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吧，莫言》是总结，不是终结
《说吧，莫言》是莫言今年年初开始，将自己开始创作生涯以来的国内外演讲，关于创作动机与方法的文章，与记者、学者的访谈对话，对故乡、童年与往事的回忆及对社会、对人生、对文学的随感，共约100多万字的文稿结集交海天出版社出版，全书共分三卷。
莫言本人不大愿意写文学理论文章，他认为“有些事情作家未必要想那么清楚，搞理论不是作家的特长，弄得太懂了甚至会影响作家形象化的思维”。在这部新书中，特别注明了每篇文章的发表时间，莫言希望读者以此为线索，窥见他的文学主张和理念。
一旦作家将自己之前发表的各种文章结集出版，就会招来这样的看法：“是不是没什么可写，创作力衰退了？”见记者小心翼翼抛出问题，莫言笑了：“单位每年都有总结呢，我也可以啊！这是总结，不是‘终结’，回顾历史，是为了展望未来。不过，我在一百个场合说‘我没有衰退’都无用，还是写出作品由你们来判断吧。”
“调侃，自嘲，不遮丑。”莫言用了这几个词对新书作了个自我评价。小说之外莫言的文字，绝不会像《檀香刑》般惨烈，也没有那么一本正经，而是个人心情的自然流露。莫言觉得，让对他感兴趣的读者更加了解他，是件令人愉快的事。不过，他半开玩笑地说：“作家的自传要当小说看，作家的小说要当自传看。”
我对“80后”，“敬而远之”
记者请莫言谈谈对当今文坛的评价，他说，现在应该是中国文坛的最好时期，有相当大程度的创作自由。比如当年《丰乳肥臀》出版时，上级还让他做了一次检讨，比起当今的性描写，莫言说他真是“自愧不如”。
当年《丰乳肥臀》受到批评时，上级让莫言做检查。起初，莫言认为没有什么好检查的，但如果他拒不检查，上级派来的同事们就得熬夜“帮助”他“转变思想”。这些同事都是莫言平时很好的朋友，其中还有一位即将生产的少妇。“我实在不忍心让这位孕妇陪着我熬夜，我甚至听到了她肚子里的孩子在发牢骚。我就说，同志们，把你们帮我写的检查拿过来吧，在那份罗列了他许多‘罪状’的检查上签了名。”
对于一些“80后”作家，莫言说自己不敢给什么忠告，当然也没资格提什么希望。因为当年的他所处的正是如今这些“80后”作家所处的位置。“老的，为何老要干涉小的？我对‘80后’可是充满敬意的，过去是年轻人尊重老年人，现在应该老年人尊敬年轻人了。而且还不能靠得太近，不然，年轻人该烦你了。”这就是莫言对“80后”所说的“敬而远之”。
我是一条不愿被人网住的鱼
莫言说，饥饿、孤独、童年、乡土、想象力是解读他作品的钥匙。记者注意到，无论是说话还是写文章，莫言都把饥饿摆在了第一位。“饥饿的岁月使我体验和洞察了人性的复杂和单纯，使我认识到了人性的最低标准，使我看透了人的本质的某些方面。许多年后，当我拿起笔来写作的时候，这些体验，就成了我的宝贵资源。”
海天出版社的旷昕社长告诉我，莫言是他见过的“最好说话”的作家，无论是吃饭还是住宿，他都不挑剔。记得几年前，他接待来深圳的莫言，吃饭时莫言见点的菜太多，连说“太浪费了”，决心把菜吃光才行。饥饿感延续到今天，不仅影响了莫言的生活方式，而且也成了他的创作源泉。
提到自己的创作历程，莫言坦陈留下了很多败笔，比如在《红高梁家族》之后，他就进入了一个困惑期，当时因为怕别人说他跳不出一种风格，不愿意再走“红高梁”的老路，而往怪异、奇特的路上走，于是在1988年、1989年创作了《复仇记》等作品。“这部作品是很不成功的，当时我应该沿着‘红高梁’的路继续往前走。”尽管如此，莫言仍说，他喜欢试验和尝试，失败的创新也比成功的守旧有价值。
莫言说：“我是一条不愿意被人网住的鱼。许多评论家都在关注、研究我的创作，他们有的把我归为‘寻根派’，有的把我划为‘先锋派’，有的认为我是中国的‘新感觉派’，有的认为我是中国的‘魔幻现实主义’，有的认为我是中国的‘意识流’，但我不停地变化，使他们的定义都变得以偏概全。当把所有高难度动作全尝试过了，我准备以最平实的语言、最传统的方式，老老实实地写一部长篇。”
现在的乡土，已不是过去的乡土
