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由笠置，沿着所谓的瓶之原分流而来的泉川，一路西下。河流折而北向处，别拓一境，不知何处是恭仁古都旧址，何处是净琉璃寺，海住山寺的塔尖，则浮露在北端的林峦间。南边紧挨着奈良山，位于城与二州的咽喉处，但见暮烟一抹，鸭建角见命经略之迹，于若隐若显问，依稀犹存。若夫有香取、鹿岛之浦、霞湖及刀水诸景点缀其间，趁涨潮之时，鼓棹于明月朗照下的十二桥之间，有这般神圣降临的往昔岁月可供寻梦，则万劫一弹指间，古耶？今耶？让人有不胜今夕何夕之慨。进而往来于白石称之为高天原的常、磐一带，寻访二神儿孙诸神的祠庙，不经意间遇见了盐灶松岛的胜景，或者是碰巧访得了多贺燕泽之碑，汗漫游兴，皆莫过于此时之深湛而有味者矣。
大国主威令已久行全国，所到之处，祠庙祭祀之严整谨肃自不待言，这里边，沿海一带的鹿岛、香取姑且不论，即便是安房神社的天太玉命，尾张真清田神社的天火明命，盐灶神社，纪伊的日前国悬及熊野诸社，位于日本海海岸一带者，诸如若狭彦与弥彦，也都存留有天神的灵迹可供观赏。倘若将其与分布各处的古坟加以参照，那么对古史的研究，想必也就会稍稍多几分把握了。诸如这样的山陵规制，诚如蒲生氏所言，自太祖至孝元，开化以来二十三朝，筑陵墓于丘陇，前方后圆，取象于宫车；用明以下之十陵，则凿治玄宫以安置石椁；直至南都，方始重新恢复旧制。倘若在观览各地留存至今的古墓时，多少有些关于此等变迁的知识，也就不至于会有面壁相向时一脸茫然的尴尬了。
在秽多的人种问题上，有时不免会有这样的一个疑问：相关研究中，必定会留有这样的记载，诸如自古以来，守陵之户乃是不得与良民通婚之一种贱民；而近畿诸国，不管已知抑或未知，幸存抑或已遭毁坏，陵墓总不下有千百座之数，散布在屈指难以尽数的各处，而贱种与良民，则鸡犬之声相闻，人至老死而不相往来。蒙古、马来种族迁徙的行踪，倘若也能从诸如此类散布在各处的古祠和坟冢那里一一加以证实的话，那么，诸多的情形，或许也就能像这样了如指掌了吧。并未对此类行踪做出寻索，而是像近日某记者那样，在谈论中国人杂居的问题时，援引蕃别作为例证，就会犯下认大内氏为赢姓的错误。虽然无关宏旨，却也动辄闹成笑柄。而这一点，想必是不难特别留意到的。
凡此种种，若一一列举，更仆难尽，今仅就史学一端，取其触及思绪者拉杂陈之，以资旅行者有所启发。若能触类引申，则于学徒诸子，岂无小补也欤？
（明治三十二年七月十六日稿）
赠诗及送别诗
文芸阁诗
文廷式
汉西百年基沛县，元三万里极欧罗；
佛家别有河图谶，未若金轮世界多。 帝出东方本系言，乌龙王气启金源；
我读擘经无字说，更从西极望昆仑。
杭爱山边自一方，白翎原向海滨翔；
何因牧马思南土，天子中原乃卫王。
P10-13
《禹域鸿爪》著者内藤湖南的一些背景性传记材料，这套译丛的策划人施小炜先生，在其所撰的《总序》中已有很好的论列，读者自可从容参读。我只是想补上一句，《禹》是收入本译丛的这几种书里边，惟一一部学者写的游记。
学者有学问垫底，游山观水之时，始终不会忘情于史地的考辨。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自有一般文学作家所难以企及的骞翮远翥的学术视野。于深情回眸间贯穿学问兴味，在流连忘返中蕴含明慧关照，本是内滕湖南这种不世出的学者所独擅的胜场。但随时随地，总要倚重书袋，比起单凭直感的长驱直入，走访者之于山水之间，终究多了层间隔，而讲究旁征博引的结果，又不免会让行文显得滞重。凡事有得有失，原是世间常理，更何况，乐山乐水，无有定规，萝卜白菜，各有所爱，相信喜欢这种类型的游记的，也一定大有人在。
