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也在找那条回去的路吗
这些年我自个儿想通的诸多事情里头，有这样至关重要的一件：我开始为自己幼时生长于乡野而感到无比庆幸。
六年级以前，父母辗转于乡下的中小学教书，我便随他们一起住在学校里，听着广播体操起床，伴着熄灯哨睡觉。暑假一到，一整座校园都是我家后院，有足够大的操场，足够丰富的运动设施，和足够多的小伙伴。
后来上了大学，家搬到了县城的小区里，几年来一直没什么安全感，习惯不了老太太在楼下大声骂街，习惯不了业余小卖部变成了专职麻将馆，习惯不了左邻右合照面不相识。
仔细想想，大概也和从前的生长环境真的还算单纯有关。
春天的时候和朋友们去滨江森林公园，几个奔三的人竟然脱掉鞋子在草地上玩老鹰捉小鸡，但这绝对是近些年开心得最没心没肺的一个下午。我们调侃一个上海男生没有童年，他也坦承小时候根本没有躲猫猫和动画片，只有少年宫和小提琴。
这当然不能代表什么，人永远无法挑选自己的出生环境。从前我可能会羡慕，又或者会怜悯，但如今，我总算能够正视这一切的不同是各人的财富，而并非胸前尴尬得难以启齿的饭粒子。
即便我没有一个物质很丰富的童年，却拥有一个溢满青草地香味儿的孩提时代，拥有过孩子才有的快乐，这个过往，千金不换。
我开始庆幸在乡下长大，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使得我度过了一个相对来说非常名副其实的童年，让我接触到了尤为质朴的自然和人类，学会了共情和体贴，为余生留下了太多非常难得的美妙回忆。
湘西乡下，学校一出门就是山川河水，我们几个野孩子常常漫山遍野乱窜，躲在自然风化的洞里过家家，躺在附近农家的稻草垛上看星星，会水的下河洗澡，不会水的在岸边采狗尾巴草编戒指，还可以摘很多紫色的小花，在它们长长的茎上掐一个小洞，穿成一串一串，围在头上扮成公主。
四五岁的时候，冬天里雪下得很大，学生们人手一个小火笼，装好了一笼黑炭和少许烧得发白的热碳，下了课就拎着小火笼把手，挥舞着手臂一圈一圈地甩，直到火“滋啦”燃起来，再放在地上，凑上去取暖。天渐渐黑了，雪积了很厚，我爸班上的哥哥姐姐捏了一个雪团给我，说烤一烤就能吃。
那时候天地万物都好像很干净，我便听了话，把雪团外面一层烤出几分焦黄，微微融化的雪水淌下，像个溏心蛋或奶黄包，放进嘴里，薄薄一层的暖之后是透心的冰，又在舌齿之间迅速消融，味道很奇妙。后来上了学，再后来又跟随父母工作调动，转学到了另一个乡镇。爸妈在中学教书，我在小学上课，而中学和小学之间隔了一整座镇子。我要在早上六点左右起来，走出中学校门，沿着马路下坡，若是在深秋，农田里的菜叶上都会打一层白色的霜，空气清冷而爽快。
再走过一段主干马路，就会出现一个很陡的下坡，它连接着一座老石桥。有天我在夏天阳光最好的午后呼啦啦冲下去，突然灵光一闪，脑海里浮现出一张小男生的脸，那是生平第一次有喜欢一个人的感觉。那时候我很喜欢下雨天，可以光脚踩水洼，可以拿着带哨子的儿童雨伞从土堆上往下跳，体会一把山寨降落伞的痛快。P3-5
被绑架的写作者
在动笔写这本书之前，我不知道哪儿来的自信，心想，不管怎样这些年也是文山文海里锻炼过来的人，区区二三十篇文章还是不在话下的。
谁知后来竟因迟迟交不完稿子，出版日期越拖越晚，从2017年到2018年，差点儿无限期延后。
只要这件事还没有完成，就每天都像达克莫里斯之剑悬在我心头上，叫人吃睡不安。可这世界上唯一不能勉强行事的就是和灵感有关的工作，那电光石火的一刹那可遇不可求，不是每天列好To Do List就能够按部就班交换而来的。两个小时挥笔而就和整整一天憋不出一行字的情况，我都曾有过，后者甚至更加频繁。
越往后，我越发丢失了最初的自信，觉得以自己目前二十多年的人生积淀，写写公众号和一期一会的杂志专栏或许还游刃有余，但远远够不上写一本书的分量。
更糟糕的是，我渐渐意识到自己的诸般不自由，像蹲在牢房里写绝笔，望着四壁丧失了想象力，丧失了对思维运筹帷幄的掌控力。蒋方舟有一篇旧文题目叫《被绑架的盗火者》，讲一群少年的人生被倡导高考改革者的大义凛然所胁迫，而我并非为任何人所逼，完完全全是被自己在脑中画下的三尺禁地所绑架。
