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不让前人的历史被湮灭而扭曲，《幌马车之歌》的作者蓝博洲持续追寻前人的生命足迹与印记，在历史残酷的喑哑处苦心求索，想方设法搜集史料与人证，著成《幌马车之歌续曲》，最终把这些被岁月尘埃掩埋忘却的身影铺展为时代的证言，见证了李苍降、蓝明谷、邱连球三位台湾青年为理想殉难的热血生命，以及不容抹灭和纂改的历史斫痕。

蓝博洲著的《幌马车之歌续曲》向我们呈现了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台湾白色恐怖时期牺牲的三位台湾青年李苍降、蓝明谷、邱连球的生命故事。他们出生于日据统治下的殖民地台湾，不得不接受日本所实行的“皇民”和“奴化”教育，对于民族压迫有着切身的感受，自年幼起就具有强烈的抗日精神与祖国意识。抗日战争爆发后，他们努力通过各种途径投身到抵抗外来侵略者、争取民族独立与自强的历史浪潮中，将自身的理想与祖国的解放、台湾的回归紧紧联系在一起。也正是在这一过程中，他们看到了国民党统治下的百姓生活困苦不堪，因而在思想上主动向共产主义靠近并在台湾参与共产党地下组织，并因此最终在五十年代白色恐怖时期被国民党情报机关逮捕、刑求直至处决。

寻找新民主同志会的同志——李苍降

寻找从福马林池捞起的诗人——蓝明谷

寻找六堆客家庄农运斗士——邱连球

大事年表

陈炳基：三月廿九日晚上，台北各校学生在台大法学院操场联合举办庆祝青年节的营火晚会。李苍降与我仍不畏被捕的危险，出现在会场上。四月六日凌晨，为了镇压三月下旬以来风起云涌的台北学运，国民党台湾当局派出大批武装军警，强行闯入师范学院与台大的男生宿舍，集体逮捕了两三百名学生。在这场一般称作“四六事件”的镇压发生以后，四月八日，党通过李苍降向我传达指示说，党顾虑到我已经因为新民主同志会事件而被公开通缉，许多牵连“四六事件”而被捕的学生又都和我有关系，因此要我撤退大陆。四月十日，我于是在组织的安排下，从基隆搭船，潜往上海。

许训亭：大概是一九四九年春天吧，李苍降突然到我家找我，说他要结婚了，请我向林振荣借礼服。我问他什么时候，在哪里请客。他说不请客。我说，你起码也要请我们这几个好朋友。他坚持说不请。我们都很愤慨。几天后，他来我家还礼服，同时也带新婚的妻子来与我认识。以后，他就不曾来找我了。现在想来，他似乎在那时已经在搞革命工作了，所以才刻意与我们疏远吧。

曾碧丽：我第一次见到李苍降是“二二八”之后，在一个同学家里。她的未婚夫刘英昌与他同是日据时期因为抗日而坐过牢的朋友。苍降从杭州回来后跟他很要好。

我是罗东人，我父亲林清泉是牙医，家境不错，一九二五年我出生以后就请奶妈照顾我，所以我一直住在奶妈家里。我虚岁五岁的时候奶妈过世，家人要把我带回去。可是我那“寄药包”为生的奶爸对我有感情了，舍不得，就把我托给他亲戚，晚上再带回去陪他。我父亲动用了认识的警察才找到我，把我带回家。我母亲吃斋念佛，不太会照顾小孩。我回家以后就一直生病。我父亲只好把我送给基隆一个做生意的朋友做养女，养父姓曾，名叫曾火，家境也不错。因此我也改姓曾。

太平洋战争时期，就读兰阳高女的我去应征看护士，先在台北红十字会训练，然后被送去日本占领的香港的野战医院服务。一年三个月后回来。因为正式护士很缺，我和那些战地回来的就在马偕医院对面的神学院（今国宾饭店）重新训练，并且通过考试，正式取得护士证书。我记得，毕业那天，台湾第一次遭受到盟军的空袭，总督府被炸坏了，中山北路上也死了很多人，场面很吓人。救护站是有些老医生，但不会处理运来的伤患；倒是我们这些从战地回来的护士有经验，知道怎么处理。后来，我去基隆警察局第三科（司法科）当雇员，训练日本人护理的救护，月薪四十五圆，比一般雇员的廿五圆高了很多。当时，基隆跟高雄被炸得最厉害，几乎每天晚上都会来空袭，基隆市民就要去防空洞躲。我是基隆女子救护队队长，带领六个从战地回来的队员，各背一个救护袋，四处去救人。最远的一次，我们走到社寮岛那边去救护伤患，轰炸之后，那里死了很多人，死者的手的皮肤都像戴手套一样膨胀起来，很残忍。我才知道，炸弹爆炸的时候要把嘴张开，让炸弹爆炸之后的暴风出来，才不会那样。

日本投降以后，我仍然在基隆警察局第三科工作。本来，局里头有三个女职员，两个日本人，那时就只剩我一个了。日本人要遣返回去的时候，我就被派去检查他们的行李。我记得，当时国民政府接收台湾是先派宪兵过来，然后是国军，最后才是警察。国军来的时候，我很高兴，也跟着大家去码头欢迎。但是，看到那些国军不太像样的军容却让我大失所望。社会治安很乱，他们显然也把我们台湾人当作战败国的子民那般对待，我也因此感到苦闷。然后“二二八”就发生了，我也救了很多人。

因为受日本教育的关系，认识苍降的时候，我既听不太懂也不太会讲闽南话，更不用说国语了。他先问我在警察局上班的待遇如何，科长是谁。然后问我对刚刚发生的涩谷事件的看法与感想。我用日本话回答他，说我不在现场，不知道这件事。他似乎对我印象不错，就说要跟我做朋友。我不大喜欢他这种直接的态度，就说我太忙，不要。因为工作职位的关系，基隆市若发生什么事情，记者和一些相关人员都会来找我；我想，我哪有时间跟每个人都做朋友。第二次，他就直接到基隆警察局找我。当时，我正在上课，学国语。工友来跟我说有人找我，我以为是公务，就收拾课本，走下楼去。结果，我看到是他在等我。我想这个人真没礼貌，就不太高兴地用日本话说我正在上课，要他赶快离开。他却笑着说，你去上，我等你。第三次，他干脆就直接到第三科来找我了。那天下午，大概三点多钟吧，他神色自然笑笑地走进来，我吓了一跳。我在司法科接触的人很多，我注意到一般进警察局的人不外是三种嘴脸：例如，有犯罪心理者会怕怕的；想要说情的地方士绅则是一副拍马屁的嘴脸；打听情报的记者则会故意装作傲慢的风骚。我不曾见过像他那么大胆的人，我不晓得他真正的身份是什么。但我从他的言行举止知道，这个人肯定不是个简单的人物。我对他有了一点好感，于是告诉他，以后要找我，不要到警察局，直接到我家里。

P38-41

『但我知道，即使不是我，将来总会有记起他们，再说他们的时候的。』1933年鲁迅是这么说的，如今蓝博洲也是这样想的。

——汪晖

我不认为蓝博洲只是一个『作家』，他是一个写历史的人，他为已经不为人知的台湾史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证言。

——吕正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