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垣先生知道后，打算安排启先生到校长室做秘书，先让柴德赓去征求启先生的意见。启先生内心是十分想去的，因为这会有更多的机会接触陈先生，但他一贯谦逊，这次照例也客气一番：“我没做过这样的工作，我怕能力不够，难以胜任啊！”柴德赓回去向陈先生汇报说：“启功对我郑重其事地说他不愿来。”后来，陈先生见到启先生时就问他：“你为什么不愿来呢？你还应好好学习啊！”启先生一听，就知道陈先生误会了，但他有口难言，也不便多做解释。就这样，被美术系解聘后的启先生与一个很好的机会失之交臂，他不得不再次离开辅仁大学。
启先生结束二进辅仁的经历之后，很快就赶上日本帝国主义全面侵华，日军迅速占领了北平。北平人民因此遭受了空前的灾难，物价飞涨，通货膨胀。流离失所的难民自不用说，连一般的小康家庭生活都难以为继，失业在家的启先生又一次面临着生活重压。为了维持生活，启先生不得不临时去教一两家家馆，有时也将自己创作的一些书画作品拿到琉璃厂去换些钱，聊以度日。
1938年3月，启先生的八叔祖见他生活困顿，出于好心，想帮他找份工作糊口。当时，这位八叔祖在日本人控制的市政府下做小职员，因此他所能介绍的工作也只能是找伪差。他替启先生从商店买了张履历卡，填写上姓名、年龄、籍贯等。启先生一看他把自己的姓名写成“金启功”，就很不高兴，因为爷爷临终前叮嘱过：“你要是姓了金就不是我的孙子。”因此，启先生争辩道：“我不叫金启功啊。”八叔祖连哄带压地说：“这有什么关系，你不看现在是什么时候，我现在不是也叫金禹宗了吗？”当时家族的势力还很强，宗族观念也比较重，迫于对方是长辈，启先生不好当面坚决抵制，就这样迫不得已地叫了一回“金启功”。八叔祖把履历卡交给了秘书厅的负责人祝书原，他是时任日本傀儡政权委员长的王克敏的手下。启先生还在犹豫要不要去任职时，恰巧发生了日本顾问与王克敏被刺事件。当时刺客向他们开枪，王克敏先趴下，日本顾问被击中，倒在王克敏身上，王克敏算是躲过这一劫。日伪政权大为恼火，全城戒严，到处抓嫌疑犯，形势非常紧张，很多人因此受到牵连，例如王光英先生就被抓进煤渣胡同的特务机关去了。启先生因此陷入极为尴尬的境地：如果坚持不去，他也很容易被怀疑是反日分子，与刺杀事件有牵连。一时间，启先生的母亲和姑姑吓得束手无策，乱了方寸，都劝启先生说：“别惹事了，还是去吧，看看再说。”无奈，启先生身不由己地干上了伪职，在伪华北临时政府行政委员会当一个小小的助理员，负责校对档案存卷，一月能挣三十元。
启先生心神不宁地当了三个多月助理员，没承想，到了这年夏天，陈先生再次找到他，问：“你现在有事做没有？”启先生咬着后槽牙说：“没有。”“那好，真没事，9月发聘书，你就回辅仁跟我教大一国文吧。”听到这话，启先生喜出望外，因为他本来就不愿干伪职，只是迫于生计和叔祖的好意，更不愿就此真的姓了“金”。陈先生再度施以援手，不啻一举将他从汪洋苦海中超度出来，他焉能不欣喜若狂。他赶紧回家把这好消息告诉母亲，激动中他想起一句戏词，不禁攥起双拳，仰天大叫：“没想到我王宝钏还有今日啊！”启先生的母亲和姑姑也都高兴得直哭。第二天一早，启先生就找到祝书原说：“我现在身体不好，老咳嗽，昨天我去看病，医生说我是肺病，我只能辞职了。”祝书原没有强留，只是问：“谁能接替你啊？”启先生说：“我们那儿比我位置低的只有那位书记，他可以。”祝书原就按启先生所说向上边打了报告，由那位书记接替了启先生，启先生顺利辞职，而那位书记还为此对启先生感恩戴德的。
P38-39
写、作俱佳。
——陈垣
贵胄天潢之后常出一些聪明绝代的人才。
——叶恭绰
诗思清深诗语隽，文衡史鉴尽菁华。先生自富千秋业，世论徒将墨法夸。