细说开来，我无非是被当下火热的文体绑架，被流行的三观和读者心理绑架，被身份标签绑架，被还未开始就想要结果的功利绑架。当这一切萦绕着我的时候，就像一只手脚被缚的小丑，拼命想迈开腿却只摔得一嘴泥。
我时不时要搜寻一些同龄人的第一本书，看看别人颇受欢迎的文章，像是在翻看试卷的参考答案，在为自己焊上一个四四方方的铁框：关于这件事，你做到什么程度算及格，什么程度能拿到A。
芦苇曾在访谈里说，他在写《霸王别姬》的剧本时，就会给自己找几个现成的电影当作参考坐标，让自己心里有底，做到什么程度才算好。他说这是一个非天才者的做法，但在他看来是相当有帮助的。
而我的确不是一个天才，事到如今我必须承认这一点。高中毕业以后，我曾激动地在社交软件上写了类似如下的话：再也不用写800字的，永远自带一个总论点和三个分论点，填充一堆名人事迹的议论文了。
我以为自己终于可以放开缰绳，在文字的荒野上驰骋，伸手握住从天而降的闪电，伴着雷鸣痛哭嗥叫，像这个世界的破坏者，像这个世界的创造者。
而事实证明，高中毕业了六七年，我从来没有做到过“我手写我心”。我也仍然没有打破“议论式八股文”的禁锢，妄图把许多可能没有答案的事情归结为一个经不起推敲的定理。
当我有一份以文字为生的工作，偶尔有几十万人阅读我的文章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写的都是快餐垃圾；
当我辞职，偶尔为杂志写专栏的时候，我亦觉得文字常被风格和主题所牵制；
当我得到出一本书的机会，当我开了自己的个人公众号，甚至当我打开日记本写只有自己能看到的话时，我终于悲哀地发现，我写不出来多少叫自己拍案叫绝的东西。
不写当然不会出错，但也永远不会前进。黑泽明在他的自传《蛤蟆的油》的卷首里就对后生们说： “不要怕丢丑。”
被看笑话几乎是必经之途，而一切听从内心的意愿下笔写字的人，但凡他有一点儿经历，有一点儿独立思考的能力，对这个世界有一点儿独特看法，那么他所写的东西，除非特立独行到了偏激不堪的地步，否则一定是能够引起一部分人的深切共鸣的，人数多少而已。
用自己的文字来挑选读者，就像不同的音乐风格有不同圈子，爵士的归爵士，嘻哈的归嘻哈，大家各得其乐。
我知道自己必须要放松下来，克服对结果的恐惧与紧张感，不必期待过多，更不必设限过多。写是我的事，评价是他人的事，我不必也无法替别人忧虑，唯一能做的，只有尽力把握我所能够掌控的部分。
人们都说写作的人最开始都是从自己写起，比较容易，也比较可信。我这样做了，有无意义不好定判，只敢说，这些文章足以汇集成一个现下的我自己，让你们透过一页页充盈着淡淡油墨味的纸张，看到一个也许奇异但足够真诚的内心世界。
这一切从来都不是在撺掇谁要活成一模一样的状态，不过是提供一种看法，纪录这个时代的一个微小切面，拿自己做一个非典型时下青年的标本，解剖开来展示给大家看着玩儿罢了。
若你真有看到什么值得一顾的东西，也就是我的莫大荣幸了。
我生在1994，我一点都不老
我的表妹1998年出生。自从我上大学以后，我们已经好多年没有深度交流了。那天她让我给她列一份书单，我还当她是个接近00后的小朋友，在想是不是该给她推荐一些青春爱情小说她才看得进去。
结果她告诉我，说自己最近在看《失乐园》和《傲慢与偏见》，余华的作品早就全看完了，很喜欢刘瑜的《民主的细节》，至于三毛、龙应台一系列，她初中时就已经从我书柜里翻出来吃掉了。
这些话着实震惊到我了，尤其是在知道她看的《失乐园》，居然不是渡边淳一的长篇小说，而是弥尔顿的那部史诗时。
我跟她开玩笑说，讲不定你以后也能看到姐姐写的书哦。她没有表现出我想象中的激动，却是一本正经地叮嘱我，可千万不要是烂俗的青春小说啊。
那一刻我突然感到一阵发自心底的恐慌。事实上，从2016年7月，我年满二十二岁的第一天起，就开始惊恐地发现，比“中年危机”更早到来的，竟然还有“青年危机”。
二十二岁以后，我开始真正在思考人生和死亡的命题，开始对未来产生大量悲观和焦虑的情绪，无论是洗澡时、吃饭时，还是睡觉时。
