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查尔斯·斯特里克兰德诉诸文字的东西不少了，看起来我没有必要再费笔墨。一个画家的碑文是他的作品。不错，我对他的了解比多数人要多得多：我最初与他相遇时，他还没有成为画家，他在巴黎度过的那些潦倒的日子里，我和他频频相见。然而，我并不认为，如果战乱没有把我带到塔希提岛上，我还会把我的种种回忆写下来。众所周知，他在塔希提岛度过了他生命的最后几年，我在那里还结识了熟悉他的人。我发现我这样的身份，正好可以把他一生中最鲜为人知的悲剧的部分大白于天下。如果那些相信斯特里克兰德的伟大的人是正确的，与他有过亲身接触的人的个人叙述很难说是多余的。假如有人像我和斯特里克兰德一样，与艾尔·格列柯亲密无间，能读到这人写下的回忆录，我们有什么舍不得放弃呢？
然而，我不会为这些借口寻求庇护。我忘记谁建议过，为了让灵魂受益，每天应该做两件自己不喜欢的事情：这是一个富有智慧的人，这话就是格言，我谨记在心，遵照行事，因为每天我醒来起床，每天上床睡下。但是，我本性中具备苦行主义倾向，我让我的肉体每星期接受一次更严厉的磨难。我从来没有漏掉一次阅读《泰晤士报》的文学增刊。想想大量的书有人写出来，作者心怀美好的希望看到它们出版，等待这些书的命运，这是一种有益健康的守则。每一本书要从这样浩瀚的书堆里突围，会面临怎样的几率？那些成功的书也不过是季节性的。老天知道书的作者会有什么样的疼痛，他忍受了怎样的苦涩经历，遭受了怎样的头痛，只是为了让某个碰巧的读者得到几小时的放松，或者驱除他路途的劳顿。如果可以根据书评作出判断，那么很多书是作者呕心沥血写出来的，为它们曾经绞尽脑汁。对有些作者来说，甚至是付出了一辈子艰苦的劳作。我从写作中汲取的教训是，作者应该从创作的乐趣中得到酬报，从思想负担的释放中得到回报；对其他东西都不必介意，表扬还是苛评、失败还是成功，都应该在所不计。
战争到来，随同战争而来的，是一种新的态度。青年求助于我们过去不了解的神灵，有可能已经看出来那些在我们身后来人的活动的方向。年轻的一代意识到了力量和躁动，早把门敲过了。他们蜂拥进来，坐在我们的座位上。他们大呼小叫，空中吵闹声一片。他们的一些长辈，学着青年的滑稽行为，老当益壮，极力让自己相信他们的日子还没有结束；他们和精力最充沛的人一起嚷叫，但是他们的嘴里喊出来的战争呐喊显得很空洞。他们像可怜的荡妇，试图用画笔、化妆和脂粉，叽叽喳喳嚷叫不断，让她们的青春幻影再现。明智一些的人自顾做出一副不卑不亢的优雅。他们含蓄的微笑是一种迁就的讥讽。他们记得他们也曾把坐享好处的一代人踩在脚下，也这样大呼小叫过，也这样冷嘲热讽过，他们早看透这些高擎火把的勇敢人士转眼之间就会把位置让出来。世上没有哪句话称得上最后一句话。尼尼微城把自己的伟大吹捧到天空时，新的福音早已成了古董。那些讲这些豪言壮语的人，好像觉得这些话无比新颖，其实过去先人们早讲过一百多遍了，腔调都很少改变过。钟摆来回游荡，往复循环。那个圆圈从来都在重新启动。
有时，一个人活了相当长的时间，在一个时代里他争得了位置，进入另一时代他却茫然失措，随后干奇百怪的东西呈现了一种人类喜剧中最独特的景观。比如说，现在谁还想到乔治·克雷布’呢？在他的时代他可是鼎鼎大名的诗人，世人一致认为他是一个天才，现代生活更加繁复，很少还能看见这点了。他从亚历山大·蒲伯那派学到写作技巧，用韵文偶体写了很多道德教化故事。然后，法国革命来了，拿破仑发动的一系列战争烽火不息，诗人们纷纷吟诵新的诗歌。克雷布先生继续用韵文偶体写道德教化故事。我认为他一定阅读过这些年青一代诗人的作品，因为他们在这个世界里折腾出了很大的动静，而且我感觉他认为那些诗作不成样子。当然，多数新诗都不成样子。不过，济慈。和华兹华斯。的颂歌，还有柯勒律治的一两首诗作，以及雪莱的几首诗歌，拓宽了过去尚无人涉足的广大精神疆域。克雷布先生如同羊排一样一块肉而已，然而克雷布先生继续用韵文偶体写作道德教化故事。我断断续续读了年青一代的作品。