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飞自我——亨利·米勒传（精）》除了介绍米勒的作品内涵，还讲述了其复杂、无常的人生经历，无论是婚姻、外遇，还是希腊之旅，米勒的一生充满传奇，他的作品也与人生息息相关。作者大卫·斯蒂芬·卡洛纳还探讨了米勒的艺术活动，对绘画、音乐的热爱，与许多古典音乐家的友谊。另外本书探讨了米勒对于神秘学说的浓厚兴趣，分析了米勒童年、青少年时代直到成年之后在相关领域的发展和研究，而他的生活方式、写作也深受其灵性追求的影响。

《放飞自我——亨利·米勒传（精）》对米勒的生活进行了饶有兴趣的考察，从他的青少年时期一直到晚年。书中，大卫·斯蒂芬·卡洛纳为我们全面呈现了米勒神秘哲学思想形成的过程，并由此深入剖析了米勒终生痴迷占星术、诺斯替教、神智学、禅宗佛教、道教思想家老子、西藏瑜伽修行者密勒日巴、神秘学者海伦娜·布拉瓦茨基、神秘主义者乔治·葛吉夫的原因。同时，米勒的这种情愫对其作品及其复杂动荡的生活也产生了一定影响，比如他的婚姻和爱情、巴黎的生活以及1939年的希腊之旅（这趟旅程最终促成了游记作品《马洛西的大石像》的诞生，这也是米勒最满意的一部作品）。米勒晚年定居在加利福尼亚州，其间笔耕不辍，画了很多水彩作品，还与许多古典音乐家成了朋友。

亨利·米勒曾因露骨的情色描写而备受争议；其作品包括《北回归线》《南回归线》以及《黑色的春天》，也一度在美国被禁。这部传记打破了人们对米勒的固有看法，以极具创造力的批判性视角，对米勒的精神生活进行了分析，并向我们讲述了这种精神追求对其写作和生活所产生的影响。本书对于米勒生平研究中一些被忽略的领域进行了重点描述，采用趣味横生的手法，带我们重新认识了美国文学史上这位极具争议和代表性的作家及其作品。

第一章 1891—1908年，14区的幸福时光

第二章 1909—1919年，年轻人，去西部吧

第三章 1920—1929年，都市恶魔·莫娜·写作狂魔

第四章 1930—1939年，巴黎：找寻天赋

第五章 1940—1951年，浪子回头：空调噩梦与大瑟尔的理想

第六章 1952—1962年，山上的占星家，狂欢的热带

第七章 1963—1971年，太平洋帕利塞兹的名利与失眠

第八章 1972—1980年，走向德瓦辰

致谢

参考文献

第一章 1891—1908年，14区的幸福时光

1891年12月26日中午12：17分左右，亨利·米勒在曼哈顿约克维尔东85街450号出世。在《南回归线》（Tropic of Capricorn）这本有名的自传式罗曼史里，他细细思量了自己的生辰问题：

预产期本该在圣诞节，但我却整整迟了半个钟头才出生。我总以为，自己的命运应该带有12月25日的印记，成为因在这一天出生而理应成为的那种人……但是，由于我的母亲子宫紧闭，像章鱼一样把我缠绕在里面，所以我生下来的时候就“配置低”—换句话说，就是先天不良……但有一点似乎很清楚—这便是25日那一天遗留给我的—我生就满腔耶稣殉难的情结。更确切地说，我天生是一个狂热分子。

之后，米勒在其另一部著作《梦魇记》（Nightmare Notebook）中，又一次考量了自己的身世：“注意：我出生在1891年12月26日—时间刚好就差那么一点儿。怪不得我有‘赤道’情结。巨蟹座、摩羯座、天龙座，还有黄道之类的，都是‘灵魂的暗夜’！是‘大毁劫’。”这些只言片语都是米勒心路历程的缩影：倾向自我神化（他其实整整晚出生了12.5个小时）；与母亲之间的疏离；对占星术和东方哲学思想的毕生迷恋（“大毁劫”—在印度宇宙哲学中，意味着“消亡、毁灭”）；由于生日接近耶稣诞生日而衍生出的神秘宿命感以及时不时冒出来的救世主情结。

