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纳德·路易斯毕生致力于中东研究，对中东地区的政治社会和文学艺术皆有广博精深的造诣，堪称中东史领域的大师。《中东两千年(精)》是他在这一领域的研究成果的集大成者。在本书中，他以浑厚的历史研究功力和新颖的开阔历史视野，不仅为读者客观地展现了一部中东地区两千年来的兴衰、荣辱和发展的史诗，也对这段历史中具有特色和富有启发意义的功业、事件、趋势和成就给予公正的评价，是读者了解中东历史，理解现代中东政治困局的进阶级专著。

《中东两千年(精)》作者伯纳德·路易斯是英裔美国学者，译者为台籍学者，均为研究中东史的著名学者。全书以基督历纪元为始，记录描述了中东地区的民族起源、宗教渊源、文化交往、社会冲突、地域疆界等。直到近现代二十世纪末期的1994年，较全面、客观地反映了该地区古代、近代与现代的境况，尤其是对全球文明的贡献。体现出学者研究的科学精神和道德准则，是一本了解中东文明与世界文明关系的有益读本。

序

第一部 绪论

 绪论

第二部 先祖

 第一章 基督教时代以前

 第二章 伊斯兰教时代以前

第三部 伊斯兰教的初生和巅峰

 第三章 伊斯兰教的创始

 第四章 阿布斯哈利发朝

 第五章 草原民族西进

 第六章 后蒙古时代的转圜

 第七章 弹药帝国

第四部 横剖面

 第八章 国家

 第九章 经济

 第十章 精英

 第十一章 大众

 第十二章 宗教和法律

 第十三章 文化

第五部 现代的挑战

 第十四章 挑战

 第十五章 改变

 第十六章 回应与反弹

 第十七章 新观念

 第十八章 从战争到战争

 第十九章 从自由到自由

第二章 伊斯兰教时代以前

从基督教来临到伊斯兰教来临这一段时期的历史，乃由一连串重要的发展塑造而成。这个时期，粗略说来是基督纪年的头六个世纪；至于重要的发展，有的是在事件的经过上，也有的是在文明的发展上。

这些发展中的头一个，是基督教兴起本身。从许多方面来看，基督教兴起都是这些发展中至关重要的。这包括了基督宗教逐渐传播、受到采信，以及所有前基督教时期的宗教因此消失，或至少是沉潜下去——犹太人和波斯人的宗教，并不在消失宗教之列。古典希腊罗马的多神崇拜，曾经维持了一段时期，在朱利安皇帝(Julian，361—363)的时代，还有回光返照式的复兴，以致这位皇帝被基督教史家称作“背叛者朱利安”(Julian the Apostate)。在本时期的前半段以至于第四世纪的早期，基督教是以反对罗马秩序的方式茁壮与传播的。有时候，它受到宽容，更多的时候，它受到压制。于是，基督教被迫与政权(State)分离，发展出自己一套体制，那就是教会(Church)。教会有自身的结构与组织，有自身的领导中心与教阶制度，有自身的法律与裁判所。这个体制，慢慢地环抱了整个罗马世界。

君士坦丁皇帝(Constantine，311—337)皈依基督教，使得基督教俘虏了罗马帝国；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基督教也被罗马帝国俘虏了。罗马政权随着君士坦丁皇帝皈依，循序渐进地基督教化。如今，主政者也加入了推广这个新信仰的劝化工作。到了基督教大帝查士丁尼(Justinian，527—565)的时代，更用上了罗马全国的力量，不只是要把基督教在宗教上定于一尊，还想在当时基督教徒分裂、思想流派百家争鸣的情况下，把国家认定的那套教义，置于崇高的地位。在这个时候，天下不唯有一个教会，而有许多个教会。教派分立基本上是因为对神学教义上的疑难有不同的看法，不过，各派也往往是由于个人因素、管辖权、地域性甚至于民族认同上的问题而各立山头。