莫言案头正有三五个构思，但目前，他仍没确定开展哪一个创作。农村题材是莫言作品永恒的主题，莫言说：“高密东北乡是我的故乡，20岁以前的时光我都是在农村度过的，即便是当兵后前十年的时间我也是在农村生活，所以农村题材都是我所熟悉的，农村的街道、村庄、树木、河流深深刺激了我的创作热情。每当有大的创作计划我都会回到我的故乡，在那里一方面我可以避免外界的干扰，潜心写作，另一方面也便于我直面现实、身临其境。”
但是，这些年，中国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记忆中的那个故乡在现实中已经人事全非。莫言说，现在的乡土，已经不是过去的乡土，原来的乡村正被城市吞没，即使再落笔写农村，其中也必然融合城市。他举例说，比如刚才在电梯中碰到的保安员，他们就存在一个身份认同问题：城市人认为他们是农村人，可当他们回到农村，又被认为是从外面回来的人，农村与城市已经无法清晰地分开。
P13－18
2016年9月，趁李辉老师来深圳做讲座的空隙，我前去拜访他。聊天时，得知李辉老师正在主编一套“副刊文丛”，他让我把过往的文化人物专访稿也搜集一下，编成一书。当时，我以为他只是客套地随口一说，更觉得自己的拙文难以摆上台面，未敢当真。
大约一个月后，李辉老师竟在微信上催稿，其认真的样子让我不敢再存半分拖拉，开始用心地整理书稿。
自2006年6月起至今，我已在文化圈浸润十余年。每每向名家自报家门时，也常以“文化记者’’自居。但采访的人越多，就发现自己懂得越少，恨不得再回大学校园读十年书，当然这个念头也仅仅是想想而已。
好在，采访的过程如同又读了一次大学。深圳因为地缘关系，常有名家穿梭往来，媒体人的身份，让我得以与诸多文坛大腕、专家学者有了面对面交流的机会。我常常忘记我是一个记者，觉得自己更像文化圈的一个“走读生”，在为之记录的同时，也不知不觉改变了自己。
这本小书所收录的文章，时间跨度为2006年至2016年，均以人物专访的形式采写。因篇幅所限，只选录了30余篇文章。文章所涉既有莫言、止庵、江晓原、刘慈欣、李银河等内地著名学者、作家，也有张大春、黄永松、阮义忠、马家辉、蔡志忠、董启章等港台名家，更有在文化界默默耕耘的资深老人，如编辑家褚钰泉，翻译家周克希、林少华、飞白等，此外还有与青年作家冯唐、阿乙、黄孝阳、笛安、张悦然的对谈，以及对李永平、黎紫书等马来西亚华语作家的专访。因自己视角和阅读厚度所限，每篇稿子虽然都用足了诚意，但今天来看，仍有错误和表述不当之处，敬请各位包涵。本书所有文章，均以报纸上的刊登日期为序。
最后，感谢李辉老师的邀请和催促，让我的小书有幸忝列“副刊文丛”这套大书；感谢胡洪侠先生，在百忙之中，答应为拙作作序；感谢大象出版社，让这本小书与大家见面。这是我的第一本书，对我来说更像一次总结，最大的好处是，能够一直提醒自己：不忘初心。
是为后记。
李福莹
2017年2月22日
和她一起重回现扬
多年以前，曾听“深圳碟王”讲，一桩杀人案，如果长期无法破获，有一个绝好的办法：警察天天在杀人现场蹲着就行了。
我不明所以，表示愿闻其详。
碟王说，这么简单的道理你都不懂！告诉你，杀人犯一般都会重回杀人现场。
为什么？我追问。
不为什么，就是这样。碟王不耐烦地回答。
李福莹要出新书，追着让我写序。我读她的书稿时，忽然就想起杀人犯重回现场的故事。
李福莹算是深圳资深文化记者了。多年来我见她出人各类文化现场，采访各色文化名人，提出各种刁钻古怪的问题。尤其难得者，她不仅参加别人的活动，还参与组织自己的活动；不仅倾听别人的见解，还勇于表达自己的观点；不仅自己一马当先稳坐会场前排，还带着宝贝女儿肩并肩排队求当红作家签名。
现在，她把她多年间采写的文稿重新整理，结集出版，意味着开启了重返现场的纸质模式。我就想：既然凶手都愿意重返杀人现场，那么李福莹愿意重回文化现场也没什么奇怪的，哪怕只是“纸质模式”。
既然她愿意，那么像我这样的读者，就更愿意了。原因很简单，她笔下的现场里常常有我。比如写张大春那一篇，她写道：
对于这个话题，胡洪侠也精辟地作出总结：读者讨论《城邦暴力团》中的真假，等于自找麻烦。因为时间没有连续，历史从不完整；历史仍在历史之后，真相还在真相之中。
原来我说过这么精彩的话，而且还“精辟”！若不是她记下来，我早就忘掉了。