1892年，米勒1岁，米勒全家从约克维尔搬到威廉斯堡，在布鲁克林北部附近，越过东河就是曼哈顿下东区，距离沃尔特·惠特曼故居只有5公里左右，米勒习惯称它为“14区”。这里的街道由鹅卵石铺成，街上也难得见到几辆汽车。其间，米勒一家一直住在这里，直到1901年他们举家搬到布什维克的“初忧之街”。威廉斯堡是纽约的德国人聚居区，同时也是一个巨大的移民中心。据凯思琳·康岑所说：于整个19世纪而言，移民人口在1854年达到顶峰，有215009人之多；到1882年，移民美国的德国人已经超过25万。其中，纽约的移民最多。事实上，到1855年，纽约市就已经是全世界几个最大的德国人聚居地之一，移民人口仅次于柏林和维也纳，有“小德意志”之称。德国人不仅在美国发展壮大，还凭借自身的创造力和想象力，丰富了美国文化：1853年，亨利·恩格尔哈特·施坦威创立了施坦威钢琴制造公司，使美国古典音乐重焕生机；德裔工程师J.A.罗布林设计的布鲁克林大桥，于1883年5月竣工，是当时世界上最长的吊桥。

当时有很多去美国追寻新生活的人，米勒的祖父和外祖父便是其中的两位，他们为免服兵役而逃离德国。米勒的祖父海因里希·穆勒（当时还是德语，以后很快便美国化，这在当时是惯例），来自汉诺威明登市威悉河流域，娶了位来自巴伐利亚的妻子芭芭拉·克洛普夫。米勒的外祖父瓦伦丁·尼汀，来自多特蒙德，是一个裁缝；米勒正是从他那里继承了中间名瓦伦丁。尼汀16岁到伦敦，参与工团运动（该运动将在之后对米勒产生影响），之后又去了纽约，并在纽约遇到埃米莉·因泽尔，两人于1866年4月1日结婚。他们的二女儿就是米勒的母亲，叫路易丝·玛丽，于1869年1月13日出生。米勒的父母都是路德会教友，两人相识于1889年，并于次年结婚：米勒一家就住在米勒的外祖父家。然而，米勒的想法却是：也许，他的祖先并不是德国路德会的教友，而可能是蒙古人、犹太人，或者更诡异地说，也许是来自复活节岛的人。于是，米勒也试图以此来解释自己与美国社会的疏离，并转而去探寻“非理性”、充满神秘气息的“非西方”传统和文化。

米勒喜欢用一些前缀词、后缀词来描述自己的童年：由堕落前期、堕落后期组成的、充满想象的世界，其中的天堂就是威廉斯堡的14区。米勒最喜欢在北一街和菲尔莫尔街玩耍：北一街是德里格斯大道和贝德福德大道之间的一个街区；而菲尔莫尔街则位于罗布林街和德里格斯大道之间。尽管这些地方“也许是最烂的地方中最烂的地段”，米勒也总是来这里撒欢，享受自己无拘无束、天真烂漫的童年生活。在米勒的很多作品里都可以看到他对这段时光的迷恋：《黑色的春天》《南回归线》《我生命中的书》《友人书》。或许有点儿讽刺，米勒是因其“淫秽”“色情”的作品而闻名；但其实，超然物外、童年的快乐时光才是他最重要的写作主题。

米勒记得，在自己4岁的时候，看到排水沟里有一只全身僵硬了的死猫—那是他第一次与死亡相对：“鸟儿在笼中歌唱，我坐在高脚凳上，用德语吟诵诗歌。还不懂英文的时候，我就已经会德语了。”米勒读幼儿园的时候，就已经能说两种语言了。米勒与语言之间的鏖战、自我表达的能力，都有可能与他小时候这种双语能力有关。除了与德语和德语文学的接触，在米勒7岁的时候，父母还带他去参加了合唱团，即声乐社。也正是在这里，米勒体验到好几百位男女一起合唱的痴狂，之后，他们大杯大杯地喝酒，这是宗教一般的体验：米勒年轻的时候，这些俱乐部或是德国文化组织在纽约很是活跃。