——钟敬文
国宝。稀有活人。启老其宜为“文通先生”乎？
——黄苗子
2015年6月30日是启功先生逝世十周年纪念日。“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时愈久，则思愈深，我想是应该再写些纪念文章的时候了。但思之愈深，则写之愈难，如果仅像以前那样，写些一般的文字，实在难以表达我无尽的思念之情与景仰之意。犹疑之际，恰有友人建议，何不写一本《启功评传》，全面评介一下一个全的启功、真的启功、活的启功？这真是一个好建议。二十多年来，我以“启功研究”作为自己的课题，虽然帮助先生整理、注释过不少著作，写过数十篇文章，很多同仁也出版过《年谱》、传记或回忆性的著作，但尚未有一部全面系统的评传性的著作问世。为文化名人写评传，是当今学术界为研究他们而采取的流行而有效的方式，但多局限于古代名人，而对当代名人则很少涉足，这对研究像启先生这样的大名家来说确实是个空缺和遗憾。于是我慨然允诺，欣然命笔，积极投入写作之中。
要想写好此书，必须要阅读大量的材料。首先是启先生本人的有关著作。二十年来，为了做“启功研究”，我曾涉猎过启先生的大量著述，也曾自认为很熟悉、很理解这些著述了，以为这次重读，只需梳理一下，为“评传”的行文组织一下结构而已。但我大错而特错了，在重读的过程中，我经常会发出这样的感慨：启先生怎么还会有这么多的好文章，我怎么好像从来没读过？其涉猎的领域竟如此的广阔，见解竞如此的精辟，文字竟如此的精彩，真不能不令人常为之掩卷击节、惊叹不已！这种常读常新、久读弥新的阅读感受实在是太令人享受了！先生就像一座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库，每次打开他的著作都会有新的收获，先生就是一部永远读不完的大书，钻之弥坚，仰之弥高！我真的要感谢这次机遇，它让我重新回到先生执教的课堂上，回到先生治学的书几旁，如沐春风般地再次聆听到他的教诲，再次领略到他的风采。其次，还要阅读海量的、他人研究启先生的专著与文章。先生逝世时，近万人到他的灵堂去吊唁，近万人到八宝山参加告别仪式，鲜花如海，挽联如潮，报刊上正式发表的纪念文字当以百万计。一个文人能如此地“感动中国”，我曾称之为“启功现象”，这说明他不但在学术、艺术上享有崇高的地位，也说明他在道德人品上具有巨大的感召力。更难得的是这种现象绝非是昙花一现，十年来为纪念他而出版的研究集、论文集、专著仍保持着不减当年的热度，而且大有从“启功现象”发展为“启功学研究”的趋势。一个“区区”文人，能成为大家经久不衰的话题和不断研究的对象，这本身就充分说明了他不同凡响的文化价值。而这些纪念文章、研究论文确实有很多高明的见地，为本“评传”的写作提供了大量的资料。
经过一年多的努力，本“评传”在2016年年底终于交稿，预计在2017年7月26日启先生105年诞辰之前面世，我就仅以此书献给先生，算作对他的永久纪念。 然而我又深知，仅靠这一部评传作为纪念是远远不够的。我自恨才疏学浅，很难把启先生的道德文章全面深刻地传达给读者，更何况对先生很多深刻的学术观点我至今仍不甚了了。先生逝世后，我最大的遗感就是每当遇到问题时，只能空自感慨再也无处去找先生了。这次写作中仍遇到很多实际的问题，“书到用时方恨少”，真后悔自己当初为什么没及时请教先生。如此看来，先生的很多宝贵遗产仍急需我们共同开发。诸如先生的鉴定学、诗学能得其真传者并不多，能真正弘扬光大者更少；先生的《古代字体论稿》《诗文声律论稿》《汉语现象论丛》《启功讲学录》等著作中所包含的学术思想还未得到更深入的开发；先生何以能将学术艺术化，艺术学术化，其中的奥妙何在，还需深入地研究。如果把这些具体问题置于当代教育体制的大背景下去探讨，就更能令人反思：当代还需要不需要培养像启先生这样的文化全才？如果需要，我们怎么才能在当代语境下培养出这样的全才？启先生去世时，曾有人感慨他象征着一个时代的终结，现在如果方方面面都能从“启功现象”中得到启示，并能把这种现象当作一种“学”——一种富有启功属性、启功特色的“专门之学”去加以研究，从而使传统文化得到进一步的继承和发扬，使启功先生不但成为一个时代的终结者，而且成为一个时代的开创者，那才是对他最好、最实际、最有意义的纪念。