同一篇文章中，她还写道：
读者读到《城邦暴力团》“竹林七闲”这一章，便觉得门槛太高，很难跨越。于是，不少人质疑张大春炫技卖弄，其实，张大春并无此意。作为一个独特的文化存在，不是他懂得太多，而是我们懂得太少。张大春既是小说家、文学家，又是书法家、评论家，在中国的古代，这些身份本应是一个人，而现在却是分开的。张大春的真实想法是，回到古代，做一个真正的中国文化背景下的文化人。
这段话疑似也是我说的。嘿嘿。
当着张大春和几百位读者的面，我这个“著名业余主持人”，还曾当场流利地背诵《城邦暴力团》的第一段：“孙小六从五楼窗口一跃而出，一双脚掌落在红砖道上；拳抱两仪、眼环四象、气吐三分、腰沉七寸，成了个蹲姿。”那都是临阵磨枪的功效，如今早忘了。
诸如此类的文化现场，不仅让我找回了我的“精辟”，也让我看到了我的遗忘，这岂不是很难得？
在另一篇中，马家辉对李福莹说，当年他和杨照、胡洪侠写同题对照专栏，依照他的意思，名字就叫《大叔》，而不叫《对照记@1963》。“我这个人尊重朋友，假如让我选择的话，我不会选择太文艺的，第一本叫《大叔》，”马家辉说，“杨照和胡洪侠都不同意，觉得是侮辱他们，他们都不承认自己是大叔。我心有不甘，有一些我自己觉得是好的主意，一有了就有了，还是会在我的心里，有机会就要把它做出来。”
哈哈！这回终于抓住马家辉背后说朋友“坏话”了，多亏李福莹如实记录下来，此案得以保全了证据。我和杨照确实不同意叫《大叔》，可天知道，我们可不是说自己不承认自己是“大叔”，也没觉得受了什么“侮辱”；我们只是都认为，用“大叔”作书名，太不靠谱了；如此不靠谱的书名，只有马家辉才想得出来啊。果然，当年他不仅想到，后来竟然也做到了：他真出了一本叫《大叔》的书。
马家辉现在是小说家了。他写了个男同性恋的故事，书名起得堂皇明亮，叫作什么“龙头凤尾”。可是，重回李福莹的文化现场，你会发现，这本小说当初另有他名。马家辉说：
过去20年我一直写散文、写评论，但文学里面，处于金字塔顶尖位置的是诗歌与小说，所以，写小说是认真的挑战。我计划写一部12万字的小说，关注20世纪30年代至60年代的香港黑社会性质组织。我是在香港湾仔长大的，总觉得欠那些个地方一个故事，这部小说可能叫《金盆洗》。
我和杨照都可以证明，这段话确是马家辉所说的，连我们都听了不止一次。他当着美女记者的面在那里信口开河，言之凿凿，后来却全不兑现：不仅小说名字改了，字数也早超过12万，写香港黑社会性质组织也只写到抗战结束，离20世纪60年代还远着呢。他倒是没敢当着李福莹的面吹牛，说自己的小说出版后一定会获奖之类。恰恰是他没敢说的，后来当真实现了：《龙头凤尾》先是入选深圳读书月“年度十大好书”，后陆续在北京、台北、香港等地不断拿奖。
如此说来，倘若重回现场，当真趣味横生。你会发现：当年说过的话，如今已成“史料”，想不认账都不行；如今模糊遗忘的细节，却早成了历史中历历在目的证据。或者说，在那里你不是你，你是你的历史。我们靠重回现场，得以领回走失的那部分自己，可以填满不小心形成的记忆空白，更可以“听”着自己或朋友昔日口无遮拦的话仰天大笑。
既如此，我们且翻开此书，跟随李福莹从一个现场串到另一个现场。在越来越虚拟的世界里，让我们相信：人世间大部分的真实现场，不仅值得当时亲临，而且值得日后重温。
2017年3月16日，深圳
《走读生（精）》为深圳晚报社资深文化记者李福莹访谈文章精选结集，时间跨度为2006年至2016年。十年间，李福莹以一个聊天者的姿态深入文化圈，透过女性的亲切视角、平易朴实的笔法，记录了一个纸媒上的读书年代。
李福莹著的《走读生（精）》所收录的文章，时间跨度为2006年至2016年，均以人物专访的形式采写。文章所涉既有莫言、止庵、江晓原、刘慈欣、李银河等内地著名学者、作家，也有张大春、黄永松、阮义忠、马家辉、蔡志忠、董启章等港台名家，更有在文化界默默耕耘的资深老人，如编辑家褚钰泉，翻译家周克希、林少华、飞白等，此外还有与青年作家冯唐、阿乙、黄孝阳、笛安、张悦然的对谈，以及对李永平、黎紫书等马来西亚华语作家的专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