还有一点，也与著者的学问颇有关系。内藤是日本东洋史学京都学派的开山人，这本书又写于差不多百年之前，原著用的是一种颇带古奥气息、文笔专骛渊雅的文言体日文，因而转译时也让译者颇费踌躇。作为一份不可多得的见证百年前中国世事世情的文化史料，将其译为平白直爽的现代汉语，反而觉得跟文本原有的性质不相对称，倘若某种直接就能提示其历史感的东西，却因为转译文体的不相称合而致使那份本可直接感知的历史感就此流失，这无论如何也是件遗憾的事。正因为顾虑到这一点，这本译书最终还是采用了现在这样的文体，虽然半文不白，两不讨好，但还是希望读者诸君在面对它们的时候，尽可能地对译者的此番用心，多少有些体察与谅解。
1907年（明治四十年），京都大学创设东洋史讲座，内藤应邀讲授中国近世史，由报人（先后任《日本人》、《大阪朝日新闻》、《台湾日报》等报刊记者）转型为东洋史学家，并与狩野直喜、桑原骘藏等共创二十世纪日本东洋史研究的“京都学派”（另一派则是以东京大学白鸟库吉等为代表的“东京学派”）。内藤曾数次游历中国、朝鲜和欧洲；与文廷式、罗振玉、王国维等中国学者文人交往亲密，与胡适也有通信往来；史学上提倡清代实证史学；“唐宋变革论”则是其在中国史研究中所提示的富有魅力的话题之一，至今仍为中外学界所关注和讨论；其在敦煌学与中国古代书法、绘画方面，也均有独步一时的专门研究。学风阔达，造诣精深，尤其是思路、、方法的独到，确立了内藤在日本东洋史学发展史上开山与奠基者的地位。其主要著述《读史丛录》、《中国近世史》、《中国论》、《中国史学史》、《中国绘画史》、《近世文学史论》及、《日本文化史研究》等，近年已多由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等陆续翻译出版，读者诸君自不妨留意参看。与那个时代日本一众东洋学研究家一样，内藤湖南对作为历史与文化的中国怀有很深的敬意，而对其时现实中全方面赢弱的中国则既同情又不免轻蔑。这在收入本书的内藤的几种游记里，几乎在在可见，读者诸君自不难察识。
译者谨记
1998年清秋草，2016年暮春稍改
曾经有一位不可一世的罗马人恺撒（Julius Caesar）留下过这么一句豪言壮语：我来到，我看见，我征服。（Vcnio，video，vinco.）“来”也罢，“看”也罢，都不打紧，然而来和看的目的倘不是援助、投资或观光游览，而是征服，则以今天后殖民后冷战时代的眼光视之，自然不免会感到帝国主义的血腥。事实上，那个时代的罗马人大抵都是帝国主义者，置帝国的利益于万物之上，嗜爱征服别人。也许惟因如此，恺撒的这句话才会被奉为金言备受推崇广为流传，以至于时至今日居然仍未湮灭。甚至在早已打入我国市场多年的万宝路（Marlboro）香烟盒的标志中，居然也赫然印着这句话，只是写作完成时：Veni，vidi，vici。即“我来了，我看了，我征服了”。其实恺撒语录的原版才更加意味深长呢。然而这位罗马统帅在忙着厮杀征服之余，倒也没忘记有效利用晚间就寝之前的时间，写下了一部《高卢战记》（Commentarii de Bello Gallico）。而这部书，从某种意义上说，恐怕不妨视为一种游记。若依今人的价值观，也许应将恺撒的名言改说成：“我来，我看，我写（vigilo）。”改vinco作vigilo，仅仅一字之易，便将话者由威风凛凛的三军统帅降格为普普通通的一介游客，尽管失去了许多英雄气概，却也平添了一缕和平与温馨，岂不可爱？