最后，我要真诚地感谢方方面面的有关人士和单位：
感谢启先生的世交好友傅熹年院士为本书题写了书名。
感谢启先生的高足之一李鹏博士全程参与了本书的撰写工作。从全书的章节安排到某些章节的起草，再到图文的编辑配置，他都提出了很好的建议，做了大量的、卓有成效的实际工作。没有他的参与帮助，是很难在短短一年多的时间内交稿付梓的。而他甘做“无名英雄”，一再谦辞署名，其高风亮节令我十分感动。
感谢北师大出版社的资深编辑李强先生为本书提供了大量珍贵的图片。
感谢我的几位博士生为文稿做了辛勤的校对工作。
感谢北京出版社领导及本书的责任编辑对此书的高度重视及其付出的艰辛工作，他们对弘扬传统文化的担当精神与责任感令我感佩。
感谢中央文史研究馆对此书的支持与资助，我将以最大的余热努力回报他们对我的关切。
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
在中国数千年灿烂文化史中，随着时世变迁、人事代谢，总有若干卓尔不群者脱颖而出，组成历史天空中万众瞩目的璀璨星座。就现当代而言，启功先生无疑是其中尤为耀眼的一颗星。启功（1912-2005），字元白，又作元伯，满族，属正蓝旗，生于北京；是中国当代著名的书法家、画家、书画文物鉴定家、诗人、学者，也是资深的教育家和著名的社会活动家；曾任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九三学社顾问，国家鉴定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席、名誉主席，中国佛教协会顾问，故宫博物院顾问，国家博物馆顾问，西泠印社社长等。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有《启功全集》（二十卷）。
放眼历史长河，像启功先生这样的文化领军人物并不多见。毫不夸张地说，启功先生是一位“不世出”或日“间数世”之翘楚。前人评价赵孟频，曾使用“上下五百年，纵横一万里”这样的词句，而启功先生的价值与影响，同样不限于当代以及中国本土，值得人们深入探讨。
作为文化大师，启先生在文化领域的独特创造与全面贡献令后来者仰之弥高。一般来说，一个人如能在文化领域中专精某一项，即足以成为名家。启先生则不仅在文学艺术创作上取得了超越同伦、直追前贤的成就，而且在学术研究上也涉足众多学科，并在每一学科中都取得重量级的创获，达到顶级水平。尤为难得的是，启先生不但横跨学术与艺术两大领域，而且以其过人的智慧将艺术学术化与学术艺术化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正所谓“八面受敌，触类旁通；左右逢源，博涉无碍”，此方足为大家。
