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成长为国学名家
（一）浙东—少年
范文澜，字仲沄，号芸台，于1893年11月15日出生在浙江绍兴的一个旧式书香家庭。先辈世代读书，父亲范寿钟，继承祖业有地三十亩，本人科场落第，居家治学，相当博学，亲自教育子弟。叔父范寿铭，自清末至民国初年，先后在河南任辉县知县、河北道尹，喜研究金石学，著有《循园金石文跋尾》等书。范寿铭对范文澜青少年时代影响不小，范文澜在自传体文章中他是“和蔼可亲的叔父”，与“严肃可怕的父亲”正相对应，范文澜以后来到北京求学，再后来又在河南汲县教中学、在开封教大学，都和叔父有直接的关系。
范文澜自幼在私塾读《四书》，又由父亲自教五经、古文和《泰西新史揽要》等，并教写策论文章，准备将来应举。1905年，清朝废科举，兴学堂。1907年春，十四岁的范文澜进入县立高等小学堂，插入三年级。范文澜平常极少谈论自己的经历，他说过：“我不愿回忆过去，因为过去没有什么值得留恋。”1940年他初到延安不久，曾应《中国青年》杂志社的要求写了自传体文章《从烦恼到快乐》，留下了极其珍贵的叙述他自童年至到达延安之前的经历。从这篇文章中我们读到，同范文澜历史著作的严谨、深沉，以及他处处留给人们谦虚、温和的印象形成强烈对比的是，他童年和少年时生性特别好玩和淘气，这实在大大出乎我们的意料。他这样叙述他好玩的童年：
我生在旧社会所谓“诗书门第”的家庭里。父亲性格极严肃，对儿子们很少表示喜笑的和蔼态度。母亲当然亲爱得多，但儿子们怕她，不比怕父亲差多少。这样，挨打挨骂的危机到处潜伏着，只有“小心翼翼”“循规蹈矩”避免一切可以招致打骂的行动，才能获得眼前的和平。
现在想来，不能埋怨父亲母亲对我的过度管束，因为我的过度好玩，实在使爱我者为之惊惧不安。我那时候觉得什么都是好玩的。池塘里摸虾蟹泥鳅，有一次几乎淹死。乱草堆捉蟋蟀，时常被蜈蚣黄蜂螫伤，有一次几乎被蝮蛇咬死。爬树探鸟巢，上屋顶乱走眺望，送子观音殿偷小菩萨，大雪天在雪地赤脚奔跑，制造戈矛（削尖的竹竿木棍）炮弹（鸡旦壳装石灰）等武器和邻舍儿童打架。诸如此类的玩闹，害得父母担忧生气，花钱请医生，向受害者道歉，等等麻烦苦恼，怎能不使他们讨厌头痛呢。
在父母面前，装得十分恭顺，“无懈可击”，一出监视范围，就雀跃鼠窜，畅所欲为。玩的时候，决没有想到闯祸的后果，挨打的时候，也没有想到以后的不再玩。客观方面，打骂与玩是联系着的，主观方面，打骂与玩是两件不相干的事。所以我相信，打骂制度，毫无用处。
童年时代的玩耍嬉戏，决不妨碍日后能成长为大学问家，而严厉的打骂，也无法改变儿童好玩的天性，这是我们读了这段自述自然留下的强烈印象。自七岁入私塾后，在老师的严厉管教之下，活泼的儿童变成了终日背书和受罚的机器人，老师冷酷无情的体罚，给幼小的范文澜造成肉体上和精神上无尽的痛苦，少儿的乐趣被残酷地剥夺了：
我七岁进书房，老师姓赵，据说他的“坐功”在蒙师群中很著名。的确，他从不生病，从不告假回家去，除了年底放一个月假，其余三百多天，总是像机器人一样，依规律教书。我开始读司空图《诗品》，接着读《大学》《中庸》等所谓“四书”“五经”。我记忆力很坏，“大学之道，在明明德”似乎还好记，“大学者，大人之学也”那一套，真觉得唠唠叨叨，纠缠不清，背书挨打，总是为了注文欠烂熟。心里怒骂“朱熹是什么东西，造出这许多狗屁，让我吃苦，非烧掉你不可”。
书房学生共三个人——我，我的哥哥，还有一位堂阿哥——在赵老师严格“管教”之下，三个活泼儿童，也都成了机器人。赵老师夏天爱睡午觉，我们三人约定午睡时间，提高嗓子，拼命朗诵。如此日久，赵老师自动放午假，让我们暂时休息。春秋冬三季读夜书，瞌睡得要死，赵老师放轻脚步，从后面轮流猛击瞌睡者头部。这在书房术语，叫做“吃栗子块”。老师紧握着右拳，中指节凸出成三角形，三角尖击头，照例起块像栗子大。每天夜里，老师的拳忙着送栗子块，学生的头忙着吃栗子块。油灯暗淡，书声高低断续，栗子卜卜作响，这就是书房里大小四个机器人的工作。
在科举制度下，世世代代训练出一批又一批不会独立思考，只会死记硬背、生吞活剥古老经书和拼凑八股文章的“机器人”，根本不考虑儿童的接受能力和兴趣爱好，更无丝毫尊重儿童人格和改进教育方法的意识，而认为无情的体罚就是训练死记硬背的惟一手段，严重摧残儿童的身心健康，这种情景拿现代人的眼光看来实在感到残忍！（P1-3）
读书治学之路崎岖曲折
却又充满欣喜格外充实
大学里种下梦想
研究生阶段幸遇名师指导
从此走进学术殿堂
深深庆幸自己赶上这伟大时代
沐浴着学术发展的大好春光
刻苦自励辛勤耕耘
三十几个寒暑
三百万字篇章
抒写我对祖国优良文化传统的挚爱
对新世纪学术灿烂前景的渴望
