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日子
那片雾散尽了
冬天真的来了
这是我父亲沙鸥先生得知自己罹患肝癌两个月后写的一首题为《夜航》的诗中的两句。那是九月份，当然不是写实的；“冬天”一词是他对自己生命的真切感受。父亲一生中最后的日子就这样突然来到了。他的病发现时已经是晚期，医生说过只能再活两三个月。姐姐和我把他接到北京，其实我们（包括他自己在内）所做的也只是把这段时间尽量延长一点而已。我就是学医出身，至少对我来说，“死”始终是在心上笼罩不散的阴影。这样过了一年多，病势终于恶化了。他自己最后一次去看病，我坐在桌子的另一端，忽然从他的眼睛里看见一种被什么所惊扰的神情，当时我想如果真有死神的话，那它就站在我父亲的对面。那眼神是莫名的，也是无辜的——人的生命在巨大的“死”面前，仿佛是在“动物世界”里看到过的被猎豹扑倒的一只幼鹿。我明白这回我真的要永远失去我的父亲了。无论我们再做什么，也是没有用了。父亲自己也感到了这一点，他对我说：“我想这个病可能最后会很疼的，还是有点事情做好，可以分散注意力。”就在那时他重新修订了几个月前草拟的《写诗论》目录，这本书他酝酿了十几年，一直没有动笔，这回他下决心写了。这是他一生都想做的事情，我知道他也是觉得再不做就不再有机会做了。我们想出几种抓紧时间做成这件事的办法，然而他再没有力气拿笔，甚至没有力气口述给我了，一切都已经太晚了。他的死来得太快，太决绝，就连这个最后的机会也没有给他。
父亲去世前一个月诗人梁上泉来探望他，问到病情，他说：“不行了，反正谁也违抗不了自然规律，去就去罢！”他也曾对我说过“没有什么”之类的话。但是他去世后我想，虽然人无不死，“死”对人人其实并不相同，因为不同的人对“生”有不同的感受。这样的说法未免自私，我是觉得对于父亲来说，面临生命永远结束那一刻可能就更难一些；关于他我总想到张岱的《自为墓志铭》，父亲这个人实在太爱生活了，而且这是一种对日常生活本身的美学意义上的热爱。对此我曾写过这样的话：“父亲活着，他是一切都要‘好’的……”后来我参加了黑龙江作协举行的追悼他的座谈会，很多人都讲到曾被他招待饭食，说那真是美好的回忆。父亲会做菜，到了专门成家的程度；他也爱吃。他病情恶化后几乎不能进食，在床头放着的是几本谭家菜、四川菜的菜谱，这差不多是他最后的读物。这也是只有他才能体会到的乐趣。他曾经以很难想象的毅力与疾病搏斗，他最后的一年半差不多都是在一次次化疗、因化疗而引起的发烧和一碗接一碗地喝汤药的日子里度过的，大概支撑他的也就是这点生意罢。在他病中写的《从〈故乡〉到〈寻人记〉》一文中说：“我渴望着我的生命中还会有一个春天。”然而这生的渴望不能实现。他生命的最后几天，在医院里晚上都是靠吃安眠药入睡的，——让他这样的人在黑暗中去冥想即将来临的永恒的黑暗，真是太残酷了。
父亲是个喜欢热闹的人。我在他生前为他的《失恋者》写的序中说：“他也还不能算是那种‘自我关注者’，若拿入世出世来界定，恐怕还是当归入入世一派罢。”但是虽然早知道了这一点，我也不能不沉重地回想起他最后在家里养病的这段日子实在是很寂寞。他不断地给各地的亲友写信，如果接到回信对他来说就非常愉快。有朋友来访也是如此。他最后来往最密切的是中国社科院专门从事新诗版本研究的刘福春，父亲对他甘于淡泊的敬业精神极表欣赏，很喜欢和他交谈。有一次他说要来而不知为什么没来，父亲一次次到大门外去等候，直到天黑下来才回到家里。他很喜欢看电视，我当时曾埋怨这未免浪费时间，因为知道他时间已经不多，应该用这时间多写点什么，但是他最后一年写的组诗《哑弦》就是取材于所看的电视内容，只是他在诗中把原始素材都隐去了。对于病卧家中的父亲来说，电视大约是他与他所关注的世界一声一息的最后联系罢。他在病中还为从前写的爱情组诗《给你》、《寄远方》、《梦的画像》和《远方梦》写了续篇，那些诗写的特别哀婉凄艳，而且真实细腻地描述了他当时的种种境况，包括对自己病情的体验，但都是只写了几首就中止了。父亲为他的诗集取名《失恋者》，记得当时曾有朋友表示异议，其实“失恋者”最是可以代表他一生的了，无论对他爱过的人，还是对他爱过的这个世界来说，最终他都是一个失恋者。在最后的日子里，他的爱失去了对象，他的生命也就完结了；只留下这些绝唱般的诗篇。想起这一层我很感悲悯，同时也觉得无奈。我只是想无论是某一个人，还是他曾经生存过的这个世界，对待他，对待他的感情，如果能稍稍留心一点儿，他大概也就好一点儿；然而这是困难的，或者竟是不可能的，至少直到他瞑目的时候也没有遇到。他过去的朋友徐迟曾在文章中说过“我痛苦地悼念的沙鸥是一个一生完整的沙鸥，他被我们不公平地冷淡过，不，简直是遗弃过”的话，我很感激到底有人说了，但这样的话也让我很难过。
P209-212