就艺术领域而言，众所周知，启先生是蜚声海内外的书画家。启先生从小立志成为画家，青少年时于绘画用力甚勤，得众多名家之亲传。启先生的绘画恪守传统，接续了水墨画的正脉，延续了文人画的精神，笔触精微，一丝不苟。在此基础上，启先生对色彩的使用、画面的布局也有很多创新。令人痛惜的是，“反右”运动中，启先生在北京画院被划为“右派”，令他黯然封笔，直到“文革”后期才偶拾零纸，小泼丹青。世人心目中启先生的书名要远盖过其画名，与此关系甚大。20世纪70年代后，启先生书名日盛，直至如日中天，这主要得益于他在多方吸纳传统书法的成就上能自辟蹊径，独创“启体”之一格。“启体”深具文人的才情气质以及书卷的文化内涵，清新雅正，刚柔相济。总之，无论是书法还是绘画，启先生都坚守了它们应具有的美学原则：雅俗共赏，赏心悦目。这在浮躁气充斥书坛、画界，出现大量标新立异、粗服乱头、东倒西歪、以怪为美，甚至以丑为美的当今，尤具“拨乱反正”的文化价值和文化意义，并将对中国书法史产生深远的影响。除书画创作之外，启先生还是一位卓越的书法理论家，论述的广度与深度都超越前代众多学者，许多创见，都已被奉为不刊之论。
启先生尝自称平生用力最勤者是书画鉴定，他将书画艺术与学术研究相结合，在书画领域将艺术学术化、学术艺术化，因此取得了一般鉴定家难以企及的成就。这一成就的取得有几个原因。一是经眼广。他自幼即饱览故宫书画馆的藏品，后一直从事与书画鉴定相关的工作，“文革”后又先后任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主任委员，一生经眼的古书画当以十万计；而启先生天资聪颖，凡一经眼，即过目不忘。二是以书画艺术家的身份进行书画鉴定。先生对古代著名书画家的风格、构图、着色以至笔墨特征皆了如指掌，不像有的人或只会创作却不懂理论，或懂些理论却不会创作。三是兼以学者的身份搞鉴定，即不仅能靠眼力，还能靠学力，从墨迹之外发现很多一般鉴定家发现不了的问题。这是将艺术学术化最典型的体现，也是他能居于当代鉴定大师前列的主要原因。
启先生的诗名与画名一样，常被书名所掩，但他绝对是当今古典诗词创作的巨擘。正如启先生的好友钟敬文先生所评：“诗思清深诗语隽，文衡史鉴尽菁华。先生自富千秋业，世论徒将墨法夸。”（《致元白》）从题材上看，启先生最擅长的是题画论书诗，以生病或其他坎坷经历为题且充满自我嘲讽的感怀诗，咏史怀古诗，论诗论词诗，亲友之间的投赠诗，以及充满现实关怀的抒情诗。高度的文学修养，深厚的学问功底，深刻的史识，敏锐的社会洞察力，聪颖的智慧与哲思，都在这些诗词中得到充分的展现。而他最重要的贡献则是能在当代诗词创作的大背景下，走出自己独具一格的、既能继承传统又能有所突破的创作之路。
在充分肯定启先生的书画艺术、诗词创作的文化价值时，更应强调的是启先生还是一位全能型的学者。他兼擅古典文学、文献学、考据学、史学、小学（包括文字、训诂、音韵诸学）、红学、敦煌学、佛学、民俗学，以至对小说、占卜等三教九流之学皆有广泛的涉猎，是一位名副其实的“大杂家”，他也欣然以此自许。他的古典文学、文献学、考据学的成就主要集中在中华书局四卷本的《启功丛稿》、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的《启功讲学录》及北京三联书店的《论书绝句》一百首中。他的史学成就主要体现在中华书局校点的《二十四史》中的《清史稿》（与人合作）一书。他的小学成就主要体现在文物出版社的《古代字体论稿》、中华书局的《诗文声律论稿》、商务印书馆的《汉语现象论丛》等专著中。他的红学成就主要体现在《红楼梦》注释及几篇《红楼梦》的论文中。他的敦煌学成就则主要体现在他与几位学者合作编著的《敦煌变文集》中。
在中国传统价值观念里，通过创作、著述等成一家之言的“立言”虽然足以不朽，但远非最高境界。“太上立德”。启先生之所以成为文化大师，是因为他在学术、艺术上达到极高造诣；而他之所以成为近乎人人乐道、愿意亲近的文化大师，则是因为他具有近乎完美的道德品格，极富感召力和亲和力。热爱他的人们甚至发出这样的赞叹：“人无完人，启老例外。”
