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周口店遗址

我与周口店的古人类结缘至今恰恰60年，一个甲子。在这漫长岁月中我曾经为之学习，为之思考和钻研，贡献绵薄之力。现在回想起来，这些活动使我在知识积累和思维能力以及科学素养的提高上都获益匪浅。应口述史采访同志的要求，我将与此有关的点滴经历略述于后。

1957年秋，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研究所在周口店办培训班，培训全国各省的文物部门和有关单位保送来的学员，其中许多人后来成了各省文物考古工作的骨干，其中包括重庆博物馆前馆长方其仁等。班主任似乎是鱼类学家刘宪亭先生。学员们吃、住和学习都在龙骨山南坡的两排平房，中间是一个大的庭院。人们出入都会经过东墙中间的圆形门洞，培训班的人戏称这个院子为“大观园”。我被指派编写讲义并讲授古人类学。那时我们在珠市口的马路南侧乘长途汽车到周口店。因为回城的汽车要到周口店村附近的路边等候，往往没有准时间，所以我们回城时一般是在龙骨山下的车站上火车，到琉璃河再转乘其他列车到北京，一天只有一趟或两趟车。

1958年，在包括中国科学院在内的“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开展了“拔白旗”运动，要求知识分子走又红又专的道路，群众贴大字报说我走白专道路，翻出1957年5月在“大鸣大放”“帮助党整风”期间的小组发言记录本，其中记录着我说过“教授治校可以试试”这样的话，而在1957年6月开始的“反右派”运动中“教授治校”被定为右派言论，受到严厉批判。当时可能由于被作为右派批判的名额有限，或者其他原因，我没有被提出来进行批判。但是在1958年夏天却被“补课”批判了三个月，直到运动结束也没有能得出什么结论，只得不了了之。以后就派我到周口店去参加发掘。

当时的发掘工地在第1地点，发掘东侧的堆积物，由贾兰坡先生负责。参加发掘的主要人力是北京大学教师吕遵谔率领的考古专业大一和大二勤工俭学的学生，其中包括后来成为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的朱非素、中央美术学院图书馆馆长的汤池、北京文物考古研究所的吴梦麟等。汤池在此期间认识了我们所古人类室的段雨霞，以后结成连理，可谓一段佳话。

那个时候，我还是一个研究生，只是跟着发掘，没有什么建树。发掘工作劳动强度相当大，我与那些年轻学生一样，手握铁锤在坚硬的堆积物上“打眼放炮”，经常在烈日下汗流浃背。20世纪90年代我去广州出差，时任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的朱非素请我吃饭，对在座的该所骨干介绍我的时候她说1958年在周口店参加发掘时听人说我是在运动中被批判后送到周口店“劳改”的。其实这是以讹传讹，我当时和大家一样并没有受到任何歧视性的待遇。

1957年苏联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极大地振奋了社会主义阵营的人心和士气。1958年中国开展“大跃进”运动，口号是“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超英(国)赶美(国)”。媒体经常报道许多单位做出了大大超出寻常的成绩，将其称为“放卫星”，推高“大跃进”运动的气势。那时各行各业都在努力争取“放卫星”。我们研究所领导觉得周口店北京猿人知名度很高，要求通过周口店的发掘“抱人头，放卫星”，意思是要挖出北京猿人的头盖骨，宣传这是“大跃进”的成绩。工地临时拉电线安装了电灯，“挑灯夜战”。因为目标是“抱人头”，所以炸出来或挖出来的堆积物体积只要是小到估计不会包埋头盖骨的就被推到一旁，让其滚下坡去。现在想起来，有牙齿或小块化石还埋没在第l地点现在洞底东部的土石中也不是不可能。

第1地点东坡山脚下有一个朝东的小洞，一般认为很可能是猿人出入的洞口。1958年也发掘了，由于没有重要的发现，不久便放弃了。

有一天郭沫若院长来我们工地视察，与我们在鸽子堂前还照了一张合影。我还记得郭老在接待室为我们做报告的情景。他说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他流亡日本，娶了日本妻子，生了许多孩子，生活负担重，一大家子人就靠他写稿得来的稿费生活，在如此为生活奔波，一无导师，二无助手的情况下，还是写出了《十批判书》等著作，(他自谦)时至今日还是有一定学术价值的。他勉励在座的知识分子，或上有导师指导，或下有助手帮助，没有理由不做出比他好的成绩。他说着说着兴奋起来，便坐到了身后的长条桌上继续讲。这个报告给了我很大的影响。P3-5