上面这段话，表达了我编完《史学萃编》全书后的真切感受。直至此刻，我的心中仍然洋溢着殷切的感激之情，因为这九种著作的相继撰成和全书汇集出版，论其根源都应得力于时代之赐！这也正如我在最近完成的《历史学新视野——展现民族文化非凡创造力》一书后记中所言：“置身于这个伟大的时代，我才有真情、有毅力为深入发掘和理性对待祖国优秀传统文化而接连写出这些论著，并且充满乐观和深情地展望我们民族的未来。”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对本书的汇集出版给予了宝贵的大力支持。华夏出版社对全书出版予以热心帮助，责任编辑杜晓宇、董秀娟、王敏三位同志为编校工作付出很大心力。为这九本书稿做查核引文、校正错字、规范注释的工作甚为复杂繁重，幸赖各位教授、博士热心为我帮忙，细致工作，付出很大心力，他们是：晁天义、张峰、刘永祥、屈宁、焦杰、李玉君、张雷、施建雄、宋学勤、谢辉元。谨在此向以上单位和朋友郑重表示衷心的谢忱！夫人郭芳多年以来除尽力服务于其本职工作和照顾家庭之外，又为帮助我电脑录人、校对文稿等项付出辛勤的劳动，也在此向她深切致谢！
书中不当之处，诚恳地期望专家、读者惠予指正！
陈其泰
2017年8月12日
我于1939年农历十月十九日出生在粤东韩江边的一个小镇。我的外祖父是清末秀才，曾担任本地一所小学的校长，母亲于20世纪30年代初在粤东著名的韩山师范学校就读，后来辍学出嫁到陈家，我舅舅是镇上中心小学的教师。我在少年时代经常随母亲到江对岸十几里地外的外祖父家，最有兴趣的一件事情，是读舅舅房间小楼上保存得很完整的《小朋友》《东方杂志》等书刊。我的父亲和叔叔也都上过中学，家里有一个小书橱，记得书架上摆有《辞源》，鲁迅、周作人、孙伏园的散文著作集，《三国演义》和中国地图、世界地图等书，因年龄小读不懂鲁迅的文章，而《三国演义》则很有吸引力，在家里曾经如饥似渴地读过。我母亲平日也常将她学习过的古诗和散文名篇给我背诵、讲解。因此。我从小就培养了阅读的兴趣，以后上初中、高中至大学，都喜欢在课余阅读文学作品和各种报章杂志，从中吸取知识和思想营养。
我的初中、高中阶段更有许多值得回忆的地方。1951年，我考入家乡的球山中学。在我就读的三年中，担任校长、教导主任的都是教育界的精英，又恰好学校从汕头、潮州聘来一批有学识、有新的观念和作风、热爱教育事业的青年教师，课程开设齐全，采用新的“五分制”，老师认真改进教学方法，重视课堂上师生互动，提高教学效果，体育课也上得新颖、活泼，活动多样，总之整个学校呈现出蓬勃向上的景象。1954年我考入丰顺中学读高中，学校设在县城，是县里的重点中学。这里不仅学校规模更大，环境更优美，更重要的是许多任课老师讲课都很精彩，每天引导我们在知识的海洋中畅游。县城离家乡山路一百里，我们这些来自球山中学的学生只有放寒假、暑假才回家，平时每个星期天上午都坐在教室里安静地做作业，或预习，下午则到操场锻炼身体，整理内务，生活过得很充实、愉快。在校也不是死读书，学校重视社会实践和参加生产，安排学生上山植树、挖水渠，参加附近乡村的生产劳动和抗旱，我虽然个子小，视力不好，但也能在烈日下蹬水车，蹬几个小时车水抗旱，干得劲头十足。从1951年上初中到1957年9月考入大学，这六年时间，正是新中国成立后国家蒸蒸日上、社会风气良好的时期，六年时间，我在老师指导下专心地读书，广泛地吸收知识，并且接触了一些社会实践。这是一段极其珍贵的岁月，使我以系统、坚实的各学科知识和奋发向上的社会理想武装了头脑，这对于我的人生道路和学术历程是极其重要的。在许多年之后，我的《史学与民族精神》出版，有一位作者在书评中说，“阅读本书能强烈地感受到著者论述诸多史家史著和文化传统时所怀有的昂扬、饱满的热情”。我以为这话讲出了书中的一个特点，而它恰恰是我在中学时代这一关键时期形成的世界观、价值观奠定的。
在中学阶段，我的文科、理科成绩都属优良，喜欢钻研数学、物理问题，记得高一《物理学》课本后面有约三百六十道总复习题，有的题很有难度，我利用假期大部分都做完了。当时对历史课兴趣一般，对地理却很有兴味，家中那两本《中国地图》《世界地图》是彩色大开本，虽是解放前出版的，却印制精美，又采用了一些很直观的显示方法，如“世界十大河流”，按比例并排地宛延画出每条河流从发源地流到海洋的示意图，依照当时测量的长度顺序为：密西西比河，尼罗河，亚马逊河，长江，多瑙河，黄河……并在地图边整齐地标出公里数，使读者一目了然，印象深刻难忘。我常常双手捧着“读”地图，一遍遍阅读、记忆图中城市、铁路、地形、河流、山脉、海岸线、港口、湖泊、名胜、沙漠、国界、省界、洲界等等，读得津津有味，许多知识历久而不忘。到了高中二年级时，我面临着高考选择什么志愿的问题。记得是和同学散步时一起议论，问到我报考什么时，我脱口而出：“我当然报理工科。”立即有一位同学表示十分惊异，说：“你怎么不报文科？