然而，这些温柔、美好的记忆都被强加在孩子们身上的严酷律法所冲淡。米勒经常跟他的堂兄在里奇伍德附近的社区玩耍，记忆中这里的德裔美国人是一群卑劣的人—后来成了纳粹精英。精神上、肉体上的双重凌辱时常发生。在米勒4岁的时候，母亲问他该怎么对付她手上的疣：米勒说应该切掉。两天后，伤口发生感染：他的母亲又是责怪，又是咒骂，还打了他一顿。

她的愚昧和残酷令人恐惧，但米勒却声称这样的疏忽冷漠并未怎么影响到自己—直到他去上学，在学校看到别人的妈妈是怎么对待孩子的：慈眉善眼，充满怜惜。后来有一次，米勒刚读完雅各·沃瑟曼的克霍芬系列（《约瑟夫·克霍芬的第三世界》），便不禁想到：“他以自己的母亲作为结束，这令我既惊讶，又开心。我看到了与我的内心世界相呼应的一些东西，由于缺乏母爱而催生出的内心狂热。”

比米勒小4岁的妹妹劳蕾塔，患有认知障碍；小时候一旦在学习上犯错，也会成为母亲施虐的对象。在米勒的眼里，妹妹是一位真正意义上的天使，她一直就是她自己。她从来不知道什么是忌妒、什么是伪善、什么是谎言—她一概不知……她的本性是至善至美的，但就像天使一样，她并不适合待在尘世。在《老街坊》一文中，结合法国作家的哲学著作（这些作品后来令他深深着迷），他又对这一想法进行了拓展：“在《路易·朗贝尔》中，巴尔扎克对人类身上的天使般的力量进行了讨论。有关天使的这部分内容，是我儿时记忆最深的。当然，我想说的是这种纯真的感觉……也许就是被我们的父母、老师扼杀的。”对纯粹内心的追求后来成了米勒作品中一再出现的主题，比如《底层的笑容》（The Smile at the Foot of the Ladder）。终其一生，米勒都在秉持华兹华斯的传统，对孩童的神圣不可侵犯保留着一种浪漫主义的情怀：孩子是成人之父。

米勒与父亲海因里希的关系则积极得多。海因里希很会讲故事，脾气也很随和，深受朋友们喜欢；但同时，他嗜酒如命，每当他喝得烂醉如泥时，米勒就得听从安排，去当父亲的护理员。米勒曾断言：“除了约翰·罗斯金所写的《威尼斯之石》（The Stones of Venice），父亲一辈子也没有读过其他什么书。”米勒的父母生就不合，在饭桌上也常能吵起来。只要争吵一开始，米勒就开始作呕，食不下咽：米勒与食物之间这种断裂的关系也就成为一个问题，并持续了好多年。米勒曾断断续续失业很多次，没有吃的他会去街上乞讨，饥饿也随之演变成“贪食癖”：他使劲吃，但饥饿的状态并没有得到缓和，他还是饥肠辘辘。米勒与祖父也比较投缘，比跟那些女性亲戚的关系要好得多。米勒只有六七岁的时候，祖父就在裁缝店里唱歌给他听；作为回应，米勒则喜欢大声朗读。在《南回归线》一书中，米勒这样回忆道：“有些瞬间，我记忆尤深：他将热熨斗压在外衣缝上的时候，会起身将双手叠在一起，出神地望着窗外。”这里的“出神”暗指德语词“思乡”，是对“故土家园”德国的怀恋。

