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在古代被尊奉为仅次于孔子的“亚圣”，是地位仅次于孔子的儒学宗师。

郭志坤、陈雪良著的《提问孟子（孔门私淑岳岳亚圣）（精）》通过一百多个问题的问答，以将前贤“请到前台”进行“访谈”的方式，清晰而直接地展现了孟子的生平、事迹以及政治思想中的细节问题，较为恰当地评价了孟子在学术上的成就，以及作为儒家代表人物的历史地位。

孟子自称是孔子的“私淑弟子”，”乃所愿，则学孔子也。”孟子说的是真话，他的毕生之功，就是学习和弘扬孔道。

孔子首创私学，力行“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教学精神，孟子则全力以赴于时雨化人的“君子之教”，高举起了“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的人文大旗。

孔子倡言仁学，强调“仁以为己任”，孟子将“仁”由德行推向政事，以仁“一天下”，行仁政，施王道，推出传颂千古的十字箴言：“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孔子坦言“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将利义天平的砝码投向“义”一边。亦步亦趋的孟子全力投身于当时的“利义之辩”热潮中，针对时弊大声疾呼：“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

孔、孟二人是血脉相通的，孔子世称“至圣”，而醇乎醇者的孟子则世称“亚圣”，他们两人精心打造的儒道则被世人称为“孔孟之道”。

郭志坤、陈雪良著的《提问孟子（孔门私淑岳岳亚圣）（精）》采用问答的形式，分孔门私淑、人性本善、乐育英才、民贵君轻、礼义之争、浩然正气、岳岳亚圣七章，展现了孟子的主要生平事迹、核心的政治思想和政治行动及孟子思想的现代意义，恰当地评价了孟子在学术上的成就以及作为儒家代表人物的历史地位。

总序

前言

第一章 孔门私淑

第二章 人性本善

第三章 乐育英才

第四章 民贵君轻

第五章 利义之争

第六章 浩然正气

第七章 岳岳亚圣

后记

七问孟子

孟母第三迁，即迁于邹县城西北郊的现今留存下来的“孟子故里”。不远处就是子思学宫所在地。学宫前立着标有“子思子作中庸处”的石碑。据说，您就是在这个学宫中读的书，而当您的老师的，就是孔老夫子的孙子子思，有的史料说他还亲自教您学习《中庸》呢。是这样吗？

孟子：不对。我没有成为孔子的弟子，也没有成为他的孙子子思的弟子。我们可以作这样的推算：孔子生于公元前551年，他的儿子伯鱼比他小二十岁，那就是生于公元前531年；子思的生年不详，假定也小他父亲二十岁吧，那就是生于公元前511年；我生于公元前372年，与子思生年之间间隔一百二十年以上。就是说，我出生时，子思早已去世了，怎么可能亲自教我呢？我倒是较为认同司马迁在《史记》中的说法：“孟轲……受业于子思之门人。”“门人”是一个较为宽泛的说法。当我少年时期老师的，是子思的弟子或再传弟子，也可能是三传弟子，而不是子思本人。

八问孟子

如果说您少年时期的老师不是子思，而是他的门人，那我们平时说的“思孟学派”这个概念还能否成立？

孟子：我想还是可以成立的。大部分学者都承认，《中庸》一书实际上是子思与他的门人的集体著述，因此不管是子思本人教我学《中庸》，还是他的门生教我学《中庸》，实际意义都是一样的。《中庸》中的“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后来成了《孟子》一书的思想之纲。从这个意义上说，“思孟学派”的确是存在的。“受业于子思之门人”这一人生经历，对我的人生走向影响至远至深。正是在子思门人的影响和教导下，我熟悉了我的祖师孔子的行状，确立了对孔子的信仰。我虽没有机会成为孔子的弟子，亲自聆听他老人家的教诲，但是，我可以当他的私淑弟子，永远对他顶礼膜拜。再说，早年相近的家庭境况，几乎相同的文化背景，使我对孔子有着一种特别的、近乎天生的亲近感，正如我曾经说：“乃所愿，则学孔子也。”（《孟子·公孙丑上》）我的最大心愿，是学习孔子的思想和为人。这一点我是做到了的。

九问孟子

四十岁之前，您的有关事迹在史籍中几乎是一片空白，那是因为无事可记呢，还是因为您不想太张扬自己，或者还有其他方面的原因？

孟子：一定要我说出是何原因，那倒也不太好说。这样说吧，四十岁前，我基本上是在我的家乡度过的。孔子说自己是“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我的基本情况也是这样。我把这段美好的青春时光，全都留给了学习生活。我读了各种各样的书，对历史和现实都有了相当精深的了解。经过探究、深思、比较，我得出的结论是：“伯夷，圣之清者也；伊尹，圣之任者也；柳下惠，圣之和者也；孔子，圣之时者也。孔子之谓集大成。”（《孟子·万章下》）从这段话也可以看出，我是读了各家各派的书的，只有那样，才有比较，才能真正懂得孔圣人的伟大。在我看来，与其他三位大圣人相比，孔子无疑是圣人中的圣人。

“三十而立”对我来说，至少有两层意思：第一，我树“立”起了对孔圣人的最高信仰，决心追随孔子一辈子。第二，三十岁以后，我也像孔圣人一样，逐步树“立”起了自己的学识旗帜，开始聚徒讲学。当然，我的办学规模以及办学成就，那是远远不能与孔圣人比肩的。