第二个主要的转变，是罗马帝国的重心从西方移往了东方，从罗马迁去了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君士坦丁堡是君士坦丁皇帝营建的，作为他的东都。公元三九五年，狄奥多西皇帝(Theodosius)去世，帝国二分：西方帝国受罗马节制，东方帝国听君士坦丁堡号令。在相对来说十分短暂的时间里，西方帝国被一连串的外族入侵掩袭吞没，实际上已经不复存在了。东方帝国撑过了这些险恶，国祚得以延长千年之久。

“拜占庭”(Byzantine)这个今天普遍用来指示东方帝国的名称，是现代学术界使用的术语，得名自君士坦丁堡建城以前，当地聚落的名称。拜占庭人，从来不自称为拜占庭人。他们称自己作罗马人，受罗马皇帝统治，声称奉行罗马法律。不过，拜占庭和罗马的分别的确是有的。拜占庭皇帝和其臣民，都是基督教徒而非偶像崇拜者，而且当拜占庭的公民自称是罗马人时，他们用的并不是拉丁语，而是希腊语——他们不会说自己是romani，而会说是rhomaioi。即便是地方人士，也受到感染。地方上到处有着为“罗马国”(hegemonia ton Rhomaion)祈福的希腊铭文；而一位在伊德萨(Edessa)这个边境小公国的附庸王公，他先是受波斯人驱逐，后来由罗马人协助复位，于是他自傲地采用了“罗马之友”(philorhomaios)这个称号，不过，用的是希腊写法。就算是在罗马势力的鼎盛时期，希腊语在罗马帝国实际上一直有着第二国语的地位；而在东罗马帝国，希腊语就成了第一国语。拉丁语仍旧存在了一段时间，我们也能在拜占庭使用的希腊语中，看到拉丁语词的遗留，甚至是在几个世纪之后哈利发国(calphate)的阿拉伯语中，也能看到拉丁语的残留。不过，希腊语文已经成为政府与文化用语，一直下来，也是如此。就是连东方诸省那些继续存在的、非属希腊的语言与文学，好比科普特的、亚兰的以及后来的阿拉伯系的语言与文学，也都深深地受到希腊化哲学与科学传统的影响。

第三个主要的发展，是中东地区的希腊化。中东的希腊化，在几个世纪以前，亚历山大帝国及其继承人在叙利亚和埃及建立帝国的时候，已经展开。罗马政权以及基督教会，都深受希腊文化的影响；而这两者也都使它传播得更广更远。东罗马政权的政府组织，受到前代亚历山大及其继承人这些希腊君王的传统所影响，这一种君主体制的概念，与罗马的恺撒制在许多方面有很大的出入。宗教亦然。早期基督教徒所关切的，是一种希腊人长期以来用心探究的哲学性精微玄妙，可是罗马人或是犹太人却从来没有在这个课题上伤过脑筋。基督教的经典《新约圣经》，绝无疑议是用希腊语写成的，尽管这种希腊文，不再是雅典的剧作家或是哲学家所用的那一种希腊文。就是连《旧约圣经》，也有一份希腊文译本，那是几个世纪之前，在亚历山大港(Alexandria)操希腊语的犹太社群译成的。

另外一个主要的转变，是今天称之为“控制经济”(command economy)的稳定成长。这个转变，部分或许也该归诸早先的影响。其内涵，是企图通过使用国家施政权力，去计划或是导引经济。在大河流域的社会发展中，这种类型的政策是很自然的，尤其是在埃及，控制经济在亚历山大一位将领所开创的托勒密王朝(Ptolemaic Dynasty)统治下，达到高度发达的阶段。在基督纪年早期，特别是从第三世纪以降，国家逐渐插手于工业、贸易与制造业，甚至于农业。主政者对于剩余的私人企业的经济活动管制益严，并且试图规划国家性的经济政策并贯彻实行。在许多领域，国家直截了当地规避私家商贾，自行组织事务。例如，军队在制造武器、装备，在某些时期甚至还包括制服这些方面，都大力仰赖国家企业。而军需品往往是以实物征收，再以定量配给的方式，发放给部队的。国家把持的经济活动日益茁壮，留下来给企业家、承办商、供应商以及相关行业的空间，也就越来越小。

