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斌著的这本《西南联大的背影》对当年旅居昆明的文化名人行踪进行实地考察、考证，重返西南联大那段历史岁月，将自己作为“外围在场者”的记忆碎片与文字碎片渐渐拼合，再现并评议了抗战时期与西南联大相关的人物和史事，并对与西南联大互为背景的昆明进行浮世绘式的描写。

《西南联大的背影》作者余斌在详细占有史料的基础上，历时多年进行实地寻访，以昆明大西门、文林街、青云街、翠湖，乡间的龙头村、棕皮营、司家营、呈贡龙街等地的西南联大遗迹为线，以梅贻琦、陈寅恪、冯友兰、闻一多、沈从文、吴宓、叶公超、吴大猷、顾颉刚、梁思成、林徽因、金岳霖、冰心、赵萝蕤、查阜西以及蔡威廉、林如斯、王赓等名人旧居为点，回归历史，再现并评议了抗战时期与西南联大相关的人物和史事，并对与西南联大互为背景的昆明进行浮世绘式的描写，生动呈现了一个血肉丰满的战时昆明。

换笔，对文学批评的疲倦（代序）

抗战中的刘文典：文化抗日老战士

西南联大时期的叶公超

沈从文与昆明

西南联大之魂——梅贻琦

陈寅恪在昆明（外一篇）

龙虫并雕的王力

吴宓先生的昆明岁月

译界女杰，燕大校花——赵萝蕤

国乐大师查阜西

林徽因：“太太客厅”的余波

一颗艺术之星的陨落──蔡元培之女蔡威廉

林语堂父女与昆明

老舍：《大地龙蛇》

说顾颉刚，兼及龙云

浪漫寂寞施莉侠

德国老师李佩秀

棕树营出了个段连城

蔡公馆——门外“考古”记之一

王公馆——门外“考古”记之二

孝园——门外“考古”记之三

寻访闻一多节孝巷旧居——门外“考古”记之四

卧龙藏凤棕皮营

教授行路也有点难

五华环山行

老老的兴隆街

有民权街、民生街，何以无民族街？

老昆明的井

昆明：过去的旅馆

蒙自：意象重叠

昆明，花灯岁月

昆明，京戏岁月

漫说大学培养作家之缘起——以西南联大中文系为个案

从西南联大学生从军说到昆明现代派的崛起——主要以外文系为例

抗战初期昆明文协成立的前前后后

西南联大在文学里的多元呈现——从比较中看《未央歌》等几部长篇小说

为中国大学招魂——评新编话剧《我的西南联大》

或许不算题外话——抗战时期西部两个“联合大学”的一点比较

抗战中的刘文典

刘文典先生本以国学大师名世，从20岁就誉满大江南北算起，享誉学界已上百年，唯后来一段近乎被人遗忘，但近二十来年斗转星移，刘文典先生又渐渐地红起来了，只是红得有些异样，异在他的知名度向“狂人”转移。人们津津乐道于他对蒋介石的顶撞，对沈从文的睥睨，以及“二云居士”云云，越传越玄，刘文典几乎要被那些逸闻趣事淹没。这么一来，被传颂、被塑造的人物失去重心，形象偏了。其实，刘文典不仅是一位带着些魏晋人狂狷遗风的国学大师，他更是一位充满爱国情怀的文化抗日老战士。

刘文典(1889-1958)，字叔雅，安徽合肥人(祖籍怀宁)。学识渊博，学贯中西，长于校勘学、版本目录学及唐代文化史，并通晓英、德、日等国文字，《淮南鸿烈集解》《庄子补正》《说苑斟补》等学术专著享誉学林。1916年任北大教授(27岁)，1927年任安徽大学校长。但刘文典从来就不是一位囿于书斋、不问世事的学者。他1907年加入同盟会，七年后加入中华革命党，并任孙中山先生的秘书。他是陈独秀的至交，在陈手下任《新青年》的英文编辑和翻译，积极投身“五四薪文化运动”。

一、国难当头之时

刘文典早年留学日本(1909-1911)，1913年(历时三载)、1936年又曾两度赴日研究、考察，是名副其实的知日者。但刘文典知日而不亲日，更不媚日，应该说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之后，刘文典即开始发表关于日本侵略本质的文章和言论。初步统计，仅1932—1933年就有六篇(除首篇演讲见于清华校刊外，其余五篇均发表于社会影响极大的《大公报·文学副刊》和胡适等主办的政论杂志《独立评论》上)，1942-1944年关于抗日的文章更有十篇之多。如果连感时忧国的诗篇及笔涉日本的其他文章计入，数目当更为可观。概而言之，“九一八”之后的文章重在警示国人，日本侵华野心并非偶然，而是由来已久。全面抗战时期文章多为关于抗日的思想文化评论，和对时局、战局之分析及抗战胜利后如何处置日本之献策，现实针对性更强。

在“九一八”后的言论、文章中，首篇《日本并吞各国之推进机——黑龙会》，是1932年刘文典应校长梅贻琦之邀在清华校内的一次演讲(其时刘任清华中文系主任)，主要揭露黑龙会这个日本军国主义和扩张主义组织的真面目。该组织成立于1901年初，其目的正如会名所示，在于谋取我国黑龙江流域为日本领土。刘文典明确指出，这是一个“日本的法西斯党”“他们的主义是要‘恢弘兼并六合包举八荒之皇猷’，怀抱所谓‘经营东亚之大志’，想吞并各国，以尽他们的‘大和民族之天职”’。刘文典认为，这“可以说是日本千百年传统的吞灭中国的唯一国策。从空间上说，他岂但要灭满蒙，席卷二十一省，还要兼并亚洲各国，连欧美他都妄想侵略啊”！