编者说明

序

前言

我与周口店遗址

周口店打下了我事业的基础

周口店是我的大学堂

我把青春献给周口店

周口店的鸟类化石决定了我的研究方向

新研究的基础是尊重前人的研究成果

我对周口店的点滴印象

走近周口店

对周口店和裴老的几点印象

周口店遗址是我学习考古的第一课

我与周口店猿人遗址的不解之缘

我是父亲的秘书

与周口店遗址结缘，是我们的幸运，也被赋予责任

期待发现更多有价值的化石

通过对脑演化的研究来了解我们的祖先

周口店猿人洞的新发掘、新发现

我人生一大半的时间都在周口店

我的一生都在周口店工作

周口店是养育我成长的家园

我在这里度过人生最美好的时光

我与龙骨山

一、《周口店记忆》是一部有关周口店遗址的口述史，通过口述者语音回忆在周口店遗址发掘、研究和工作的情况，记录了一段段弥足珍贵的历史。

二、本书记录了21位专家学者和老讲解员讲述当年参与周口店遗址发掘、研究、利用、保护等亲身经历的故事。所涉及的学术观点仅代表口述者本人观点。

三、本书中所涉及的口述者以采访的时间（2O16．5—2016．9）先后进行排序。

四、本书所列“周口店”“周口店遗址”“猿人遗址”“北京人遗址”特指“周口店遗址”，属于口述者的口语习惯，不做更改。

五、本书出现的“郭老”“郭先生”特指郭沫若（1892—1978），四川省乐山县人，是我国著名的古文字学家、考古学家、社会活动家、中国新诗的奠基人之一，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副总理兼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国科学院院长等要职。“杨老”“杨先生”特指杨钟健（1897—1979），陕西华县人，地质学家，中国古脊椎动物学的奠基人和开拓者，中国科学院院士，192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地质系，1927年获得博士学位。1929年任新生代研究室副主任，与布林共同主持周口店遗址的发掘。“裴老”“裴先生”特指裴文中（1904—1982），河北丰南人，地质学家与考古学家，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及第四纪哺乳动物学的奠基人，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人”第一个完整头盖骨化石的发现者。“贾老”“贾先生”特指贾兰坡（1908—2001），河北省玉田人，旧石器考古学家、第四纪地质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1931年派往周口店协助裴文中进行发掘，1936年11月，在其主持下发现三个“北京人”头盖骨。

六、本书中出现的“所里”“古脊椎所”“古人类室”“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前身是农矿部地质调查所新生代研究室，1929年4月成立于北京，主要从事周口店北京猿人遗址的发掘及化石研究。1951年归入在南京创建的中国科学院古生物研究所，改称新生代与脊椎古生物研究组。1953年从古生物研究所分出，在北京建立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研究室。1957年升格为古脊椎动物研究所，1960年改称为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至今。

董翠平主编的《周口店记忆》系周口店口述史。周口店博物馆馆长董翠平主编。作者方采访了二十多位在周口店遗址进行考古发掘或周口店博物馆工作过的专家、学者及相关工作人员，把他们的回忆记录成文字。这些回忆性的文字，可能有记忆的偏差，甚至有可能互相抵牾，但都从不同的角度反映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直至当前周口店遗址发掘，及有关周口店历史、地理、文化之研究和展览的一个侧面，是研究周口店历史不可多得的一手资料。

董翠平主编的《周口店记忆》是一部有关周口店遗址的口述史，通过口述者语音回忆在周口店遗址发掘、研究和工作的情况，记录了一段段弥足珍贵的历史。

本书记录了21位专家学者和老讲解员讲述当年参与周口店遗址发掘、研究、利用、保护等亲身经历的故事。所涉及的学术观点仅代表口述者本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