在农业方面，国家的介入也在增加。有一些证据显示，耕地的面积持续减缩，而不少保留下来的帝国法规，都一而再、再而三地反映国家对于废弃地与荒芜地增加的关切，国家并希望通过形形色色财政上或者是其他方面的鼓励，吸引农民和地主再回到这些荒地上来。这在当时是个大问题，尤其是在公元第三世纪到第六世纪的时候，也就是说，尤其是从干预经济的典型人物戴克里先皇帝(Diocletian，284—305)的时代，直到伊斯兰教的征服。伊斯兰教的征服，导致经济功能与经济力量重新构组。

P34-36

坊间现有多种单卷装的中东历史著作，它们绝大多数不是以基督教降世之时为结尾，便是以伊斯兰教的降临为开端。我以基督纪元开始作为本书的时间上限，是想要达到两个目的。第一个目的，是为了拯救通常被赋予无足轻重地位的波斯和拜占庭两大帝国，还有前伊斯兰教时期的阿拉伯历史，这是先知穆罕默德传道事业的部分背幕，也是创建伊斯兰教国家的部分背景。这些在几百年来共有或分据中东的敌对势力，不应该只以三言两语草草带过。第二个目的，是希望把我们今日所知的中东，和我们自远古文献及遗迹中所理解到的中东远古文明联系起来。在基督纪元的头几个世纪——也就是说，在耶稣到穆罕默德两者之间的时期——波斯帝国以西的地区，已经由于希腊化、罗马化和基督教化这个持续的进程而转化了。于是，对于这些古文明的记忆，也都被抹去(虽然不是连蛛丝马迹都没有留下)。那段历史要到相对来说很近代的时候，才又因考古学家和东方学研究者的努力而重见天日。可是，从远古中东到现代中东之间，经过上古末期和中古时期那没有间断的联系，也是值得大家注意的。

如果是在现代早期想要写本关于这个地区的历史书，非得紧扣着政治事件和军事事件的脉络不可，因为少了这种史实顺序，再深一层的历史会更难——若不说是“不可能”——彻底明白。感谢前辈的研究成果，使我比起他们更能放手去把政治方面的叙述减到最低，而着力用心于社会、经济以及文化上的转变。依此观点，我在文中频频引用各个时代的史料原文——这些史料包括有编年记录、游历记录、文件与碑铭，有时候甚至是诗歌和轶事。要是有适当的英文翻译派得上用场，我便征引它们；要是没有，我就自己译。图片也有着类似的作用。大家看了图片，或可得到叙述甚至剖析所未能立即提供的印象。

不管是谁，只要是想要以单册的篇幅写尽这般丰富多元又生动活泼的两千年历史，必定得省略掉一些重要的史事。每一位中东史的学者，都会做出自己的选择，而我，也做出了我的选择，且免不了是很个人的选择。我试着对个人认为最具特色和最富启发意义的功业、事件、趋势和成就，给予公正的评价，而我所做到的程度，留待读者来判断。

最后，我很荣幸记下我对于四位普林斯顿大学年轻学者的感激和谢意，他们是大卫·马梅尔(David Mariner)、麦克·多兰(Michael Doran)、凯·埃里奥特(Kate Elliott)和珍·鲍恩(Jean Baun)。四人在本书的筹备阶段和写成过程中，都做出各式的协助。我尤其对珍·鲍恩负歉良多，其一丝不苟的学术态度和批判之敏锐，无时无刻不是最为珍贵。我也想对我的助理安娜玛丽·莎米纳罗(Annamarie Cerminaro)表示感激，她仔细而有耐心地处理这部书的几次修订稿，从第一次的草稿，到最后的定稿。在编辑、选图和刊行此书方面，大大有赖于本杰明·布坎(Ben-jamin Buchan)、汤姆·格拉夫斯(Tom Graves)，和编制索引的道格拉斯·马太(Douglas Matthews)的技术协助与耐性。他们在加快编书的过程和增进成品的质感方面，都费了不少心力。

对于那些给出许多建议并被我接受的人，我谨在此表达谢意；对于那些给出许多建议但并没有被我采纳的人，我谨在此表达歉意。在做了这个说明之后，显然，本书不尽完善之处，就全是我个人的过错了。

一九九五年四月 于普林斯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