刘文典最后讲，我们的近邻有几千万饥渴的虎狼，多年来昼夜在打主意，“要吃我们的肉，喝我们的血。而我们还在做梦呢”。他希望大家“快快地觉醒，研究日本，认识日本，想一个死中求生的自救方法罢”。他还告诫大家抛弃幻想，“什么国联咧，非战公约咧，华盛顿条约咧，都是一文不值的废纸啊，我们就是被这些东西所误，以为高枕无忧，所以才有今天的国难”！P1-3

换笔，对文学批评的疲倦(代序)

2003年出过一卷三册文史随笔集《西南联大·昆明记忆》，2015年出修订版合为一本，书名《西南联大，昆明天上永远的云》(云南人民出版社)。这本《西南联大的背影》是2004年以来新作的结集(两篇修改、增补较多的旧文亦一并收入)。两书实为姊妹篇。

我早年做过杂志编辑，业余兼事文学批评。回想起来，1962年前后有过短短一点好时光，写东西比较顺心、顺手。之后时代渐渐进入暴风雨，熬过去后才是许多知识分子日后不断怀念的好岁月。那真是好岁月，提起笔来不光心顺、笔顺，且富于激情。鹿桥在他的小说《未央歌》的《前奏曲》里说自己十分怀念在西南联大读书“那种又像诗篇又像论文似的日子”。是啊，又像诗篇又像论文的日子我们也似乎有过。也许还差着那么一点，但毕竟，虽不中亦不远矣。这就是二三十年前的那个80年代。那个时候的诗既富激情亦富理性，好些被传诵的朦胧诗其实不怎么朦胧，其上者并不乏思辨的光辉。那个时候的论文既富思辨亦富激情，其上者读来不仅新人耳目，且荡气回肠，令人欲罢不能。再后呢，就有些不太好讲了。单说文学批评吧，情，日见其凉；文，靠一些冷概念硬撑着。原先也做文学批评的我慢慢感到疲倦，想换换笔。

正好改行教书了，讲现当代文学。居所偏巧又在昆明大西门外，与西南联大旧址只隔着一条南北向路。这路原本是条古驿道，是当年联大学生及少数单身教师跑警报的必经之路。不做批评就研究西南联大吧，就地取材。西南联大有不少名作家，闻一多、朱自清、沈从文、冯至、卞之琳、钱锺书、陈梦家、李广田……细数起来一长串。好，就以现代文学作为研究西南联大的切人口。之后渐渐深入，范围也不再限于联大作家，联大的其他人、别的事，乃至抗战前至抗战后昆明地方的一些风土民俗文化，都尽可能目及，足及，笔及。

笔就这么换了。

却也不是什么都写。基于学科的原因，西南联大是我的第一关注点。另一方面，我历来都留意地域文化，二三十年前研究西部文学就是这样的。这二三十年来，自己确实对昆明近代，尤其抗战前后昆明城市文化做过一些思考。毫无疑问，西南联大存在于昆明，是昆明最大、最亮的文化符号，应该大书特书。但另一方面，讲西南联大这一段也不能孤立起来看。史地相关，时空难分。西南联大与昆明、与云南是互为背景的。有这个背景，只有从昆明的角度看西南联大，或是从西南联大的角度看昆明，才会有立体感和纵深感。升高些讲，是互文。所以，我在关注、研究西南联大史事的同时，对昆明的地方文化、市井生活以及风情民俗等等，也做过一些浮世绘式的扫描和研究。书里之所以既有“西南联大”也有“昆明”，缘此。  思路变了，既涉文又涉史，就照文史随笔写吧，笔随意走，该文就文，该史就史，算是半文学半史学。

这些随笔虽说该文就文，但绝对排斥虚构，虽达不到文史资料的“三亲”(亲历、亲见、亲闻)要求，自己却也不是绝对的局外人。我的童年、少年恰与昆明的抗战时期重合，虽说那时还少不更事，但当时的昆明景象，比如外省人(包括下江人，不限于联大师生)、摩登女郎、美国兵、学生逛书店、去南屏大戏院看好莱坞电影、游行、街头宣传等等，都见过，甚至见惯了。少年记忆自是浅表，却也多少有些亲历、亲见、亲闻的成分。可以说，自己是昆明那一段历史的低层次的外围在场者。经过这二十六七年对相关文字资料的梳理和研读，对当年旅居昆明的文化名人行踪的实地考察、考证，我的少年记忆被激活了，充实了，许许多多的文字碎片和记忆碎片渐渐拼合起来，使七八十年前的一段史事呈现出一定的清晰度和现场感，成为可能。这样，我就重新进入了那一段历史，以老者(而非少年)的目光，对当年的一街一巷、一房一舍，乃至一花一树，重新打量、思考、品味、感悟、评说。于是，我有可写的东西了。虽然里面写的不是我，但有我在，有我的乡土情怀，有我对那一段少年时光的一往情深。

以上是关于这本书的题内话。其实也包括上一本。

三联书店是我景仰的老出版社，三联的书刊读过一些，爱读。读书出版社是三联的前身之一，李公朴、艾思奇、黄洛峰等几位创办人，云南人都比较熟悉，李公朴先生的墓就在我效力的云南师大校园里。如今拙著《西南联大的背影》得机会由三联书店出版，深感荣幸。在此谨向三联表示敬意和谢意。

题外话也有。七九靠八，耄耋在望。写第一本时有李梅香、余晓夕母子陪着我跑路实地考察，帮着拍照；后又跟着晓夕学电脑打字。近些年精力渐有不济，对他们母子依赖更深，一如倦鸟归巢，顺笔记下。

余斌，二○一五年孟秋记于昆明大西门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