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铸成著的《报人张季鸾先生传(修订版)(精)》的传主张季鸾和吴鼎昌、胡政之合称新记《大公报》“三巨头”。自1926年接收湮没无闻的天津《大公报》后，他们以“不党、不卖、不私、不盲”八字宗旨加以苦心改造和着力经营，使《大公报》逐渐成为其后二十多年间举足轻重的舆论重镇，而张季鸾也凭借其出神入化的一支笔，成为文名远播的报界骄子。

本书为老报人徐铸成先生晚年撰写传记三种之一。三联书店曾于1986年初版，此次即据以核实史料文献，改正错讹后修订重版。

《报人张季鸾先生传(修订版)(精)》在恢复张季鸾及《大公报》的本来历史面目方面，做了大量澄清和辨伪工作。张氏以一介无拳无勇的书生，怀抱文人议政的理想，虽两度系狱，而志气未尝少歇，体现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节操。他的社论更是使《大公报》大放异彩的金字招牌，于新闻中见评论，在评论中有新闻，笔锋常带感情，功效辟易千军。对此，书中都有浓墨重彩的铺陈。同时，书中还穿插了不少文坛掌故，报界秘辛，足广见闻。张氏之外，对包括吴鼎昌、胡政之在内的诸多大公报人，本传也多有旁及评述。综合来看，本书也不妨作《大公报》简史或《大公报》人列传看。

引言

风雪途中

衡老谈往

萍水相逢

留日五年

《民立》之花

两度系狱

生死之交

耳目一新

优哉游哉

拂袖去川

沪版创刊

西安事变

白圭之玷

“七君子”案

到处开花

毕生尽瘁

附录

 天津怀旧

风雪途中

1901年9月，清政府的全权代表奕勖、李鸿章与英、美、德、日等十一国代表签订了《辛丑条约》，规定中国向参加八国联军的各国，赔款白银四亿五千万两，分三十九年还清，年息四厘。本息合计九亿八千多万两，以海关税、常关税及盐税作抵押；划北京东交民巷一带为使馆区，不受中国政府管辖；拆毁大沽炮台，各国军队可驻扎从北京到大沽口乃至山海关各地区。这是清政府签订的全面丧权辱国的卖国条约。从此，中国人民陷入了半殖民地更黑暗的深渊。

10月，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从西安起程回北京。

11月初，李鸿章在举国责骂声中病死。

就在这个时候，在汾阳到离石的官道上，有两辆大车向西缓缓驶行。那时大雪方止，昏黄的斜阳，照在白皑皑的大地上，像罩上一层黄雾。

四匹瘦马，吃力地拉着这两辆大车前进，嘴里不时喷出白气，车后，留下两条不深的辙印，前面车上的老王头，不时挥着鞭子，“吁”，“驾”，指挥着车子在崎岖的雪道上避开沟沟坑坑。他其实很心疼这两匹老马，鞭梢打在大道上，飞起一阵阵雪花。坐在他旁边的，是一位须发半白的老人，一面在打盹，一面不断向老王头哕唆：“不忙赶路，不要让东西颠簸得太厉害。”他是西北口音，但在山东住了多年，夹杂了不少山东土话。老王头不全懂，以满口的晋北话回答：“老人家，你倒不着急，太阳快平西了，离开离石还有十多里路呢，天黑前赶不到宿头咋办？”他戴着一顶破皮帽子，嘴里叼着烟管。

车子里装的是一口棺材，用稻草和麻包层层捆好的。前面放着一块神主牌，上写：“钦封奉政大夫邹平县正堂翘轩府君神位。”旁边有烛台和香炉。棺材四周，安放着几个半旧的箱笼和木器，没有十分沉重的东西。

后面那一辆车，车夫也已四十开外，满脸胡子，笑呵呵地坐在赶车座上，抱着车鞭，有时闭上眼，听任牲口紧跟着前面的车子走。身旁坐着一位看上去只有十岁左右的少年，头戴着白棉披风帽，身上是青面厚棉袍，外罩一件黑布马褂。他很瘦弱，高高的鼻梁，一双眼睛黑里带青，炯炯有神。他随着车子摇晃，眼睛却盯住手中的书，有时车摇晃得厉害，就紧靠在老李头的怀里。

“老人家，你到过榆林没有？听说那里今天的雪下得还要大，地方也更加荒凉，是吗？”

“咱赶车已二十多年，从来只赶到离石或吴堡为止；过去，就由那边的车接运了。咱曾空身去绥德赶过几次集，那儿比咱们的汾阳府差多了。听人说，再往北去，风沙越大，田也不大种庄稼，尽种大烟。老百姓比咱这里苦多了。乡间多是窑洞、窝棚，路上也不太平，常会碰上土匪。咱没有去过，不晓得究竟是个什么世界。”

少年听了不吭声，心里加强了凉意。他埋头看手中的书。那是一本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自从上月离开山东后，他把有关陕西特别是陕北三边一带这部分的章节，已反复看了好多遍，还想象不出家乡究竟是个什么样子。他其实已过了十三足岁，大概因为先天不足吧——他出生时，父亲已五十三岁了，母亲只有二十岁，身体都不够结实。父亲张翘轩，原是一个饱学秀才，四十多岁才中了进士，分发山东，曾做过几任知县。当时正是毓贤当巡抚——就是《老残游记》里极意刻画的貌似清正、实际却非常残酷杀害良民的“玉贤”。以后，换来了袁世凯，则极意巴结外国人，以镇压“红灯照”为名，到处杀戮善良的百姓。翘轩先生做了几任“父母官”，小心翼翼，力求不昧良心，名声是好的，但总受到府、院的申斥。（P8-10)

