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刁斗著的《我哥刁北年表》里，主人公刁北是个书生，喜欢格言警句。

严峻的收割者，手持着大镰刀前进，一步接一步沉思着走进剩余的麦穗。

在时间的回环中，现实的每一次击打，都在个人身上留下历史的伤痕，刻下年轮。

一位小说行脚僧回馈汉语的长篇杰作。

“告诉他们，人是大自然放出的屁！”我哥刁北在生命后期，常把这句话挂在嘴边。但在五十岁生日那天，他郑重宣布，要推翻这个论断，否定这一说法。

刁斗著的《我哥刁北年表》讲述了一九五三年至二〇〇三年，五十年间的个人生活、世事变迁、现实动荡，都可以在这句话的论断与否定间进行隐喻性的铺展，而“告诉他们”这一拟经的表述方式，则象征了一种排山倒海的，不由分说的，任何人都无法置身事外的话语洪流。

铺展与洪流清洗一切、塑造一切，深受冲刷的刁北，竭力辨认、躲闪，想要避免被摧折、被带走，仿若一株随时可以伏下身子但拒绝折断的芦苇，并借助思想之风，发出讽喻的响声，为人倾听，为人铭记。

正文

一

我爸死前，严重脱相，除了脸肿肚子大，其他地方皮包骨头，体重一百斤。他的身高一米七八。那些日子，他腹水的肚子鼓突出来，乌亮乌亮，像半只气球。有时他疼，会发出呻吟，类似枭鸣，我们就轻揉那半只气球，仿佛怕伤及里面的胎儿，这样他能好受一些。他好受时面部松弛。到后来，有时不疼他也呻吟，呢呢喃喃，如同他本人就是婴儿。都十天了，他下不了地，不和我们说话也不看我们，连眼皮都很少翻动。他的肝癌，是两个多月前查出来的，一查出来就是晚期，我们请教了几个专家，个个都是老刽子手，判他死刑眼都不眨，只是一个月还是五个月的缓刑期有长短的不同。被判刑前，我爸挺健康，有点轻度的小脑萎缩，没什么症状。可随着医生帮他发掘出晚期肝癌，他倾诉的欲望突然强烈，絮絮叨叨，还疯疯癫癫，一个能把深沉玩得炉火纯青的中等级别的官场中人，竟一下子变成了职业醉汉。他酒量不大，很少喝酒，一般喝了也不会多，偶尔多了也不耍酒疯。肝癌刺激人的语言中枢吗？没这说法。我们只知道，大量喝酒易导致肝癌，而小脑萎缩，倒擅长为语言设置障碍。我爸的状况，全拧巴着，让人怀疑他这两项毛病都系误诊。没误诊。经验总有不完备处。我爸是疯癫一个月后，忽然沉默的。他刚疯癫时，对那些来探视的外人，我们总是这样解释：他糊涂了。一个人活到七十八岁，糊涂容易得到理解，即使伟人，七十八岁也该糊涂了。我用“疯癫”描述我爸，不是仅仅指他话多，而是说，他胡言乱语的内容，愈益离谱且愈益荒唐。他思维乱了。晚期肝癌查出来后，他的身体迅速衰竭。我们没告诉他得的啥病，这说明，不是过大的精神压力击垮他的。他已基本不认识人，一个长点的句子，他也很难一气说完，但他宣泄的欲望无以阻遏，只要面前有人，他就拼命说，没人知道他是否清楚自己在说什么。说话时，他常张冠李戴，把希特勒说成克林顿，将巴以冲突和抗日战争混为一谈，见到我妈，他喊郭兰英或才旦卓玛，握着我手，他要么说政委来啦，要么叫老张或小王——不知他指的是哪个政委与哪个老张及其小王。他话题博杂，涉猎广泛，从一只不时偷袭他的苍蝇，能说到中国该如何建立空中霸权，又能把悬在医院对面一座破败小楼上的横幅标语，与张铁生黄帅连在一起——那标语是：“认清形势，享受政策，抓住机遇，按期搬迁”；而张铁生黄帅，都是“文化革命”时的“反潮流英雄”，前者是靠交白卷上大学的还乡知青，后者是与老师唱对台戏的小学生。