P8－10

读诸子百家书，发觉古贤的思维模式有一个显著特点：善于提问。“孔子入太庙，每事问。”（《论语·八佾（yi）》）这个典故是人们熟知的。说孔子来到祭祀周公的太庙，提问频率之高，问题触及面之广，使亲历其境的人们感到惊异：都说孔子知礼，怎么还提问不断呢？面对发问，孔子的回答既简洁又精彩：“是礼也！”其意是讲，我是个善于提问的人，善于提问才使我真正知礼啊！这是发生在孔子早年的事。“三十而立”后的数十年间，无论是教学弟子，还是答问友朋，或者与列国君臣周旋，孔子都喜欢用提问的方式来探求真知。在诸子中，孔子的影响是最大的，用司马迁的话说，是“学者宗之”的。正因为如此，孔子倡导的提问式思维模式影响了一代又一代文人墨客，成为中华文化的好传统。

提问对人来说真是个奇妙的东西，它会使人兴奋，使人坐卧不安，使人有索解的欲望，使人有不倦的探求精神。一个问题解决了，又会有新的问题产生。任何一个人都永远生存于提问和被提问之中。我们完全可以这样说，提问是驱动思想发展的真正的“永动机”。

我们常说，理论始于问题，科学始于问题，我们又何尝不可以说，学习始于问题呢？

我们常说，提出问题往往比解决问题还要难，其价值也往往更大。善于提问，敢于提问，正是孔子等先哲留给我们的一份极为珍贵的遗产。

我们着手策划这套有关前贤先哲的丛书的时候，孔子等先哲倡导的“提问”思维模式一下激活了我们这些后学的思维。先哲们的思想是不朽的。为何不把先哲请到“前台”进行访谈呢？他们的身世如何？他们是怎么生活和学习的？为了传播学说，他们又是怎样远行千里的？说是学习，他们有没有实际意义上的课堂？他们手里捧着的又是何种意义上的“书本”？他们四处游说的学术主旨是什么？……甚至他们穿的服饰、吃的食品、驾的车辆都会在我们的心头形成一个个有情有趣、有滋有味的问题。

有鉴于此，我们将这套丛书取名为“提问诸子丛书”。这里有跨越时空的对话、通俗流畅的语言、富含哲理的剖析、见解独特的解说、图文并茂的装帧、考之有据的典章、实地拍摄的文物图片。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冀望读者能喜欢这套独具特色的图书。

黄坤明

2010年春于杭州

为了提高国民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添一块砖、加一片瓦，我们花费了数年时间编纂了这套定名为“提问诸子”的丛书。我们的人手不多，写作这样大部头的书稿实在有点勉为其难。好在大家都有决心，齐心协力地干，几易其稿，现在终于可以面世了。

有朋友看了样稿后赞道，这是对国学精当的阐释和大胆的浅化。这当然是同道的过誉和奖掖，对我们来说实不敢当。国学博大精深，涵盖了中国固有的文化和学术，除我们涉及的子学外，还包括医学、戏剧、书画、星相、数术等方面的传统文化。若以学科分，应分为哲学、史学、宗教学、文学、礼俗学、考据学、伦理学、版本学等，其中以儒家哲学为主流。若以思想分，先秦时期就有所谓的“诸子百家”，形成了儒家、道家、法家、墨家、兵家等思想体系。我们触及的只是整个国学中的冰山一角，岂敢以偏概全？所言“精当的阐释和大胆的浅化”，倒确是我们的初衷之所在。这个“子”那个“子”，历代统治者为了一己之利，早已把他们涂抹得面目走样了，为文化自觉和自信计，非得还其原本的真相不可。在‘精当”两字上，我们确是花了不少气力的。至于浅化，那更是当务之急。“提高全民族文化素质，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应是国策。既然这是关乎“全民”“国家”的事，岂有不浅化之理？

需要说明的是，本丛书靠的是集体的智慧和力量。除了笔者的努力外，丛书主编黄坤明先生在选题和框架构想的设定上功不可没。在编撰过程中，得到了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人民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以及诸子故居所在地纪念馆及地方政府的支持，他们给我们提供了大量的珍贵资料和照片，也提出了许多可贵的意见。在编写过程中，我们采纳了张晓敏、江曾培、李国章、陈广蛟、秦志华等先生的许多真知灼见，有关编辑胡国友、刘寅春、李梅、李琳、贺寅、周俊、金燕峰、孙露露、王华、王凤珠等作了精到的修饰和校正，在图文合成中，得到了梁业礼、王轶颀、本本、曾初晓、卢鹏辉、卢斌等的帮助，倪培民教授为丛书简介作了英文翻译，在此一并致谢。

当然，由于作者学力有限，必有偏差、失当和粗疏之处，在此诚望方家好友不吝指教，以待重版时修正。书中的图片有的是请友人实地拍摄的，有的是购买或有关方面赠送的，在此表示谢意外，谅不一一注明了。还有极个别图片已多处使用，且署名不一，实难确定作者。有的图片虽经寻访，但仍然找不到原作者。日后这方面的工作如有所进展，定当按相关规定付以稿酬。

作者

2011年10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