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轶君著的《走出中东（全球民主浪潮的见证与省思）》一书，作者对近年来世界各地接二连三的动荡进行观察与分析，涉足的国家有土耳其、伊朗、伊拉克、阿联酋、叙利亚、巴林、利比亚、乌克兰、尼泊尔、委内瑞拉、德国、瑞士、英国等。她采访过总统竞选人、酋长、富商、媒体人、外交官、教授、记者、导游、工人、出租车司机、中国打工者与留学生……受访者们万花筒般的人生故事，让读者得以感性地认知这些地区的各种风云变幻。我们从个体命运与情感中看到、听到、嗅到变革的姿态和味道。每个人在历史转折中的处境各有不同，看他们如何面对变革的曲折与人生态度。

与中东的情缘召唤周轶君回到出发的原点：土耳其、埃及、巴林、利比亚、伊朗、尼泊尔……一站接一站，地覆天翻。尼泊尔改制、伊拉克重建、阿拉伯之春、乌克兰战争、委内瑞拉的阴影、列支敦士登公投、英国女王存废等全球重大变革事件在这本由周轶君著的《走出中东（全球民主浪潮的见证与省思）》中一一展现。

身历16个国家，访问135位人物后，周轶君由中东落笔，荡至全球各大新闻热点地区，她冒着性骚扰、歧视、甚至汽车炸弹的危险，为这个时代正在经历的逆转、混乱与动荡，做了普遍描绘。她以客观、真实、思辨的笔触，记录下每个人在历史转折中的处境、变迁中的笑声与泪影。拉开时间的距离，每一瓢变革的滋味，冷暖自知。

前言

土耳其：善治经济的政府

伊朗：不只是伊斯兰

伊拉克：不安的现代化

埃及：三年之后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我现在就要”

叙利亚：解严之门

巴林：贫穷的富国

利比亚：真主，卡扎菲和利比亚

乌克兰：在巨人的阴影下

尼泊尔：红色季雨中

委内瑞拉：离奇之邦

德国：重返正常

列支敦士登：人人都爱殿下

瑞士：直接民主的示范

英国：革命的起点

后记

艾明的父亲亲历了1980年政变，确切来说，是军队镇压学生反政府行动，传言数万名大学生惨死，但这在土耳其仍是个禁忌话题，确切数字不详。所以当艾明走向盖齐公园，父亲就知道政府不会忌惮动武，跟上去保护儿子，却终究没有让女儿去现场。博拉萨到现在都生爸爸的气。

艾明和妹妹打记事起，大部分时间生活在埃尔多安时代。他们经历的土耳其，既没有乱过，也没有穷过，通过卫星频道互联网络，他们的生活跟欧洲年轻人零距离。艾明几个月后要去奥地利，跟我的那位朋友周游。2001年的经济危机只是小插曲，博拉萨说“根本不记得”。她无法感念埃尔多安的好处，只讨厌他侵犯“个人自由”——比照欧洲各国，一个政府搞好经济不是理所应当吗？“这个老家伙怎么不明白，我们是不一样的人？”如果说埃尔多安开创了富强的土耳其，他却认不出富强起来的土耳其人。

外婆隔上一段时间，插播一句“埃尔多安是好的”，像交响乐团里定时敲响的三角铁。她认定埃尔多安“有功”，艾明兄妹反说“有过”，功过能不能相抵？

舅舅一直在听我们讲话，他用一个流行的笑话回答：夜里有贼入室，夫妻惊醒。丈夫说要过去抓贼，妻子偷偷一看，贼人虽然撬开柜子拿钱，但居然顺手把桌子擦了：“至少还帮我们做了事，就由他去吧。”

怕我听了更加困惑，舅舅说，这个笑话的意思不是土耳其人容许腐败，而是批评执政党的小偷逻辑。他在一家酒店式公寓打杂，强调自己在英国待过一年”，本该有更好的发展。埃尔多安政府没给他带来什么好处，回国后换了好几份工作。外婆出声怪舅舅自己不安分，到现在也结不上婚，这账不能算到政府头上。