依惯例，他说得最多的，还是以前他感兴趣的那些东西，由党内历次路线斗争，引发出对未来的判断思考。按中央以前的说法，党内的重大路线斗争只有十次，后来连这十次也不提了，在十次之外，就更没有了；可我爸坚持认为，党内的路线斗争有十四次之多，在林彪之后又加了四次。他悄悄对他们单位的办公室主任说：斯诺先生，你是中共的老朋友了，我可以把我们党内这十四次路线斗争的内幕都告诉你，为你《西行漫记》的续篇提供素材……他对这十四拨人的名字如数家珍，对他们犯错误的顺序和所犯错误的内容也表述准确。如果你乍一听他娓娓道来，会以为他是个身经百战的党国元老，在谈笑他令“胡虏灰飞烟灭”的往昔壮举。只有多听一会，被他夸张的、扭曲的、神秘化的表情和用词牵拉着走下去，你才会发现，这原来是个停留在旧时代里不肯前行的谵妄者、躁狂人。但有趣的是，陈述旧事时，他又能熟练使用时尚新词：“华山论剑”、“独孤求败”、“联手”、“比拼”、“作秀”、“力挺”，这使他的连篇呓语别有妙处。在有些人听来，比如我儿子刁阿斗或我妹刁星的女儿李小璐，这十四次路线斗争中的二十来个头目，活脱脱是些江湖杀手武林刺客：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罗章隆、张国焘、王明、高岗、饶漱石、彭德怀、刘少奇、林彪……提到他们，我爸总把声音放低，好像担心隔墙有耳。他胆小怕事的性格特点，在使命感和责任心的缝隙间忽隐忽现：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过七八年再来一次……通过反复引用伟人语录，他把一层层保护釉彩涂抹到身上。直到十天以前，他去厕所，忽然感到路途迢迢，无力举步，主动向别人伸出了乞求之手，这才住嘴，戛然告别了他关注的任何事情。厕所就在病房里，距床只有五六步远。我爸是凌晨死的。有些人死前有回光返照，他就有。那天轮到我妹刁星的丈夫李宇在医院值班守他过夜。子时左右，李宇坐在硬板凳上，双臂和头搭着床沿，打起了瞌睡。忽然，他听到我爸大声说话。他被惊醒了。他看到，我爸挺着乌亮的肚子，不知什么时候坐了起来，那双嵌在胖肿大脸上的小眼睛，精光四射地扫视左右。这是夏季里一个无风无雨的闷热夜晚，令人窒息，在一片昏黑的特护病房里，我爸缄口数日后忽然出声，还艰难地挺着肚子坐了起来，并眼放精光，这把李宇吓了一跳。他本能地想退后几步。他没退。“老刁家人呢？”他听清了我爸在说什么。“老刁家人，都往前坐……”我爸的声音威风凛凛，有些喑哑，但很清晰，语调不躁狂，用词不谵妄，好像出自被小脑萎缩和晚期肝癌击中之前的我爸之口。李宇木呆呆地有点发蒙，既对我爸的清醒感到惊讶，更为不知在我爸看来他算不算老刁家人感到困惑。他不姓刁，姓李。他伸手摸索我爸肚子，说：爸，爸，我是李宇，你疼吗？喝水不？饿不？有尿没……我爸不看他，把他手从自己肚子上使劲推开，说：老严呀，咱们居然跨进这二十一世纪了，不易呀……又说：你们俩都挺有出息的，在新世纪里……显然，我爸的“老刁家人”里没包括李宇，他的话，是说给“老严”和“你们俩”的。