除了母亲的冷漠残暴、父亲的酗酒成性以及妹妹的智力障碍，米勒其他亲戚的生活也处在水深火热之中。19世纪80年代早期，米勒的外祖母就疯了，在将她转移到精神病院之前，一直由米勒当时13岁的母亲负责照顾。而他那“发疯的”乔治叔叔则是一段乱伦关系的“产物”，他是米勒的亲戚玛姬和其兄弟所生，这让他的父母感到惊惧、羞耻。他的大姨坦特·梅利亚，由于受遗传基因的影响，也得了疯病，米勒不得不负责将她送到精神病院；在《黑色的春天》中，米勒对此进行了感人的描述：“途中我哭了—我忍不住。对于这个世界来说，有些人太好了而不得不被锁藏起来。这些人不知道出了什么差错……在我看来，梅莱（即梅利亚）根本就不懂什么是罪恶、愧疚或悔恨。我觉得，梅莱是一个天使，只不过先天痴傻。我觉得，她是一位圣人。”由此，我们再次看到“天使”主题的出现，这次是关于他命途多舛、脆弱不堪的姨母，她同米勒的妹妹劳蕾塔一样是“对于这个世界来说，太好的人”。弱智、乱伦、酗酒这些家族因素使米勒开始对自己的心理认同进行思索：“我身上的每一处都被夸大了；我的过错，我的感受，我的柔情，我的生活，在某种程度上来说，都过于极端。”这种巨大的夸张性—米勒性格中强烈的狂热性、预言性、神秘主义倾向，这种如火山岩浆般向超然和光明推进的力量—在他进行为之痴迷的神秘研究时表现得最为明显。对于疯狂、天赋、创造力、神秘主义倾向以及理查德·M.比克（米勒所景仰的一位作家）所提出的宇宙意识这些事物之间的复杂关系，米勒的心理构造刚好可以对此做出解释。

如果说米勒的家族中充满了“见不得光的秘密”，那么他就在虽然充满暴力但颇为友好的邻街找到了令他愉悦的慰藉。在米勒家对面，那个兽医总会把马按在地上，当众阉割；米勒还很小的时候，就被差遣去附近的酒馆打酒；那个滑稽的“流浪汉”酒吧总能从海军码头招揽络绎不绝的、健壮的水手客人。皮特·哈米尔曾宣称“布鲁克林的主要风格通常是强劲与抒情之间难以抗拒的（对一个作家来说）融合”。米勒一生都保留着独特的布鲁克林口音，说话时总夹杂着“侬晓得”：声音充满磁性。5岁到10岁的这段时间，米勒离开家，开始跟身边那些“捣蛋鬼”“刚出道的小无赖”一起混，脱离了大人的管制，随心所欲地到处游荡。米勒与其他孩子之间的情感联结，某种程度上像是对人类社会初始阶段社会秩序的原始再现：“它不只是一个向青春期过渡的阶段，而更像是一种独立的状态，它所持续的时间等同于一个地质时期。不管怎样，为了战胜原始人，我们着实做出了一番努力，但他还是阴魂不散，所以我们坚持战斗—直到我们的翅膀退化。”对于自己的小伙伴，米勒表现出极大的慷慨；即便只是个孩子，他也丝毫不贪恋物质：他将自己的礼物分给班里的穷孩子，但回到家总免不了母亲的责罚。

米勒在北五街与德里格斯大道上的第17公立学校读完小学；之后便与这两条街上的男孩子们成了好友，他总是像提及大人物名册一样提起他们的名字：马特·欧文、鲍勃·拉姆齐、托尼·马雷拉、哈利·马丁、埃迪·卡尼、莱斯特·里尔登、约翰尼·保罗、斯坦利·博罗夫斯基或者叫“斯大修”。托马斯·卡莱尔的《论英雄、英雄崇拜和历史上的英雄业绩》（On Heroes and Hero-Worship）对米勒影响很大，因此，早在孩提时期，米勒就“对英雄有着狂热的崇拜”：很明显，他把自己的朋友也划到英雄之列了。他对朋友们不惜赞美之词，比如，一个叫“约翰尼·保罗”的朋友，被他盛赞为“打开我双眼的人，不是耶稣，不是苏格拉底，不是佛陀，是约翰尼·保罗”。米勒与长岛格兰岱尔的伊姆霍夫兄弟—乔伊和托尼的关系也很好。他们的父亲是一位德国移民，也是米勒遇到的第一位画家；他为附近的教堂画水彩画、制作彩色玻璃窗。对米勒而言，这是一个重要节点，因为它标志着从此时起，米勒开始了对绘画的终生热爱。