来自东部农村的姨夫不怎么说话。他脸庞黝黑透红，身材微胖，以种棉花为生。棉花是尚勒乌尔法最主要的经济作物。问老家情况怎么样，他鼻子里“哼——”出声。桌上的人笑称他是全省“最愤怒的人”。

自凯末尔时代，土耳其政府有意修一条水渠，引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的水，改善东南安纳托利亚地区的灌溉，缩小全国贫富差距。但是多年来经费不足、局势动荡，致使水渠无法贯通，直到埃尔多安接棒，才告完成。官方网站称这项耗资320亿美元的工程，是“全世界最雄心勃勃的计划之一”。水渠蜿蜒流经9省，包括尚勒乌尔法，却偏偏没有淌过姨夫的棉花地。

像他这样“被遗漏”的农民不在少数。正义发展党说水渠“全面提升当地纺织业”，棉农直骂是“谎言”。尚勒乌尔法宗教气氛浓郁，又是土耳其最贫困的地区之一，多年来是正义发展党的票仓。姨夫承认这些年当地经济也有进步，甚至出现了豪华汽车——但亲近执政党的农民更能得到“好处”。水渠不流过的地方，如果跟正义发展党搭上关系，或者付钱，也能引水过来。如果两者都不沾，就只能像姨夫那样“哼——”出声：“我都见过，我身边就有。”

姨夫和姨妈每次来伊斯坦布尔都不愿四处转，他们觉得伊斯坦布尔太大太吵，哪里也不想去。

妈妈端上水果，煮了红茶分甜点，又拿来披巾问我冷不冷。“她是个母亲。”艾明的重音放在了“母亲”上，意思是他的妈妈符合所有关于“母亲”的温暖定义。兄妹俩都像极了妈妈，皮肤白皙，脸庞圆润。楼下商业暂的霓虹灯，在阳台墙上投射各种颜色。夜风渐凉，我们挪进屋里看电视。

P20-21

近些年，地球上一些看起来稳定安全、一成不变的地方，接二连三动荡起来。惊涛怒浪、山河变色的一章，发生在2010年年末开始的“阿拉伯之春”，并由突尼斯迅速波及埃及、巴林、也门、利比亚、叙利亚等。然而，稍微把视线放宽些就会看到，突如其来的变革不仅限于阿拉伯国家，2009年伊朗“绿色革命”，2011年俄罗斯人抗议普京，2013年土耳其100多座城市闹翻天、巴西数十万人上街、乌克兰总统出逃，2014年委内瑞拉、匈牙利……世上年年有示威，但如此密集、此起彼伏的抗争之间，是否有共通之处？

一

“阿拉伯之春”声势最大，变化最剧烈，很容易被单独归类，被认为要么是中东在地缘和宗教上百年恩仇的延续，要么就是石油闹的。

诚然，中东任何风吹草动，都会撕开旧冲突的疮疤，但这一次，一种新的因素不但贯穿“阿拉伯之春”前后，更把这世界的不安分连成一片。

2011年，埃及企业主艾哈迈德举着受伤的手臂告诉我：“这不是为了面包的斗争，而是关于自由。”他把那场革命定义为“中产阶级抗争”。在巴林，我看见人们开着奔驰、举着iPhone出来游行；土耳其抗议爆发前10年，人均国民收入（GNI per capita，世界银行资料，以购买力平价计算）翻了接近3倍，国内生产总值（GDP）在全世界第15至17位之间，超过西方一些发达国家。

这些年我走过的抗议现场，几乎都能见到，不是吃不饱肚子的人揭竿而起，反而是经济条件尚可的人，站出来要求更多权利。国内生产总值反映宏观经济，而人均收入、货币购买力、失业率等综合考量，大致可以衡量一地人民的生活水平。以“阿拉伯之春”发生前10年计，埃及人均收入翻了一倍。突尼斯经济增长有起伏，但以购买力计，10年间人均收入增长40%，涨速最快的时期，恰恰发生在推翻本·阿里统治前3年。仅仅从资料来理解，两国人民本该是“奔向好日子”才对。