“老刁家人”肯定包括我和我妹刁星这个“你们俩”，这没说的，“老严”虽然和李宇一样，不姓刁，但她是我妈，是我爸的妻子，是创造“你们俩”这“老刁家人”的另一半功臣，也可以归属在“老刁家人”里。李宇脑子稍一转弯，就把这关系理顺溜了，他立刻给我妹刁星打电话，我妹刁星又与我电话合计，我们一致认为，我爸这是回光返照。我们把电话打给我妈，接上她，去医院。这时的我爸，不显糊涂，见了我们三个“老刁家人”，有种孩子似的亲近与兴奋，他呼呼哧哧地给“老严”和“你们俩”做报告，“新世纪”是报告主题：“这样的观点嘛，我同意，新世纪就是……中国的世纪……”我低声对我妈和我妹刁星说，看样他不行了，叫我哥吧。我妹刁星也说，叫大哥吧。我妈最后说，叫刁北吧。我就出屋到走廊上，给我哥刁北打电话。这时是凌晨，东边天际正微微泛青。我哥刁北往医院赶时，我妈和我妹刁星一边一个地抱我爸拍我爸哄我爸，揉抚他肚子，不论我爸说什么，只要插得上话，她俩就一替一句当然也是轻描淡写地往我哥刁北身上扯：老刁你别光“你们俩”“你们俩”的，他们是三个，还有刁北嘛，应该“你们仨”才对——哦，也不对，还得包括晚晴和李宇呀，还有阿斗和小璐……爸呀，你看你精神头多足，这说明你身体好了，叫大哥来吧，大哥一来，“老刁家人”就齐了，等天亮了，咱一块回家……她们说话时，大家都紧张，包括站在门口的我，也包括站在床脚、毫无意义地摆弄我爸被子的李宇和我妻子晚晴。我们都担心我爸发火。多少年了，我爸不能听人提我哥刁北，别人提他他就发火，他常说，老刁家人里没这个畜生。但那时他更受理性主宰，发火的方式主要是不屑，只偶尔开骂。后来小脑萎缩和晚期肝癌击中了他，我们说什么，他都一阵明白一阵糊涂，唯有涉及我哥刁北，他光明白不糊涂，开骂已经不知道节制。有一天，我哥刁北过来看他，他非说我哥刁北是赫鲁晓夫派来的苏修特务，是使用了易容术的克格勃，害完斯大林又害毛主席来了，他要把我哥刁北驱逐出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可这回，我妈和我妹刁星的火力侦察没遇到还击，在“刁北”和“大哥”这两个词反复灌人他耳朵时，他的演说渐渐停止了，好像在听两个女人的劝说，又好像在想什么心事。与此同时，他的眼睛越睁越大，但很空洞，似乎黑眼仁一下涨满了眼眶。“来，刁北，离我近点，”忽然，我爸把头向我转来，是向门口转来，冲着我——冲着门口伸出了双手，“我看不清你……”我急忙上前，把我爸的双手握在手里：“爸——”“新世纪了，你也该，振作了……”我爸的精神头似乎又一下没了，说出的话有气无力。我连连点头，声声答应，替我哥刁北点头答应。“我知道，你说过，人和屁，一个样……哈，爸这辈子，就是个，是个屁。可你不是，你天赋好，又赶上，新世纪了，你不是屁，不是……”话没说完，我爸就死了，死去的瞬间，他盯住我，挺羞怯地笑了一下。他这是向我哥刁北发出的笑。敌对多年的一对父子，终于握手言和了，这让他这个好面子的父亲有点不好意思。这时候，我哥刁北正走下出租车，正冲进医院大门，正跑步上楼，正融入“老刁家人”都在的特护病房。他把我爸抱进怀里。我爸已经不是活人，但肌肤柔软，余温尚在，虽然眼睛闭上了，可活着时发出的羞怯的笑，还留在他胖肿的脸上。我哥刁北哭了。没有声息，珠玉成串。他泪水落在我爸的笑上。（P1-5）