记得1947年春节期间，一位朋友请吃“年酒”，我和顾颉刚先生同桌联席。酒过三巡后，他郑重地对我说：“我回顾几十年国内报纸，总有一家最受知识界和广大读者欢迎，成为舆论重镇。它的销数不必是最大的，但代表公众意见，开创一代风气，成为权威。‘辛亥’前后的《民立报》——包括《民呼》《民吁》，民国初年狄平子主持的《时报》，‘五四’前后的北京《晨报》，20年代中期以后的《大公报》，当前（指抗战胜利以后——作者注）的《文汇报》，都起了这个作用。希望你们精益求精，继续前进，不负众望所归。”他这番话，对我是极大的鼓励。应该说，也是大体上符合历史真实的。当然，他那时没有看到过红色区域的报纸。

这中间，《大公报》所占的权威时间最长——从1926年9月至1945年10月，在国内外的影响也最大——1940年曾被美国密苏里大学授予奖章，认为是东方最优秀、最严肃的报纸。它的成功，谁都知道，主要是靠张季鸾先生那支笔，其次是胡政之的经营、吴鼎昌的资本以及全体同仁的努力。他的笔，包括文笔犀利、议论精辟的新闻评论，首创一格的新闻编辑和标题，以及由于他的特殊新闻敏感，指挥采访、写作的独特新闻，在我国近代新闻史上，他无疑是一位杰出人物。

我是从《大公报》跨进新闻界大门的，从学“场面”到生、旦、净、末、丑，直至最后“挑大梁”，都是在他和政之先生的细致指导和严格要求下逐步学会的。而且，在他的晚年，肺病已发展到末期（当时还没有肺病特效药），他每次从重庆到香港疗养，一住几个月，只要能抽空，必约我到他的旅舍对坐长谈。从他的经历到心得、经验，从文字锻炼到推理方法，无所不谈，真是循循善诱，希望我尽快成熟起来。他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他知道来日苦短，而事业要后继有人，他显然是希望王芸生兄和我能成为他的“传人”——接班人的。

他是1941年9月在渝病逝的。记得他最后一次来港时，有一天和我长谈后，曾气喘吁吁地说：“我的身体实在不行了，希望能熬到胜利，我打算请半年假，彻底疗养，到燕京大学去住住，抛开一切，精神好时，和学生们谈谈经验和体会。”我说：“那么，我也请半年假，当你的助教，把你讲的详细记录下来。”他笑着说：“我暂离报馆，你就更忙了，哪有工夫陪我去？”

他每次来港，还不时同我去吃小馆子，多半是新开的河南馆“厚德福”，有时也约金诚夫兄——当时港馆的经理同去。他知道我不吃鱼腥，自己总只点一味“瓦块鱼”，其余的菜，都叫我选：“铸成，你喜欢吃什么，尽管点，不要怕贵；要吃得香，尽可能多吃，身体是最宝贵的本钱，要保养好。我自信脑子还十分管用，就是体力不行，力不从心了。”我们边吃，也时常边议论报纸。他对其他报纸不多谈，只注意金仲华兄主编的《星岛日报》，有时《星岛日报》有一篇好社论，一个好标题，他会赞不绝口。对羊枣写的时事评论，也十分注意。曾说：“这样的分析，对海外人士的抗战热情，会发生极大的鼓舞作用。”

……

我也想以一“家”之言，就所知、所闻及长期的亲身感受，为季鸾先生写一篇小传，定名为《报人张季鸾先生传》，以怀念这位杰出的前辈、本师。为什么不加“伟大”“卓越”这类的形容词？我认为，报人这个称谓，就含有极崇敬的意义。

我国近代新闻史上，出现了不少名记者，有名的新闻工作者，也有不少办报有成就的新闻事业家，但未必都能称为报人。历史是昨天的新闻，新闻是明天的历史。对人民负责，也应对历史负责，富贵不淫，威武不屈；不颠倒是非，不哗众取宠，这是我国史家传统的特色。称为报人，也该具有这样的品德和特点吧。

季鸾先生1911年参加《民立报》，到1941年逝世，度过了整整三十年的记者生涯。初期是备历坎坷的，1926年主持《大公报》笔政以后，十五年问，驰骋报坛，声名远播海外，其影响之大，在欧美报人中亦不多见。

事有凑巧，我从1927年当记者到1957年被迫搁笔，也恰是整整三十年，而历程却极不同。前十年，我在他的卵翼和指引下，成长相当顺利；我1938年进入甫创刊的《文汇报》，自己“唱主角”以后，二十年间，却备历艰辛和折磨，报纸被停、被封，停了再易地出版，达五次之多。最后且被戴上了“鼎鼎大名”的“桂冠”，记者生命，几乎也像季鸾先生一样夭折了。

幸运的是，中共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拨乱反正，我又重见天日，而且复活了我的写作生活，新闻旧事——当然以旧闻为主，四年多中已写了近二百万字，而且在五所大学的新闻系兼任教授，还亲自带了四个研究生，季鸾先生生前向往而未能实现的事，我可以有条件实现了。当然，也像“梅派”弟子一样，论艺术水平、功力和“底气”，比梅兰芳先生本人，要差得远了。

试写季鸾先生的传，我不惴愚陋：主要想把这位报人的经历、气质、情操乃至声音笑貌，再现在读者面前。也想以他为主轴，大概描述一下“辛亥”以来旧中国报界的一般面貌，并反映当时的政坛逸闻。

个人的见闻有限，加上年近八旬，文思日见枯竭，记忆力也日就衰退，疏漏之处一定不少，分析尤限于水平，很难恰如其分。希望海内外朋友和读者不吝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