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是在那天，我第一次见到了朱老师。他从办公室里出来，站在我身边，没有握手，没有问候，我们俩站在院子里，我问他一些学校的情况，他缓缓地回答我。8月底的冶力关天气已经转凉，朱老师穿着黑色的皮夹克，上面裂纹密布，如同他黝黑额头与眼角的纹路。等问过他的年龄，我一次次在内心思忖生活到底让他经历了怎样的沧桑。朱老师高中毕业后就做了民办教师，至今已有17年，也可以说他人生的一半岁月都是和孩子们一起度过的。因为是民办教师，所以工资少得可怜。我问过他的工资，他平静地告诉我，从1999年最初参加工作的每月100元，到2003年的200元、2006年的300元、2009年的540元、2010年的1000元，再到2015年的1500元。
后来我又多次去到高庄小学，见到了更多的孩子，也见到了有着31年教龄的张老师与人职不久的小王老师。从他们的嘴里，我了解到更多关于学校与孩子们的故事。
在这所全镇海拔最高的学校里，有30个孩子在学前班与一年级就读。他们都来自高庄村，一个有着183户人家，其中175户人家需要国家低倮救助的村子。孩子们由于父母常年外出打工，所以多与自己的爷爷奶奶生活在一起。他们的家基本都在山上，老人年迈，有时无法送他们上学，就只能自己去学校。高原天气多变，时常会遇到雨雪天，小小的孩子，踩着泥泞的山路，等到了学校时浑身上下常常都被泥水裹满。因为贫苦，他们一年换不上一套新衣服，所以他们每次出现在我面前的时候，衣服都是脏脏的。离家近的孩子，中午还可以回家吃一顿热饭，离家远的孩子，就靠自己从家带的馍馍充饥。冶力关的冬天很冷，学校的水管总是会被冻住，一直到来年的5月才能正常使用，这期间每个孩子的书包里都会背一个装满凉水的饮料瓶。他们分不清蔬菜与水果，因为许多他们没有见过，譬如甘蔗、火龙果。所以，在他们的世界里，老师就成了最亲近的人。老师会在雨雪天送他们回家，也会在冬天驮水来学校，老师除了教授知识，还会让他们认识外面的新鲜事物，了解山外的世界。
看过高庄村小学后，我产生了将全镇所有村小学与幼儿园走一遍的想法，所以在接下来的时间里，除去在村里工作外，我先后去了6所村小学与3所村幼儿园。这些学校有些条件好，有些条件差，有些学生多，有些学生少。但他们有着许多共同之处——孩子多是留守儿童，缺乏真正适合孩子阅读的图书，以及玩具等。这些学校加起来有300多个孩子。许多次，我看到他们在村口布满垃圾的河沟中打闹，看到他们推着轮胎奔跑，看到他们沿着高高的山路回家，那时他们的脸上充满了欢笑，但这不知忧伤的欢笑，在我们看来，何尝不是一种深深的悲伤。
乡村教师、贫苦学生、留守儿童，这些字眼组合在一起总会让人唏嘘不已，并产生百般况味。可否为他们做一些事情?譬如去做一场帮助学校、教师与孩子们的助学活动。在3月12日发出助学倡议之前，我的内心充满了太多的不确定。我时常在月夜于山中行走，流水声让暗夜更加寂静，头顶着满天明星，反复思索，分析权衡多种的可能，但更多的还是担心，担心应和者少，担心让孩子们失望，担心活动变了味道，担心一份好心最终落入难堪的结局。它们让我陷入犹豫与纠结。在我的房间里曾有一盆普通的绿植，无人照看的它早已枝干枯萎，我偶尔会浇一点儿水，早已不期望它的复生，但潜意识里或许仍旧幻想奇迹的出现。直到有一天我惊喜地发现，在枯萎的枝头生出了翠绿的一小片嫩芽。我小心翼翼地将那截枯枝剪下插入盆中，从此耐心照看，三个月后的今天，它已有了六片叶子。我想助学活动也像这嫩芽，它是困难与迷惘中的一丝希望，与其设想太多，不如真正开始，如若用心，假以时日，助学活动应该也会如同这嫩芽一样枝繁叶茂。
庆幸的是，截至目前助学活动进展顺利，远远超过了我的预期。在开展助学活动以来的八个多月里，我们收到了来自全国各地师友们的关爱与支持。上百个包裹，上千件玩具、文具、衣物以及上万册图书纷至沓来，连镇上的邮局都笑称变成了我的私人邮局。印象最深刻的是有天收到了96个包裹，邮政的车没有送到邮局，而是扔在了大路边，最后我们从村里找了一辆三轮车拉了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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