你如果报理工科，考上名牌大学不一定有把握，如果报文科，就准能考上。”同学的话引起我的一番思索，我倒并不同样认为考文科定能考上最好的学校，而是考虑到自己先天性近视，报考理工科有许多限制；那就报文科吧！就这样，也没有请教过老师或其他长辈，报考文科的事情便这样决定了。到高三临近填报高考志愿时，班主任何方老师找我谈话，他是优秀数学老师，表示为我未报考理工科感到遗憾，建议我在志愿表中加填哲学系，说如学哲学，数理知识能有用处。事后多年回想起来，虽然我后来走上学习历史学科的道路，未能直接用上数、理学科知识，但是，在老师教育下长期下功夫学习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学等学科知识，长期地训练逻辑思维与严谨、严肃的治学态度和方法，对于以后在历史学领域的发展，仍然是十分重要的。
……
我们既有历经数千年形成的中华文化优良传统，又有一百年来创造性运用马克思主义、引领社会前进的优良传统，这两者是保证中华民族处于当今国际激烈竞争中繁荣、发展的强大精神支柱。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正是中国共产党人创造性地将马恩著作中的基本原理，与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相结合而确立的正确方向。如何在实现现代化大业中，更加自觉地把这两个优良传统结合起来，是当前我们应该解决的具有重要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的课题。通过研讨，更加深刻地认识传统文化的精华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方向二者互相贯通，使我们在大力弘扬民族优良文化传统的同时，更加自觉地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正确方向，与时俱进，发展21世纪的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我在2008年主编《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成就》一书时，专门写了一个题目：传统思想的精华何以通向唯物史观。我提出的基本观点是：“中国传统思想中的精华，同样表达了历代人民大众的美好追求和理想，虽然未达到欧洲19世纪先进学说的高度，但其发展方向是相同的；这就成为‘五四’以后先进的中国人接受唯物史观学说的思想基础和桥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传统思想的精华，与中国文化形成的价值观的内涵深深地相契合，无疑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事业在过去将近一个世纪中与时俱进地发展．一直保持旺盛的生命力的重要原因。”并从传统思想中有丰富的唯物主义思想资料；历代思想家有大量关于辩证、发展的观点的论述，光辉闪耀，前后相映；历代志士仁人反抗压迫、同情民众苦难的精神：先哲们向往的大同思想四个方面，作详细论证。文章发表后，得到学界同仁的肯定和鼓励。我愿继续对此探索，为学术研究和服务社会尽绵薄之力。
当前我们正处于社会主义学术文化发展的黄金期。发扬中华文化的优良传统和近现代优秀学者的精神；当前学术界持续高涨的创新意识；大力吸收外来文化并加以鉴别、选择的自觉态度：这三大要素，为学术的繁荣、发展提供了极佳条件。我深信，更加光辉灿烂的未来必将展现在我们面前！
2015年3月17日
于北京师范大学寓居
《范文澜学术思想评传(精)》是《陈其泰史学萃编》的第六本，范文澜是当代杰出的史学家，他以几十年的潜心努力，在中国古代史和近代史领域都撰成享有盛名的史著，累计印数达数百万册，教育了一代又一代的读者，他在史学理论上也有卓越的建树。作者撰著本书的旨趣为：一、由于有关范老的生平和学术活动的资料极为分散，查找不易，作者尽可能收集，经爬梳考核后予以记载，以期做到资料翔实，并忠实于历史事实。二、探讨范老的生平及学术思想轨迹与论述其史学成就并重。
陈其泰著的《范文澜学术思想评传(精)》视角新颖，阐释文化传统民族精神，贯通研究，展现中国史学独特魅力。汇集陈其泰教授三十余年来的研究成果，为发掘、总结传统史学的丰富遗产提供新的研究视角，开拓“春秋公羊学”和“历史编纂学”两个重要的研究领域，为当前如何“展示中华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作出有意义的新探索，对近现代史学的演进历程作重新审视。