变革发生前，突尼斯与埃及的失业率虽然常年较高（10%以上），但没有突然升高，埃及的失业率自2001年以来甚至一路下降，只在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影响下略微增高。也许有理由怀疑官方资料是否准确，但可以肯定的是，两个最早发生政权更迭的阿拉伯国家，革命前没有出现特别严重的萧条。经济原因或有助推，但不能单独构成抗争的导火线。

贫困人口亦非抗议主体。2011年，当开罗城里的抗议如火如荼，我在郊外的“死人城”——贫困人群聚居的墓园——看到人们犹豫旁观，置身事外，大规模游行爆发当天，“死人城”里的一家人正筹办女儿婚嫁，对未来所求，不过是能不能搬进城里住。

日子好过一点的人要求获得更多的政治权利，在人类历史上并不新鲜，18世纪法国大革命、1848年席卷欧洲的革命，乃至中国现代革命一开始也是由知识分子领头，农民、工人后来才成为主体。然而，这一次全球中产兴起，潮流浩荡今非昔比，一个深刻的变化正在酝酿：接下来的十多年里，人类历史上中产人数将第一次超过贫困人口总和。

总部设在巴黎的欧盟安全研究所发表“2030年全球趋势”，预言全球中产阶层人数将从2012年的20亿，增加到2020年的32亿，到2030年，更会增加到49亿。整个地球村正在脱贫奔小康。

二

讨论这股趋势带来的变化之前，我们先要解决一个问题：谁是“中产阶级”？字面意思是社会中间段收入的人。但各国衡量标准不同，目前为止，并不存在“中产”定义的普世标准。经济学家们用来衡量“中产”的指标超过20个，但没有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

其中，最宽泛的定义是“非穷人”。世界银行划定的贫困线，是每天可支配收入两美元。如果在这个标准线之上就算“中产”，那么发展中国家已经出现30亿中产，但他们有的还没有用上电和洁净水。这个指标设定显然太低了。如果以接近或超过发达国家中等收入、每天可支配收入85美元计，那么全世界只有12%的人算“中产”，这个标准又定得太高。

两位曾在世界银行工作的学者布兰科·米拉诺维奇和什洛莫·伊札奇，设定的中产收入标准获得过广泛引用：把巴西（发展中国家代表）和意大利（发达国家代表）2000年的平均收入，定为全球中产收入的下限和上限：年收入4000—17000美元。除去货币购买力因素，他们定义“中产”的每日可支配收入大概在10—50美元之间。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两名研究员乌里·达迪什和希莫什·阿里认为，无论怎么算，以收入来定义中产阶级都会碰到现实障碍，如汇率波动、申报不准确等。他们提出了一个更加便捷直观的算法：拥有一辆汽车的家庭，就算中产。车虽有普通豪华之分，比如在印度，一部二手汽车价格也许只要500美元，但即便如此，负担得起一辆汽车的人，多数情况下，算得上当地中产。

欧盟安全研究所报告采用的中产定义，是除去购买力因素外，每天可支配收入10—100美元的人，比米拉诺维奇、伊札奇的算法上限更宽。而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在研究“阿拉伯中产阶级”的报告中，使用“三分之一原则”：满足基本食物、住所开支之后，剩余三分之一收入可自由支配。

计算方法五花八门，但各种统计都认同这样的趋势：全球中产阶级增长之快，大大超出预料。而近年来新增中产人数，几乎全部来自发展中国家。

……

书中少不了我在各地遇到的中国同胞。变革发生在他们眼前，在他们的不同反应中，一幅中国世界观越发清晰。各种趋势报告都认同，这一波全球中产潮，浪花掀起的最高处在中国。欧盟安全研究所报告指出，中国的中产阶级比例在2030年之前将跃升至74%，居全球第一。