当我回到父母身边，我再也做不到只是心安理得地胡吃海喝。只要超过一个礼拜，我就必须替他们给街坊邻居交代一个赋闲在家的正当理由，要么是仍在攻读学位，要么是已经到手一个高薪职位。
我每天从各种渠道接收到世界上一个又一个青年取得成功的信息，这些人的年纪越来越小，从我的前辈，到同龄人，再到后辈。
就像当初疯狂迷恋偶像时，我十几岁，他二十多岁。如今我偶尔瞥一眼电视里的综艺选秀，那些青春无敌的脸庞，脱口而出的年纪竟比我小了快十岁，我仿佛已经需要用一种充满慈爱的目光去看他们了。
而我们这种美其名日“老阿姨”的生物，却仍徘徊着看不清前路的方向。这种时不我待的紧迫与压抑，无处不在，简直叫人窒息。
你是不是也会担心?如果真的就这样老去，一天一天，一年一年，直到死去。 身边早就已经有同龄人结婚生子，父母也渐渐从“现在谈恋爱太早啦”过渡到“找到男朋友了吗”，甚至在电话里提起有亲戚介绍了一个男生，要不要加个微信聊一聊。我真的挺害怕的，害怕还来不及做点儿什么，就已经被迫进入到繁衍和衰老的程序里。
虽然，我是一路被叫“小孩”长大的。
因为种种原因，我五岁就上了一年级。从幼儿园到高中，总比同学们的平均年龄小个一两岁。他们总说，你年纪小，一切都还来得及。
可自从我第一次考研失败，去工作了一年，又辞职参加第二回考研之后，就再也不会有人说我小了。我引以为豪二十多年的早慧，自此就再没有任何意义了。
一如突然有一天，你发现人们早已不再用“90后”来泛指正年轻活跃的一代，取而代之的是更为精确的“95后”。
去做个兼职或者实习，点开招聘要求，他们说： “我们prefer(更青睐)95后”；
去参加创业路演，一个团队站在台上，幻灯片上打出大大的一行： “我们是95后”；
甚至想参加一个小说比赛，赛事说明居然也明目张胆地写着： “仅限95后作者”。
矫情是矫情，但年华的确永远扰人，说十九岁，和二十九岁，和三十九岁是一样的，这违背良心的话我讲不出来。
但是，去他妈的标签，我毕竟仍然活着，仍是年轻人，我仍有精力，并且在日复一日地更新自己的知识和思想。我们的“现在”还是平等的，仍有无尽的可能。
我们需要的只是给自己一条出路，这条出路并不完全能从前辈的箴言里得到，更多时候得靠自己披荆斩棘开辟出来。
2016年，我终于确定了未来的路，于是辞职回家准备考研，整整半年没出过几次门。从古希腊的经典悲剧读到后现代的先锋派戏剧，每天看着从前的故事，吸收前人的思想，和自己或者和父亲对话。我发现自己慢慢变得沉静。
那段时间里我想过很多事，也想明白了很多事情。现在我想把这些想法忠实地记录下来，分享出去。迎合读者的故事已经烂大街了，若我光写这个，八十岁时回头翻看一定会引以为耻，所以我写了真实的现在。
如今的写字人很难再像从前慢时光里的人一样关心花、关心云、关心风了，但仍然必须关心生活，关心人，关心正如何使用着自己的灵魂。
或许我并不聪慧过人，也并不比谁更坚韧不拔，我也仍时常摇摆和迷惘，但这不就是这个年纪的阵痛吗?我不必再麻痹自己，而是想要清晰地感受这些疼痛。
我生于1994，我一点儿也不老，我仍然积极并莽撞地活着。
陈鹿鹿著的《我生在1994我是不是老了》介绍：或许我并不聪慧过人，也并不比谁更坚韧不拔，我也仍时常摇摆和迷惘，但这不就是这个年纪的阵痛吗？我不必再麻痹自己，而是想要清晰地感受这些疼痛。我知道自己必须要放松下来，克服对结果的恐惧与紧张感，不必期待过多，更不必设限过多。我生于1994，我仍然积极并莽撞地活着。
陈鹿鹿著的《我生在1994我是不是老了》是一本紧扣“90的成长记忆”展开的个人励志文集，探讨了年轻人关心的一切命题，接地气儿的同时又挖掘出了新思考。作者陈鹿鹿文风自成一格，柔软有力的笔触，直抵读者心扉。在“成功低龄化”、95后和00后当道的今天，作者独辟蹊径，追问一个“大龄”90后，应该如何突破年龄圈限，活出自己。当同龄人都在晒丰富的生活时，作者认为自己不是那个幸运的人，凡事都靠自己，凡事都来得慢。我们的人生都是如此，需要独自在跌跌撞撞后找到舒服的节奏和方向。书里有能触发我们感动与思考的故事，也有陪伴我们前行的勇气和慰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