莎士比亚在《第十二夜》里借一个小丑的嘴说：“好好地吊死常常可以防止坏的婚姻。”这样的话很像后来的“黑色幽默”，我觉得都是承继了古代的智者一流，而智者虽然稀少，倒是东西方都有的。我自己从前写文章说：“只有智者可以做得我们的知己。”我很希望能有朋友时不时地对我说说类似这里小丑的话，无论针对我的人生，还是针对我的写作。如果要我在诗人、牧师、市场上叫卖的商人和智者之间挑拣的话，我宁肯听听智者说的。或者说这里的意思太悲观了罢，不错，是很悲观，但这是对什么悲观呢，智者怀疑的只是人类的某种迷狂而已。人类给自己的打击够多的了，从什么样的打击中都能挺过来，正所谓是“生生不息”，又何在乎这一点怀疑的话语呢。什么时候起人类脆弱到只能听好话了呢，把智者的怀疑看作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未免太夸张了。如果说智者有所怀疑的话，他首先是对自己说的话的效力表示怀疑，否则他就不能算是智者。谁也不会看了《第十二夜》回来就把自己吊死，倒是陷在‘‘坏的婚姻”里不能自拔的人在在皆是。智者是知道了在绝对意义上言语之无用然后才说他想说的。此外我们也不能批评他是止于怀疑。如果止于怀疑，他就用不着说出他的怀疑了。怀疑的对面是肯定；我们说了，智者怀疑的是人类的迷狂，那么他肯定的就是与迷狂相反的东西，只是他不开药方而只提启示，因为开药方往往有另一种迷狂的萌芽。记得周作人说过，中国思想史上有两个好的传统，一是“疾虚妄”，一是“爱真实”。其实疾虚妄也就是爱真实。比如我读鲁迅的书，最有价值的还是其中怀疑或者说批判的部分，可能有人要嫌他只是破坏，我却觉得他的破坏就是建设。看见黑暗就是光明，没有必要再去找一道光把光照亮。智者不给我们答案，他给我们一个参照系数，告诉我们不光可以这么看，还可以那么看，当然最后怎么看那就是我们自己的事情了。
讲到写文章，我想最好也是不要渲染过分或看得太重。从自己这方面看，写作不过是我们碰巧干的一件事情，于社会、历史、人类的意义未必比别的事情大；写作的人不过是一件或若干件作品的作者，如同别的物事也有制造它的人一样。古代的文人譬如竹林七贤等，放浪形骸，傲视天下，大都是针对别的文人的，并非在普通人面前自视高人一等。从读者那一方面看，他们读了咱们的东西，也未必一定会像罗伯特·布朗宁《哈梅林的风笛手》里一城的小孩子那样，听见风笛声就中了魔法跟着走了。说穿了也只是一方面随便谈谈，另一方面随便听听而已，这有一点像朋友之间的关系。一个人可以喜欢完全相反的东西，比方我便是这样；《论语》和《庄子》我都曾下过大功夫去读，关于朋友，两家的意见就是对立的。孔子说：“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庄子说：“相啕以湿，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咱们听谁的呢。我想人与人之问还是自由一点的好，“相啕以湿，相濡以沫”，这举动当然感人，但如果有一方面不愿意，那就有点儿恶心了；不过彼此置身于“江湖”，“相忘”也太无情些，还是“有朋”的好，虽然不必央告着他非得“自远方来”。朋友对我来说，好像是世界从黑暗中呈现出来的那一部分。偶尔写点什么，也就是与朋友的一种交流方式，而且是最主要的方式。因为我们干的就是交流的活计，不比别的行当，想交流意思只能是在工作之外。朋友就是意识到彼此的存在。所以如果我以一个人为朋友，我就想听他说点什么，他若是写文章的，那么在报刊上或书店里看见他名下的东西我就要看一下。我对别人如此，我希望别人对我亦然。如果能听见或说出一两句类似莎士比亚笔下小丑的话就太幸运了，但是也不敢太多指望(至少从自己这一方面来说)。至于这朋友认识与否，见没见过面，其实并没有太大关系。
忘了从谁的书里得知俞曲园曾手制一种信笺，上面画两个老人对坐，旁题“如面谈”，我觉得此语甚好，如果再能出书就取它当书名罢。此一“如”字尤得我意，说来我平素很不擅于与人打交道，即使对极敬重的人也是这样，如面谈而终于不是面谈，庶几可以减免一些拘束与尴尬，又由得我们说我们想说的，这才说得上是“不亦乐乎”呢。
一九九七年一月十二日
《惜别》之后，止庵再作长序，与读者谈生死体悟。书中篇章大都写在止庵父亲辞世后不久，情感色彩较重，与作者此前此后所作似皆不同。
《如面谈（精）》分为“思想之什”、“读书之什”、“怀人之什及其他”三卷。“思想之什”包括十六篇随笔，讲述对人世、生命的思考，如议论性质的《生死问题》。“读书之什”二十篇，侧重对文人、文学的评述，其中张爱玲、鲁迅、周作人、杨绛所占分量较重。“怀人之什及其他”十九篇，是作者对故友亲人的追忆，字里行间充满亲友相处时的温情细节：病重时切磋诗选篇目，瓜豆荫凉里看书作文……这些回忆多很琐碎，却总是实实在在的。
《如面谈(精)》是一部随笔集。分为“思想之什”、“读书之什”、“怀人之什及其他”三卷。
止庵行文清淡如茶，无喧哗矫饰，落实细节处见其幽微，情感留白处恰当自然，耐人寻味，却不故作高深。止庵的书写带我们重观文字的干净面貌，它立意在寻常日子里，但并不困囿于此，而是直击人心深处的感喟和追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