畅想未来，全球中产的生活方式、穿衣戴帽、读的书看的电影听的音乐，很可能越来越接近，甚至我们的胃都变得越来越fusion（美味混搭）。然而，即便没有新兴中产与旧制度的矛盾，全世界中产阶级就真的能够团结起来吗？文化、信仰、历史、地理，这些基因里的记忆会不会在彼此对比之下，反差更加鲜明？

伊拉克人终于有了上街抗议的权利，但我见到的一次示威，竟然是要求政府立即处死狱中的“基地”成员。事实上，国际人权组织批评伊拉克政府不审讯而直接枪毙被捕武装人员的情况已经够多了。2015年1月，《经济学人》杂志一则极短的报道，措辞别具深意：“斯洛文尼亚终于出现公民社会大规模游行，遗憾的是，这是一次反同性恋权益游行……”在自由了800年的英国知识分子看来，斯洛文尼亚人有了公民意识是好事，但没想到首先宣讲的是保守价值观。全世界中产阶级在争取权利的战壕里并肩，但很难讲他们能手把手多久。更不用说，生产与消费全球化后，发展中国家中产人数暴增，西方发达国家却是中产身价贬值、规模缩小。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支持中，很大一部分正是全球中产此消彼长潮流对冲中的失落者。新型中产首义中东，四处激起回响。互联网与急速全球化（人类祖先走出非洲就开始了全球化，但当下互联网等多种因素助推，速度大大加快）的脚步没有停，发达国家未做思考就行动的排外情绪高涨，可看作中产变革的第二篇章：西方中产的失落。

美国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曾经站在开罗解放广场上，感慨埃及变革“如巨象起飞，如果你没有预见到它的发生，也就别瞎猜它将飞向何处”。全球中产阶级兴起，作为一种现象，俨然也是一头腾飞的巨象，无人能够预言它的方向，甚至可能连它自己都不知道。但是仅仅从眼下来看，那些觉悟起来的中产阶级，那些起而抗争的中产人士，仍然在旧世界沉重的阴影下，匍匐在地，难以飞升。急速全球化的故事，一切才刚刚开始。

正午横穿开罗市。埃及出租车没有空调，窗户大开，热风汹涌直入，后座上的我，感觉自己像一块干衣机里的抹布。

回顾写作这本书的3年，2014年6月的那一刻最先扑上心头，皮肤都跟着微烫。那时刻，距离下一个采访，1小时；距离上一次来埃及，3年；距离第一次到中东，14年。

沙漠热风猛然唤醒14年前初相遇的感受。开罗大学10个月的留学生活，也是我头一次出国——好奇、莽撞、欢欣。尼罗河桨声艳影，金字塔相看不厌。看世界是一场贪心的出发，要搜齐美景珍奇，做记忆的书签。

12年前，再去中东。巴勒斯坦、以色列引我遇见死亡和宗教。在地狱天堂之间，我看见人的狰狞、人的光芒。不幸教我谦卑，谦卑教我盛接更丰盛的心灵。

接下来，隔上一两年，都会回中东，但原因几乎雷同——旧的冲突，新的鲜血。

2011年年初，以震惊世界的方式，中东召唤我回到出发的原点：突尼斯、埃及、巴林、利比亚……一站接一站，地覆天翻。那不再是我熟悉的、纠缠于远古争端的中东，它裂开所有的纹路叫我观察，它爆发惊人的能量向我预言：崭新的变革正在发生。然而，一夜华彩过后，更长的噩梦在等待。踢走旧制度，竟是这场变革最容易的开篇，接下去，是没有教科书的运动。

正午横穿开罗的那个我，辞去了所有工作，不用向任何人交代。再次上路，仅仅是为自己寻一个答案。“旅行的终点，我们回到出发的地方，并第一次认识它。”这是美国宇航员登月纪录片片头的一句。“它”，指地球。我与中东，岂不是也有这样循环往复、宛若初见的缘分。行走世界的旅程从那里出发，终有一天回去，以全新的眼光打量它。