而名高千古的《高卢战记》也大可更名为《高卢游记》（Commentarii de Itinere Gallico）了。——此乃戏言。不过事实上，征服这一行当固然英雄无比，但鲜见能够维持得恒久。君不见，昔日曾为罗马军团所征服的土地上，如今崛起了一个个强大富足的国家：倒是称霸一时的罗马帝国却早已灰飞烟灭了。反观搦管弄文，尽管显得孱弱，却似乎远较策马横刀杀气腾腾的征服更受到永恒的青睐：连今天我们认识恺撒其人，难道不也是仰赖写在纸烟盒上的一句“名言”，以及一部《高卢战记》吗？亦即是说，对于生活于现代的我们而言，恺撒建立在南征北战杀人如麻之上的盖世英名，已经毫无（当时所曾具有过的）意义；如若说今天恺撒对我们还有一点影响的话，那这种影响只是通过他作为副业而遗留下来的著述（ecriture）来实现的。
……
这恐怕是因为此时自以为国力已足够强大的日本，无法容忍中国继续妄自尊大，自命为世界中心之国的缘故。而“支那”一词，乃是模拟西文的译音。如英文的China，法文的Chine，德文的China，意大利文的Cina，西班牙文的China之类，据说原是中国古称“秦”的讹音。盖国与国的交往一如人与人的交往，尊重对方应是礼尚往来的前提。而以对方自己为自己所取的名字呼称对方，则是最起码的礼貌。倘若对方自名“张三”，而我们偏偏不称他“张三”，而是蛮横地硬呼之为“李四”，甚至“王八”，那么显然是有意污辱对方，毫无友好交往的诚意。而当时的日本官方，无疑是缺乏与中国友好往来的诚意的。至于连普通的日本百姓也人人称中国为“支那”，则只能说明“广大的日本人民”在这一点上也是不假思索地响应了政府的政策了的。当然，应当庆幸这一切都已经成为了历史。但不可不注意的是，时至今日，在日本仍然有那么“一小撮人”，犹自坚持以“支那”称呼中国。而日语中东中国海（East China Sea）、南中国海（south China Sea）的正式名称仍然为“东支那海”和“南支那海”，只是不再使用“支那”这两个汉字，改以片假名代替而已。我们愿意能有更多的国人正确地认知这一事实。
作为译者，我们希望我们的译作能够为我们中国人正确地认识自己提供一点线索。同时也希望，它们能够为真正的理性的中日友好做出微薄的贡献。但我们最希望的，还在于能够为诸位读者在劬劳之余，带来阅读的乐趣。
1998年10月于呷奔国暗疏乡
《禹域鸿爪（精）》是一本20世纪初日本作家内藤湖南所著的散文随笔集。作者内藤是日本东洋史京都学派的开山祖师，曾数次游历中国、朝鲜和欧洲；与文廷式、罗振玉、王国维等中国学者文人交往亲密，与胡适也有通信往来。本书收入《禹域鸿爪记》（附《鸿爪记余》）、《己亥鸿爪纪略》、《禹域鸿爪后记》、《游清杂信》、《游清记别记》、《支那观察记》，几乎是作者与中国游历有关的全部纪行文字。
月光倒映在城墙外的护城河里，随处都是北京居家的稀疏灯影，透过如烟的杨柳，闪烁其间。三三两两，徘徊在护城河边，鼻中哼着小曲的中国人的身影，则隐约可见。
眺望中的都城，但觉无限凄凉，以致无法想象，这便是当今君临于四亿生灵之上的大清皇帝栖居的皇城。
中国文明，一言以概之，可谓“古文学风气”，士庶皆然。最常用之门联为“周铜盘铭富贵吉祥，汉瓦当文延年益寿”：商家则多用“越国大夫增贸易。孔门弟字亦生涯”之语：茶店招牌为“卢陆遗风”，酒馆则“刘李停车处”等。
本书为内藤湖南著的《禹域鸿爪（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