他们中间可能有一位更加热烈的济慈，有一位更加轻灵的雪莱，已经发表了这个世界会欣然记住的诗篇。我说不好这点。我欣赏他们把诗写得尽善尽美——他们的青春已经光彩夺目，再说什么好听话似乎有点荒谬——我对他们精致的风格深为折服。但是，尽管他们辞藻华丽（他们的词汇表明他们躺在摇篮里时已经翻阅过罗热的《英语单词和短语汇编》了），但是他们没有告诉我什么新东西：在我看来，他们无所不知，无所不通；他们在我的背上轻拍一掌的亲昵劲儿或者全身扑向我怀里的热烈感情，我还真受不了；他们的激情对我来说有点贫血，他们的梦想有点枯燥。我不喜欢他们。我已经被束之高阁了。我会继续用韵文偶体写作道德教化故事。但是，如果我写作这些东西别有所为而不只是为了自己娱乐，那我可是一个傻瓜的傻瓜的傻瓜了。
P26-31
一
在英国的作家中，甚至整个西方作家中，毛姆的小说一直排列在最引人入胜之列。若说阅读西方小说需要读到五十至一百页以后才能进入阅读角色，那么毛姆的小说只需读过二十页，读者就欲罢不能了。像他的著名小说《月亮与六便士》，读者甚至完全可以当作福尔摩斯探案来读。小说中的“我”是福尔摩斯，小说主人公斯特里克兰德就是一个谜案。“我”在第一章里大发宏论，把斯特里克兰德的谜案搞得吊人胃口，由一个证券经纪人变身画家，无论他儿子写的传记还是评论家的乱评，都让人云山雾罩。接下来的几章写斯特里克兰德太太热衷与文人墨客打交道，频频举办宴请沙龙，男主人首次露面，“我”只是见到一个“体格宽大、厚重、手大脚大身穿晚礼服、略显笨拙”的男人，还未来得及深入熟悉，紧接着这个一家之主就弃家出走了！伦敦上流社会一时热闹起来，流言盛传斯特里克兰德是被某个茶庄的年轻女子勾走了。“我”受托去巴黎寻找斯特里克兰德，侦破的结果大相径庭，斯特里克兰德不仅没有被女子勾引，甚至极端厌恶女人的纠缠。他离家出走，只是因为他决意摆脱家庭的缧绁，改行学习画画。此时他已年届四十。“我”的侦探身份也因此由侦破斯特里克兰德离家出走的原因而转变成了“我”对斯特里克兰德的个人行为、性格、追求的侦察和探讨。
斯特里克兰德在巴黎待下来，“我”在好奇心驱使下五年后也到了巴黎。“我”发现斯特里克兰德五年来在巴黎住廉价旅馆，生活简朴到埋汰，人潦倒到可怜，而“我”来巴黎却是驾轻就熟，还有老朋友斯特罗伊夫经常相聚，叙谈往日的美好记忆。斯特罗伊夫是一个画家，靠卖通俗画和安静本分的妻子布兰奇把日子过得温馨而小康。他对绘画十分在行，对经典大师顶礼膜拜，对新兴的现代派画派深表同情，有伯乐的眼光，赞美的态度。斯特里克兰德看不起他的画，出言不逊，他仍然把他看作天才，包容他，理解他。作为人，他真诚，坦率，热心快肠。斯特里克兰德卖不出去画，他不仅帮助推销，还借钱给他；斯特里克兰德得了重病，他叫上“我”一起把斯特里克兰德弄到自己家里治疗，看护，将养。然而，斯特里克兰德病刚好便反客为主，不仅在他家作画，还把他的爱妻拐到了手。斯特罗伊夫痛苦万分，又不忍心赶走斯特里克兰德和爱妻，只好自己净身出户了。他以为过一段时间爱妻会回心转意，岂知斯特里克兰德开始厌恶他的妻子布兰奇时，布兰奇喝草酸自杀，好端端一个家庭支离破碎了。斯特罗伊夫充当了一个农夫与蛇的可悲角色，可他热爱天才，理解天才，因此原谅了斯特里克兰德，形单影只地回了故乡荷兰，“我”因此感叹到：“没有谁知道他为什么到这里来，死后又到哪里去。”斯特里克兰德似乎有些不食人间烟火：他的画没有画商购买，参加画展不啻天方夜谭。“我”因为斯特里克兰德毁坏了斯特罗伊夫的美好家庭，对他极端厌恶，不愿意和他来往。斯特里克兰德特立独行，偏偏愿意和“我”交往，“我”对他渐渐地有了更深入的探索和认识。斯特里克兰德拙于表达，但在夫妻关系或说男女关系上却自有理论：“情欲是正常的，健康的。爱情是一种疾病。女人是我获得快感的工具；我没有耐心满足她们的要求，充当什么配偶、伙伴和伴侣之类的角色。”“男人的灵魂是漫游于宇宙最遥远的地域，女人却要把它弄进网罗里，罩得结结实实。”“布兰奇不是因为我离开她而才去自杀的，而是因为她是一个愚蠢的失衡的女人。”