人在华所遇到的也不全是热烈的欢迎。他刚刚抵达中国时，还曾受到一部分文化界人士，特别是若干青年学生的揶揄。他们以为这位印度诗人所代表的印度宗教文化，是落后的，不科学的。时在我国新文化运动之后，而这位白须飘然，穿了一件大袍像道人模样的印度诗人，所谈的是东方精神文化显然是一肚皮不合时宜。某次北京某处讲演会，泰氏晚到了半小时，就受到某一报纸的批评，说他是过时人物，只该与古人对酒当歌才是。于是泰氏在另一次讲演中回答说，他不会解释他的一次迟到。可是他不能对于“过时”的批评，无动于衷，事实上他从小被他国人指责，说他过于近代化，忽略了往昔的教训。而现在到中国来，却被视为太陈旧，他也不知道哪一方面的批评是对的。他做过一次自我介绍说，远在他诞生的那一年（一八六一），他的故乡孟加拉就发生了三种运动：就是民族运动、改革印度教与文学改良。他也谈到他怎样用孟加拉俗语写作。他表明他是维新的，才渐渐取得一般中国人士的同情。他老实地说：“当我被邀来华，我不知道你们是否都需要我这个来自印度的人。我甚至听到有人反对我来，因为恐怕我会妨碍你们寻求西方进步与武力的现代热情。”

但他对于东西文化的均衡的认识，也该是我们不当漠视的几句诤言：“我们要从西方输入科学是不错的。我们要从西方人民学取一件伟大事物，不能不承认他们的广泛的与优越的智慧。但是如果忘记我们自己所有的智慧的道德价值……那么我们将是堕落与玷辱我们的祖先。”

此时在中国已经酝酿着偏激的思想，有些人就曾阻止学生去听泰戈尔的讲演，这些事实都不曾逃过诗人的注意。他说：“我听说你们中国人多少是讲实用，甚至是讲唯物的……我不能相信你们是唯物的。”他是尚美的诗人，他认为：“单纯的功利是足以扼杀美术的。”“文明要止于至善，文明精神之表现在于美。”

当时我国新文化运动提倡科学，不免流于褊狭的功利论，还有一种浅薄的反宗教思想，混宗教与迷信为一谈，此时一般国人不了解印度文化，也不了解人类宗教的价值。大学生们简单到要问泰戈尔是否相信上帝，或者要他论证上帝的存在。泰氏说：“论证与体认是全不相同的。”他更说得好：“我的宗教主要的是诗人的宗教。”也有人向他说，中国曾没有感到宗教的需要。他却以为“一般人通常依照狭隘的世俗的定义，判断他人的宗教”。他的意思是说，中国文化自然是有一宗教精神的，而他的明确的诤言，也不幸预料到时代的巨变。

“如果牺牲人类，毁灭上帝所创造的世界，而得到成就，此种成就，有何价值？”（P46-47）

岳麓书社依据台湾的《传记文学》，分类编纂，陆续出版“传记文学”书系，这是两岸文化交流史上的大事，是中国近代史和中华民国史研究的大事、喜事。

1962年2月5日，时值春节，曾在北大读书的刘绍唐向当年的校长胡适拜年，谈起胡适长期提倡传记文学，而始终未见实行，向老师透露，自己正准备创办《传记文学》月刊。胡适虽肯定其志，却以为其事甚难，办月刊，哪里去找这么多“信而有征”的文字，因此不大赞成。不料当年6月1日，绍唐先生主编的《传记文学》竟在台北出刊了。自此，直到2000年2月10日，绍唐先生因病在台北去世，历时38年，共出版453期。每期约30万字，453期就是约13590万字。此外，传记文学出版社还出版了“传记文学丛书”和“传记文学丛刊”，其中包括《民国人物小传》《民国大事日志》等许多民国历史方面的著作。