这些年来，我对旅途的感受在变，写作形式在变。这本书的记录由中东落笔，但观察范围早就荡开去，为这个时代正在经历的逆转、混乱与动荡，做普遍描绘。

国际关系专家们常常认为，中东事务之于中国犹如隔岸观火，关联不大。其实，中东的命运底色，于中国人并不陌生，都是封建、殖民半殖民一路走来，坚船利炮震碎古老文明繁华腐朽的长梦：法国士兵轰掉埃及狮身人面像鼻子后50年，中英鸦片战争爆发；拿破仑撤军，埃及统治者穆罕默德·阿里开始西化改革，与中国“洋务运动”可有一比。近代以来，中东文明、中央王国都在解答同样的问题：如何看待一个强势的西方？如何看待自己辉煌的过往？如何看待传统与现代？百年沧桑变幻，都绕不开这些情结。

中国人好论成败，然而成败最经不起时间考验。历史不在意欢呼或鞭挞，它多棱镜般的颜色、谜一般的命运，期待注视与思考。阿拉伯社会变革始于2010年年末，展示了无穷侧面：中产革命缺乏组织，“穷人政党”与中产对立，选票被曲解为民主政治唯一手段，旧势力在新变局中的影响，民主转型中的威权怀旧，威权手段在新变局中的笨拙，先进生产力第一次不为统治者垄断，民主大门该不该向地下组织敞开，革命神圣感与神圣感的消散，法治缺失民主无以维系，国际干预的法律模糊地带……变革中有太多值得探讨的话题、值得汲取的教训，简单归于成败，不知是因为禁忌重重，还是思维惰性？我们关上电视、看完微博骂仗之后洗洗睡去，很少心平气和地探寻得失原委。

无论如何，在这个时代，变革不可违、不可逆。威权的冻土缓缓挪移边界，“变”的因子覆手为雨。不论自下而上，还是自上而下，它不再是一种选择，而是一种必须。只有更好地了解变革，才能为它到来的形式、代价做更周全的准备。

行走与书写的过程中，渐渐领悟：所有看世界的旅程，都为我埋下另一场回归，那就是人生出发的原点——中国。为了认识它，我必须一再出发。

要感谢在路上与我分享生命故事的人。感谢刘玉梅和谢浩然分享尼泊尔与委内瑞拉的照片。感谢与我同行，赠我友情的人。

2012年本书一稿在女儿初生的啼哭中写就。而终稿，又伴随着另一个小生命降临。首尾由“新生”相接，似乎应和了本书的主题——变革。

常常在新生儿的面孔上，窥见人类成长的历史。当女儿凝视第一次出现的事物，比如天花板上一台吊扇旋转，脸上交替闪过惊讶、茫然、欣喜、慌张——仿如今天的我们，仰望变革忽至，大象腾飞，但无法预知它们要带我们去哪里，未来的世界又是什么模样。

《东方历史评论》

周轶君在很多方面都称得上我们时代最优秀的国际观察者，因为她超越部落狭隘思维的全球眼光，对理念和事实、历史和当下的无限好奇，也有不为炮弹所扰的冷静理性，和与之共存的人道悲悯。如果没有一批周轶君这样，具有真正的全球眼光和理解他族之能力的作者，中国就谈不上是一个现代大国。她清晰地讲述了中国与看似遥远的中东之间紧密而隐秘的关系，丰富密集的观察、阅读和极简的写作使她的书坚实而迷人。”

梁文道/作家

在我所认识的跑国际线的记者朋友之中，周轶君最能掌握冷静与同情之间的巧妙平衡。于是她这部《走出中东》，扰乱了吾人僵固的视界，反而却因此构成了我们前路的警示。简单的讲，在观看世界的时候先把过于庞大的自我放在一边，并不是为了如其所是的‘客观’，而是为了得到更多出乎意料的联想。那些联想，对自己说不定才因此变得有教益。

刘瑜/清华大学政治系副教授

周轶君去过很多我们没去过的地方，见过很多我们没见过的人，听到过很多我们没听到的声音。从利比亚到埃及，从英国到尼泊尔，她以生动细腻的笔调将我们带入很多重大国际事件的现场，并以其冷静深入的分析引领我们思考世界前进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