“我”因此一步步捕捉到了一个热烈的饱受折磨的灵魂，感觉它瞄准了某种更伟大的东西，这是任何与肉体绑缚在一起的东西都无法企及的。斯特里克兰德破天荒地让“我”看他的画作，“我”却被他笨拙的绘画技巧着实吓了一跳，画面涂抹得像出自一个醉醺醺的马车夫之手。画的颜色在我看来出奇的死板，满眼都是残缺不全的符号，仿佛画家在混沌中摸索，灵魂因此极度痛苦。他画里的符号无法与同胞享受共同的价值，意义模糊，他的画注定卖不出去。斯特里克兰德沦落成了流浪汉，不得不在舍粥救济所和夜宿救济所里混日子，有一餐无一顿的，在举目无亲的巴黎街头过着朝不保夕的日子，然而他潦倒而没有落魄，在绘画的道路上像一个永不停歇的香客，走向一座也许根本不存在的神坛。最终，他赶上了一艘开往南太平洋的轮船，来到了塔希提岛上。这时候，他的心像被什么东西拧了一下，猛然问他感觉到了一阵欢欣的鼓舞，一种美妙的自由自在的感觉，一种找到家的感觉。他从英格兰逃到法国，就像一个四方楔子打进了一个圆窟窿里，怎么都是格格不入；但是，塔希提岛的窟窿不只有圆的，也不只有方的，而是各种各样的都有，无论你是什么样的楔子都能对上一个窟窿。他因为寻求内心的东西的劲头太大了，最后把他的世界的根基都动摇了。他只好一路逃窜，来到他可以自由自在生活的海岛。他作画的灵感如泉喷涌，模特儿遍地都是，更重要的是找到了一个土著女子，认定他“你是我的男人，我是你的女人。嫁鸡随鸡嫁狗随狗。”他们隐居在莽林深处，他画画不知疲倦，后来得了麻风病依然作画不息，没有画布时他把整个木屋里的墙壁画满了，创造了一个绚丽的世界，气势磅礴，肉欲和激情涌动；原始的、可怕的、美丽的、污秽的场景；诡异而泛太思蒂克的氛围，混沌初开的世界；人物是泥土，是亚当和夏娃……世人在这些画作面前终于屈服了，他在塔希提岛默然去世不到十年后，他的画作在巴黎走红，一幅画当初不值十个法郎，如今卖到了几万法郎。
……
六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毛姆周游世界，来过中国，写过一本《中国见闻》，其中一篇著名速写叫《苦力》，把中国劳苦大众的谋生状态写得冷静、冷峻、犀利而充满同情，一粒小小水珠映照出毛姆放眼世界的视野。毛姆说：
我从写作中汲取的教训是，作者应该从创作乐趣中得到酬报，从思想负担的释放中得到回报；对其他东西不必介意，表扬还是苛评、失败还是成功，都应该在所不计。
记得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我在《外国文学季刊》审稿编稿，《月亮与六便士》先在季刊发表而后成书出版，看得津津有味，手不释卷。编辑部诸位对毛姆为什么使用了这样一个书名猜测各异，各抒己见，一位老同事最后结论说：“月亮”应该指艺术，“六便士”当指世俗价值观。三十多年过去，如今我亲手把《月亮与六便士》译出，我觉得毛姆没有这样的观念。无论是主人公斯特里克兰德跌宕起伏的生命轨迹，还是毛姆在小说中构建的故事情节以及相当篇幅的夹叙夹议，传达给读者的信息应该是：月亮重要，六便士也重要，性格即命运，命中注定哪样就是哪样。
苏福忠
甲午年中秋
你我身边都有这样一个朋友：普通的上班族，三十好几，育有子女，赚钱养家过着程序化的生活。事实上你自己没准儿就是这样的人。毛姆笔下的斯特里克兰德正是如此，但是有一天，已四十岁的他留下一张字条说晚餐准备好了，就此放弃稳定优越的生活，抛妻弃子离家出走。他就像一个偏执的疯子一意追寻他对画画的热爱，一头扎进了理想里。
请看长篇小说《月亮与六便士》。
月亮是头顶的理想，而现实是脚下的六便士。如果你选择了追月，渐渐地你就会飞起来了。毛姆著的长篇小说《月亮与六便士》的主人公斯特里克兰德，原是一位证券经纪人，人届中年却迷恋上绘画。为了追寻内心所想，他抛家弃子不顾一切，穷困潦倒后半生，把自己放逐到塔希提岛，终于觅得灵魂的宁静，绘出一幅幅画作，在艺术的癫狂中实现了自我的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