因为时代及出身缘故，启先生一生历经诸多动荡起伏，但他以其过人的学识和智慧，早早将人生的荣辱穷达看透，既不汲汲于富贵，亦不戚戚于贫贱，而是以旷达的胸怀泰然处之，甚至以其特有的诙谐幽默对此加以调侃，在风趣中令人深思而起敬。启先生淡泊名利，自奉极薄，但待人极厚。对亲人，他侍母至孝，敬妻如宾，那些纪念母亲、妻子的诗词不知感动了多少人为之堕泪；对师长，他敬爱有加，以继承发扬他们的学术和艺术为己任；对学生，他润物无声，以恩师的“励耘”精神教育他们，倾心栽培；对一天到晚轮番轰炸般的来访者，他以礼相待，立迎亲送；对为他服务过的司机、厨师、修理工等，他从不高高在上，而是极力善待，亲近有加。
对社会，对国家，启先生同样怀有一颗赤诚之心。即使在仅为一介布衣之时，启先生也心系国家前途，及至后来身为多届全国政协常委、书协主席、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之时，他更是积极为发展文化教育事业建言献策，并多次到中国香港、日本、韩国、新加坡、美国、英国访问，考察，进行学术交流，堪称中国文化的形象大使。而为了帮助贫困学子，他不顾年迈体弱，赶创一百多幅书画作品到香港地区义卖，将全部所得捐给学校，并且坚持不以自己的名字，而是以恩师陈老校长的书屋“励耘”来命名这笔基金。凡此种种，足见启先生对社会、国家尽心尽力的担当。
综观启先生一生，他虽出身皇族，有着与生俱来的贵族气质，但又生于衰败之家，自幼过着平民生活，本身的经历即有传奇的色彩和鲜明的历史印记。作为一位世纪老人、皇族子孙，他既经历过辛亥革命后的历史剧变，也亲历过连绵的战乱，更长期生活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和平年代。而不论什么时期，他始终以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为己任，一生和文化结下不解之缘。他既具有以家学为主的旧学功底和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又接受过新式教育，并在这一环境中终身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其知识结构、文化积淀，可谓兼收新旧，统摄今古，是20世纪老学者的典型代表，而他又以杰出的成就成为这批学者中的佼佼者。因此，启先生既有时代的普遍性，又有时代的特殊性，是20世纪文化现象中很有意义的个例。也正因为这样，为启先生做评传，不但可以系统地总结他的一生，也能反映一个时代的文化走向，触及一个时代的文化脉搏，是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影响所及，绝不仅限于当代，且必将泽被后世。
赵仁珪著的《启功评传》共七章。第一章《三部曲启功》传其生平，第二章《坚净翁启功》叙其人品，第三章《书画家启功》、第四章《鉴定家启功》、第五章《诗词家启功》、第六章《学问家启功》、第七章《教育家启功》，分别评其在书画艺术、书画鉴定、诗词创作、学术研究、教书育人诸方面的成就及特点。其目的是为读者展现一个全的启功、活的启功、真的启功，进而揭示他在振兴传统文化的当今所具有的文化价值和历史地位。
赵仁珪著的《启功评传》，作者曾师从启功先生，后留在北京师范大学任教，能较多地接触到启功先生，因而对启功先生的生平及先生在学术、艺术领域里的造诣，都颇为熟悉。本书正是在此基础之上，以启功先生坎坷人生为线索，探寻先生一生的巨大成就，描摹出这样一位德艺双馨的文博大家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