剩余的麦穗

写小说的妙趣之一，是它总能以种种稀奇古怪的方式给你带来神秘体验，让你惊讶精神活动之委曲，感叹心灵世界之诡谲。我喜欢神秘。

二○○○年夏天，我电脑出现过一次毁灭性“崩盘”，抹去了那之前我写在电脑里的全部文字。懒惰的我没任何备份。当时，我写了一篇万字长文，哀悼我电脑里的二三十个小说开头，思考我写作中遇到和想到的种种问题。那篇文章叫《消失的小说》，其中有一段话是这样说的：

停工待料的原因很多，但我敢肯定，绝不是我对“文革”故事丧失了兴趣。不，在我的写作历史上，以后，若由于才力不逮，我只给自己一次把小说写成批判稿或控诉书的机会，我所选择的内容，也不会是直接危及到人的/我的当下生存的任何事情，而只能是貌似远去的“文化革命”。

引发我这番意气之辞的，是一部叫《安乐窝九号》的长篇开头，有三万余字，它将讲的，是一幢陈旧破败的住宅楼里各色人等的“文革”故事。它起笔于毛泽东发动“文革”三十周年。我以为它在我的写作史上已成死胎，因为从它的雏形看，它的确有批。判稿与控诉书之嫌。我的艺术道德不允许我拿批判稿控诉书滥竽充数。但写作的神秘性在此彰显，我自己都没想到，数年之后，它竟能长成个近三十万字的壮年男子，名字也变成了《我哥刁北年表》。

我这样说，不是要表明“安乐窝”和“我哥刁北”是同一篇小说。我很清楚，即使“安乐窝”最终被我搭好建成，它与“我哥刁北”也非同类，从故事设计到结构方式，从出场人物到情节安排，从叙述语调到风貌旨趣，它们不会有半点相同。那我为什么要把它们中的前者看成后者的胚胎，又把后者看成前者的果实呢？

容我慢慢道来。

《安乐窝九号》也不是开始就叫这个名字，在它只是一片空无时，在它只有几百几千字时，在它超过了一万字两万字时，它也叫过《节日》和《饕餮》，如果它没夭折于三万字，而是径直长成了三十万字，我不知道它还会不会叫别的名字。叫什么也许并不重要。但命名从来都是仪式，而仪式，正是神秘的因或者果。是这时，发生了电脑“崩盘”事件，“安乐窝”随即化为废墟，“这一条”通往神秘的写作之路仿佛断了。它没断。我说过，我电脑里和“安乐窝”一道化为废墟的，有二三十个开头，时间一久，在我记忆里风化湮灭，成了它们唯一的命运。这很正常，时间是死亡的秘密恋人。可再谨慎的私情也能导致怀孕，而拒绝婚生，恰恰是许多艺术品的光荣所在。“安乐窝”成了奇迹的幼芽，它没像它的同伴那样成为“消失的小说”。是的，它实在的生命确已消失，但死亡与时间这对喜欢恶作剧的父母，却把它作为一粒虚有的种子留了下来，诱惑般地，向我展示和开启它的顽强。其实我看不清它，就像看不清阳光如何驱除黑暗，微风怎样拂过面颊，但阳光的明亮与微风的凉爽，我又确实能感受到。套用瓦尔特·本雅明那个著名的比喻就是，“安乐窝”在我心中展开的方式，不是由一只纸船展开为一张白纸，而是由一株花苞展开即绽开为一朵鲜花。它不作为具体的构想存在于我头脑中，而是作为飘忽的幻影、模糊的意念、无形状的呈示与不确定的发现，存在于我的感觉之中。感觉是我生命的养分，尊重它是我的不二选择。就这样，“安乐窝”这颗时间与死亡私孕的种子，借我之腹发育了起来，渐渐地，我终于能看清它了，看到它正由一只青蚕变成飞蛾，正由一幢陈旧破败的建筑变成一个命途多舛的壮年男子。二○○四年初，我再度开始分娩它，并以《我为我哥写悼词》对他重新命名。大约又是写出三万字后，我腹中另一粒虚有的种子，忽然破空而来，这个叫“SBS”的家伙，像个霸道的小弟弟那样插队加塞，要抢在“我哥刁北”前出生面世。“我哥刁北”大人大量，安静地看着小弟弟茁壮成长，直到二○○六年金秋时节，我的《代号SBS》定稿之后，它才悄然踏上成熟之旅。我愿意多说一句的是，在它十七个月的分娩旅程中，它还接受过我为它举行的另两次命名典礼：一次叫《死前史》，一次叫《亡》。

在《我哥刁北年表》里，主人公刁北是个书生，喜欢格言警句。如果由他总结他自一九九六至二○○八的漫长旅行，他也许要说：写作的确是神秘之事，但写作不为制造神秘，而是为了戳穿神秘。

最后我想引维克多·雨果写死亡的两行诗结束此文，我认为它与“我哥刁北”有些互证的关系。它与我这篇短文也有关吗？我希望有。

严峻的收割者，手执着大镰刀前进

一步接一步，沉思着走近剩余的麦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