尽人皆知，绍唐先生没有任何背景，不接受任何政治集团、经济集团的支持，只身奋斗，孤军一人，却做出了台湾官方做不出的成绩，创造了中国出版史上不曾有过的奇迹。因此，绍唐先生被尊为“以一人而敌一国”，戴上了“野史馆馆长”的桂冠。

我在大学学习中国文学，毕业后业余研究中国哲学，1978年4月，调人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参加《中华民国史》的编写，自此，即与绍唐先生的《传记文学》结下不解之缘。在众多历史刊物中，《传记文学》最为我所关注。但是，我和绍唐先生相识则较晚，记得是在1995年9月，纪念抗战胜利50周年之际。当时，台湾史学界在台北召开学术讨论会，我和其他大陆学者31人组团越海参加。这是海峡两岸学者之间交流的起始阶段，有如此众多的大陆学者同时赴会，堪称前所未有的盛事。我向会议提交的论文《九一八事变后的蒋介石》，根据毛思诚所藏《蒋介石日记类抄》未刊稿本写成。当时，蒋介石日记存世一事，还不为世人所知，绍唐先生很快通知我，《传记文学》将发表该文。9月3日，闭幕式晚宴，由绍唐先生的传记文学出版社招待。各方学者，各界嘉宾，济济一堂。我因事略为晚到，不料竟被引到主桌，和绍唐先生同席。那次席上，绍唐先生给我的印象是热情、好客、豪饮。次年，我应“中研院”近史所所长陈三井教授之邀访问该所，在台北有较多停留时间。其间，我曾应绍唐先生之邀，到传记文学出版社参观。上得楼来，只见层层叠叠，满室皆书，却不见编辑一人。绍唐先生与我长谈，详细介绍《传记文学》创刊的过程及个人办刊的种种艰辛。绍唐先生特别谈到，办刊者必须具备的“眼力”“耐力”“定力”等条件，可惜，我没有记日记的习惯，未能将绍唐先生所谈追记下来，至今引为憾事。绍唐先生交游广阔，文友众多，因此宴集也多。每有宴集，绍唐先生必招我参加，我也欣然从远在郊区的南港住所赴会。许多朋友，例如旅美华人史学家唐德刚等都是在这样的场合下认识的。在台期间，台北史学界为纪念北伐战争70周年，召开北伐及北伐史料讨论会，我根据原藏俄罗斯等处的档案，撰写《1923年蒋介石的苏联之行及其军事计划》一文参加，绍唐先生不仅到会，而且当场确定《传记文学》将发表拙文。我离开台北前，绍唐先生再次将我引到他的藏书室，告诉我，凡传记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图书，喜欢什么就拿什么。我因为“近史所”已赠我大量出版物，又不好意思，只挑选了《陈济棠自传稿》《傅孟真先生年谱》《朱家骅年谱》和李济的《感旧录》等有限几种，回想起来，至今仍觉遗憾。

绍唐先生自述，他有感于两岸的文士因为历史原因等种种关系，“许多史实难免歪曲”，因此，创办此刊，以便“为史家找材料，为文学开生面”。我觉得，绍唐先生的这两个目的，比较成功地达到了。政治对学术，特别是对历史学的干预，古已有之，但是，学术特别是以真实为最高追求目标的历史学，又最忌政治和权力的干预。绍唐先生在台湾的白色恐怖余波犹在的年代，能够不怕“因稿贾祸”，创办刊物，发行丛书，保存大量中国近代史特别是民国史资料，供千秋万代的史家和史学爱好者采用，这是功德无量的盛事、盛业。刊物虽标明“文学”，但是，取文、选文却始终恪守历史学的原则，排斥任何虚构和想象，这也是值得今之史家和文家们借鉴和注重的。

绍唐先生去世后，《传记文学》由中国新闻界的前辈成舍我先生的后裔续办，至今仍是华人世界中的著名历史刊物，衷心希望绍唐先生的事业和精神能长期传承，永放光彩，衷心希望“传记文学”书系的出版，能得到读者的喜欢，助益历史学的繁荣和发展。

杨天石

2015年5月于北京东城之书满为患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