年轻的米勒对美西战争非常痴迷。以此为契机，埃米利奥·阿吉纳尔多也成了米勒心中的英雄；作为一个菲律宾起义者，他与美国海军上将杜威做斗争，还在1897年2月17日击败了西班牙军队。米勒曾坦言：他曾颇为“崇拜”阿吉纳尔多，这个伟大的斗士一直存在于他内心的“万神殿”里。在米勒的晚期作品《疯人国》（A Nation of Lunatics）中，米勒还把阿吉纳尔多列入自己的“英雄”“偶像”榜单；米勒1950年1月31日写给安德烈·布雷顿的信中，曾提到他所崇拜的两位伟大的“社会公敌”，对于他们照片的共同点，他这样写道：一个是阿蒂尔·兰波，“在河岸上，穿得像个囚犯”；另一个就是阿吉纳尔多。

米勒家附近有一个基督教长老会，1898年，7岁的米勒便加入了这个长老会的军团，叫“海岸炮兵连”。男生们穿着制服，根据手册上的套路进行训练。1901年，米勒10岁，他同家人一起搬到布鲁克林“可能会好一些”的布什维克区，住在迪凯特街1063号，也就是后来米勒口中的“初忧之街”：5岁到10岁之间的这段“黄金”时期，已经就此结束了。米勒被迫从挚爱的威廉斯堡搬到路德教堂的墓地，那儿的墓碑总是排列得井井有条，花环从不凋残，在布什维克，米勒一直待到21岁才离开。此时，在这个“资产阶级”环境中，米勒感到很不开心；他还要面对一群陌生的男孩儿，而他们又总是挑衅他。米勒的功课很好，还学了钢琴。他不只学习好，还践行了尤维纳尔在《讽刺杂咏之五：高尚的灵魂寓于强健的身体》中所宣扬的罗马式理想；他还骑车长途旅行、跑步、打乒乓球。

米勒似乎已经占据了理智与疯狂、天才与疯子之间的“中间”地带，之后，他又因将真相与虚构混为一谈、将现实和想象混为一谈而臭名昭著。比如，1903年，12岁的他独自去曼哈顿找表亲玩儿，在和小伙伴用石头打闹时，无意间杀死了一个孩子—他们不小心砸中了他的头部。在之后的描述中，他给读者留下这样的悬念：这个孩子是不是真的死了？因为在警察到来之前，他和同伙早就跑得没影儿了。然而，令人震惊的是，米勒对此并未表现出一丝的悔意。诚如我们所见，他总会时不时地篡改事实，以便让它显得“更有趣”；不仅如此，他还以这样的方式，在文本中保留对个人生活的塑造权，以至于有时候让人难以辨别哪些是实，哪些是虚。

P1-11

亨利·米勒（1891—1980），美国作家，代表作《北回归线》《黑色的春天》《南回归线》等，其作品文风大胆，极具争议性，因此在英语国家遭禁近30年。西方文学界公推米勒为美国文学史上的旷世奇才，盛赞他的叛逆，甚至封他为欧美现代文学的另一高峰。

正是因为亨利·米勒违背了人们在审美、道德、宗教、哲学等方面的传统期待，所以他才有可能做出对我们时代的文学极有意义的贡献。

——英国诗人、学者、艺术评论家 赫伯特·里德

今日之美国文学以他（米勒）所做之事的意义而开始，也以此而告终结。

——英国诗人、小说家 劳伦斯·德雷尔

我从来没有读过像亨利·米勒这样的作家作品。他的身上有惠特曼、老子的影子……

——美国作家 詹姆斯·弗雷

亨利·米勒的小说没有故事，没有情节，没有成形的人物，没有开始，没有结束，没有主题，没有悬念，有的是浓得化不开的思想和长满翅膀和手臂的想象。

——冯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